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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是小说，不是戏剧，是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讲述他获得各种文学奖的经历，说得确切些，是他接受的部分文学奖。有一些所获奖项他没有写，还有些奖他没有接受。但是该书读起来让人感觉到既像小说又像戏剧，体现着作者独特的叙事风格。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有矛盾和冲突，有惊喜和烦恼，有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也有柔情似水的关怀。获奖前前后后的经历大多不同寻常，有的让人忍俊不禁，有的让人瞠目结舌，有的甚至跌宕起伏，峰回路转。
读这本书让人不能不思考作家和文学奖这个问题。
作家是什么人？不是圣人，不是伟人，而是在为争取有尊严的生存过程中，能以文学的方式生动地表达真实感受的人。文学奖是什么？是某机构对作家文学成就的评价和奖励。颁发文学奖的组织有两种，政府的和民间的，其文学奖往往以历史上著名文学家冠名，但实际上与这个文学家没有任何关系，就像伯恩哈德在书中所说，毕希纳奖与毕希纳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政府某机构的，还是民间的，他们对作家的评价，都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某个具体评奖单位的烙印。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孰优孰劣，固然容易评定，哪个最佳最优，就很难说。真正公正的、让人信得过的评价是时间，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筛选和淘汰，能够流传下来、仍然让人喜爱的才是真正优秀和经典的作品。如果一个作家对当下的各种文学奖过于感兴趣，那他必定失去自己写作的根基。
一九六三年伯恩哈德的第一部小说《严寒》问世，同年，就因此作品获奖。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几乎年年都能拿到奥地利的或者德国的文学奖。
他的第一次文学奖让他欢欣鼓舞。得到消息后，他高兴得巴不得到市中心告诉见到的每一个人。首先，那是在他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后不久，作为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十足的信心，意外获奖无疑对他是莫大的鼓励。其次，这个奖以海涅的出版商命名，让人立刻想到著名作家海涅。第三，这个奖来自汉堡——他当时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使他感到特别开心的是，这个奖不举行颁奖典礼，获奖者届时将被邀请到汉堡卡姆佩出版社亲自领取奖金和证书。伯恩哈德拿着奖金返回维也纳后，立即用全部奖金五千马克买了一辆汽车，坐在新车里，光在维也纳开来开去还不过瘾，没过两天，便开到了南斯拉夫，结果让当地的司机把心爱的车撞成了一堆烂铁，万幸的是伯恩哈德捡回一条命，只受了点轻伤，看来这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故事。不过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经人介绍他请了一位资深律师向南斯拉夫方面索赔，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正当他懊恼不已，担心官司打不赢反倒要搭上一笔高昂的律师费用时，好消息传来，南斯拉夫方面确认，那个当地司机负全部责任，赔偿了汽车不说，还支付了一笔不菲的精神抚慰金和可观的服装补偿费。真是祸兮福之所倚。
此后的大多数获奖的经历都让他反感，甚至恼火。比如一九六七年，他先后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奖和奥地利工业家协会颁发的安东·维尔甘斯奖。在颁发国家奖的典礼上，文化艺术和教育部长竟说伯恩哈德创作了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南海的一个岛屿上，听得伯恩哈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谈到作家简历时把伯恩哈德称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了一些时间的外国人”，伯恩哈德曾在一次颁奖仪式上被称为“女士”，看来对他的待遇在不断升级。这还不算，随后伯恩哈德致答谢辞，这是一篇泛泛的讲话，从哲学的角度提及人生、死亡、社会和国家，当说到“国家”这个词时，不是放在一种常见的卑躬屈膝的语境中，而是以批评和审视的目光，于是部长勃然大怒，朝他挥拳威胁，然后扬长而去，把礼堂大门甩得山响，其他人无不尾随部长迅速离开，把获奖者伯恩哈德和他的三四位朋友晾在大礼堂里。第二天，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作家伯恩哈德制造事端，有的报纸上的文章甚至说：他是一只臭虫，必须铲除之。接下来是奥地利工业家协会颁发的安东·维尔甘斯奖。伯恩哈德已经正式接到参加颁奖仪式的邀请，但不久又接到举办单位取消颁奖典礼的通知，而且未说明出于什么原因。事后得知，原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部长突然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因为典礼的主角是“伯恩哈德先生”。既然没有机会在政府面前显示对文学艺术的资助热情，工业家协会也就不再愿意陪伯恩哈德一个人玩了。后来工业家协会以普通印刷品的形式，给伯恩哈德寄去获奖证书，并汇去二万五千先令的奖金。
伯恩哈德感慨，一个工业家协会，资产以百万、千万计，颁发的文学奖只有区区二万五千，堂堂的国家奖也是这个数目，仅相当于一个中级乡镇职员最低月薪。伯恩哈德说，他们不但不感到羞耻，反而在大小报刊上造势，大肆宣扬他们如何慷慨大度资助文学艺术，沽名钓誉。话又说回来，就文学和作家在这个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和受到的待遇来说，这两个单位对文学和作家的评价并非没有道理，可以说还是很专业、很准确的。
伯恩哈德参加颁奖典礼遭受的难堪、屈辱，使他从心里厌恶颁奖典礼。首先他得委屈自己穿上所谓体面的服装，规矩地坐在那里，听首长或官员张冠李戴、谬误百出的讲话，还要硬着头皮去听那些专家对你作品莫名其妙的分析。你还得坐在首长身边，听其在颁奖仪式上，因百无聊赖而发出的令人心烦的鼾声。
伯恩哈德对文学奖深层次的了解，是在他自己当了评委之后，很多文学奖的评委会是由某些该奖项的前获奖者组成。伯恩哈德在获得不来梅市文学奖后，曾作为评委评选这个奖项的下一届获奖者，两个多钟点的会议，都因一个人的提名得不到其他评委的支持而形成不了决议，最后评委已现倦意，隔壁餐厅的午餐饭香也飘散过来。这时突然有人从长桌上一堆书中随便拿出一本，并提议获奖者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了。于是两个多小时从未被提及的这位作者，就得到了评委几乎一致的通过，成为新的获奖者。而伯恩哈德多次提议的卡内蒂，却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否决，数年后卡内蒂不但获得了毕希纳文学奖，而且还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这样一些事实，让伯恩哈德对文学奖从反感到鄙夷，最终甚至于憎恶起来。他在书中说：“在我欣喜雀跃地接受了尤利乌斯·卡姆佩奖之后，每逢再得奖，总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感到恶心，心中总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许多年里每逢有奖向我颁发，我都显得太软弱，不能坚强地说声‘不’。我总是想，在这方面我这个人性格有缺失。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我憎恶那些典礼，那些仪式，但我却去参加；我憎恶那些颁发奖金者，但我却接受他们递给我的奖金。”他又说：“今天不可能再是这样了。人已过四十岁了……”
一九七二年伯恩哈德获得弗朗茨-特奥多尔-乔科尔文学奖，他没有去拿那一万八千先令的奖金，而是让人把它作为对监禁者的救济汇给施泰因监狱，他在书中说：“其实这样做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此这般的所谓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慈善行为，归根到底也并非没有虚荣的成分，自我美化、自我满足。让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不再出现，唯一的做法就是不让自己再接受荣誉和奖金。”
伯恩哈德的确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九七六年，奥地利联邦商会因伯恩哈德在这年发表的自传体作品《地下室》向他颁发联邦商会文学奖。这本书记叙了他年轻时在城边一个居民区食品杂货店当学徒的经历。伯恩哈德不把这个奖与他的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他的学徒岁月。颁奖典礼上商界人士不称他作家，而是杂货店学徒，他甚至于觉得自己是商界一分子。他们不夸夸其谈，在宴会上，伯恩哈德坐在商会主席身旁，面对着这位想当初自己满师出徒的考官，他竟动情地与对方畅谈起对他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那段生活。
伯恩哈德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了。一九七九年伯恩哈德退出达姆施塔特语言文学科学院，一九八○年在答记者问时他说，他只对写作感兴趣，他不参加任何协会，不当任何什么院和什么团体的成员，他只做医疗保险的成员。他再次重申不接受任何什么荣誉和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
也许人们要说，伯恩哈德为人不够厚道，用文学奖的所得购置了房产买了汽车，反过来还要对文学奖口诛笔伐。其实，他在批判文学奖的同时也在剖析自己，而且毫不留情，他在书中说：“我对金钱贪婪，我没有个性，我是一头猪。”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获得文学奖与否与一个作家的成就没有关系，更多地与文学以外的因素有关。他蔑视那些总喜欢巴结权势的作家，他们甚至于早点喝一杯咖啡，或者去旅行度假都不用自己掏钱。他说，我们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会写出什么好的作品来呢。
他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文学没有价值，这里音乐有价值，浅薄的话剧表演也有价值，比如那种没有棱角和锋芒的卡芭蕾。奥地利人承受不起严肃文学，只有低俗的逗乐在这里有市场。伯恩哈德在自由汉莎市不来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伴随着清晰的是寒冷的加剧。”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得没有童话，没有幽灵。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让世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财富和权力的勾结日益明目张胆。这清晰让我们惊恐，在清晰中我们感到寒冷。想象和幻想的行将消失意味着文学的末日，没有文化、没有文学艺术的世界是清明的，也是更加寒冷的。不少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已经失去了自我，热心旁门左道追名逐利。一个真诚的作家，不会让文学奖干扰和左右他的创作，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温润人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抵御惊恐和寒冷。
读这本书让人不能不思考作家和文学奖这个问题。
作家是什么人？不是圣人，不是伟人，而是在为争取有尊严的生存过程中，能以文学的方式生动地表达真实感受的人。文学奖是什么？是某机构对作家文学成就的评价和奖励。颁发文学奖的组织有两种，政府的和民间的，其文学奖往往以历史上著名文学家冠名，但实际上与这个文学家没有任何关系，就像伯恩哈德在书中所说，毕希纳奖与毕希纳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政府某机构的，还是民间的，他们对作家的评价，都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某个具体评奖单位的烙印。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孰优孰劣，固然容易评定，哪个最佳最优，就很难说。真正公正的、让人信得过的评价是时间，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筛选和淘汰，能够流传下来、仍然让人喜爱的才是真正优秀和经典的作品。如果一个作家对当下的各种文学奖过于感兴趣，那他必定失去自己写作的根基。
一九六三年伯恩哈德的第一部小说《严寒》问世，同年，就因此作品获奖。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几乎年年都能拿到奥地利的或者德国的文学奖。
他的第一次文学奖让他欢欣鼓舞。得到消息后，他高兴得巴不得到市中心告诉见到的每一个人。首先，那是在他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后不久，作为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十足的信心，意外获奖无疑对他是莫大的鼓励。其次，这个奖以海涅的出版商命名，让人立刻想到著名作家海涅。第三，这个奖来自汉堡——他当时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使他感到特别开心的是，这个奖不举行颁奖典礼，获奖者届时将被邀请到汉堡卡姆佩出版社亲自领取奖金和证书。伯恩哈德拿着奖金返回维也纳后，立即用全部奖金五千马克买了一辆汽车，坐在新车里，光在维也纳开来开去还不过瘾，没过两天，便开到了南斯拉夫，结果让当地的司机把心爱的车撞成了一堆烂铁，万幸的是伯恩哈德捡回一条命，只受了点轻伤，看来这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故事。不过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经人介绍他请了一位资深律师向南斯拉夫方面索赔，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正当他懊恼不已，担心官司打不赢反倒要搭上一笔高昂的律师费用时，好消息传来，南斯拉夫方面确认，那个当地司机负全部责任，赔偿了汽车不说，还支付了一笔不菲的精神抚慰金和可观的服装补偿费。真是祸兮福之所倚。
此后的大多数获奖的经历都让他反感，甚至恼火。比如一九六七年，他先后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奖和奥地利工业家协会颁发的安东·维尔甘斯奖。在颁发国家奖的典礼上，文化艺术和教育部长竟说伯恩哈德创作了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南海的一个岛屿上，听得伯恩哈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谈到作家简历时把伯恩哈德称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了一些时间的外国人”，伯恩哈德曾在一次颁奖仪式上被称为“女士”，看来对他的待遇在不断升级。这还不算，随后伯恩哈德致答谢辞，这是一篇泛泛的讲话，从哲学的角度提及人生、死亡、社会和国家，当说到“国家”这个词时，不是放在一种常见的卑躬屈膝的语境中，而是以批评和审视的目光，于是部长勃然大怒，朝他挥拳威胁，然后扬长而去，把礼堂大门甩得山响，其他人无不尾随部长迅速离开，把获奖者伯恩哈德和他的三四位朋友晾在大礼堂里。第二天，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作家伯恩哈德制造事端，有的报纸上的文章甚至说：他是一只臭虫，必须铲除之。接下来是奥地利工业家协会颁发的安东·维尔甘斯奖。伯恩哈德已经正式接到参加颁奖仪式的邀请，但不久又接到举办单位取消颁奖典礼的通知，而且未说明出于什么原因。事后得知，原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部长突然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因为典礼的主角是“伯恩哈德先生”。既然没有机会在政府面前显示对文学艺术的资助热情，工业家协会也就不再愿意陪伯恩哈德一个人玩了。后来工业家协会以普通印刷品的形式，给伯恩哈德寄去获奖证书，并汇去二万五千先令的奖金。
伯恩哈德感慨，一个工业家协会，资产以百万、千万计，颁发的文学奖只有区区二万五千，堂堂的国家奖也是这个数目，仅相当于一个中级乡镇职员最低月薪。伯恩哈德说，他们不但不感到羞耻，反而在大小报刊上造势，大肆宣扬他们如何慷慨大度资助文学艺术，沽名钓誉。话又说回来，就文学和作家在这个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和受到的待遇来说，这两个单位对文学和作家的评价并非没有道理，可以说还是很专业、很准确的。
伯恩哈德参加颁奖典礼遭受的难堪、屈辱，使他从心里厌恶颁奖典礼。首先他得委屈自己穿上所谓体面的服装，规矩地坐在那里，听首长或官员张冠李戴、谬误百出的讲话，还要硬着头皮去听那些专家对你作品莫名其妙的分析。你还得坐在首长身边，听其在颁奖仪式上，因百无聊赖而发出的令人心烦的鼾声。
伯恩哈德对文学奖深层次的了解，是在他自己当了评委之后，很多文学奖的评委会是由某些该奖项的前获奖者组成。伯恩哈德在获得不来梅市文学奖后，曾作为评委评选这个奖项的下一届获奖者，两个多钟点的会议，都因一个人的提名得不到其他评委的支持而形成不了决议，最后评委已现倦意，隔壁餐厅的午餐饭香也飘散过来。这时突然有人从长桌上一堆书中随便拿出一本，并提议获奖者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了。于是两个多小时从未被提及的这位作者，就得到了评委几乎一致的通过，成为新的获奖者。而伯恩哈德多次提议的卡内蒂，却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否决，数年后卡内蒂不但获得了毕希纳文学奖，而且还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这样一些事实，让伯恩哈德对文学奖从反感到鄙夷，最终甚至于憎恶起来。他在书中说：“在我欣喜雀跃地接受了尤利乌斯·卡姆佩奖之后，每逢再得奖，总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感到恶心，心中总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许多年里每逢有奖向我颁发，我都显得太软弱，不能坚强地说声‘不’。我总是想，在这方面我这个人性格有缺失。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我憎恶那些典礼，那些仪式，但我却去参加；我憎恶那些颁发奖金者，但我却接受他们递给我的奖金。”他又说：“今天不可能再是这样了。人已过四十岁了……”
一九七二年伯恩哈德获得弗朗茨-特奥多尔-乔科尔文学奖，他没有去拿那一万八千先令的奖金，而是让人把它作为对监禁者的救济汇给施泰因监狱，他在书中说：“其实这样做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此这般的所谓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慈善行为，归根到底也并非没有虚荣的成分，自我美化、自我满足。让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不再出现，唯一的做法就是不让自己再接受荣誉和奖金。”
伯恩哈德的确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九七六年，奥地利联邦商会因伯恩哈德在这年发表的自传体作品《地下室》向他颁发联邦商会文学奖。这本书记叙了他年轻时在城边一个居民区食品杂货店当学徒的经历。伯恩哈德不把这个奖与他的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他的学徒岁月。颁奖典礼上商界人士不称他作家，而是杂货店学徒，他甚至于觉得自己是商界一分子。他们不夸夸其谈，在宴会上，伯恩哈德坐在商会主席身旁，面对着这位想当初自己满师出徒的考官，他竟动情地与对方畅谈起对他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那段生活。
伯恩哈德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了。一九七九年伯恩哈德退出达姆施塔特语言文学科学院，一九八○年在答记者问时他说，他只对写作感兴趣，他不参加任何协会，不当任何什么院和什么团体的成员，他只做医疗保险的成员。他再次重申不接受任何什么荣誉和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
也许人们要说，伯恩哈德为人不够厚道，用文学奖的所得购置了房产买了汽车，反过来还要对文学奖口诛笔伐。其实，他在批判文学奖的同时也在剖析自己，而且毫不留情，他在书中说：“我对金钱贪婪，我没有个性，我是一头猪。”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获得文学奖与否与一个作家的成就没有关系，更多地与文学以外的因素有关。他蔑视那些总喜欢巴结权势的作家，他们甚至于早点喝一杯咖啡，或者去旅行度假都不用自己掏钱。他说，我们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会写出什么好的作品来呢。
他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文学没有价值，这里音乐有价值，浅薄的话剧表演也有价值，比如那种没有棱角和锋芒的卡芭蕾。奥地利人承受不起严肃文学，只有低俗的逗乐在这里有市场。伯恩哈德在自由汉莎市不来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伴随着清晰的是寒冷的加剧。”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得没有童话，没有幽灵。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让世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财富和权力的勾结日益明目张胆。这清晰让我们惊恐，在清晰中我们感到寒冷。想象和幻想的行将消失意味着文学的末日，没有文化、没有文学艺术的世界是清明的，也是更加寒冷的。不少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已经失去了自我，热心旁门左道追名逐利。一个真诚的作家，不会让文学奖干扰和左右他的创作，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温润人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抵御惊恐和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