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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性格”的科幻作家
2018年10月12日，刘慈欣在德国时间18‥15准时降落法兰克福机场。
第二天，我去他下榻的肯尼迪别墅接他。他只有这一天时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之后我们安排他去埃森、汉堡和柏林，完成一个由兰登书屋、孔子学院总部和法兰克福书展共同组织的“刘慈欣德国科幻之旅”。这一天有5个公众场登台及数不清的采访，中间只有半个小时吃饭休息。来德国之前我就警告过他，这一天会很可怕，他只简单回了3个字：没问题。
在刘慈欣跟他的德国出版商交流的15分钟内，很多媒体的镜头和闪光灯都对着他。他有些不自在，但努力忽略周围高密度的关注，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提问的回答上。“听说过‘间谍性格’这个词吗？”有一次他问我，“跟间谍没关系啊，是指不喜欢被别人注意到，而是愿意站在人群之外观察他人。我就是这种性格，没办法。”
但我觉得，他的谦逊和拘谨，更是他有意设计的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有了这段距离，他才能在科幻世界里存活，同时在现实世界里游走。
走到阳光灿烂的室外，刘慈欣给自己换上有近视度数的墨镜，把原来那副眼镜收进眼镜盒，再放到瘪塌的、半新不旧的双肩背包里。
就是这个包，在书展上马不停蹄的奔波中丢了一回。做完一场对谈后，书展安排了刘慈欣短暂地为读者签名。队伍排得很长，为了保证他那一天中唯一的30分钟休息时间，我和德国海纳出版社的公关经理巴伐利亚女士商量好，把长队拦腰截断，告诉后面的人改排晚上6点的签售。刘慈欣批评了我，说排在后面的是等待时间最长的人，我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本来一直有人抢着帮他拿包，但签售时他自己把包要过来，从里面取出了签字笔，之后包就不知去向了。
他坐下来快速梳理了一下思路，确定包是在签书的时候丢的。巴伐利亚女士一听，二话不说就返回活动现场。奇迹发生在刘慈欣的身上：巴伐利亚女士赶到时，包还躺在他签书的椅子下面，东西一件不少。我们当场立下两条规矩：从此他的包都由他自己背;每次签书都要签完最后一个排队的人。
《三体》拯救了21世纪的科幻
法兰克福书展广场中央搭建了一个很有科幻感的法兰亭，这里是国际著名作家们登场的大舞台。德国明星电视主持人、有当代“文学教皇”之称的丹尼斯·谢克问舞台上的刘慈欣：“您抽烟吗？”
“抽。”
这原本是一场两个男人之间很正常的对话。谢克话锋一转：“您以相信科学而著称。科学告诉我们，抽烟有害健康。您为什么还抽？”
“如果世界上的人，尤其是男人，都如此具有自制力，人类早就登上火星，飞出太阳系了。”全場掌声雷动。我们这个时代极具想象力的科幻作家还如此本真。
各种迹象表明，刘慈欣在西方实实在在地火了。《纽约客》赞美他为中国的阿瑟·克拉克，刘慈欣本人最敬重的美国经典科幻作家。谢克从2017年就在他的电视节目里力推《三体》，说这是他30年来读过的最激动人心、最具创新力的科幻小说，并放言：“《三体》拯救了21世纪的科幻文学。”
《三体》的成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现象，然而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刘慈欣本人也无法对此现象作出解释。他如实地与德国公众分享了他的困惑：10多年前写《三体》的时候，他还在一家火电厂当工程师，业余写科幻，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小说有一天会被外国人读到。
对头顶光环的人，有一个问题经常被德国记者们提出来：“《三体》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后，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跟你们想象的反正不一样，”刘慈欣回答说，“我生活在中国的一个五线城市，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
“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拒绝打扰才是正确的说法。和刘慈欣相处的几天，他的经纪人以没时间为由替他婉拒了一些高大上的邀请，他纠正说，要准确地告诉人家，是不想参加，免得人家惦记着改时间。“作家的最好选择就是远远躲在他的书后面，该说的书里都说了。”他这样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采访里说。
他还掐灭了人们对他的另一种想象，即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工作，在大孤独中写出关于人类宇宙的大科幻小说。刘慈欣说他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人。在火电厂上班时，每个月都要去北京出差，有时还要去欧洲出差，一走就一个月。
德国《时代周刊》在他来德国之前的一则预热报道中，讲对了一个事实：小学生刘慈欣看过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后，本以为书中的一切都是真事。父亲告诉他，这叫科幻。他第一次被人类的想象力震撼，慢慢成了科幻迷。“我是从科幻迷变成写科幻的”他说。
德国之旅结束后，11月8日他在美国华盛顿D.C.西德尼哈曼剧院领取了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他对去美国有点兴奋，因为那里是世界科幻的大本营，在那里有人能真正地跟他聊科幻，比如乔治·马丁。“你们怎么聊呢？”我很好奇。
他想了想：“首先，你得至少看过1000本科幻小说才能懂科幻是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他一路上都在念念叨叨各国科幻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任凭什么人提到什么书，他都答以“看过”。这是个自备一座科幻图书馆上路的人。
把科幻当作预言是很大的误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家都把欧洲人正在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拿出来问他，从星空问到蚂蚁，从歌德问到巴赫，从人工智能问到哲学，从政治问到道德。
“您可以拒绝，但拒绝了也没用，您已经摆脱不掉未来预言家的身份了！”一位德国的中国通幽默地给刘慈欣贴了个标签。
“把科幻当作对未来的预言，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刘慈欣不接这个球。
“《1984》不就是一本预言得挺准的科幻小说吗？奥威尔在21世纪的衣钵传人是位中国人，对此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中国通这样把刘慈欣介绍给晚餐会上的各位科学家。硬科幻碰上了硬科学。
“我记得有两本科幻小说是以年代命名的，”刘慈欣不紧不慢地说，“除了奥威尔的《1984》，还有克拉克的《2001》，它们都不是预言。有个有意思的说法，真正的1984年和书中的不太像，这本书的存在可能也是导致不像的一个原因。” 全屋静了一秒钟之后，对这句话快速反应过来的科学家们都击掌叫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读过《三体》，并不因为科幻的虚构性轻看小说家，反而被他强大的想象力折服。
在德国不谈哲学很难，哲学中的终极问题也是刘慈欣在科幻里探索的问题。那么，《三体·黑暗森林》里描述的黑暗宇宙图景，是刘慈欣先生本人所相信的未来吗？这是一路被追问得最频繁的话题。
刘慈欣首先阐述科幻不是未来学：“科幻小说家做的事情，就是把宇宙和未来的不同可能性排列出来。《三体》中描述的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也是最黑暗的一种。我觉得，向读者指出所有可能性中最坏的那个，提醒他们对未来作好准备，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德国著名知识分子兼科幻作家达特说，西方的哲学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他们相信只有能被证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然而，这样做却恰恰忽略了对可能性的预测和想象。现在全世界的科幻文学里，对未来的可能性的预测和想象，没有比刘慈欣做得更出色的了。这也是刘慈欣的科幻文学最独特的地方。以前的科幻小说里，用一个想象就能撑起一个故事。而《三体》里的想象与发明有上百种。在这部译成德文有2000多页的巨著里，还有包罗万象的科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主题，以及从严密的科学思维中滋长出来的诗意。
面对在《三体》里建立了宇宙社会学的刘慈欣，达特拎出了道德这个概念来发问。他发现刘慈欣的书中对道德判断保持了谨慎的距离。
刘慈欣微微侧着头，在思考中回答：“很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人会变，世界会变，只有道德是永恒的。就像康德，把心中的道德定律和头顶的星空相提并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幻觉。道德随着所处的自然、技术和社会环境变化，如果不变，无异于自取灭亡。”
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科幻作家
劉慈欣认为，《三体》的成功和他所生活的国家激增的科技实力是分不开的。这也是科幻这个文学体裁的特性之一。科幻的另一个特性是，它可能不会存在很久了。科技会杀死科幻小说，因为我们几乎已经生活在科幻小说描述的世界里了。
“您打算写到没有科幻小说的那一天吗？”北德电视台的主持人问道。
“我有信心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科幻作家。在一切变得平淡无奇之前，我要尽快把东西写出来。”
刘慈欣唯一的一次情感流露，还是通过间接的表达。在世界思想论坛的对话场，他陈述自己所处的文学传统：“现在的美国科幻不再关注星空和探索，把目光收回到人自身的问题。而我还在固执地守着过去的那块科幻阵地。阿西莫夫说过一句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新浪潮的泡沫终将会退去，硬科幻的海岸会重新显露出来。’只是这句话至今还没有实现。”
《南德意志报》的记者注意到，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远多于长篇。
刘慈欣说：“读我的短篇小说的读者会注意到，它们的框架和场景都很大，其实每个短篇都是一部长篇的梗概。但是这些故事没能写成长篇小说，确实是我作为作家十分遗憾的一件事情。我现在也经常在想，假如有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我的30多个中短篇小说都写成了长篇，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听到这里，我产生了一种要跟刘慈欣去他的平行世界的冲动。但是，我们先去了柏林的文化大教堂，这是刘慈欣德国之旅的最后一个公众场。
“我们真的需要认真考虑外星人这件事吗？”有观众问。
“外星文明可能是我们人类面对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刘慈欣答，“可能我们一万年也见不到外星人，也可能它明天就会出现。国际社会和地球人对此漠不关心，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伦敦正在发起反对脱欧的万人游行，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残忍杀害的新闻正在惊骇全球，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还没有任何松动，默克尔则号召她的基民盟把目光投向未来。
活动结束后，刘慈欣悄悄笑着对我说：“有一个问题我刚才没好提出来。科幻讨论的问题其实跟怎么成为上帝差不多。在上帝家里聊怎么成为上帝，上帝会怎么想呢？”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爱生活如爱啤酒》 作者：王竞）
2018年10月12日，刘慈欣在德国时间18‥15准时降落法兰克福机场。
第二天，我去他下榻的肯尼迪别墅接他。他只有这一天时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之后我们安排他去埃森、汉堡和柏林，完成一个由兰登书屋、孔子学院总部和法兰克福书展共同组织的“刘慈欣德国科幻之旅”。这一天有5个公众场登台及数不清的采访，中间只有半个小时吃饭休息。来德国之前我就警告过他，这一天会很可怕，他只简单回了3个字：没问题。
在刘慈欣跟他的德国出版商交流的15分钟内，很多媒体的镜头和闪光灯都对着他。他有些不自在，但努力忽略周围高密度的关注，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提问的回答上。“听说过‘间谍性格’这个词吗？”有一次他问我，“跟间谍没关系啊，是指不喜欢被别人注意到，而是愿意站在人群之外观察他人。我就是这种性格，没办法。”
但我觉得，他的谦逊和拘谨，更是他有意设计的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有了这段距离，他才能在科幻世界里存活，同时在现实世界里游走。
走到阳光灿烂的室外，刘慈欣给自己换上有近视度数的墨镜，把原来那副眼镜收进眼镜盒，再放到瘪塌的、半新不旧的双肩背包里。
就是这个包，在书展上马不停蹄的奔波中丢了一回。做完一场对谈后，书展安排了刘慈欣短暂地为读者签名。队伍排得很长，为了保证他那一天中唯一的30分钟休息时间，我和德国海纳出版社的公关经理巴伐利亚女士商量好，把长队拦腰截断，告诉后面的人改排晚上6点的签售。刘慈欣批评了我，说排在后面的是等待时间最长的人，我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本来一直有人抢着帮他拿包，但签售时他自己把包要过来，从里面取出了签字笔，之后包就不知去向了。
他坐下来快速梳理了一下思路，确定包是在签书的时候丢的。巴伐利亚女士一听，二话不说就返回活动现场。奇迹发生在刘慈欣的身上：巴伐利亚女士赶到时，包还躺在他签书的椅子下面，东西一件不少。我们当场立下两条规矩：从此他的包都由他自己背;每次签书都要签完最后一个排队的人。
《三体》拯救了21世纪的科幻
法兰克福书展广场中央搭建了一个很有科幻感的法兰亭，这里是国际著名作家们登场的大舞台。德国明星电视主持人、有当代“文学教皇”之称的丹尼斯·谢克问舞台上的刘慈欣：“您抽烟吗？”
“抽。”
这原本是一场两个男人之间很正常的对话。谢克话锋一转：“您以相信科学而著称。科学告诉我们，抽烟有害健康。您为什么还抽？”
“如果世界上的人，尤其是男人，都如此具有自制力，人类早就登上火星，飞出太阳系了。”全場掌声雷动。我们这个时代极具想象力的科幻作家还如此本真。
各种迹象表明，刘慈欣在西方实实在在地火了。《纽约客》赞美他为中国的阿瑟·克拉克，刘慈欣本人最敬重的美国经典科幻作家。谢克从2017年就在他的电视节目里力推《三体》，说这是他30年来读过的最激动人心、最具创新力的科幻小说，并放言：“《三体》拯救了21世纪的科幻文学。”
《三体》的成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现象，然而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刘慈欣本人也无法对此现象作出解释。他如实地与德国公众分享了他的困惑：10多年前写《三体》的时候，他还在一家火电厂当工程师，业余写科幻，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小说有一天会被外国人读到。
对头顶光环的人，有一个问题经常被德国记者们提出来：“《三体》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后，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跟你们想象的反正不一样，”刘慈欣回答说，“我生活在中国的一个五线城市，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
“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拒绝打扰才是正确的说法。和刘慈欣相处的几天，他的经纪人以没时间为由替他婉拒了一些高大上的邀请，他纠正说，要准确地告诉人家，是不想参加，免得人家惦记着改时间。“作家的最好选择就是远远躲在他的书后面，该说的书里都说了。”他这样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采访里说。
他还掐灭了人们对他的另一种想象，即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工作，在大孤独中写出关于人类宇宙的大科幻小说。刘慈欣说他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人。在火电厂上班时，每个月都要去北京出差，有时还要去欧洲出差，一走就一个月。
德国《时代周刊》在他来德国之前的一则预热报道中，讲对了一个事实：小学生刘慈欣看过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后，本以为书中的一切都是真事。父亲告诉他，这叫科幻。他第一次被人类的想象力震撼，慢慢成了科幻迷。“我是从科幻迷变成写科幻的”他说。
德国之旅结束后，11月8日他在美国华盛顿D.C.西德尼哈曼剧院领取了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他对去美国有点兴奋，因为那里是世界科幻的大本营，在那里有人能真正地跟他聊科幻，比如乔治·马丁。“你们怎么聊呢？”我很好奇。
他想了想：“首先，你得至少看过1000本科幻小说才能懂科幻是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他一路上都在念念叨叨各国科幻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任凭什么人提到什么书，他都答以“看过”。这是个自备一座科幻图书馆上路的人。
把科幻当作预言是很大的误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家都把欧洲人正在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拿出来问他，从星空问到蚂蚁，从歌德问到巴赫，从人工智能问到哲学，从政治问到道德。
“您可以拒绝，但拒绝了也没用，您已经摆脱不掉未来预言家的身份了！”一位德国的中国通幽默地给刘慈欣贴了个标签。
“把科幻当作对未来的预言，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刘慈欣不接这个球。
“《1984》不就是一本预言得挺准的科幻小说吗？奥威尔在21世纪的衣钵传人是位中国人，对此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中国通这样把刘慈欣介绍给晚餐会上的各位科学家。硬科幻碰上了硬科学。
“我记得有两本科幻小说是以年代命名的，”刘慈欣不紧不慢地说，“除了奥威尔的《1984》，还有克拉克的《2001》，它们都不是预言。有个有意思的说法，真正的1984年和书中的不太像，这本书的存在可能也是导致不像的一个原因。” 全屋静了一秒钟之后，对这句话快速反应过来的科学家们都击掌叫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读过《三体》，并不因为科幻的虚构性轻看小说家，反而被他强大的想象力折服。
在德国不谈哲学很难，哲学中的终极问题也是刘慈欣在科幻里探索的问题。那么，《三体·黑暗森林》里描述的黑暗宇宙图景，是刘慈欣先生本人所相信的未来吗？这是一路被追问得最频繁的话题。
刘慈欣首先阐述科幻不是未来学：“科幻小说家做的事情，就是把宇宙和未来的不同可能性排列出来。《三体》中描述的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也是最黑暗的一种。我觉得，向读者指出所有可能性中最坏的那个，提醒他们对未来作好准备，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德国著名知识分子兼科幻作家达特说，西方的哲学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他们相信只有能被证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然而，这样做却恰恰忽略了对可能性的预测和想象。现在全世界的科幻文学里，对未来的可能性的预测和想象，没有比刘慈欣做得更出色的了。这也是刘慈欣的科幻文学最独特的地方。以前的科幻小说里，用一个想象就能撑起一个故事。而《三体》里的想象与发明有上百种。在这部译成德文有2000多页的巨著里，还有包罗万象的科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主题，以及从严密的科学思维中滋长出来的诗意。
面对在《三体》里建立了宇宙社会学的刘慈欣，达特拎出了道德这个概念来发问。他发现刘慈欣的书中对道德判断保持了谨慎的距离。
刘慈欣微微侧着头，在思考中回答：“很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人会变，世界会变，只有道德是永恒的。就像康德，把心中的道德定律和头顶的星空相提并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幻觉。道德随着所处的自然、技术和社会环境变化，如果不变，无异于自取灭亡。”
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科幻作家
劉慈欣认为，《三体》的成功和他所生活的国家激增的科技实力是分不开的。这也是科幻这个文学体裁的特性之一。科幻的另一个特性是，它可能不会存在很久了。科技会杀死科幻小说，因为我们几乎已经生活在科幻小说描述的世界里了。
“您打算写到没有科幻小说的那一天吗？”北德电视台的主持人问道。
“我有信心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科幻作家。在一切变得平淡无奇之前，我要尽快把东西写出来。”
刘慈欣唯一的一次情感流露，还是通过间接的表达。在世界思想论坛的对话场，他陈述自己所处的文学传统：“现在的美国科幻不再关注星空和探索，把目光收回到人自身的问题。而我还在固执地守着过去的那块科幻阵地。阿西莫夫说过一句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新浪潮的泡沫终将会退去，硬科幻的海岸会重新显露出来。’只是这句话至今还没有实现。”
《南德意志报》的记者注意到，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远多于长篇。
刘慈欣说：“读我的短篇小说的读者会注意到，它们的框架和场景都很大，其实每个短篇都是一部长篇的梗概。但是这些故事没能写成长篇小说，确实是我作为作家十分遗憾的一件事情。我现在也经常在想，假如有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我的30多个中短篇小说都写成了长篇，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听到这里，我产生了一种要跟刘慈欣去他的平行世界的冲动。但是，我们先去了柏林的文化大教堂，这是刘慈欣德国之旅的最后一个公众场。
“我们真的需要认真考虑外星人这件事吗？”有观众问。
“外星文明可能是我们人类面对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刘慈欣答，“可能我们一万年也见不到外星人，也可能它明天就会出现。国际社会和地球人对此漠不关心，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伦敦正在发起反对脱欧的万人游行，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残忍杀害的新闻正在惊骇全球，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还没有任何松动，默克尔则号召她的基民盟把目光投向未来。
活动结束后，刘慈欣悄悄笑着对我说：“有一个问题我刚才没好提出来。科幻讨论的问题其实跟怎么成为上帝差不多。在上帝家里聊怎么成为上帝，上帝会怎么想呢？”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爱生活如爱啤酒》 作者：王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