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在西方主导的“华盛顿共识”中释放巨大的经济红利。但“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规则使得财富的天平严重失衡，部分国家与地区的治理失能促使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互动”加剧，借助于全球化的网络渠道在国际社会中肆虐横行。国家间与国家内部的发展极度不平衡是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只有同舟共济，协同发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营造和谐有序的国际秩序，才能构建“集体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09-12
主流经济学家声称，全球化将导致平均收入广泛提高，企业将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中获取增大了的规模经济效益，收入差距将随穷国增长快于富国而愈益减小。而实际上，穷国与富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全球通信已导致穷人中间对收入不均的强烈意识，加剧了向富国移民的压力，而富国却不断抬高移民壁垒和农产品壁垒。这种“一国两制”式自由化经济模式带来地球村的巨大鸿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利益的俘虏。国内外对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多倾向于如何通过外部打压与合力制衡的方式驱散不安全因素[1]。笔者主要以区域发展平衡视角谈谈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到源头治理机制的转变，通过自由主义与公平正义的平衡互动谈谈对国际安全问题的粗浅认识。
国家利益是国家国际关系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法国的黎塞留主教首先提出“国家至上”理论。国家是最高的本源，国家主权至高无上，国家利益自然源于国家主权。结构现实主义学派代表肯尼思·沃尔兹以简约的模式分析了体系结构从而得出了结论：生存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全球化在促进自由化发展、释放巨大红利的同时，全球区域化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国家治理不善引发一系列政治动荡与冲突，在全球化四通八达的网络体系中急剧蔓延，大国博弈日益加剧，传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旧的国际规则与秩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安全新形势。因此必须弄清楚国际安全问题的变化根源所在。
（一）传统安全之变
1.传统安全的作用路径隐蔽化
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民主参与度的提升，国家间的大规模正面冲突在国际舆论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压力之下日趋减少。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让政客的煽动与蛊惑愈发失效，甚至是自身难保。最近，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创始人玛丽安·勒庞因涉嫌煽动“种族仇恨”而被移送轻罪法庭。美国利用全球网络信息主导权肆意传播“中国威胁论”，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大搞文化霸权主义，极力鼓吹西方价值观念，文化侵略日益呈现出多样与隐蔽的特征。同时为抑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肆意将中美关系拉入“修昔底德陷阱”，充当“离岸平衡手”，利用技术优势拉拢与扶植中国周边国家的亲美势力，同时挑拨离间，制造国际矛盾与冲突，进而从海陆空对中国形成“铁桶包围”阵势。美国主导的TTIP，其根本目的是保持与扩大自己的资源版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分类定位国家角色，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寄生消费型”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劳动生产型”国家，在自己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实现“利润最大化”，孤立与削弱中国经济，抗衡APEC。美国正是利用非传统安全的跨国渗透性妄图削弱与瓦解中国。“二战”后，苏联、日本、欧盟已经先后掉入美国设计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2.传统安全的空间层次扩展化
随着全球科技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国家主权的宏观与微观领域同步扩展。宏观领域，国家主权已由最初的海陆空日益扩大至外太空、深海、极地等新兴领域；而微观领域，网络空间主权、网络数据主权、文化主权、经济主权等映入眼帘。当前，亚太海洋竞争持续升温；国际网络安全的竞争向纵深演进；北极地区成为新的全球地缘战略竞争热点；太空领域的战略地位日益上升，“战略新疆域”蕴含巨大的战略潜力。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大力研发太空武器，组建太空部队，颁布太空作战条令，组织太空攻防演习[2]。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地区冰雪消融速度加快，使海洋航运、资源开发的战略价值空前凸显。未来，加拿大北部“西北航道”与俄罗斯和挪威北部的“东北航道”一旦通航，欧洲、北美、东亚之间的海上航运将缩短6000～8000千米，北冰洋将成为新的大西洋-太平洋轴心航线[3]，这必将对全球海运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未来，企业团体、国防领域等敏感地带的网络信息安全对国家经济与军事安全至关重要，必须紧跟全球地缘战略的竞争新热点，捍卫国家安全。
3.传统安全的施动主体多元化
传统安全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但全球化以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谋取集团暴利的事件屡见不鲜。2010—2011年爆发的席卷中东、北非地区且至今仍没有完全平息的“阿拉伯之春”，其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多少都与名为“CANVAS”的组织有关。他们对颜色革命进行全球培训，以动荡国家政权的方式从中谋取暴利。如今臭名昭著的ISIS组织占领了包括苏摩尔在内的伊拉克多个地区，在宗教激进主义的扭曲与排外思想中妄图控制整个伊斯兰世界，破坏国家秩序。虽然各国正在加大对ISIS的打击力度，但背后巨大而庞杂的利益链条与后台支撑恐怕使得国际社会很难对其斩草除根。国家的失能与崩溃造就了国内的巨大动荡和边界的潜在危险，但同时我们不能忘却这些国家在殖民时期被殖民帝国“分而治之”与挑拨离间造成的种族、宗教、民族仇恨以及如今的霸权主义干涉所埋下的动荡种子。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是个乌托邦式幻想，也是一个用来攻击政治对手和经济竞争者的绝好大棒[4]。全球金融结构中的不公正贸易规则和经济双重标准导致严重不平衡增长，以致加剧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压迫，为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提供了侵蚀国家政权的绝好空档。
（二）非传统安全的维度扩散
1.全球化加速非傳统安全的空间“外溢”
全球化“编织”的复杂而密集的世界网络体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极大促进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跨国合作，最大限度挖掘各国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国内外负面问题恶性互动的便捷性加剧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地域扩散。国家动荡所催生的民心绝望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土壤；政府对疫情的控制不力让传染病毒四处扩散；扭曲的粗放经济模式带来了不可逆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巴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的单一粗放型经济，在不计代价的快速经济增长背后是对亚马逊雨林的巨大破坏，这将直接加速全球气候变暖，危及全球生态安全；极端势力利用网络等新兴渠道集结与壮大组织，不断冲击羸弱国家脆弱的政权；频繁内战导致的难民移民狂潮如今又激起了全球民粹主义浪潮，而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使得全球经济危机雪上加霜。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的内涵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与交互性特征，其主体从国家向内部不断延伸至微观领域的个人，从外部逐步扩展至体系层次的人类社会。安全内涵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形成个人安全、集体安全、社区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的维度扩展，非传统安全的综合性与延展性不断提升。 2.非传统安全的“蝴蝶效应”
非传统安全的最可怕之处是不同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刺激”引发连锁反应，对不同部门、不同群体之间以及地区、国家造成巨大的危害。部分非洲国家常年经济治理失衡使得国家政治统治软弱无力，两者恶性循环，加剧极端势力、恐怖主义滋生蔓延。从非洲东部的索马里，一直到西部的马里、毛里塔尼亚这一片横贯东西的地区饱受恐怖主义势力侵扰。具体来说，东非国家索马里的“青年党”、乌干达的“圣灵抵抗军”、刚果（金）反政府武装“M23运动”、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等极端宗教组织在当地很活跃。中东和非洲（尤其是北非）在地理上接近，两地的恐怖分子有密切的联系，它们会根据地区局势的变化，与对方的暴力活动相互呼应。极端分子到处流窜并互相勾结，不断壮大组织，给国家政治经济安全造成巨大破坏，国家治理能力日渐衰弱，非法移民、走私贩毒、海盗、洗钱在非洲地区日益猖獗、泛滥，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毒在国内的控制崩溃通过不断增加的全球难民移民等渠道在世界范围内肆虐横行。个别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会引发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扩散，甚至引发国内冲突，威胁传统安全。
（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催化传统安全问题
全球化让资本家疯狂逐利，而随之而来的不平等问题恐怕会让他们咎由自取。传统安全在全球化迅猛浪潮中被层出不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分散了“精力”。非传统安全问题会在全球化时代“异军突起”，反全球化呼声是否会阻挡全球化的脚步呢？答案是不能。全球化的本源正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与科技进步的客观可能。所以，跨国的互联互通是无法阻挡的现实潮流，政府需要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巨额税收去争取选民和稳定民心。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优先于平等，但自由的代价终会是平等”[5]。健全的经济发展结构是一切安全的基石。而“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全球贸易信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直接原因。
经济安全是政治军事安全的地基，它可以从内部瓦解政权，也可以在全球经济网络的脉搏震荡中大伤元气，从而危及政权的合法性。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也有助于抵御金融危机，甚至是他国的经济制裁和战争挑衅。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主动抑制发射”的网络入侵技术破坏某国的弹道导弹制导系统，削弱他国的军事发展能力，进而威胁国家安全；全球难民潮的发展壮大与四处涌动也有可能对他国的“文化主权”产生意想不到的裂痕，包容互鉴是文化多元性的本意，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入侵。美国的“文化冷战”长期通过有组织的文化造谣和文化渲染，形成文化“包围圈”，以卑劣手段架空中国的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丑化国家政体，散播“政治鸦片”，已达到可悄无声息地引发国家内部暴乱，最终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恐怖主义从以往制造零星恐怖活动到如今的攻城略地，甚至是建立非法政权。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极大助长了反动势力和恐怖势力的嚣张气焰，为扶持自己的利益代理人不惜破坏他国政权，引发更大规模的难民危机。
（二）传统安全威胁助长非传统安全问题
国家政权遭到破坏，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安全。当今金融与贸易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而国家的动荡势必影响一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美国常年的贸易赤字并没有削弱他国对美国的投资信心，反而不断巩固了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国家安全性与稳定性不无关系。国家的冲突与动乱会严重降低主权信用评级，外商对于投资环境的担忧会加速投资方的大面积撤离，本国货币被大量抛售，势必引发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失业率大幅增加，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治理能力必然遭到削弱，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武器扩散、走私贩毒在虚弱的政权之下有了更多可乘之机。许多中东与非洲国家的持续动荡让国家成为反动势力与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的温床，很多非洲国家迟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地，无法跟上全球化的步伐，恶劣的投资环境让许多外商对他们丧失信心就是原因之一。霸权国家为一己之利不惜触发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他国传统安全，如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大量使用橙剂等化学武器，造成越南大面积的丛林植被破坏，众多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大片土壤和水源遭到污染，至今其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当地人深受其害。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影响，使得它们之间的边界愈加模糊不定，军事安全领域与恐怖主义威胁存在部分重叠，宗教极端主义牵涉国家的政治安全领域，等等。在稳定的政体与强大的经济实力面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良性互补、相互促进，而在失败的政权之下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恶性循环。如今非传统安全问题呈高危擴散态势，施动主体与安全需求主体多元化，必须高度警惕其对传统安全的渗透与破坏。
中国如今的巨大经济总量多仰仗于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优势和巨大的内需潜力，这掩盖了经济效率低下问题。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形成的巨大贸易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终究是弊大于利，对他国的过度依赖等于让国家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很有可能会带来畸形的泡沫经济，扩张型财政政策带来的是不可持续的GDP攀升，不能一味模仿西方“凯恩斯主义”，以过度信贷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应该是以自主创新提供新引擎，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从而打开需求点，扩大需求面，在投资与消费的平衡互动中让经济体焕发更强大、更持久的内生动力。自由或许比平等更容易实现，而平等则比自由更能激起人们的强烈情绪。如今的国际社会到处蕴藏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可以说我们正走在国际安全环境的风口浪尖。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给予我们启示：“不患寡而患不均。”“独善其身”在如今国际社会的强烈互动中恐怕只会渐行渐远。唯有同舟共济、携手并进才能塑造崭新的国际秩序。
（一）以发展求合作
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的根源在于人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走“人才强国”之路。人才战略最重要的是挽留人才与吸纳人才，美国是世界优秀人才的“收割机”，美国的人才猎头业务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约占全球猎头份额的60%，在集中了美国90%的半导体产业的硅谷，绝大部分人才来自于中国和印度。这些源源不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鲶鱼”涌向美国，为他们带去了充满活力与竞争力的经济，为国家科技创新注入强大活力，但却加速了中印的人才流失，这严重制约了我国人才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国家安全首先要扫清国内隐患，而良好的国际环境迫切需要“集体安全”的保障，我们要努力从危机防范机制向源头治理机制转型，利用日益强大和丰富的技术优势扩大国际合作维度，增加高端技术输出，带动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充分挖掘其经济潜力，促进经济依附。必须强调的是，主权很大程度上阻绝了外在压力，而移民壁垒则减弱了关键性的内在动机[6]。必须摒弃过于简单化又自私自利的“华盛顿共识”。 （二）以合作谋共荣
国与国之间的互动犹如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竞争，一面是合作。经济全球化就是在这硬币的两面中对立统一，从而深化国家间的普遍联系，同时也孕育着国际社会永恒发展与前进的内在动力。国际竞争最大限度地激发内在潜能，增强对目标实现的内在驱动力，对于科技进步、成本降低、提高经济效益大有裨益。而合作才能利用“比较优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双赢局面。中国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在深化区域合作的同时必须构建地缘政治风险的预警与管控机制，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也要促进人才流动，帮助羸弱国家提升教育与医疗水平，以提高公民的政治觉悟，从内部攻破国家的政权危机。必须指出，国家暴乱与动荡的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急剧变革导致的政治参与急剧增加和政治制度改革滞后所带来的政治动乱[7]。外来的经济建议与援助必须超越形式模型而符合每个国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只有共同繁荣，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国际安全格局。
（三）以共荣促安全
对于国家内部安全而言，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是国民素质提升的外在表现，政治参与制度化与参与途径多样化和便利化进一步扩大人民对于国家稳定与繁荣的利益诉求，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渴望让国家间冲突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良好氛围中渐行渐远。此时，全球化已不再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罪恶帮凶”，而是和谐世界的强大推动力。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要进一步深化市场融合、丰富市场形势、扩充市场功能、完善市场机制，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大格局。在贸易畅通方面，要进一步改善贸易结构，扩大贸易规模，打破不公正的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投资化的便利水平，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把合作的效益做优，在互惠互利的全球发展模式中才能营造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古人主张“和谐万邦”“万国咸宁”，推崇“和”的人文理念，才能实现“世间太平”“天下大同”。如今，古人的圣言依旧能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中释放强大生命力。“以和为贵”是中国社会为国际安全开出的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
（四）以担当赢人心
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自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大发横财，而对惹下的一堆问题却又视而不见。移民壁垒与贸易壁垒愈发苛刻与无情只会让国际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不是要陷入西方国家鼓吹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出谋划策，国家实力必须转变为国际影响力，在谦虚平和的心态中，锤炼大国担当的锐气，将公平正义与和谐有序的国内秩序传播到世界各地。当反全球化呼声愈演愈烈之时，中国更应该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努力带动亚非拉国家分享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巨大红利。经济是国富民强的根基，在贸易与投资、产业与金融合作方面进一步促进与金砖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应用领域扩大合作维度，充分挖掘经济合作潜力。我们只有担当起开启多元发展的新征程的重任，充分展现中国人的胸怀与情怀，让世界人民真正感受到中国式的普惠共赢，塑造更加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如此才能让“共商、共建、共享”新的和谐世界秩序赢得人心，才能让国际安全“如影随形”。
亨利·基辛格说：“国际事务的传统议程，列强间均势和各国的安全不再界定我们的危险或我们的可能。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旧的国际模式在崩解，旧的口号没有教益，旧的解决办法没有效用，在经济、通讯和人的热望方面，世界已變得相互依赖。”[8]诚然，世界的确是在加深相互依赖，但它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繁荣与和平呢？俄罗斯长期以来外贸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在乌克兰危机的大国博弈中换来西方的经济制裁，偌大的国家经济总量已降至和广东省差不多。这样的“国际互动”恐怕带来的是黑暗来临前的安逸，而不是真正的安全与共荣。国际冲突将不断采用新的形式，虽然军事威慑逐渐被摆在次要位置，但经济权势的优势在国际合作的复杂建构中可能会用来谋取政治利益。因此不能一味追求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经济总量，而应该在合作中扩大优化产业结构的客观可能。国家实力的短板很可能会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被放大利用，必须高度警惕国家间复合依赖的“等级错层”。新旧国际政治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国家间增长了的互相依赖，而在于他们愈益增大的不平等[9]。对于羸弱国家的帮助是要尽可能地促进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均衡发展，而不应该是像某些发达国家那样抓住穷国的发展把柄。自由主义与公平正义的平衡有待国际社会去共同推进。
参考文献：
[1][4][6][8][9]（美）罗伯特·J·阿特，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常在概念和当代问题（第七版）[M].时殷弘，吴宇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33-335，415，386，217，233.
[2][3]“中国面临的太空三大威胁”[EB/OL].https：//m.baidu.com/from=1001187r/bd_page_type=1/ssid=0/uid=0/t=zbios/，2014-06-23.
[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 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6.
[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 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134.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09-12
主流经济学家声称，全球化将导致平均收入广泛提高，企业将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中获取增大了的规模经济效益，收入差距将随穷国增长快于富国而愈益减小。而实际上，穷国与富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全球通信已导致穷人中间对收入不均的强烈意识，加剧了向富国移民的压力，而富国却不断抬高移民壁垒和农产品壁垒。这种“一国两制”式自由化经济模式带来地球村的巨大鸿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利益的俘虏。国内外对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多倾向于如何通过外部打压与合力制衡的方式驱散不安全因素[1]。笔者主要以区域发展平衡视角谈谈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到源头治理机制的转变，通过自由主义与公平正义的平衡互动谈谈对国际安全问题的粗浅认识。
一、国际安全形势新动向
国家利益是国家国际关系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法国的黎塞留主教首先提出“国家至上”理论。国家是最高的本源，国家主权至高无上，国家利益自然源于国家主权。结构现实主义学派代表肯尼思·沃尔兹以简约的模式分析了体系结构从而得出了结论：生存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全球化在促进自由化发展、释放巨大红利的同时，全球区域化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国家治理不善引发一系列政治动荡与冲突，在全球化四通八达的网络体系中急剧蔓延，大国博弈日益加剧，传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旧的国际规则与秩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安全新形势。因此必须弄清楚国际安全问题的变化根源所在。
（一）传统安全之变
1.传统安全的作用路径隐蔽化
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民主参与度的提升，国家间的大规模正面冲突在国际舆论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压力之下日趋减少。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让政客的煽动与蛊惑愈发失效，甚至是自身难保。最近，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创始人玛丽安·勒庞因涉嫌煽动“种族仇恨”而被移送轻罪法庭。美国利用全球网络信息主导权肆意传播“中国威胁论”，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大搞文化霸权主义，极力鼓吹西方价值观念，文化侵略日益呈现出多样与隐蔽的特征。同时为抑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肆意将中美关系拉入“修昔底德陷阱”，充当“离岸平衡手”，利用技术优势拉拢与扶植中国周边国家的亲美势力，同时挑拨离间，制造国际矛盾与冲突，进而从海陆空对中国形成“铁桶包围”阵势。美国主导的TTIP，其根本目的是保持与扩大自己的资源版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分类定位国家角色，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寄生消费型”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劳动生产型”国家，在自己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实现“利润最大化”，孤立与削弱中国经济，抗衡APEC。美国正是利用非传统安全的跨国渗透性妄图削弱与瓦解中国。“二战”后，苏联、日本、欧盟已经先后掉入美国设计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2.传统安全的空间层次扩展化
随着全球科技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国家主权的宏观与微观领域同步扩展。宏观领域，国家主权已由最初的海陆空日益扩大至外太空、深海、极地等新兴领域；而微观领域，网络空间主权、网络数据主权、文化主权、经济主权等映入眼帘。当前，亚太海洋竞争持续升温；国际网络安全的竞争向纵深演进；北极地区成为新的全球地缘战略竞争热点；太空领域的战略地位日益上升，“战略新疆域”蕴含巨大的战略潜力。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大力研发太空武器，组建太空部队，颁布太空作战条令，组织太空攻防演习[2]。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地区冰雪消融速度加快，使海洋航运、资源开发的战略价值空前凸显。未来，加拿大北部“西北航道”与俄罗斯和挪威北部的“东北航道”一旦通航，欧洲、北美、东亚之间的海上航运将缩短6000～8000千米，北冰洋将成为新的大西洋-太平洋轴心航线[3]，这必将对全球海运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未来，企业团体、国防领域等敏感地带的网络信息安全对国家经济与军事安全至关重要，必须紧跟全球地缘战略的竞争新热点，捍卫国家安全。
3.传统安全的施动主体多元化
传统安全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但全球化以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谋取集团暴利的事件屡见不鲜。2010—2011年爆发的席卷中东、北非地区且至今仍没有完全平息的“阿拉伯之春”，其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多少都与名为“CANVAS”的组织有关。他们对颜色革命进行全球培训，以动荡国家政权的方式从中谋取暴利。如今臭名昭著的ISIS组织占领了包括苏摩尔在内的伊拉克多个地区，在宗教激进主义的扭曲与排外思想中妄图控制整个伊斯兰世界，破坏国家秩序。虽然各国正在加大对ISIS的打击力度，但背后巨大而庞杂的利益链条与后台支撑恐怕使得国际社会很难对其斩草除根。国家的失能与崩溃造就了国内的巨大动荡和边界的潜在危险，但同时我们不能忘却这些国家在殖民时期被殖民帝国“分而治之”与挑拨离间造成的种族、宗教、民族仇恨以及如今的霸权主义干涉所埋下的动荡种子。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是个乌托邦式幻想，也是一个用来攻击政治对手和经济竞争者的绝好大棒[4]。全球金融结构中的不公正贸易规则和经济双重标准导致严重不平衡增长，以致加剧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压迫，为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提供了侵蚀国家政权的绝好空档。
（二）非传统安全的维度扩散
1.全球化加速非傳统安全的空间“外溢”
全球化“编织”的复杂而密集的世界网络体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极大促进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跨国合作，最大限度挖掘各国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国内外负面问题恶性互动的便捷性加剧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地域扩散。国家动荡所催生的民心绝望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土壤；政府对疫情的控制不力让传染病毒四处扩散；扭曲的粗放经济模式带来了不可逆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巴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的单一粗放型经济，在不计代价的快速经济增长背后是对亚马逊雨林的巨大破坏，这将直接加速全球气候变暖，危及全球生态安全；极端势力利用网络等新兴渠道集结与壮大组织，不断冲击羸弱国家脆弱的政权；频繁内战导致的难民移民狂潮如今又激起了全球民粹主义浪潮，而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使得全球经济危机雪上加霜。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的内涵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与交互性特征，其主体从国家向内部不断延伸至微观领域的个人，从外部逐步扩展至体系层次的人类社会。安全内涵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形成个人安全、集体安全、社区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的维度扩展，非传统安全的综合性与延展性不断提升。 2.非传统安全的“蝴蝶效应”
非传统安全的最可怕之处是不同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刺激”引发连锁反应，对不同部门、不同群体之间以及地区、国家造成巨大的危害。部分非洲国家常年经济治理失衡使得国家政治统治软弱无力，两者恶性循环，加剧极端势力、恐怖主义滋生蔓延。从非洲东部的索马里，一直到西部的马里、毛里塔尼亚这一片横贯东西的地区饱受恐怖主义势力侵扰。具体来说，东非国家索马里的“青年党”、乌干达的“圣灵抵抗军”、刚果（金）反政府武装“M23运动”、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等极端宗教组织在当地很活跃。中东和非洲（尤其是北非）在地理上接近，两地的恐怖分子有密切的联系，它们会根据地区局势的变化，与对方的暴力活动相互呼应。极端分子到处流窜并互相勾结，不断壮大组织，给国家政治经济安全造成巨大破坏，国家治理能力日渐衰弱，非法移民、走私贩毒、海盗、洗钱在非洲地区日益猖獗、泛滥，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毒在国内的控制崩溃通过不断增加的全球难民移民等渠道在世界范围内肆虐横行。个别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会引发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扩散，甚至引发国内冲突，威胁传统安全。
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渗透机理
（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催化传统安全问题
全球化让资本家疯狂逐利，而随之而来的不平等问题恐怕会让他们咎由自取。传统安全在全球化迅猛浪潮中被层出不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分散了“精力”。非传统安全问题会在全球化时代“异军突起”，反全球化呼声是否会阻挡全球化的脚步呢？答案是不能。全球化的本源正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与科技进步的客观可能。所以，跨国的互联互通是无法阻挡的现实潮流，政府需要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巨额税收去争取选民和稳定民心。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优先于平等，但自由的代价终会是平等”[5]。健全的经济发展结构是一切安全的基石。而“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全球贸易信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直接原因。
经济安全是政治军事安全的地基，它可以从内部瓦解政权，也可以在全球经济网络的脉搏震荡中大伤元气，从而危及政权的合法性。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也有助于抵御金融危机，甚至是他国的经济制裁和战争挑衅。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主动抑制发射”的网络入侵技术破坏某国的弹道导弹制导系统，削弱他国的军事发展能力，进而威胁国家安全；全球难民潮的发展壮大与四处涌动也有可能对他国的“文化主权”产生意想不到的裂痕，包容互鉴是文化多元性的本意，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入侵。美国的“文化冷战”长期通过有组织的文化造谣和文化渲染，形成文化“包围圈”，以卑劣手段架空中国的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丑化国家政体，散播“政治鸦片”，已达到可悄无声息地引发国家内部暴乱，最终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恐怖主义从以往制造零星恐怖活动到如今的攻城略地，甚至是建立非法政权。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极大助长了反动势力和恐怖势力的嚣张气焰，为扶持自己的利益代理人不惜破坏他国政权，引发更大规模的难民危机。
（二）传统安全威胁助长非传统安全问题
国家政权遭到破坏，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安全。当今金融与贸易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而国家的动荡势必影响一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美国常年的贸易赤字并没有削弱他国对美国的投资信心，反而不断巩固了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国家安全性与稳定性不无关系。国家的冲突与动乱会严重降低主权信用评级，外商对于投资环境的担忧会加速投资方的大面积撤离，本国货币被大量抛售，势必引发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失业率大幅增加，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治理能力必然遭到削弱，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武器扩散、走私贩毒在虚弱的政权之下有了更多可乘之机。许多中东与非洲国家的持续动荡让国家成为反动势力与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的温床，很多非洲国家迟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地，无法跟上全球化的步伐，恶劣的投资环境让许多外商对他们丧失信心就是原因之一。霸权国家为一己之利不惜触发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他国传统安全，如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大量使用橙剂等化学武器，造成越南大面积的丛林植被破坏，众多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大片土壤和水源遭到污染，至今其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当地人深受其害。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影响，使得它们之间的边界愈加模糊不定，军事安全领域与恐怖主义威胁存在部分重叠，宗教极端主义牵涉国家的政治安全领域，等等。在稳定的政体与强大的经济实力面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良性互补、相互促进，而在失败的政权之下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恶性循环。如今非传统安全问题呈高危擴散态势，施动主体与安全需求主体多元化，必须高度警惕其对传统安全的渗透与破坏。
三、国际安全战略的中国建构
中国如今的巨大经济总量多仰仗于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优势和巨大的内需潜力，这掩盖了经济效率低下问题。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形成的巨大贸易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终究是弊大于利，对他国的过度依赖等于让国家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很有可能会带来畸形的泡沫经济，扩张型财政政策带来的是不可持续的GDP攀升，不能一味模仿西方“凯恩斯主义”，以过度信贷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应该是以自主创新提供新引擎，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从而打开需求点，扩大需求面，在投资与消费的平衡互动中让经济体焕发更强大、更持久的内生动力。自由或许比平等更容易实现，而平等则比自由更能激起人们的强烈情绪。如今的国际社会到处蕴藏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可以说我们正走在国际安全环境的风口浪尖。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给予我们启示：“不患寡而患不均。”“独善其身”在如今国际社会的强烈互动中恐怕只会渐行渐远。唯有同舟共济、携手并进才能塑造崭新的国际秩序。
（一）以发展求合作
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的根源在于人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走“人才强国”之路。人才战略最重要的是挽留人才与吸纳人才，美国是世界优秀人才的“收割机”，美国的人才猎头业务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约占全球猎头份额的60%，在集中了美国90%的半导体产业的硅谷，绝大部分人才来自于中国和印度。这些源源不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鲶鱼”涌向美国，为他们带去了充满活力与竞争力的经济，为国家科技创新注入强大活力，但却加速了中印的人才流失，这严重制约了我国人才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国家安全首先要扫清国内隐患，而良好的国际环境迫切需要“集体安全”的保障，我们要努力从危机防范机制向源头治理机制转型，利用日益强大和丰富的技术优势扩大国际合作维度，增加高端技术输出，带动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充分挖掘其经济潜力，促进经济依附。必须强调的是，主权很大程度上阻绝了外在压力，而移民壁垒则减弱了关键性的内在动机[6]。必须摒弃过于简单化又自私自利的“华盛顿共识”。 （二）以合作谋共荣
国与国之间的互动犹如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竞争，一面是合作。经济全球化就是在这硬币的两面中对立统一，从而深化国家间的普遍联系，同时也孕育着国际社会永恒发展与前进的内在动力。国际竞争最大限度地激发内在潜能，增强对目标实现的内在驱动力，对于科技进步、成本降低、提高经济效益大有裨益。而合作才能利用“比较优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双赢局面。中国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在深化区域合作的同时必须构建地缘政治风险的预警与管控机制，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也要促进人才流动，帮助羸弱国家提升教育与医疗水平，以提高公民的政治觉悟，从内部攻破国家的政权危机。必须指出，国家暴乱与动荡的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急剧变革导致的政治参与急剧增加和政治制度改革滞后所带来的政治动乱[7]。外来的经济建议与援助必须超越形式模型而符合每个国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只有共同繁荣，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国际安全格局。
（三）以共荣促安全
对于国家内部安全而言，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是国民素质提升的外在表现，政治参与制度化与参与途径多样化和便利化进一步扩大人民对于国家稳定与繁荣的利益诉求，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渴望让国家间冲突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良好氛围中渐行渐远。此时，全球化已不再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罪恶帮凶”，而是和谐世界的强大推动力。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要进一步深化市场融合、丰富市场形势、扩充市场功能、完善市场机制，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大格局。在贸易畅通方面，要进一步改善贸易结构，扩大贸易规模，打破不公正的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投资化的便利水平，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把合作的效益做优，在互惠互利的全球发展模式中才能营造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古人主张“和谐万邦”“万国咸宁”，推崇“和”的人文理念，才能实现“世间太平”“天下大同”。如今，古人的圣言依旧能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中释放强大生命力。“以和为贵”是中国社会为国际安全开出的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
（四）以担当赢人心
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自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大发横财，而对惹下的一堆问题却又视而不见。移民壁垒与贸易壁垒愈发苛刻与无情只会让国际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不是要陷入西方国家鼓吹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出谋划策，国家实力必须转变为国际影响力，在谦虚平和的心态中，锤炼大国担当的锐气，将公平正义与和谐有序的国内秩序传播到世界各地。当反全球化呼声愈演愈烈之时，中国更应该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努力带动亚非拉国家分享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巨大红利。经济是国富民强的根基，在贸易与投资、产业与金融合作方面进一步促进与金砖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应用领域扩大合作维度，充分挖掘经济合作潜力。我们只有担当起开启多元发展的新征程的重任，充分展现中国人的胸怀与情怀，让世界人民真正感受到中国式的普惠共赢，塑造更加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如此才能让“共商、共建、共享”新的和谐世界秩序赢得人心，才能让国际安全“如影随形”。
四、结语
亨利·基辛格说：“国际事务的传统议程，列强间均势和各国的安全不再界定我们的危险或我们的可能。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旧的国际模式在崩解，旧的口号没有教益，旧的解决办法没有效用，在经济、通讯和人的热望方面，世界已變得相互依赖。”[8]诚然，世界的确是在加深相互依赖，但它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繁荣与和平呢？俄罗斯长期以来外贸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在乌克兰危机的大国博弈中换来西方的经济制裁，偌大的国家经济总量已降至和广东省差不多。这样的“国际互动”恐怕带来的是黑暗来临前的安逸，而不是真正的安全与共荣。国际冲突将不断采用新的形式，虽然军事威慑逐渐被摆在次要位置，但经济权势的优势在国际合作的复杂建构中可能会用来谋取政治利益。因此不能一味追求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经济总量，而应该在合作中扩大优化产业结构的客观可能。国家实力的短板很可能会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被放大利用，必须高度警惕国家间复合依赖的“等级错层”。新旧国际政治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国家间增长了的互相依赖，而在于他们愈益增大的不平等[9]。对于羸弱国家的帮助是要尽可能地促进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均衡发展，而不应该是像某些发达国家那样抓住穷国的发展把柄。自由主义与公平正义的平衡有待国际社会去共同推进。
参考文献：
[1][4][6][8][9]（美）罗伯特·J·阿特，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常在概念和当代问题（第七版）[M].时殷弘，吴宇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33-335，415，386，217，233.
[2][3]“中国面临的太空三大威胁”[EB/OL].https：//m.baidu.com/from=1001187r/bd_page_type=1/ssid=0/uid=0/t=zbios/，2014-06-23.
[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 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6.
[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 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