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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出访芬兰，让国人一下子关注起这个美丽的童话之国。出访前夕，他还在芬兰《赫尔辛基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对这个具有“纯净秀丽的林湖风光、勤勉创新的发展理念、淳厚安宁的人文风情”的国家赞誉有加。其中特别提到，芬兰已“发展成全球幸福和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确实，这么多年来，芬兰清廉指数一直名列全球前茅，數度摘冠。在芬兰，国民视贪腐如偷盗、抢劫，公务员基本不敢以身试法，法庭审理贪腐案平均每年不足10起。
那么，在芬兰，贪腐是何以成为“罕见现象”的？
多喝一杯水，也是腐败
芬兰年轻人进入公务员系统，最先受到的告诫便是管住嘴和手。老公务员会告诉他们：“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喝葡萄酒就危险了。”“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的价值便是吃请和收礼的上限，超过此限，便会受到惩处。芬兰法律规定，公务员可以接受的吃请和礼品，一般在20欧元左右。然而，在芬兰餐馆里，一杯白开水可能就要收费5美元（约合4.6欧元）。
其实，芬兰民间请客送礼也属人情之常。但对公务员来说，吃请和收礼则是大事，必须谨守分寸。法律的规管到了严苛的地步，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触犯法网。所以，公务员普遍“小心翼翼”。
对公务员吃请和收礼的规管仅仅是最普通的，芬兰的法律对政府和公务员的清廉要求，普遍高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让任何受贿行为都无处可逃。其中，《芬兰刑法》对商业犯罪、受贿和洗钱犯罪，以及公务犯罪的规定，入罪门槛都低于国际标准。而且规定涉及受贿罪的，索取或接受的利益不一定与其公务行为有关，只要有索取或接受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此外，受贿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接收钱财、物品，即使接受了低于市场利息的贷款，甚至是无薪授予的荣誉头衔，也可能被视为受贿。
在重定罪重处罚的刑事司法下，一旦贪腐就会被追查，起诉的高风险和严厉罚没的高成本，使人不敢铤而走险。
在严厉的法律划出红线后，公与私之间的界线便相当分明。2002年，文化部长苏维·林登被举报曾利用职务之便，批准向奥卢市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赞助，帮助其扩建高尔夫球场，而她与丈夫及数名亲属在公司拥有股份。这一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引发民众强烈抨击，引起有关部门调查。一周后，林登黯然下台。
全方位监督
公务员吃请非常小心，同样公务接待也必须严格遵守要求，稍一逾矩，便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芬兰奉行公务行为全透明。公务接待中，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科员，一起吃饭的有哪些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必须巨细无遗地列出清单并上网公布。人人可以查看，发现问题，媒体可以曝光，民众可以举报。曾有一位银行高官，在公务接待中因上了一道鹅肝，被媒体查阅菜单后曝光，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辞职走人。
确实，公开透明是芬兰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则，公共部门所有档案都对公众开放，接受媒体和民众监督。民众若想调查、检举、监督、问责，都很容易找到适当的渠道。
芬兰社会各界的监督意识十分强。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有权利举报贪腐，尤其是芬兰的记者，只要被记者“逮住把柄”，曝出丑闻，公务员肯定“中箭落马”。就有这样一名议员，接受他人赠送的戏票白看了场戏，被曝光后，他的“政治前途”就此被按下停止健。此外，民间几万个监督团体和议会设立的网站也相当活跃，它们时刻监督着政府和公务员的“一举一动”。“随手举报”已成民众常态，政府和议会也“虚怀若谷”，表示重视和感谢公民的举报。
除了外部监督，政府内部的监督也十分严密。比如出行，公务专车享用范围非常非常小，除总统，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人享有专车待遇，且只能上班时间使用。
“世界最诚实城市”也面临腐败威胁
贪腐在芬兰之所以成为“罕见现象”，还与整个社会氛围有密切关系。
芬兰人具有坚韧、内敛、诚信的民族性格。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社曾在10多个国家（地区）做过一项试验，测试民众的诚实程度——在每个国家（地区）选择几个地方，并在每个地方丢下12个钱包，装有一定数量的当地货币，内附失主的联系方式，最后统计钱包交还失主的比例。芬兰便是最诚实的国家之一，其中首都赫尔辛基因回收钱包最多，因此获得“世界最诚实城市”称号。
待民众养成了奉公守法、诚信自律的习惯后，他们会厌弃说谎，贪污受贿、侵吞财富的行为便如同偷盗、抢劫一样卑鄙肮脏。连芬兰前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也说，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在这种社会风尚里，公务员贪腐的成本便在无形中大大增加。因贪腐行为身败名裂，不但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可能连私营机构都不愿雇佣，所以“这样的代价实在太高，不值得为蝇头小利以身试法”。
此外，芬兰政府历来重视对年轻人的教育，可谓“反腐，从娃娃抓起”。小学一年级开设道德或宗教课程，向孩子灌输平等、公正和诚信的价值观。初中开始，又增加了包括公共事务和司法体系在内的社会研究课程，让学生了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政府的运转与效能。这种持续不断的“基础教育”使民众普遍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进而为整个社会营造了良好的守法氛围。
当然，这样的景况并不是从天而降，芬兰政府也曾经历了艰难的“自我清洗”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芬兰刚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基建规模庞大，一些不法商人趁机贿赂公务人员，以期在土地划分和项目分配中得到照顾，腐败进入高峰期。1980年至1984年间，法庭受理了105起贪腐案件。经过一番整顿和法律制度建设，从90年代开始贪腐案便急剧下降，到2007年仅有15起案件涉及贿赂或贿赂未遂。其中，2008年出了个“状况”，一名议员没有公开竞选资金来源，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下降。此后，经过多年努力，芬兰始终名列最清廉的国家之一。
可以说，芬兰的清廉是制度与社会、文化相结合，以及政府努力、社会介入与民众参与的结晶。
当然，贪腐成为“罕見现象”，也并不等于腐败为零。目前，芬兰在选举资金、政府采购、项目建设、税收等领域，仍被认为是必须紧盯不放的“高危领域”，尤其是近年被提起的“老友圈”现象，即身居高位并相互熟识的一群“朋友”利用各自的影响干扰甚至绕过正常决策过程，以期互惠互利，这样的“老友圈”恐会成为“导致腐败利益交易的典型源头”。
童话之国毕竟不是在童话里，芬兰的反腐败也时刻面临着新的挑战。
确实，这么多年来，芬兰清廉指数一直名列全球前茅，數度摘冠。在芬兰，国民视贪腐如偷盗、抢劫，公务员基本不敢以身试法，法庭审理贪腐案平均每年不足10起。
那么，在芬兰，贪腐是何以成为“罕见现象”的？
多喝一杯水，也是腐败
芬兰年轻人进入公务员系统，最先受到的告诫便是管住嘴和手。老公务员会告诉他们：“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喝葡萄酒就危险了。”“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的价值便是吃请和收礼的上限，超过此限，便会受到惩处。芬兰法律规定，公务员可以接受的吃请和礼品，一般在20欧元左右。然而，在芬兰餐馆里，一杯白开水可能就要收费5美元（约合4.6欧元）。
其实，芬兰民间请客送礼也属人情之常。但对公务员来说，吃请和收礼则是大事，必须谨守分寸。法律的规管到了严苛的地步，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触犯法网。所以，公务员普遍“小心翼翼”。
对公务员吃请和收礼的规管仅仅是最普通的，芬兰的法律对政府和公务员的清廉要求，普遍高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让任何受贿行为都无处可逃。其中，《芬兰刑法》对商业犯罪、受贿和洗钱犯罪，以及公务犯罪的规定，入罪门槛都低于国际标准。而且规定涉及受贿罪的，索取或接受的利益不一定与其公务行为有关，只要有索取或接受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此外，受贿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接收钱财、物品，即使接受了低于市场利息的贷款，甚至是无薪授予的荣誉头衔，也可能被视为受贿。
在重定罪重处罚的刑事司法下，一旦贪腐就会被追查，起诉的高风险和严厉罚没的高成本，使人不敢铤而走险。
在严厉的法律划出红线后，公与私之间的界线便相当分明。2002年，文化部长苏维·林登被举报曾利用职务之便，批准向奥卢市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赞助，帮助其扩建高尔夫球场，而她与丈夫及数名亲属在公司拥有股份。这一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引发民众强烈抨击，引起有关部门调查。一周后，林登黯然下台。
全方位监督
公务员吃请非常小心，同样公务接待也必须严格遵守要求，稍一逾矩，便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芬兰奉行公务行为全透明。公务接待中，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科员，一起吃饭的有哪些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必须巨细无遗地列出清单并上网公布。人人可以查看，发现问题，媒体可以曝光，民众可以举报。曾有一位银行高官，在公务接待中因上了一道鹅肝，被媒体查阅菜单后曝光，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辞职走人。
确实，公开透明是芬兰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则，公共部门所有档案都对公众开放，接受媒体和民众监督。民众若想调查、检举、监督、问责，都很容易找到适当的渠道。
芬兰社会各界的监督意识十分强。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有权利举报贪腐，尤其是芬兰的记者，只要被记者“逮住把柄”，曝出丑闻，公务员肯定“中箭落马”。就有这样一名议员，接受他人赠送的戏票白看了场戏，被曝光后，他的“政治前途”就此被按下停止健。此外，民间几万个监督团体和议会设立的网站也相当活跃，它们时刻监督着政府和公务员的“一举一动”。“随手举报”已成民众常态，政府和议会也“虚怀若谷”，表示重视和感谢公民的举报。
除了外部监督，政府内部的监督也十分严密。比如出行，公务专车享用范围非常非常小，除总统，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人享有专车待遇，且只能上班时间使用。
“世界最诚实城市”也面临腐败威胁
贪腐在芬兰之所以成为“罕见现象”，还与整个社会氛围有密切关系。
芬兰人具有坚韧、内敛、诚信的民族性格。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社曾在10多个国家（地区）做过一项试验，测试民众的诚实程度——在每个国家（地区）选择几个地方，并在每个地方丢下12个钱包，装有一定数量的当地货币，内附失主的联系方式，最后统计钱包交还失主的比例。芬兰便是最诚实的国家之一，其中首都赫尔辛基因回收钱包最多，因此获得“世界最诚实城市”称号。
待民众养成了奉公守法、诚信自律的习惯后，他们会厌弃说谎，贪污受贿、侵吞财富的行为便如同偷盗、抢劫一样卑鄙肮脏。连芬兰前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也说，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在这种社会风尚里，公务员贪腐的成本便在无形中大大增加。因贪腐行为身败名裂，不但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可能连私营机构都不愿雇佣，所以“这样的代价实在太高，不值得为蝇头小利以身试法”。
此外，芬兰政府历来重视对年轻人的教育，可谓“反腐，从娃娃抓起”。小学一年级开设道德或宗教课程，向孩子灌输平等、公正和诚信的价值观。初中开始，又增加了包括公共事务和司法体系在内的社会研究课程，让学生了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政府的运转与效能。这种持续不断的“基础教育”使民众普遍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进而为整个社会营造了良好的守法氛围。
当然，这样的景况并不是从天而降，芬兰政府也曾经历了艰难的“自我清洗”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芬兰刚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基建规模庞大，一些不法商人趁机贿赂公务人员，以期在土地划分和项目分配中得到照顾，腐败进入高峰期。1980年至1984年间，法庭受理了105起贪腐案件。经过一番整顿和法律制度建设，从90年代开始贪腐案便急剧下降，到2007年仅有15起案件涉及贿赂或贿赂未遂。其中，2008年出了个“状况”，一名议员没有公开竞选资金来源，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下降。此后，经过多年努力，芬兰始终名列最清廉的国家之一。
可以说，芬兰的清廉是制度与社会、文化相结合，以及政府努力、社会介入与民众参与的结晶。
当然，贪腐成为“罕見现象”，也并不等于腐败为零。目前，芬兰在选举资金、政府采购、项目建设、税收等领域，仍被认为是必须紧盯不放的“高危领域”，尤其是近年被提起的“老友圈”现象，即身居高位并相互熟识的一群“朋友”利用各自的影响干扰甚至绕过正常决策过程，以期互惠互利，这样的“老友圈”恐会成为“导致腐败利益交易的典型源头”。
童话之国毕竟不是在童话里，芬兰的反腐败也时刻面临着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