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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鬼子军歌”，父亲突发心脏病
今年51岁的李缨是广东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去日本之前，他是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工作内容主要是做西藏纪录片。他一度着迷于捕捉西藏人的文化精神、生存心态、宗教传统、民族灵魂。
1989年3月他辞职到东京留学，主要是想和在那里工作的妻子团聚，当时他们刚结婚不久。
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有一处著名的景点，每到初春樱花盛开时总是游人如织。李缨刚到日本时也曾到这里赏花，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靖国神社。1993年，他与朋友在东京成立了自己的“龙影电影公司”。公司除了制作一些小的影片之外，也代理一些纪录片在日本的发行，同时给日本电视台做一些节目。
在周边日本人眼里，靖国神社大相扑、艺能、舞蹈以及樱花都很迷人，这儿只是一个娱乐的好地方。一次，李缨带着探亲来的父母去靖国神社赏樱花，没想到当时神社里播放的军歌，恰是日军攻打徐州时的战歌。儿时在徐州生活过也经历过战乱的李父，听到这“鬼子音乐”脸色突变。
当时还有很多年轻人在一起跳日本舞。其中一个穿和服的美女，拿着个轰炸机模型往人群里扔，说这个到台湾去，到支那去。当时看到这种场面李缨就觉得挺受刺激，但没想到父亲比他更激动，只见老人双手颤抖，当场就突发心脏病。那次靖国神社之行，让这对中国父子感到心灵深深的刺痛。
李缨师从日本电影大师大岛褚导演，到东京后一直从事纪录片和故事电影创作，他拍摄的处女作电影《2H》为华人在日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曾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他也是日本电影导演协会里唯一的华人导演。
1997年，李缨准备筹拍一部关于南京的纪录片。当时他应邀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一个纪念南京事件60周年的研讨会。会议开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放映一部日本军方制作的纪录片《南京》，里面竟完全没有触及大屠杀事件。当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会场上竟然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声音震耳欲聋。那一刻，李缨不由得浑身发抖。对他来说，就如同听到了一阵横扫而来的枪声。
更令李缨气愤的是，在那次研讨会上，一个参加“百人斩竞赛”军官的女儿，甚至要求恢复她父亲的名誉，也就是说不要把她父亲当作战犯，而是当作靖国神社的英灵。
还有一名平时对李缨非常友好的日本导演，说自己拍了一部电影叫《尊严》，是东条英机怎么在东京审判维护日本的尊严，维护他们的历史跟战争的这种“正义”。
触碰“禁区”，“刀解”靖国神社
李缨觉得这些简直是难以想象。结果他和导演、学者们辩论了很久，却毫无意义。因为自己的声音压根就没有人会重视。李缨决定拍一部电影，用作品来回答。于是，这位中国导演做出一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放弃原有的拍摄计划，将镜头对准靖国神社这个在日本影视界完全不敢触碰的禁区。
李缨说，日本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和死亡，都要找一个归宿点。天皇就设立了靖国神社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场所，告诉日本人，你为国去参战，死后就会在这里获得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们要将这种战争的不幸，转化为一种幸福的情绪。”“靖国神社其实就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
李缨拍摄时发现，在靖国神社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游就馆”，它是一个战争博物馆，是日本进行圣战宣传的地方。关于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里被称为“支那事变”，而关于为了维护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战果和既得利益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被称为“自卫战争”。
馆内陈列了飞机、大炮等各种战争中的实物。不仅是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从明治天皇以来的都有。比如陆军大臣怎样勇敢剖腹，剖腹之后留下的军刀和血书，他们写着“武运长久”的太阳旗，各种人物在里面的签名等，这里都有展示。
最引人注目的是，“游就馆”内展现了很多在战场上的血迹，好像战事刚结束不久，有一种阴森森的恐怖气息。但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皇发动侵略战争把自己的子弟拿去当了炮灰，反而觉得这是大和魂的一种视死如归。
李缨和他的日本同事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拍摄过程，正是在这艰难的拍摄中，他们开始真正了解这个在日本有着强大军事和政治号召力的靖国神社，以及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会对其顶礼膜拜。“很多人觉得为天皇而死是理所当然的，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认为战死后能躺在天皇身边，是一种莫大荣光。当时美国人也搞不懂，日军为何陷入灭顶之灾时，甘愿飞蛾扑火般去送死，也很少投降？”
大多数人以为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是墓碑，而李缨的答案是：靖国刀。“靖国刀才是靖国神社的供奉，也是日本文化的神体。精神体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通过很多具体的道具环节打造确立的，整个靖国神社的精神体系也是如此。”
这部纪录片以无解说词的形式，从靖国神社的灵魂象征体“日本刀”作为切入点，以最后一位“靖国刀”刀匠——92岁的刈谷直治为线索，结合靖国神社这个舞台上发生的种种参拜现象和冲突故事，从多方视点将靖国神社的“神圣性”及矛盾性予以层层深入的呈现与追寻，从而将一座“神殿”的虚构性予以破解。
李缨没有加入一句画外音，只是将摄像机的焦点安静地落在了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身上。“因为靖国神社的神体就是一把刀，所有的英灵是在一把刀里面，所以用靖国刀匠，来把这部电影整个贯穿起来。”
老人回忆起当年做刀的过程，很是兴奋：每把刀做好后都要进行试斩，要制造一种材料，用竹子跟一种芦苇在水里面浸泡，做成一种人的骨头和躯体的那种质感，然后砍，看能不能一刀下去，斩得彻底。过了这一关，这把刀才算及格。
鲜为人知的是，每次开工之前，刀匠都要拜神，女人还不能进工房。用“千锤百炼”这个词来形容靖国刀的制作过程非常充分，从一团被神纸包着并浇上“汁”的玉钢到成刀需要经过15个折叠的过程，最后的成刀最起码有3万层钢在里面。李缨说，拍摄做刀的整个过程，令人毛骨悚然却又让人肃然起敬。“到战争结束，几十名工匠在靖国神社里已经夜以继日地做了8100把靖国刀。”
今年51岁的李缨是广东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去日本之前，他是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工作内容主要是做西藏纪录片。他一度着迷于捕捉西藏人的文化精神、生存心态、宗教传统、民族灵魂。
1989年3月他辞职到东京留学，主要是想和在那里工作的妻子团聚，当时他们刚结婚不久。
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有一处著名的景点，每到初春樱花盛开时总是游人如织。李缨刚到日本时也曾到这里赏花，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靖国神社。1993年，他与朋友在东京成立了自己的“龙影电影公司”。公司除了制作一些小的影片之外，也代理一些纪录片在日本的发行，同时给日本电视台做一些节目。
在周边日本人眼里，靖国神社大相扑、艺能、舞蹈以及樱花都很迷人，这儿只是一个娱乐的好地方。一次，李缨带着探亲来的父母去靖国神社赏樱花，没想到当时神社里播放的军歌，恰是日军攻打徐州时的战歌。儿时在徐州生活过也经历过战乱的李父，听到这“鬼子音乐”脸色突变。
当时还有很多年轻人在一起跳日本舞。其中一个穿和服的美女，拿着个轰炸机模型往人群里扔，说这个到台湾去，到支那去。当时看到这种场面李缨就觉得挺受刺激，但没想到父亲比他更激动，只见老人双手颤抖，当场就突发心脏病。那次靖国神社之行，让这对中国父子感到心灵深深的刺痛。
李缨师从日本电影大师大岛褚导演，到东京后一直从事纪录片和故事电影创作，他拍摄的处女作电影《2H》为华人在日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曾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他也是日本电影导演协会里唯一的华人导演。
1997年，李缨准备筹拍一部关于南京的纪录片。当时他应邀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一个纪念南京事件60周年的研讨会。会议开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放映一部日本军方制作的纪录片《南京》，里面竟完全没有触及大屠杀事件。当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会场上竟然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声音震耳欲聋。那一刻，李缨不由得浑身发抖。对他来说，就如同听到了一阵横扫而来的枪声。
更令李缨气愤的是，在那次研讨会上，一个参加“百人斩竞赛”军官的女儿，甚至要求恢复她父亲的名誉，也就是说不要把她父亲当作战犯，而是当作靖国神社的英灵。
还有一名平时对李缨非常友好的日本导演，说自己拍了一部电影叫《尊严》，是东条英机怎么在东京审判维护日本的尊严，维护他们的历史跟战争的这种“正义”。
触碰“禁区”，“刀解”靖国神社
李缨觉得这些简直是难以想象。结果他和导演、学者们辩论了很久，却毫无意义。因为自己的声音压根就没有人会重视。李缨决定拍一部电影，用作品来回答。于是，这位中国导演做出一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放弃原有的拍摄计划，将镜头对准靖国神社这个在日本影视界完全不敢触碰的禁区。
李缨说，日本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和死亡，都要找一个归宿点。天皇就设立了靖国神社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场所，告诉日本人，你为国去参战，死后就会在这里获得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们要将这种战争的不幸，转化为一种幸福的情绪。”“靖国神社其实就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
李缨拍摄时发现，在靖国神社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游就馆”，它是一个战争博物馆，是日本进行圣战宣传的地方。关于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里被称为“支那事变”，而关于为了维护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战果和既得利益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被称为“自卫战争”。
馆内陈列了飞机、大炮等各种战争中的实物。不仅是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从明治天皇以来的都有。比如陆军大臣怎样勇敢剖腹，剖腹之后留下的军刀和血书，他们写着“武运长久”的太阳旗，各种人物在里面的签名等，这里都有展示。
最引人注目的是，“游就馆”内展现了很多在战场上的血迹，好像战事刚结束不久，有一种阴森森的恐怖气息。但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皇发动侵略战争把自己的子弟拿去当了炮灰，反而觉得这是大和魂的一种视死如归。
李缨和他的日本同事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拍摄过程，正是在这艰难的拍摄中，他们开始真正了解这个在日本有着强大军事和政治号召力的靖国神社，以及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会对其顶礼膜拜。“很多人觉得为天皇而死是理所当然的，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认为战死后能躺在天皇身边，是一种莫大荣光。当时美国人也搞不懂，日军为何陷入灭顶之灾时，甘愿飞蛾扑火般去送死，也很少投降？”
大多数人以为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是墓碑，而李缨的答案是：靖国刀。“靖国刀才是靖国神社的供奉，也是日本文化的神体。精神体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通过很多具体的道具环节打造确立的，整个靖国神社的精神体系也是如此。”
这部纪录片以无解说词的形式，从靖国神社的灵魂象征体“日本刀”作为切入点，以最后一位“靖国刀”刀匠——92岁的刈谷直治为线索，结合靖国神社这个舞台上发生的种种参拜现象和冲突故事，从多方视点将靖国神社的“神圣性”及矛盾性予以层层深入的呈现与追寻，从而将一座“神殿”的虚构性予以破解。
李缨没有加入一句画外音，只是将摄像机的焦点安静地落在了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身上。“因为靖国神社的神体就是一把刀，所有的英灵是在一把刀里面，所以用靖国刀匠，来把这部电影整个贯穿起来。”
老人回忆起当年做刀的过程，很是兴奋：每把刀做好后都要进行试斩，要制造一种材料，用竹子跟一种芦苇在水里面浸泡，做成一种人的骨头和躯体的那种质感，然后砍，看能不能一刀下去，斩得彻底。过了这一关，这把刀才算及格。
鲜为人知的是，每次开工之前，刀匠都要拜神，女人还不能进工房。用“千锤百炼”这个词来形容靖国刀的制作过程非常充分，从一团被神纸包着并浇上“汁”的玉钢到成刀需要经过15个折叠的过程，最后的成刀最起码有3万层钢在里面。李缨说，拍摄做刀的整个过程，令人毛骨悚然却又让人肃然起敬。“到战争结束，几十名工匠在靖国神社里已经夜以继日地做了8100把靖国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