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余额宝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先是有央视评论员发文呼吁取缔余额宝，称其推高了整体经济的成本。接着争论形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是加强监管控制风险派，另一方是力挺创新派。
　　对于这个争论，央行行长周小川表态说：“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但呼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的声音并未因此停止。
　　笔者认为，要讨论清楚余额宝的现实影响和未来的合理监管，还需要更加理性地进行多层面的分析。
　　从创新的角度而言，余额宝的融资模式是创新的，存入和取出只需客户点两下手机屏幕，这比传统的金融融资成本（开在高楼大厦黄金地段的门店、大量服务人员和广告费）有较大程度的降低。但它的盈利模式并没有什么创新，与余额宝对接的天弘基金“增利宝”货币基金，其主要收益来自于持有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企业债券、同业存款等利息收入。
　　从余额宝的利益分配角度看，收益方如下：1.余额宝的投资方受益最大，从原来活期存款的0.35%，一下子提高到了6%左右；2.阿里巴巴的无风险固定收益；3.天弘基金的有风险收益。
　　那么受损方呢？首先是整个传统金融体系，使得整个融资成本一下子从2%～3%骤升到6%～7%。这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冲击，比利率市场化更加严重。
　　此前，美国、中国香港等地的利率市场化都曾导致了大量金融和贷款机构倒闭。那时，金融机构虽因竞争而不得不对大存款户提高了利息，但可以从小存款户低息存款中找回一些利润补偿，整体利率水平上升有限。但现在由于余额宝的出现，即使100元的存款户，也可以享受到货币基金的收益，而这个收益甚至高过传统银行大笔资金的收益（因为传统银行的成本更高）。
　　如此一来，传统金融系统面临困境。此时，它们面临了三种选择：其一，任由资金流入余额宝类的货币基金；其二，在6%～7%的融资成本上还能赚到更多利润；其三，放弃或收缩经营。
　　笔者希望第二种选择成为现实，但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在当今中国市场已经充分竞争、经济探底、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利润有限。那么，在现实中，第一和第三种选择就成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其实，余额宝本身无所谓对错。问题在于它大行其道的时机——刚好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政府债务高企、中小企业生存艰难、人民币面临贬值、热钱外流等不利因素叠加。
　　笔者的建议是：1.适当限制和监管余额宝对货币基金的资金流向，给传统金融一些时间，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2.支持将余额宝的资金引导到对互联网工商企业的直接贷款上去；3.大力推进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高科技公司联合，参与主办一家混合所有制的中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从而将资金直接引导到支持高新科技中去，进而使互联网金融真正成为中国创造的引擎。现有的深圳创业板徒有其名，令人失望。
　　一言以蔽之，余额宝是否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