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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说：“简·奥斯丁是对我三观影响最大的人。”
奥斯丁让崔卫平发现了“日常光线”——盘桓在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客厅闲聊、社交聚宴、郊游野餐、乡村舞会，她的故事从身边信手拈来，发生在肉眼所及的范围之内，甚至距离更短，是在耳际之间。
正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所言，简·奥斯丁是“第一位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喜剧，聚焦在平常的“家庭”上。女性的细腻使简·奥斯丁的小说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风致与面貌：“从裙服到人脸上的气色以及家具茶具窗帘小摆设，这些物件长宽高的比例、质地或色泽、摆放的位置等等，一如它们在正常视力之下所见到的。”崔卫平觉得奥斯丁“始终与她笔下的人物保持一种旁观的距离，不仅看到她们的弱点，而且提供她们成长转变的空间。节制让人‘甜美’，任性让人刻薄。”
今年是简·奥斯丁逝世200周年，这位19世纪终身未嫁的英国小说家，不仅在英国家喻户晓，也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了众多的知音，虽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简·奥斯丁的接受史
1927年，北京大学文学教师欧阳兰编译的《英国文学简史》中，第一次出现了简·奥斯丁的名字，这是她在中国首次被提及。
不过那只是简介，欧阳兰并未对奥斯丁的作品做细致的分析。8年后，武汉国立大学陈铨教授在《清华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论文《迦茵奥士丁作品中的笑剧元素》，这是第一篇比较全面介绍奥斯丁的论文，只是不知道，《清华学报》明明有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同时在1915年创刊），为什么这篇论文会发在自然科学版上呢？作者是觉得奥斯丁发现了男女世界的自然奥秘？
奥斯丁作品系统翻译为中文出版，则是更为后来的事情。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由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麻乔志翻译的奥斯丁另外的一部小说《诺桑觉寺》。不过很快，国内进入“文革”时期，已难有简·奥斯丁小说的立足之地。在这动荡的十年里，简·奥斯丁的作品因主人公“没有阶级立场、爱慕虚荣”，爱情讲究“小资情调”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才再版了由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从此，奥斯丁的小说在中国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发行量、研究者都节节攀升。
最近，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授赵志义做了个统计：《傲慢与偏见》是奥斯丁所有小说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也是中国读者最为喜欢、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一部小说，至今共有130多种汉译本。《爱玛》有30多种汉语版本，《理智与情感》也有30种版本，《劝导》有6种版本，《曼斯菲尔德公园》有9种版本，甚至连《诺桑觉寺》也有7种版本——小说的多次再版证明了奥斯丁深受中国读者欢迎。
而对奥斯丁的出版研究，在2008年之后更是达到了一种井喷状态。赵志义认为，这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2007年以来，奥斯丁本人生平及其作品改编的电影，包括《成为简·奥斯丁》《劝导》《曼斯菲尔德庄园》《诺桑觉寺》四部电影陆续上映，吸引了众多的奥斯丁爱好者。
而在赵志义看来，简·奥斯丁小说中丰富的喜剧色彩，唤起一种排除了痛苦的欢娱精神，是她的作品能获得众多共鸣的重要因素：“对于刚刚走出校门就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社会中的低层地位、工作中的微薄收入以及住房的‘蜗居’等严酷的现实逐渐破灭了她们内心中美好的幻想。他们困惑，迷茫，需要一点笑剧夸张的手法来慰藉心灵上的失望。喜剧因素能把生活表现得比通常更绚丽多彩、更冷峭严峻。用一点笑剧夸张手法总还无伤大雅。有分寸地搀和点笑料，就像在草莓上撒上些白糖，可以使喜剧味更加醇厚浓郁。读奥斯丁的作品就像与作者本人面对面的交流，更感觉到自己身临其境，经历着曲折的情节带来的惊喜，以及情感的满足。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品，并不是由评论家的交口称誉、教授们的分析阐述或是在大学课程里进行研究，而是一代一代的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乐趣和精神食粮。因而，奥斯丁成为中国青年学生最喜欢的国外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在中国受欢迎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女作家。”
女性意识的崛起
近年来，女性作家的作品特别得到市场的青睐，不论是纯文学作家毕淑敏还是从网络成名的安妮宝贝，女性作家用她们独有的温暖、感性赢得了众多女性读者的芳心，
而简·奥斯丁可谓这一谱系的鼻祖级人物。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在西方亦不例外。从《圣经》开始，西方人就认为女性像夏娃一样是一根“多余的肋骨”，而且，女性、蛇和苹果构成了诱惑的三要素，是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根源。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女性都以依附于另一半的身份出现。而到了奥斯丁生活的19世纪，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英国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不合理社会现象，日益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就显得陈腐不堪了。
但即使如此，在當时要站出来为男女平等呼喊，也需要勇气。此时，奥斯丁乃应运而生，她用她幽默犀利的文字，用小说的方式肯定了女性的理智和独立的人格，因此大受欢迎。《傲慢与偏见》以奥斯丁所赏识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为中心，刻画两类人的交往故事，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有着同男人无差异的智力的女性。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在内心的真实意愿和外部现实的对抗中，奥斯丁用女性的视野建构起一部部小说，其中，又蕴含着她独特的思考：女性在这样的社会到底该处于怎样的地位，到底要何去何从？这就引起了长期受到压抑的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 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我们能听到一种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声音，这种声音开始注重自己的个性情感，是古老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的标志。
选理智还是选情感？
但是，和张爱玲、丁玲等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女作家都不同，奧斯丁一直追求的是理性的婚姻，在《理智与情感》中，埃丽诺代表理性、冷静和理智，是奥斯丁心目中有见识、明事理的理想女性，而玛丽安代表任性冲动、毫无节制地追求罗曼蒂克生活的新女性。作为一种感情动物，面对婚姻与爱情，很多女性都会像玛丽安那样被爱情冲昏头脑，虽然她们想像埃丽诺那样理性地看待一切。而奥斯丁最终也让玛丽安听从了姐姐埃莉诺的劝导，作出了理性的选择。
现在我们再看，这是最符合现实需要的女性选择。鲁迅早在《娜拉走后怎样》以及《伤逝》中，就分析过“后传统家庭的叛逆者”可能面临的困境，和《简·爱》中生有反骨的女主人公不同，奥斯丁的小说中塑造的，是善良的士绅阶层的淑女，是让士绅阶层放心的那一类女性，而不是相反。因此，她的作品几乎都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收尾，符合世俗大众对人生理想的设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夏洛蒂·勃朗特会对奥斯丁很不满，在写给乔·亨·刘易斯的信中，她指责奥斯丁的苍白无力：“她（奥斯丁）没有任何激情澎湃的东西使人窒息，没有任何深切的东西引人入迷。”夏洛蒂还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奥斯丁女士？对这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本来没有读过《傲慢与偏见》，看到你那句话，我把这书找来读了。可我看到了什么呀？一张平凡的面孔的一幅维妙维肖的银版照相！一座用围墙严加防护的，精心侍弄的花园，整齐的花坛镶边，娇嫩的花朵;可是一点也看不到五光十色的外景，没有开阔的田野，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青山，没有绿水。她的那些绅士淑女们住在雅致的但是密闭的房子里，我才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哩。我这番话也许要惹你恼怒了吧，不过我甘冒此风险。如今我能够理解人们对乔治·桑的倾慕了。虽然我没有读过她的一本令我全盘喜爱的书（甚至包括《康素爱萝》在内，这是她的最佳作品，或者是我读过的最佳作品，在我看来也是奇特的夸张和绝妙得佳构兼而有之），然而她有一种洞察心灵的能力，即使我能不能充分领悟，却也能深深敬佩。她是睿智的，深沉的;奥斯丁女士只是敏锐的，善于观察的。是我错了，还是你把话说得太仓促了？如你有时间，我愿听听你进一步谈谈这个题目;如你没有时间，或认为这个问题微不足道，那就不必费心作答。”
和《简·爱》的叛逆刺痛不同，革命风云尚未席卷而来之前的黄金时代，奥斯丁树立了一种典范，一种非常现实以至于可以在任何一位想要获得幸福的女性身上加以复制的典范，这自然为夏洛特·勃朗特所不喜。是啊，如果现实都像奥斯丁所想象的那么完美的话，她自己为什么不结婚呢？是她太理智了，还是太追求完美了？
在表面上的理性完美之下，暗藏着一种矛盾，那是女性的情感本能在质疑奥斯丁。敏感的奥斯丁本人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她终身未嫁的一个隐秘的理由。在她后期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劝导》是奥斯丁最后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她描写了一个曲折多磨的爱情故事。贵族小姐安妮·埃利奥特同青年军官温特沃思倾心相爱，订下了婚约。可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嫌温特沃思出身卑贱，没有财产，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安妮出于“谨慎”，接受了教母的劝导，忍痛同心上人解除了婚约。八年后，在战争中升了官、发了财的温特沃思上校休役回乡，随姐姐、姐夫当上了沃尔特爵士的房客。他虽说对安妮怨忿未消，但两人不忘旧情，终于历尽曲折，排除干扰，结成良缘。
这时候，理智似乎因其功利性而终于不敌命运，理智最终也让位于真挚的感情。
而在《爱玛》中，女主人公爱玛聪明、漂亮、富有，她有足够的理由不结婚也同样幸福无比，她劝出身不明朗、头脑简单的哈丽特·斯密斯离开朴实能干的青年农民马丁先生，去追求势力但地位高于哈丽特的埃尔顿牧师;她又通过主观臆断把遭到埃尔顿羞辱过的哈丽特和爱玛自己并没有真正爱上的弗兰克在一起。而最终，这些看似“聪明”的努力却让她落入尴尬的境地，埃尔顿爱的是爱玛本人而不是哈丽特;弗兰克也早就心有所属。正是在《爱玛》中，我们可以感受道奥斯丁对于她之前婚恋观的反思——用理智的思维进行判断有时也会失效，因为人和家庭的条件是会变的，环境也是会变的，爱情是不是也要变呢？
不过，虽然《简爱》的拥趸绝不比奥斯丁少，但到了现实中，多数人都会赞同奥斯丁的婚姻观，不太会像夏洛蒂·洛朗特那样选择一个瞎子，婚姻中多一份理智，多一份生活的保障，这恐怕也是奥斯丁的小说在中国能畅销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奥斯丁让崔卫平发现了“日常光线”——盘桓在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客厅闲聊、社交聚宴、郊游野餐、乡村舞会，她的故事从身边信手拈来，发生在肉眼所及的范围之内，甚至距离更短，是在耳际之间。
正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所言，简·奥斯丁是“第一位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喜剧，聚焦在平常的“家庭”上。女性的细腻使简·奥斯丁的小说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风致与面貌：“从裙服到人脸上的气色以及家具茶具窗帘小摆设，这些物件长宽高的比例、质地或色泽、摆放的位置等等，一如它们在正常视力之下所见到的。”崔卫平觉得奥斯丁“始终与她笔下的人物保持一种旁观的距离，不仅看到她们的弱点，而且提供她们成长转变的空间。节制让人‘甜美’，任性让人刻薄。”
今年是简·奥斯丁逝世200周年，这位19世纪终身未嫁的英国小说家，不仅在英国家喻户晓，也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了众多的知音，虽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简·奥斯丁的接受史
1927年，北京大学文学教师欧阳兰编译的《英国文学简史》中，第一次出现了简·奥斯丁的名字，这是她在中国首次被提及。
不过那只是简介，欧阳兰并未对奥斯丁的作品做细致的分析。8年后，武汉国立大学陈铨教授在《清华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论文《迦茵奥士丁作品中的笑剧元素》，这是第一篇比较全面介绍奥斯丁的论文，只是不知道，《清华学报》明明有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同时在1915年创刊），为什么这篇论文会发在自然科学版上呢？作者是觉得奥斯丁发现了男女世界的自然奥秘？
奥斯丁作品系统翻译为中文出版，则是更为后来的事情。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由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麻乔志翻译的奥斯丁另外的一部小说《诺桑觉寺》。不过很快，国内进入“文革”时期，已难有简·奥斯丁小说的立足之地。在这动荡的十年里，简·奥斯丁的作品因主人公“没有阶级立场、爱慕虚荣”，爱情讲究“小资情调”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才再版了由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从此，奥斯丁的小说在中国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发行量、研究者都节节攀升。
最近，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授赵志义做了个统计：《傲慢与偏见》是奥斯丁所有小说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也是中国读者最为喜欢、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一部小说，至今共有130多种汉译本。《爱玛》有30多种汉语版本，《理智与情感》也有30种版本，《劝导》有6种版本，《曼斯菲尔德公园》有9种版本，甚至连《诺桑觉寺》也有7种版本——小说的多次再版证明了奥斯丁深受中国读者欢迎。
而对奥斯丁的出版研究，在2008年之后更是达到了一种井喷状态。赵志义认为，这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2007年以来，奥斯丁本人生平及其作品改编的电影，包括《成为简·奥斯丁》《劝导》《曼斯菲尔德庄园》《诺桑觉寺》四部电影陆续上映，吸引了众多的奥斯丁爱好者。
而在赵志义看来，简·奥斯丁小说中丰富的喜剧色彩，唤起一种排除了痛苦的欢娱精神，是她的作品能获得众多共鸣的重要因素：“对于刚刚走出校门就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社会中的低层地位、工作中的微薄收入以及住房的‘蜗居’等严酷的现实逐渐破灭了她们内心中美好的幻想。他们困惑，迷茫，需要一点笑剧夸张的手法来慰藉心灵上的失望。喜剧因素能把生活表现得比通常更绚丽多彩、更冷峭严峻。用一点笑剧夸张手法总还无伤大雅。有分寸地搀和点笑料，就像在草莓上撒上些白糖，可以使喜剧味更加醇厚浓郁。读奥斯丁的作品就像与作者本人面对面的交流，更感觉到自己身临其境，经历着曲折的情节带来的惊喜，以及情感的满足。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品，并不是由评论家的交口称誉、教授们的分析阐述或是在大学课程里进行研究，而是一代一代的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乐趣和精神食粮。因而，奥斯丁成为中国青年学生最喜欢的国外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在中国受欢迎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女作家。”
女性意识的崛起
近年来，女性作家的作品特别得到市场的青睐，不论是纯文学作家毕淑敏还是从网络成名的安妮宝贝，女性作家用她们独有的温暖、感性赢得了众多女性读者的芳心，
而简·奥斯丁可谓这一谱系的鼻祖级人物。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在西方亦不例外。从《圣经》开始，西方人就认为女性像夏娃一样是一根“多余的肋骨”，而且，女性、蛇和苹果构成了诱惑的三要素，是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根源。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女性都以依附于另一半的身份出现。而到了奥斯丁生活的19世纪，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英国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不合理社会现象，日益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就显得陈腐不堪了。
但即使如此，在當时要站出来为男女平等呼喊，也需要勇气。此时，奥斯丁乃应运而生，她用她幽默犀利的文字，用小说的方式肯定了女性的理智和独立的人格，因此大受欢迎。《傲慢与偏见》以奥斯丁所赏识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为中心，刻画两类人的交往故事，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有着同男人无差异的智力的女性。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在内心的真实意愿和外部现实的对抗中，奥斯丁用女性的视野建构起一部部小说，其中，又蕴含着她独特的思考：女性在这样的社会到底该处于怎样的地位，到底要何去何从？这就引起了长期受到压抑的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 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我们能听到一种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声音，这种声音开始注重自己的个性情感，是古老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的标志。
选理智还是选情感？
但是，和张爱玲、丁玲等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女作家都不同，奧斯丁一直追求的是理性的婚姻，在《理智与情感》中，埃丽诺代表理性、冷静和理智，是奥斯丁心目中有见识、明事理的理想女性，而玛丽安代表任性冲动、毫无节制地追求罗曼蒂克生活的新女性。作为一种感情动物，面对婚姻与爱情，很多女性都会像玛丽安那样被爱情冲昏头脑，虽然她们想像埃丽诺那样理性地看待一切。而奥斯丁最终也让玛丽安听从了姐姐埃莉诺的劝导，作出了理性的选择。
现在我们再看，这是最符合现实需要的女性选择。鲁迅早在《娜拉走后怎样》以及《伤逝》中，就分析过“后传统家庭的叛逆者”可能面临的困境，和《简·爱》中生有反骨的女主人公不同，奥斯丁的小说中塑造的，是善良的士绅阶层的淑女，是让士绅阶层放心的那一类女性，而不是相反。因此，她的作品几乎都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收尾，符合世俗大众对人生理想的设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夏洛蒂·勃朗特会对奥斯丁很不满，在写给乔·亨·刘易斯的信中，她指责奥斯丁的苍白无力：“她（奥斯丁）没有任何激情澎湃的东西使人窒息，没有任何深切的东西引人入迷。”夏洛蒂还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奥斯丁女士？对这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本来没有读过《傲慢与偏见》，看到你那句话，我把这书找来读了。可我看到了什么呀？一张平凡的面孔的一幅维妙维肖的银版照相！一座用围墙严加防护的，精心侍弄的花园，整齐的花坛镶边，娇嫩的花朵;可是一点也看不到五光十色的外景，没有开阔的田野，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青山，没有绿水。她的那些绅士淑女们住在雅致的但是密闭的房子里，我才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哩。我这番话也许要惹你恼怒了吧，不过我甘冒此风险。如今我能够理解人们对乔治·桑的倾慕了。虽然我没有读过她的一本令我全盘喜爱的书（甚至包括《康素爱萝》在内，这是她的最佳作品，或者是我读过的最佳作品，在我看来也是奇特的夸张和绝妙得佳构兼而有之），然而她有一种洞察心灵的能力，即使我能不能充分领悟，却也能深深敬佩。她是睿智的，深沉的;奥斯丁女士只是敏锐的，善于观察的。是我错了，还是你把话说得太仓促了？如你有时间，我愿听听你进一步谈谈这个题目;如你没有时间，或认为这个问题微不足道，那就不必费心作答。”
和《简·爱》的叛逆刺痛不同，革命风云尚未席卷而来之前的黄金时代，奥斯丁树立了一种典范，一种非常现实以至于可以在任何一位想要获得幸福的女性身上加以复制的典范，这自然为夏洛特·勃朗特所不喜。是啊，如果现实都像奥斯丁所想象的那么完美的话，她自己为什么不结婚呢？是她太理智了，还是太追求完美了？
在表面上的理性完美之下，暗藏着一种矛盾，那是女性的情感本能在质疑奥斯丁。敏感的奥斯丁本人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她终身未嫁的一个隐秘的理由。在她后期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劝导》是奥斯丁最后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她描写了一个曲折多磨的爱情故事。贵族小姐安妮·埃利奥特同青年军官温特沃思倾心相爱，订下了婚约。可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嫌温特沃思出身卑贱，没有财产，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安妮出于“谨慎”，接受了教母的劝导，忍痛同心上人解除了婚约。八年后，在战争中升了官、发了财的温特沃思上校休役回乡，随姐姐、姐夫当上了沃尔特爵士的房客。他虽说对安妮怨忿未消，但两人不忘旧情，终于历尽曲折，排除干扰，结成良缘。
这时候，理智似乎因其功利性而终于不敌命运，理智最终也让位于真挚的感情。
而在《爱玛》中，女主人公爱玛聪明、漂亮、富有，她有足够的理由不结婚也同样幸福无比，她劝出身不明朗、头脑简单的哈丽特·斯密斯离开朴实能干的青年农民马丁先生，去追求势力但地位高于哈丽特的埃尔顿牧师;她又通过主观臆断把遭到埃尔顿羞辱过的哈丽特和爱玛自己并没有真正爱上的弗兰克在一起。而最终，这些看似“聪明”的努力却让她落入尴尬的境地，埃尔顿爱的是爱玛本人而不是哈丽特;弗兰克也早就心有所属。正是在《爱玛》中，我们可以感受道奥斯丁对于她之前婚恋观的反思——用理智的思维进行判断有时也会失效，因为人和家庭的条件是会变的，环境也是会变的，爱情是不是也要变呢？
不过，虽然《简爱》的拥趸绝不比奥斯丁少，但到了现实中，多数人都会赞同奥斯丁的婚姻观，不太会像夏洛蒂·洛朗特那样选择一个瞎子，婚姻中多一份理智，多一份生活的保障，这恐怕也是奥斯丁的小说在中国能畅销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