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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元明清曲论文体特征研究》（项目编号：JD15122）阶段性成果之一。
摘 要：袁枚是清代乾嘉诗坛的领军人物，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是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优秀的文学家及文学评论家。其一生著作繁多，文学批评著作更是不胜枚数。袁枚所身处的时代导致了他思维方式呈现出一种传统性，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他的批评文体中，就呈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特征。本文旨在从其批评文体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这一个角度入手，结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他批评文体所产生的影响，从直觉思维特征、辩证思维特征和意象思维特征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袁枚；批评文体；直觉思维；辩证思维；意象思维
作者简介：李昱珂（1991-），女，汉族，江苏省南京人，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4
袁枚作为清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其批评文体数量众多，大致可分为论诗诗、书牍、序跋、诗话、选本、评点等体裁，而其中最能体现袁枚思维特征的是诗歌、散文和诗话等体裁。袁枚批评文体的思维方式与大多数古代批评文体存在着一定共性，呈现出一种传统性。然而在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下袁枚批评文体的思维方式特征又蕴含着独特的风采。
一、袁枚批评文体的直觉思维特征
传统思维方式注重整体性的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评论形成了一种以直观体悟为主的思维模式。具体说来，就是文学家通常是依靠直觉经验从整体上来感受他们所评价的文学作家和作品。袁枚受到历朝诗论文论的影响，在他的批评文体中也同样保留着这种特质，这就使得他的批评文体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直觉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文学评论就倾向于保全文学作品的精气神，而不是把血肉骨骼经络分割开，研究它各个部位组织。这种直觉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文体的批评文体中，分为画面感、体悟性与浑融性这三个方面。
1、直观性的论证和有“画面感”的阐述
在袁枚的批评文体中，论诗诗因其简短的句式结构以及诗性内涵，是最能表现出直觉思维的一种文体，而这种讲求直观感受的直觉思维就最为体现在他论诗诗的画面感中。袁枚通过把他所创作的对象画面化、生动化，使观者更能清晰地了解到他所描述的文学对象，而不是只能从字句上理解。他笔下原本单调枯燥的论述在生动、呼之欲出的诗句组合下，呈现出一种浑然一体才整体印象，让人读之便解其义。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直观整体感受即为诗中的画面感。
首先，他擅长借意象入诗，再将意象组合规整，从而构架出一幅格外鲜明的生动图景。在袁枚论诗组诗《续诗品》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如《选材》当中“金貂满堂，狗来必笑”[1]一句，袁枚首先是架构出了一个空间，通过这个空间里“金貂”之精贵和“狗”之平庸之间的差距，衬托出他对于选材重要性的文学主张。还有《固存》中的“重而能行，乘百斛舟。重而不行，猴骑土牛”[2]，“成百斛舟”和“猴骑土牛”形成了鲜明的形象差距，一个给人日行万里之感，而另一个却是止步不前，也直观的写明了诗人的学识修养对于作诗的重要性。除了《续诗品》以外，还有《品画》中“蛟龙生气尽，不若鼠横行”[3]一句，与以上类似，这句诗用一个“生气尽”和“横行”进行对比，一个画面给人感觉死气沉沉，一个画面给人感觉杂乱却格外富有生机，袁枚也是通过两个画面的对比，论述了作诗“要教百句活，不许一字死”[4]的诗论主张。
其次，袁枚也同样擅长融景于诗。例如在《仿元遗山论诗》中，袁枚就以“一缕青丝袅碧空，半飞天外半随风”[5]一句来评价金冬心。这一句既有静态感官“青丝”，又因“袅”“飞”“随”三个字有了动态感。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评价严冬友的诗，其中“桃花一绝高僧偈，看到红云尽处无”[6]，“桃花”“高僧”“红云”组成了一幅气象高远的画面，充分地体现了严冬友清高的性情。此外，在《续诗品》中也同样有这种融景于诗的句子，如《用笔》篇的“星月驱驰，华月奔驰”[7]；《理气》中的“汤汤来潮，缕缕腾烟”[8]，画面感也是跃然眼前。此外，除了论诗组诗外，袁枚的一首五言古诗《读书》中的“横空一赤帜”[9]一句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横空”一词极具动态感，而“赤”这一字又极具画面感，似乎能看到一面旗帜高昂在蓝天下，颜色鲜红明亮，这句话十分形象地体现了袁枚力求革新的决心。
2、整体性的感悟和直觉性的断言
在袁枚的批评文体中直觉思维是最常见的一种思维模式，具体说来就是对事物直观性和整体性的一种把握和判断。在袁枚的批评文体中它首先表现为用简略精确的语言来表述作品所带给他的审美感受，也就是在评价某一作家或作品的时候，袁枚多用简洁精确的词语或短句来概括对象某一单方面的审美特点。在《随园诗话》中，这类现象尤为常见。例如：
“人谋事久而不得，则意思转淡。何士颐秀才《感怀》云：‘身非无用贫偏暇，事到难图念转平。’真悟后语也。其他如：‘贫犹买笑为身累，老尚多情或寿征’，‘书因补读随时展，诗为留删尽数抄”，皆不愧风人之旨。”[10]
这段袁枚在论述何士颐《感怀》这首诗的时候，旨在一个“悟后语”处，他首先提出“事谋久后意转淡”的观点，然后认为何士颐的这首诗妙就妙在这种透悟之感，他又评价此诗的其他几句皆是“风人之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袁枚以一种直观体悟的方式来评价《感怀》这首诗，而不是逐字逐句的系统性审美解析。此外还有，如：
“有妓与人赠别云：‘临歧几点相思泪，滴向秋阶发海棠。’情语也。而庄荪服太史《赠妓》云：‘凭君莫拭相思泪，留着明朝更送人。’说破，转觉嚼蜡。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一般杀风景语。”[11]
同样也是袁枚就“情语”做出的评价，同样三首写情的诗歌，他认为有“情语”、“嚼蜡之语”以及“杀风景语”之分，而他所关注的地方旨在一个“情”字，描摹太透略显乏味，描摹不透又让人不能共情，最好的便是恰到好处的修辞和雕琢。 其次，这种体悟式的直觉思维还表现为一种寻章摘句式的批评方式，这种方式与整体把握并不相同，而是从其中某一句甚至是某一字来进行一种直观的审美体会，从而进行评价。例如：
“尹文端公论诗最细，有‘差半个字’之说。如唐人：‘夜琴知欲雨，晚簟觉新秋。’‘新秋’二字，现成语也。‘欲雨’二字，以‘欲’字起‘雨’字，非现成语也，差半个字矣。以此类推，名流多犯此病。必云‘晚簟恰宜秋’，‘宜’字方对‘欲’字。”[12]
袁枚就“差半字”这一现象进行论述，举例唐人所作“夜琴知欲雨，晚簟觉新秋。”一句分析，分别从“欲雨”、“新秋”两字入手，拆字分析。在这里，袁枚挑出这首诗的某一句话，进而某一字来分析。这种方式虽与从整体把握的审美感受不同，但因为是直接跳过整体，而对其中字句特点的发掘，以其特征总结出一种独立范畴，因而也同样具有直觉思维体悟性的审美特点。
二、袁枚批评文体的辩证思维特征
在文学批评文体中，袁枚作为“性灵派”诗人，主张不拘一格、抒发性情的文学创作，因此在他的文学评论作品中，这种不讲求固守的文学思想更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和创作技巧方面，也因此，这种思想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而在他的诸多批评文体中，他的论诗诗是最能表现他的辩证性思维。这种思维是一种大局观的体现，它不拘泥于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是从多个角度分析，已达到全面了解事物的目的。
1、巧饰与质朴相交替的批评风格
作为“性灵派”领袖，袁枚在对于作诗上有着明确的主张，他认为诗歌应发自性情，诗成自然，著以个性，然后才能够造就一首好诗。然而再讲求技巧的时候，他又就“巧饰”与“质朴”这两种对立方发表了这样一些与他之前言论不同的观点，他说道：“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13]、“盖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14]。可见，他虽然论诗力求不加雕琢、浑然天成的“天籁”之作，但对于巧饰锤炼也同样重视，甚至有所强调，在《随园诗话》中，他就总结道：“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人工求之。”[15]具体而言就是只有质朴没有技巧的雕琢难成诗，质朴固然重要，但技巧的修饰也不可忽视。可见，袁枚所强调的“性灵说”虽然讲求真情真性，是对乾嘉时期考据风的对抗，然而在他具体到创作的过程中时，却同样重视人工的修饰和逐字逐句的推敲。这种执两用中的想法表现在他的论诗诗中，呈现出一种辩证式的思维方式。如同样相同论述“改诗”题材的两首诗，虽然体裁完全相同，所表述的内容也大致类似，但两首论诗诗的创作方式却完全不同，如下面这首五言古诗《改诗》，中心论点旨在“改诗难于作，辛苦五定程”：
“改诗难于作，辛苦无定程。万谋箸不下，九转丹难成。游觉后历妙，陈悔前茅轻。抽丝绪渐引，汲井泉弥清。妆严绝色显，叶割孤花明。如探海岳胜，人到仙不行。如奏钧天律，鸟哑凤始鸣。……”[16]
除第一句话以外的后26句话都是在铺陈排序，运用了大量修饰性的辞藻，能见到明显的斧凿之痕，而这些雕琢之句大多都是对此诗中心论点的一种强调。同样是“改诗”题材，袁枚的另一首小诗却比此清新脱俗了一些，给人的直观感受也尤为浑然天成。《遣兴》其五：
“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筓女，头未梳成不许看。”[17]
这首诗的中心论点同样在第一句“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然而对于这个论点的论证，他却从生活中最常见的细节入手，以家常语入诗来比喻到老作诗还如少年时一般，诗未改成就决不罢休。四句诗通透质朴却恰到好处，浑然天成。可见在同样的题材中，袁枚的论诗诗，也可以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表现出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
2、用典与白话相统一的批评用语
在诗歌语言的“用典”和“白话”方面，袁枚也秉持着强烈的辩证思想，他一方面厌恶考据派诗风，反感诗坛仿古拟古风气，另一方面又格外的讲求用典的恰当性，反对堆砌典故，反对用生僻典故，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也同样体现了袁枚批评文体的辩证性。“先生之诗，专主性灵，故运化成语，驱使百家，人习而不察。譬如盐在水中，食者但知盐味，不见有盐也。”[18]具体说来，就是将典故运化为自己的东西，既不着痕迹又神来之笔。同样是两首论述“苦吟”的诗歌《题陈古渔诗卷》和《箴作诗者》，就呈现出了两种不同角度的表现手法。如在《题陈古渔诗卷》中：
“地当六代悲歌易，胸有千秋下笔难。我学王戎留赠语：森森更愿束长竿。”[19]
这首诗的主旨是表明作诗之不易，贵在苦心。在这首诗中，袁枚巧妙的化用了魏晋时期王戎的典故，来说明“苦吟”的虽用典却没有生僻乖张之感。而他另外一首同样是论述“苦吟”的诗歌《箴作诗者》却更显得直白和通俗易懂：
“物须见少方为贵，诗到能迟转是才。清角声高非易奏，优昙花好不轻开。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炼多从苦处来。”[20]
在这首诗中，他就用直白通俗的语言论述了“苦吟”对于作诗的重要性，无用典无生僻，却明白透彻了阐明了他的观点。除了描写“苦吟”的论诗诗含有辩证性外，还有描写“仿古”的论诗诗也同样蕴含着对立统一的思想。例如在《读书》一诗中，他就用平白显明的语言论述了诗人对于“仿古”应有的态度的关系，在这首诗中他以“我道古人文，宜读不宜仿。读则将彼来，仿乃以我往。”[21]来表达仿古不可无我的诗学思想。而在另一首论述“仿古”的论诗诗《答曾南村论诗》中，他写道：“八音分列公商韵，一代都存<雅><颂>声。”[22]在这里他则是以音律和经典来表达“诗无古今”的文学思想。相同的题材，类似的主题，呈现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袁枚在强调作诗出于自然发自真情的同时，仍然保有着完整的辩证性的思维方式。
三、袁枚批评文体的意象思维特征
在古代文学批评文体中，受到文学体裁以及语言的限制，评论家们在文章中表明自己观点或是评价作家作品的时候大多倾向于一种更容易被他人理解的表达方式，即通过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或事物来表达对抽象世界的理解。“取象比类”就是意象思维一种特别直接的表达形式，袁枚由于他本身的文风特点，使得他更容易将“取象比类”运用到文学评论的创作中，这也就使得他的散文一类的批评文体，如书信、尺牍、序跋等，避免了枯燥无味的空泛理论，而更多地区性增添了文学性和趣味性。在袁枚批评文体中，“取象比类”通常呈现出的形态一般是一些生活中的基本常识以及事物间的各种逻辑关系。 1、以道譬论的批评方式
袁枚擅长将生活中的基本道理及普遍现场融入到对文学理论的创作和理解中，在表达一些文论主张时，通过这些蕴含哲理的事例说明文论思想，使人看得更为分明。在《答兰垞第二书》[23]中，他辩驳对方关于学唐还是学宋的问题引用这样一个例子“其道如射然。弓矢，学也，运弓矢者，才也。”他以射箭作比，仿古对于作文的人来说，就像弓箭之于弓箭手一样，弓箭的存在只是一种器具，并不能决定技术的好坏，而真正的关键只在于那个射箭的人是否能将弓箭运用的得心应手而为自己实际所用。因此，他认为学唐还是学宋并无比较，关键则在于学习者是否能内化这两种不同风格，而为己用，之后他又提到“杜称多师为师，《书》称主善为师。”就是表明他最终要将这些风格化为己用而不单只是仿效的文学主张。同样的，在《龚旭开诗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他就作诗状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诗如鼓琴然，心虚则声和，心窒则声滞。”[24]他选取了常人所熟悉的演奏乐器时候的状态与作诗的状态相类比，《礼记》中有“凡音者，生人心者也。”之句，音乐由心而生，作诗亦然，虚静的心胸可以创作出美好的诗篇，而空滞的心胸却使得诗枯然无味，在这里袁枚强调了作诗前的心态。此外，在《从弟艧斋诗序》中也有取象比类的典型例子。在文章中，他先就“苦吟”对于作诗的重要性做了一个定论，然后他以“今夫五行之味，苦先乎甘；圣人之学，愤先乎怒。” [25]等例证试图说明在生活中，成功的喜悦往往先是伴随着苦困而存在的，“苦吟”“苦思”是创作一首好诗的前提条件。
2、拟物譬论的批评手段
袁枚能够清晰的洞察到生活中寻常事物所呈现出的状态，从而将这些事物以及这些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结合到他的批评文体中。例如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袁枚在论述到文章好坏，风格高低之时，他陈述道：“夫物相杂谓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锦绣，亦文也；其他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26]布帛菽粟、珠玉锦绣、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看似毫不相干，但皆是生活中缺一不可的事物，它们虽然作用、功能互不相同，但各自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替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无所谓存在与否，他以这一自然界特质来类比诗文中的风格，表达出无论功用如何、贵贱如何，适用的才是最为文章添彩的这一主张。而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他就骈文的骈散性质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骈文的创作不可偏执，不可单一的使用骈句，也不可不讲究骈文章法，因此他这样比喻道：“草木，奇数也；而由蘖而瓣鄂，则偶矣。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此岂人为之哉？”[27]草木为蘖是奇数，化而为瓣则是偶数，峰是偶，而峙却是奇数，分道之水、飞禽之翅、连珠之星，本是偶数的事物经过变化成为了奇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本是如此，没有永远的奇数也没有永远的偶数。袁枚将这种关系运用到这篇序言中，生动的论述了骈体文创作的骈散性。
3、拟人譬论的批评手法
袁枚同样也擅长通过文学批评语言的“拟人化”来阐释他的文学观点。“拟人”与“拟物”都是借用客观存在的对象来阐述自己文学观点，但它们又有明显的区别。“拟人化”是根据古代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依照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把文学与人本身结合起来，直观的以人本身来探求文学的内在特质。早前钱钟书就曾指出这一思维方式的特质：“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28]。这种“近取诸身，以文拟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在文学评论中以人本身的特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特征。袁枚在他的散文批评文体中，也常常体现这种思维方式。
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袁枚在论述文章文学价值的时候，就说道：“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须眉无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须眉乎？”[29]这里，他就是以耳目须眉这类人体最基本的器官来揭示作品功用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了“耳目”与“须眉”的功用性，“耳目”可以识物听音，须眉只是一种装饰。但须眉看似无用，没有明确的功用性，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同文章的文学性，有别于教化功用，是一种纯粹审美上的需求。又例如《胡稚威骈体文序》一篇中的“头，奇数也；而眉目，而手足，则偶也。”一句，在论述骈文骈散性方面，他也以身体部位作为论述依据，来表达“骈散结合”的文学主张。此外，在《赵云松<瓯北集>序》中他也以人体的各部分自然器官比之于写诗的状态也同样有这类描写，“云松之于诗，目之所寓即书矣，心之所之即录矣，笔舌之所到即奋矣。”[30]这类批评方式都是意象思维具体在批评文体中的一种表现。
注释：
[1][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2][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页。
[3][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页。
[4][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24页。
[5][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页。
[6][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
[7][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8][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9][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六，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0][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1][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2][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13][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14][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页。
[15][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16][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7][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07页。
[18][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35页。
[19][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三，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20][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三，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页。
[21][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六，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22][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四，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23][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24][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5][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26][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27][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28]吴承学：《生命感悟理性—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思维方式札记》，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
[29][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30][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摘 要：袁枚是清代乾嘉诗坛的领军人物，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是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优秀的文学家及文学评论家。其一生著作繁多，文学批评著作更是不胜枚数。袁枚所身处的时代导致了他思维方式呈现出一种传统性，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他的批评文体中，就呈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特征。本文旨在从其批评文体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这一个角度入手，结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他批评文体所产生的影响，从直觉思维特征、辩证思维特征和意象思维特征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袁枚；批评文体；直觉思维；辩证思维；意象思维
作者简介：李昱珂（1991-），女，汉族，江苏省南京人，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4
袁枚作为清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其批评文体数量众多，大致可分为论诗诗、书牍、序跋、诗话、选本、评点等体裁，而其中最能体现袁枚思维特征的是诗歌、散文和诗话等体裁。袁枚批评文体的思维方式与大多数古代批评文体存在着一定共性，呈现出一种传统性。然而在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下袁枚批评文体的思维方式特征又蕴含着独特的风采。
一、袁枚批评文体的直觉思维特征
传统思维方式注重整体性的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评论形成了一种以直观体悟为主的思维模式。具体说来，就是文学家通常是依靠直觉经验从整体上来感受他们所评价的文学作家和作品。袁枚受到历朝诗论文论的影响，在他的批评文体中也同样保留着这种特质，这就使得他的批评文体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直觉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文学评论就倾向于保全文学作品的精气神，而不是把血肉骨骼经络分割开，研究它各个部位组织。这种直觉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文体的批评文体中，分为画面感、体悟性与浑融性这三个方面。
1、直观性的论证和有“画面感”的阐述
在袁枚的批评文体中，论诗诗因其简短的句式结构以及诗性内涵，是最能表现出直觉思维的一种文体，而这种讲求直观感受的直觉思维就最为体现在他论诗诗的画面感中。袁枚通过把他所创作的对象画面化、生动化，使观者更能清晰地了解到他所描述的文学对象，而不是只能从字句上理解。他笔下原本单调枯燥的论述在生动、呼之欲出的诗句组合下，呈现出一种浑然一体才整体印象，让人读之便解其义。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直观整体感受即为诗中的画面感。
首先，他擅长借意象入诗，再将意象组合规整，从而构架出一幅格外鲜明的生动图景。在袁枚论诗组诗《续诗品》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如《选材》当中“金貂满堂，狗来必笑”[1]一句，袁枚首先是架构出了一个空间，通过这个空间里“金貂”之精贵和“狗”之平庸之间的差距，衬托出他对于选材重要性的文学主张。还有《固存》中的“重而能行，乘百斛舟。重而不行，猴骑土牛”[2]，“成百斛舟”和“猴骑土牛”形成了鲜明的形象差距，一个给人日行万里之感，而另一个却是止步不前，也直观的写明了诗人的学识修养对于作诗的重要性。除了《续诗品》以外，还有《品画》中“蛟龙生气尽，不若鼠横行”[3]一句，与以上类似，这句诗用一个“生气尽”和“横行”进行对比，一个画面给人感觉死气沉沉，一个画面给人感觉杂乱却格外富有生机，袁枚也是通过两个画面的对比，论述了作诗“要教百句活，不许一字死”[4]的诗论主张。
其次，袁枚也同样擅长融景于诗。例如在《仿元遗山论诗》中，袁枚就以“一缕青丝袅碧空，半飞天外半随风”[5]一句来评价金冬心。这一句既有静态感官“青丝”，又因“袅”“飞”“随”三个字有了动态感。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评价严冬友的诗，其中“桃花一绝高僧偈，看到红云尽处无”[6]，“桃花”“高僧”“红云”组成了一幅气象高远的画面，充分地体现了严冬友清高的性情。此外，在《续诗品》中也同样有这种融景于诗的句子，如《用笔》篇的“星月驱驰，华月奔驰”[7]；《理气》中的“汤汤来潮，缕缕腾烟”[8]，画面感也是跃然眼前。此外，除了论诗组诗外，袁枚的一首五言古诗《读书》中的“横空一赤帜”[9]一句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横空”一词极具动态感，而“赤”这一字又极具画面感，似乎能看到一面旗帜高昂在蓝天下，颜色鲜红明亮，这句话十分形象地体现了袁枚力求革新的决心。
2、整体性的感悟和直觉性的断言
在袁枚的批评文体中直觉思维是最常见的一种思维模式，具体说来就是对事物直观性和整体性的一种把握和判断。在袁枚的批评文体中它首先表现为用简略精确的语言来表述作品所带给他的审美感受，也就是在评价某一作家或作品的时候，袁枚多用简洁精确的词语或短句来概括对象某一单方面的审美特点。在《随园诗话》中，这类现象尤为常见。例如：
“人谋事久而不得，则意思转淡。何士颐秀才《感怀》云：‘身非无用贫偏暇，事到难图念转平。’真悟后语也。其他如：‘贫犹买笑为身累，老尚多情或寿征’，‘书因补读随时展，诗为留删尽数抄”，皆不愧风人之旨。”[10]
这段袁枚在论述何士颐《感怀》这首诗的时候，旨在一个“悟后语”处，他首先提出“事谋久后意转淡”的观点，然后认为何士颐的这首诗妙就妙在这种透悟之感，他又评价此诗的其他几句皆是“风人之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袁枚以一种直观体悟的方式来评价《感怀》这首诗，而不是逐字逐句的系统性审美解析。此外还有，如：
“有妓与人赠别云：‘临歧几点相思泪，滴向秋阶发海棠。’情语也。而庄荪服太史《赠妓》云：‘凭君莫拭相思泪，留着明朝更送人。’说破，转觉嚼蜡。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一般杀风景语。”[11]
同样也是袁枚就“情语”做出的评价，同样三首写情的诗歌，他认为有“情语”、“嚼蜡之语”以及“杀风景语”之分，而他所关注的地方旨在一个“情”字，描摹太透略显乏味，描摹不透又让人不能共情，最好的便是恰到好处的修辞和雕琢。 其次，这种体悟式的直觉思维还表现为一种寻章摘句式的批评方式，这种方式与整体把握并不相同，而是从其中某一句甚至是某一字来进行一种直观的审美体会，从而进行评价。例如：
“尹文端公论诗最细，有‘差半个字’之说。如唐人：‘夜琴知欲雨，晚簟觉新秋。’‘新秋’二字，现成语也。‘欲雨’二字，以‘欲’字起‘雨’字，非现成语也，差半个字矣。以此类推，名流多犯此病。必云‘晚簟恰宜秋’，‘宜’字方对‘欲’字。”[12]
袁枚就“差半字”这一现象进行论述，举例唐人所作“夜琴知欲雨，晚簟觉新秋。”一句分析，分别从“欲雨”、“新秋”两字入手，拆字分析。在这里，袁枚挑出这首诗的某一句话，进而某一字来分析。这种方式虽与从整体把握的审美感受不同，但因为是直接跳过整体，而对其中字句特点的发掘，以其特征总结出一种独立范畴，因而也同样具有直觉思维体悟性的审美特点。
二、袁枚批评文体的辩证思维特征
在文学批评文体中，袁枚作为“性灵派”诗人，主张不拘一格、抒发性情的文学创作，因此在他的文学评论作品中，这种不讲求固守的文学思想更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和创作技巧方面，也因此，这种思想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而在他的诸多批评文体中，他的论诗诗是最能表现他的辩证性思维。这种思维是一种大局观的体现，它不拘泥于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是从多个角度分析，已达到全面了解事物的目的。
1、巧饰与质朴相交替的批评风格
作为“性灵派”领袖，袁枚在对于作诗上有着明确的主张，他认为诗歌应发自性情，诗成自然，著以个性，然后才能够造就一首好诗。然而再讲求技巧的时候，他又就“巧饰”与“质朴”这两种对立方发表了这样一些与他之前言论不同的观点，他说道：“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13]、“盖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14]。可见，他虽然论诗力求不加雕琢、浑然天成的“天籁”之作，但对于巧饰锤炼也同样重视，甚至有所强调，在《随园诗话》中，他就总结道：“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人工求之。”[15]具体而言就是只有质朴没有技巧的雕琢难成诗，质朴固然重要，但技巧的修饰也不可忽视。可见，袁枚所强调的“性灵说”虽然讲求真情真性，是对乾嘉时期考据风的对抗，然而在他具体到创作的过程中时，却同样重视人工的修饰和逐字逐句的推敲。这种执两用中的想法表现在他的论诗诗中，呈现出一种辩证式的思维方式。如同样相同论述“改诗”题材的两首诗，虽然体裁完全相同，所表述的内容也大致类似，但两首论诗诗的创作方式却完全不同，如下面这首五言古诗《改诗》，中心论点旨在“改诗难于作，辛苦五定程”：
“改诗难于作，辛苦无定程。万谋箸不下，九转丹难成。游觉后历妙，陈悔前茅轻。抽丝绪渐引，汲井泉弥清。妆严绝色显，叶割孤花明。如探海岳胜，人到仙不行。如奏钧天律，鸟哑凤始鸣。……”[16]
除第一句话以外的后26句话都是在铺陈排序，运用了大量修饰性的辞藻，能见到明显的斧凿之痕，而这些雕琢之句大多都是对此诗中心论点的一种强调。同样是“改诗”题材，袁枚的另一首小诗却比此清新脱俗了一些，给人的直观感受也尤为浑然天成。《遣兴》其五：
“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筓女，头未梳成不许看。”[17]
这首诗的中心论点同样在第一句“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然而对于这个论点的论证，他却从生活中最常见的细节入手，以家常语入诗来比喻到老作诗还如少年时一般，诗未改成就决不罢休。四句诗通透质朴却恰到好处，浑然天成。可见在同样的题材中，袁枚的论诗诗，也可以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表现出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
2、用典与白话相统一的批评用语
在诗歌语言的“用典”和“白话”方面，袁枚也秉持着强烈的辩证思想，他一方面厌恶考据派诗风，反感诗坛仿古拟古风气，另一方面又格外的讲求用典的恰当性，反对堆砌典故，反对用生僻典故，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也同样体现了袁枚批评文体的辩证性。“先生之诗，专主性灵，故运化成语，驱使百家，人习而不察。譬如盐在水中，食者但知盐味，不见有盐也。”[18]具体说来，就是将典故运化为自己的东西，既不着痕迹又神来之笔。同样是两首论述“苦吟”的诗歌《题陈古渔诗卷》和《箴作诗者》，就呈现出了两种不同角度的表现手法。如在《题陈古渔诗卷》中：
“地当六代悲歌易，胸有千秋下笔难。我学王戎留赠语：森森更愿束长竿。”[19]
这首诗的主旨是表明作诗之不易，贵在苦心。在这首诗中，袁枚巧妙的化用了魏晋时期王戎的典故，来说明“苦吟”的虽用典却没有生僻乖张之感。而他另外一首同样是论述“苦吟”的诗歌《箴作诗者》却更显得直白和通俗易懂：
“物须见少方为贵，诗到能迟转是才。清角声高非易奏，优昙花好不轻开。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炼多从苦处来。”[20]
在这首诗中，他就用直白通俗的语言论述了“苦吟”对于作诗的重要性，无用典无生僻，却明白透彻了阐明了他的观点。除了描写“苦吟”的论诗诗含有辩证性外，还有描写“仿古”的论诗诗也同样蕴含着对立统一的思想。例如在《读书》一诗中，他就用平白显明的语言论述了诗人对于“仿古”应有的态度的关系，在这首诗中他以“我道古人文，宜读不宜仿。读则将彼来，仿乃以我往。”[21]来表达仿古不可无我的诗学思想。而在另一首论述“仿古”的论诗诗《答曾南村论诗》中，他写道：“八音分列公商韵，一代都存<雅><颂>声。”[22]在这里他则是以音律和经典来表达“诗无古今”的文学思想。相同的题材，类似的主题，呈现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袁枚在强调作诗出于自然发自真情的同时，仍然保有着完整的辩证性的思维方式。
三、袁枚批评文体的意象思维特征
在古代文学批评文体中，受到文学体裁以及语言的限制，评论家们在文章中表明自己观点或是评价作家作品的时候大多倾向于一种更容易被他人理解的表达方式，即通过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或事物来表达对抽象世界的理解。“取象比类”就是意象思维一种特别直接的表达形式，袁枚由于他本身的文风特点，使得他更容易将“取象比类”运用到文学评论的创作中，这也就使得他的散文一类的批评文体，如书信、尺牍、序跋等，避免了枯燥无味的空泛理论，而更多地区性增添了文学性和趣味性。在袁枚批评文体中，“取象比类”通常呈现出的形态一般是一些生活中的基本常识以及事物间的各种逻辑关系。 1、以道譬论的批评方式
袁枚擅长将生活中的基本道理及普遍现场融入到对文学理论的创作和理解中，在表达一些文论主张时，通过这些蕴含哲理的事例说明文论思想，使人看得更为分明。在《答兰垞第二书》[23]中，他辩驳对方关于学唐还是学宋的问题引用这样一个例子“其道如射然。弓矢，学也，运弓矢者，才也。”他以射箭作比，仿古对于作文的人来说，就像弓箭之于弓箭手一样，弓箭的存在只是一种器具，并不能决定技术的好坏，而真正的关键只在于那个射箭的人是否能将弓箭运用的得心应手而为自己实际所用。因此，他认为学唐还是学宋并无比较，关键则在于学习者是否能内化这两种不同风格，而为己用，之后他又提到“杜称多师为师，《书》称主善为师。”就是表明他最终要将这些风格化为己用而不单只是仿效的文学主张。同样的，在《龚旭开诗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他就作诗状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诗如鼓琴然，心虚则声和，心窒则声滞。”[24]他选取了常人所熟悉的演奏乐器时候的状态与作诗的状态相类比，《礼记》中有“凡音者，生人心者也。”之句，音乐由心而生，作诗亦然，虚静的心胸可以创作出美好的诗篇，而空滞的心胸却使得诗枯然无味，在这里袁枚强调了作诗前的心态。此外，在《从弟艧斋诗序》中也有取象比类的典型例子。在文章中，他先就“苦吟”对于作诗的重要性做了一个定论，然后他以“今夫五行之味，苦先乎甘；圣人之学，愤先乎怒。” [25]等例证试图说明在生活中，成功的喜悦往往先是伴随着苦困而存在的，“苦吟”“苦思”是创作一首好诗的前提条件。
2、拟物譬论的批评手段
袁枚能够清晰的洞察到生活中寻常事物所呈现出的状态，从而将这些事物以及这些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结合到他的批评文体中。例如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袁枚在论述到文章好坏，风格高低之时，他陈述道：“夫物相杂谓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锦绣，亦文也；其他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26]布帛菽粟、珠玉锦绣、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看似毫不相干，但皆是生活中缺一不可的事物，它们虽然作用、功能互不相同，但各自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替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无所谓存在与否，他以这一自然界特质来类比诗文中的风格，表达出无论功用如何、贵贱如何，适用的才是最为文章添彩的这一主张。而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他就骈文的骈散性质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骈文的创作不可偏执，不可单一的使用骈句，也不可不讲究骈文章法，因此他这样比喻道：“草木，奇数也；而由蘖而瓣鄂，则偶矣。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此岂人为之哉？”[27]草木为蘖是奇数，化而为瓣则是偶数，峰是偶，而峙却是奇数，分道之水、飞禽之翅、连珠之星，本是偶数的事物经过变化成为了奇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本是如此，没有永远的奇数也没有永远的偶数。袁枚将这种关系运用到这篇序言中，生动的论述了骈体文创作的骈散性。
3、拟人譬论的批评手法
袁枚同样也擅长通过文学批评语言的“拟人化”来阐释他的文学观点。“拟人”与“拟物”都是借用客观存在的对象来阐述自己文学观点，但它们又有明显的区别。“拟人化”是根据古代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依照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把文学与人本身结合起来，直观的以人本身来探求文学的内在特质。早前钱钟书就曾指出这一思维方式的特质：“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28]。这种“近取诸身，以文拟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在文学评论中以人本身的特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特征。袁枚在他的散文批评文体中，也常常体现这种思维方式。
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袁枚在论述文章文学价值的时候，就说道：“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须眉无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须眉乎？”[29]这里，他就是以耳目须眉这类人体最基本的器官来揭示作品功用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了“耳目”与“须眉”的功用性，“耳目”可以识物听音，须眉只是一种装饰。但须眉看似无用，没有明确的功用性，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同文章的文学性，有别于教化功用，是一种纯粹审美上的需求。又例如《胡稚威骈体文序》一篇中的“头，奇数也；而眉目，而手足，则偶也。”一句，在论述骈文骈散性方面，他也以身体部位作为论述依据，来表达“骈散结合”的文学主张。此外，在《赵云松<瓯北集>序》中他也以人体的各部分自然器官比之于写诗的状态也同样有这类描写，“云松之于诗，目之所寓即书矣，心之所之即录矣，笔舌之所到即奋矣。”[30]这类批评方式都是意象思维具体在批评文体中的一种表现。
注释：
[1][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2][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页。
[3][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页。
[4][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24页。
[5][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页。
[6][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
[7][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8][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9][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六，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0][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1][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2][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13][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14][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页。
[15][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16][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7][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07页。
[18][清]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35页。
[19][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三，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20][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三，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页。
[21][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六，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22][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四，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23][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24][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5][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26][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27][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28]吴承学：《生命感悟理性—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思维方式札记》，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
[29][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30][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