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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等检调部门大动作对王炳忠等新党青年干部展开突袭式搜查、侦讯的消息曝光后，两岸哗然。此次“新党事件”并非单纯的司法事件或孤立的政治操作，而是蔡当局在任内加紧打击异己、强化社会管控的“绿色独裁”的一个新高潮；而检调部门搜捕王炳忠等人不但经历了近两年的侦查和情报的搜集，也进行了长时期的“立法”准备工作，其所依据的“国家安全法”背后，是蔡当局着力推进研拟、修订和增强的一整套“麦卡锡主义”式的法规体系。
蔡英文上台后，大开时代倒车，其滥法专权无所不用其极，对象从政治反对派扩展到全民，蔡执政正在从“绿色独裁”发展为法西斯化的“绿色恐怖”。
王炳忠等人被指涉及台“国家安全法”2-1条，即“不得为外国或大陆刺探、搜集、交付公务机密或发展组织”。2017年，民进党酝酿出多达16个版本的“国安法修正草案”，要求大幅提高“情资泄密”刑责，还欲通过完善针对情报、行动和组织三个层面的“间谍、渗透和颠覆行为”的管制，弥补该法的“法规真空”。
蔡当局“完全执政”一年多来，不少“修法”和“立法”扩权与侵害人权的程度，均不小于“国安法”；其在打击异己时“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决绝心态，比起威权时代似乎更胜一筹。
主办“新党事件”的是台“法务部调查局”，前身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在此次充任一线打手前，2017年初，“调查局”制定了台湾首部“保防工作法草案”，并提交行政部门审查，但因其异想天开式的“反间规划”，引起全台一片哗然。该草案要求在各级行政部门、“驻外机构”、行政法人、“公营”事业等所有涉密单位、企业设置“保防处室”，执掌机密保护、防止渗透等工作。此外，草案还提出要对为“中国等敌国”从事探密泄密、发展组织等“间谍活动”予以七年以上的重罚。
更让岛内舆论震惊的是：“草案”授权“保防员”可在无司法授权情况和无犯罪事实认定的情况下“查访可疑对象”“调阅文件资料”，具备“查扣、临检、约谈”等“司法警察权”。舆论认为，此法若付诸实施，“不啻是戒严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的死灰复燃”，届时一个星罗棋布的特务网络将遍布台湾。同时舆论对这项专制法案竟能送交行政部门、并在长期以“民主人权捍卫者”自居的民进党内引起辩护声浪感到难以置信。在强大外部压力下，时任台行政部门首长的林全也不得不紧急退回草案并要求修正。
仔细分析，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保防法”除了直白地针对大陆等“敌国”、具有显而易见的“台独”色彩外，还存在让行政机关彻底架空台湾司法、建构新威权体制的意图。“保防工作”中完全没有法院的角色，而由非行政中立的政务官或地方首长负责，实际是让蔡当局拥有一个超然于司法体系的、如“锦衣卫”般全权听命于自身的情治机构。与两蒋时期“保密防谍”仍局限于公务体系和“党产会”专注于政党清肃不同，“保防法”将意识形态的铁幕加诸民间，可谓“天罗地网、无限上纲，密探入户、情治下乡”，其牵连范围远超威权时代，台湾将不再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独裁”进程并未随着“保防法”被抵制退回而结束。英系（蔡英文系）民意代表王定宇、罗致政、陈明文等人随后又抛出换汤不换药的“反渗透法”草案，并推动强化“刑法”的“修法”，例如在“外患罪”部分，将“大陆”视为“敌人”，规定“投共”“泄密”和参加解放军“最重可处死刑”，与同期进行的“国安法”“修法”潮遥相呼应。
事实上，对外护航“台独”，对内滥权独裁，是蔡当局一系列“国安”范畴“立法”的共同主旨。“保防法”受阻后，蔡当局的“修法扩权”反而变本加厉，体系化脉络也愈发清晰。
在政治领域镇压反对力量，破坏两岸关系。蔡英文加速实施的“转型正义”，实质是借公权力整肃政治异己，所谓的“转型正义”是让台湾转向一个法西斯式政权的“绿色正义”。蔡当局借“退将赴陆事件”大做文章，经数月研拟，于2017年7月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国家机密保护法”修正案，对“退离职的高阶公务人员及军职人员”赴大陆进行长达15年的严苛管制，并增订罚则。包括马英九、吴敦义等在内的蓝营大老均因此而难有在两岸挥洒的空间。此外，蔡英文上任两个月就完成“不当党产条例”“立法”，在行政部门设立“党产会”，专注于查抄国民党党产，“党产会”仅凭行政权就可没收法人或个人财产，是跨越行政、司法的“太上机关”。类似地，蔡当局又于日前通过“促转条例”，设立兼具司法、行政两权的“促转会”，“促转会”可在无搜查证情况下发动搜索查扣。这些被质疑违反基本法治精神的措施，都在所谓的“转型正义”下得以实现。针对活跃于“反獨促统”斗争一线的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等统派政党，蔡当局先后通过“政党法”和修订“组织犯罪条例”予以“精准打击”，一方面，严格规范其政党行为、提高其政党门槛；另一方面，大幅松绑“组织犯罪”的要件，以方便将统派纳入规范，设立“统促党条款”。
在社会领域滥扩政治权力，侵犯人民权益。赖清德就任“阁揆”后，密集提出或通过了一系列谋求强化社会控制的法案。例如提出建置包括眼球虹膜数据库的“户籍法”。民进党民代钟佳滨等人联署提出“户籍法”修正草案，主张搜集如虹膜等民众“毕生不变的生物数据”以取代现有的身份证，便利警察盘查。这一提案在岛内引发了巨大争议，民进党不得不在巨大压力下予以撤回。再如企图通过“资通法”扩权。台立法机构2017年12月初审通过“资通安全管理法”草案，原条文第18条规定，当局有权在无搜查证时派员“赴非公务机关检查”。该规定被质疑有明显的侵犯人权自由和不当扩权。最终，经朝野协商，相关条文被决议删除。
但可怖的是，蔡当局各行政、立法单位仍在竞相提出政策或“修法”，继续强化政治机器功能，刻意推动通过侵害民权而遂行其政策的法律。例如，已完成一读的“统计法”“修法”，计划赋予访员在“未明统计项目”上进入住家的调查权；“通讯传播委员会”要求储存人民的网络纪录；“刑事局”新引入“不能对外说明”的手机通讯监控技术；“国发会”在毫无法源基础下径行成立“个资评议中心”，欲让民众数据可以在各机关间流通。对此，学者刘性仁指出，如果加上放任资方践踏基本人权、引发社会动荡不安的“劳基法”“修恶”，以及充满家长式监管而侵犯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的“社会团体法”和“人民团体法”修正案，赖清德上任后快节奏地推出操切、荒唐的“修法”动议，不但显示其专业性和民主素养的缺失，也说明目前蔡当局的立场完全站在深绿阵营与权贵保守势力一边，以民众的统治者和监控者自居。
蔡英文施行的“绿色独裁”是一个谋求永续执政的系统工程，其操作手法和发展脉络，以及由此造成的体制混乱及民主倒退，可从几方面观察。
其一，強化要害职位的人事主导权。从“组阁”开始，蔡英文对重大人事安排，均采用反民主、反政党政治的兴之所至、任人唯亲的“小圈子”路线，如重用林全、苏嘉全等亲信故旧，大量起用其昔日台湾陆委会和智库的下属幕僚进入“府会”核心，全面倚重新（潮流）系以换取支持，让民进党党工大举进驻行政团队机要监控“部会”运作，从而确保蔡在人事、行政、“立法”议事节奏上的主导权。蔡英文还在民进党“十七全”上正式宣告英系成军，成为民进党内仅次于新系和“正国会”（“正常国家促进会”）的第三大派系。
其二，大搞官派酬庸，政治分赃同时布局“永续执政”。蔡英文还全面插手“中央”地方、“公营”及民团人事，不问专业，只为分赃。除了强夺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在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和荣民荣眷基金会等安插党内人马外，还以“改革贿选黑金”为由，轻率决策将农田水利会和乡镇市长从直选改官派，废除地方自治，强化基层对民进党的效忠；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将三级机关首长由“常务官任命制”变成“政务常务双轨制”，导致技术官僚沦为政治酬庸，再行政党分赃之风，文官中立难保。事实上，正如“党产会”成员坐拥高薪，蔡当局原拟设定的“保防员”也极有可能变成只懂得政治效忠的“肥猫”。民进党人事路线的基本逻辑就是将“自己人”放在重要岗位上或因人设位，在利益输送中稳固民进党对各个机关和社会各界的控制，从而实现“绿色永续执政”。
其三，破坏“五权分立”，变相指挥行政和“立法”，借机无限扩张“党意”。蔡英文通过定位不明确、程序不公开、会议不记录、责任不追究的“执政决策协调会议”，将前任“阁揆”林全矮化为CEO，将立法机构变为橡皮图章，将“党意”公然混入“公共利益”，诸如“不当党产条例”等各类集权、罔顾法理的政策、法案层出不穷，动辄强渡关山。同时，蔡当局一再增设体制外“黑机构”，排挤及干扰既有机构职权，破坏权责相符的政治伦理。例如在蔡办之下成立“年改会”以及“司改会”，前者袭夺了“考试院”对文官政策的决定权，后者侵犯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尊严”。这种破坏式设计让蔡英文方便以个人意志引导政策，于法律与伦理之外遂行高度政治性的任务。此外，蔡英文还力挺主张“两国论”的许宗力任“大法官”，以及高喊“废除监院”的“独派”陈师孟任“监察委员”，从人事上破坏上述机构的“法理职能”，让民进党凌驾于“五权制衡”之上。
由此观之，蔡英文施行的“绿色独裁”正大幅伤害台湾民主进程，并有法西斯化的可能。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台独”“废核”“同性恋婚姻”等几大“神主牌”相继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民主与人权”的神主牌也完全暴露出自欺欺人的丑态。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夕，“台湾人权促进会”联合多个民间团体举办讽刺性的“2017人权金龟奖”颁奖仪式，台行政和立法部门几乎包揽所有“侵害人权奖”提名，还有人权团体向国际人权组织“告洋状”。这些曾为民进党同路人的社运团体的倒戈，显示在蔡英文时代，台湾的民主出现了显著倒退。事实上，今日民进党所作所为，与当初借民主上位实行独裁的纳粹党颇为神似。虽然在岛内政治体制与民主意识的惯性制约下，“修宪”无法一步到位，“军队法西斯化”也不敢明目张胆，但蔡当局正在遂行次一级的“修法独裁”以及“警察法西斯化”，从而“以民主反民主、以法律灭法律”。在台湾特有的蓝绿二元对立和泛民粹化的社会结构与氛围下，随着民进党全面绿化台湾和蔡当局系统性集权的深入，不能排除台湾出现一个“柔性极权”的“新法西斯化”当局。
需要指出的是，蔡英文的“绿色独裁”不但符合美日强化冷战意识形态的战略口味，也是在深度迎合其对台湾具体的利益需求。近期，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延长《外国情报监控法》，授权情报部门继续在未获得法庭许可的情况下对外国公民的通信通话等进行监控；此前，安倍政府也通过了“合谋罪”法，大幅强化对社会全民和反对团体的监管与压制，为其右翼政治护航。事实上，蔡当局之所以不懈推动“保密防谍”相关立法，一个因素是由于美国不断向台湾传话，称台军和涉密企业中普遍存在“共谍”，阻碍了美台军事装备与技术转移合作的深化。由此可见，蔡氏“绿色独裁”的本质，是“台独”势力通过对人民的反动、监控和洗脑，固化“台独”的政治收益并强化其对两岸和平统一的负隅顽抗，最终提升“以武拒统”的物质实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开启“独裁修法”之门
蔡英文上台后，大开时代倒车，其滥法专权无所不用其极，对象从政治反对派扩展到全民，蔡执政正在从“绿色独裁”发展为法西斯化的“绿色恐怖”。
王炳忠等人被指涉及台“国家安全法”2-1条，即“不得为外国或大陆刺探、搜集、交付公务机密或发展组织”。2017年，民进党酝酿出多达16个版本的“国安法修正草案”，要求大幅提高“情资泄密”刑责，还欲通过完善针对情报、行动和组织三个层面的“间谍、渗透和颠覆行为”的管制，弥补该法的“法规真空”。
蔡当局“完全执政”一年多来，不少“修法”和“立法”扩权与侵害人权的程度，均不小于“国安法”；其在打击异己时“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决绝心态，比起威权时代似乎更胜一筹。
主办“新党事件”的是台“法务部调查局”，前身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在此次充任一线打手前，2017年初，“调查局”制定了台湾首部“保防工作法草案”，并提交行政部门审查，但因其异想天开式的“反间规划”，引起全台一片哗然。该草案要求在各级行政部门、“驻外机构”、行政法人、“公营”事业等所有涉密单位、企业设置“保防处室”，执掌机密保护、防止渗透等工作。此外，草案还提出要对为“中国等敌国”从事探密泄密、发展组织等“间谍活动”予以七年以上的重罚。
更让岛内舆论震惊的是：“草案”授权“保防员”可在无司法授权情况和无犯罪事实认定的情况下“查访可疑对象”“调阅文件资料”，具备“查扣、临检、约谈”等“司法警察权”。舆论认为，此法若付诸实施，“不啻是戒严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的死灰复燃”，届时一个星罗棋布的特务网络将遍布台湾。同时舆论对这项专制法案竟能送交行政部门、并在长期以“民主人权捍卫者”自居的民进党内引起辩护声浪感到难以置信。在强大外部压力下，时任台行政部门首长的林全也不得不紧急退回草案并要求修正。
仔细分析，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保防法”除了直白地针对大陆等“敌国”、具有显而易见的“台独”色彩外，还存在让行政机关彻底架空台湾司法、建构新威权体制的意图。“保防工作”中完全没有法院的角色，而由非行政中立的政务官或地方首长负责，实际是让蔡当局拥有一个超然于司法体系的、如“锦衣卫”般全权听命于自身的情治机构。与两蒋时期“保密防谍”仍局限于公务体系和“党产会”专注于政党清肃不同，“保防法”将意识形态的铁幕加诸民间，可谓“天罗地网、无限上纲，密探入户、情治下乡”，其牵连范围远超威权时代，台湾将不再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独裁”进程并未随着“保防法”被抵制退回而结束。英系（蔡英文系）民意代表王定宇、罗致政、陈明文等人随后又抛出换汤不换药的“反渗透法”草案，并推动强化“刑法”的“修法”，例如在“外患罪”部分，将“大陆”视为“敌人”，规定“投共”“泄密”和参加解放军“最重可处死刑”，与同期进行的“国安法”“修法”潮遥相呼应。
“修法扩权”变本加厉
事实上，对外护航“台独”，对内滥权独裁，是蔡当局一系列“国安”范畴“立法”的共同主旨。“保防法”受阻后，蔡当局的“修法扩权”反而变本加厉，体系化脉络也愈发清晰。
在政治领域镇压反对力量，破坏两岸关系。蔡英文加速实施的“转型正义”，实质是借公权力整肃政治异己，所谓的“转型正义”是让台湾转向一个法西斯式政权的“绿色正义”。蔡当局借“退将赴陆事件”大做文章，经数月研拟，于2017年7月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国家机密保护法”修正案，对“退离职的高阶公务人员及军职人员”赴大陆进行长达15年的严苛管制，并增订罚则。包括马英九、吴敦义等在内的蓝营大老均因此而难有在两岸挥洒的空间。此外，蔡英文上任两个月就完成“不当党产条例”“立法”，在行政部门设立“党产会”，专注于查抄国民党党产，“党产会”仅凭行政权就可没收法人或个人财产，是跨越行政、司法的“太上机关”。类似地，蔡当局又于日前通过“促转条例”，设立兼具司法、行政两权的“促转会”，“促转会”可在无搜查证情况下发动搜索查扣。这些被质疑违反基本法治精神的措施，都在所谓的“转型正义”下得以实现。针对活跃于“反獨促统”斗争一线的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等统派政党，蔡当局先后通过“政党法”和修订“组织犯罪条例”予以“精准打击”，一方面，严格规范其政党行为、提高其政党门槛；另一方面，大幅松绑“组织犯罪”的要件，以方便将统派纳入规范，设立“统促党条款”。
在社会领域滥扩政治权力，侵犯人民权益。赖清德就任“阁揆”后，密集提出或通过了一系列谋求强化社会控制的法案。例如提出建置包括眼球虹膜数据库的“户籍法”。民进党民代钟佳滨等人联署提出“户籍法”修正草案，主张搜集如虹膜等民众“毕生不变的生物数据”以取代现有的身份证，便利警察盘查。这一提案在岛内引发了巨大争议，民进党不得不在巨大压力下予以撤回。再如企图通过“资通法”扩权。台立法机构2017年12月初审通过“资通安全管理法”草案，原条文第18条规定，当局有权在无搜查证时派员“赴非公务机关检查”。该规定被质疑有明显的侵犯人权自由和不当扩权。最终，经朝野协商，相关条文被决议删除。
但可怖的是，蔡当局各行政、立法单位仍在竞相提出政策或“修法”，继续强化政治机器功能，刻意推动通过侵害民权而遂行其政策的法律。例如，已完成一读的“统计法”“修法”，计划赋予访员在“未明统计项目”上进入住家的调查权；“通讯传播委员会”要求储存人民的网络纪录；“刑事局”新引入“不能对外说明”的手机通讯监控技术；“国发会”在毫无法源基础下径行成立“个资评议中心”，欲让民众数据可以在各机关间流通。对此，学者刘性仁指出，如果加上放任资方践踏基本人权、引发社会动荡不安的“劳基法”“修恶”，以及充满家长式监管而侵犯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的“社会团体法”和“人民团体法”修正案，赖清德上任后快节奏地推出操切、荒唐的“修法”动议，不但显示其专业性和民主素养的缺失，也说明目前蔡当局的立场完全站在深绿阵营与权贵保守势力一边，以民众的统治者和监控者自居。
谋求“绿色永续执政”
蔡英文施行的“绿色独裁”是一个谋求永续执政的系统工程，其操作手法和发展脉络，以及由此造成的体制混乱及民主倒退，可从几方面观察。
其一，強化要害职位的人事主导权。从“组阁”开始，蔡英文对重大人事安排，均采用反民主、反政党政治的兴之所至、任人唯亲的“小圈子”路线，如重用林全、苏嘉全等亲信故旧，大量起用其昔日台湾陆委会和智库的下属幕僚进入“府会”核心，全面倚重新（潮流）系以换取支持，让民进党党工大举进驻行政团队机要监控“部会”运作，从而确保蔡在人事、行政、“立法”议事节奏上的主导权。蔡英文还在民进党“十七全”上正式宣告英系成军，成为民进党内仅次于新系和“正国会”（“正常国家促进会”）的第三大派系。
其二，大搞官派酬庸，政治分赃同时布局“永续执政”。蔡英文还全面插手“中央”地方、“公营”及民团人事，不问专业，只为分赃。除了强夺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在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和荣民荣眷基金会等安插党内人马外，还以“改革贿选黑金”为由，轻率决策将农田水利会和乡镇市长从直选改官派，废除地方自治，强化基层对民进党的效忠；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将三级机关首长由“常务官任命制”变成“政务常务双轨制”，导致技术官僚沦为政治酬庸，再行政党分赃之风，文官中立难保。事实上，正如“党产会”成员坐拥高薪，蔡当局原拟设定的“保防员”也极有可能变成只懂得政治效忠的“肥猫”。民进党人事路线的基本逻辑就是将“自己人”放在重要岗位上或因人设位，在利益输送中稳固民进党对各个机关和社会各界的控制，从而实现“绿色永续执政”。
其三，破坏“五权分立”，变相指挥行政和“立法”，借机无限扩张“党意”。蔡英文通过定位不明确、程序不公开、会议不记录、责任不追究的“执政决策协调会议”，将前任“阁揆”林全矮化为CEO，将立法机构变为橡皮图章，将“党意”公然混入“公共利益”，诸如“不当党产条例”等各类集权、罔顾法理的政策、法案层出不穷，动辄强渡关山。同时，蔡当局一再增设体制外“黑机构”，排挤及干扰既有机构职权，破坏权责相符的政治伦理。例如在蔡办之下成立“年改会”以及“司改会”，前者袭夺了“考试院”对文官政策的决定权，后者侵犯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尊严”。这种破坏式设计让蔡英文方便以个人意志引导政策，于法律与伦理之外遂行高度政治性的任务。此外，蔡英文还力挺主张“两国论”的许宗力任“大法官”，以及高喊“废除监院”的“独派”陈师孟任“监察委员”，从人事上破坏上述机构的“法理职能”，让民进党凌驾于“五权制衡”之上。
由此观之，蔡英文施行的“绿色独裁”正大幅伤害台湾民主进程，并有法西斯化的可能。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台独”“废核”“同性恋婚姻”等几大“神主牌”相继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民主与人权”的神主牌也完全暴露出自欺欺人的丑态。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夕，“台湾人权促进会”联合多个民间团体举办讽刺性的“2017人权金龟奖”颁奖仪式，台行政和立法部门几乎包揽所有“侵害人权奖”提名，还有人权团体向国际人权组织“告洋状”。这些曾为民进党同路人的社运团体的倒戈，显示在蔡英文时代，台湾的民主出现了显著倒退。事实上，今日民进党所作所为，与当初借民主上位实行独裁的纳粹党颇为神似。虽然在岛内政治体制与民主意识的惯性制约下，“修宪”无法一步到位，“军队法西斯化”也不敢明目张胆，但蔡当局正在遂行次一级的“修法独裁”以及“警察法西斯化”，从而“以民主反民主、以法律灭法律”。在台湾特有的蓝绿二元对立和泛民粹化的社会结构与氛围下，随着民进党全面绿化台湾和蔡当局系统性集权的深入，不能排除台湾出现一个“柔性极权”的“新法西斯化”当局。
需要指出的是，蔡英文的“绿色独裁”不但符合美日强化冷战意识形态的战略口味，也是在深度迎合其对台湾具体的利益需求。近期，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延长《外国情报监控法》，授权情报部门继续在未获得法庭许可的情况下对外国公民的通信通话等进行监控；此前，安倍政府也通过了“合谋罪”法，大幅强化对社会全民和反对团体的监管与压制，为其右翼政治护航。事实上，蔡当局之所以不懈推动“保密防谍”相关立法，一个因素是由于美国不断向台湾传话，称台军和涉密企业中普遍存在“共谍”，阻碍了美台军事装备与技术转移合作的深化。由此可见，蔡氏“绿色独裁”的本质，是“台独”势力通过对人民的反动、监控和洗脑，固化“台独”的政治收益并强化其对两岸和平统一的负隅顽抗，最终提升“以武拒统”的物质实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