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心中，总有一种“苦”在我们的记忆中变得甜美。
　　来哥伦比亚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把东西放在这里吧。”他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
　　拉斯很直率，很幽默，又爱搞恶作剧。我经常嘲笑他“笨得要死，编程的速度比老牛拉车还要慢”，他也经常反击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见到女孩脸就比猴子屁股还红”。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一般的美国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需要靠自己打工来赚学费。我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就都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计划做20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的饭钱。
　　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根棍子使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提也不想提起“蛋糕”这个词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点了6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
　　还有一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半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国菜馆，点了7盘不同的饭和面，通通吃光。结账的时候，看到光光的盘子，服务员都不敢相信。“难道你们真的把这些都吃光啦？”服务员问。我们点点头。天啊，你们要不要叫救护车？服务员惊呼。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让我们恶心。
　　拉斯喜欢做蛋糕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年圣诞节，他都要寄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圣诞节时他从德国寄出，等我收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春节了，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吃这个蛋糕。
　　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在西雅图的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记告诉拉斯我搬家了。结果，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原来的地址，邮政系统查无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里。拉斯接到蛋糕十分惊讶，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5月份接到我去年圣诞节寄给你的蛋糕时，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复，我把那个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一阵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