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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圣经》汉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译本也各式各样，种类繁多，且译者文化身份多样。考察重要《圣经》译本的史实和特征有助于揭示圣经汉译活动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影响。本文主要讨论汉译本《圣经》在中国的传播。
【关键词】 《圣经》 汉译 传播
一、引言
《圣经》汉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译本也各式各样，种类繁多，且译者文化身份多样。但是，香港著名翻译家宋淇曾指出：“基督教在中国始终没有成为一股力量，就是因为没有优良的《圣经》中译本，自从天主教在明朝传进来以后，始终没有过。
二、《圣经》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唐朝初期已经有《圣经》部分经卷的内容已经被译成了汉语。16世纪后期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传教后，曾把《祖传天主十诫》等小部分经文译成中文，清初约1700年时，已经有了白日升（J﹒Basset）的节译本，清朝中叶更有贺清泰（Louis De Poirot）的白话译本，这些都可以作为天主教系统的译本。1807年，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后，又有了属于新教系统的译本，《圣经》新旧约最早的全译本由马礼逊译成了中文，之后圣经翻译成为基督教传教史上最有成效的工作之一。
就语言类别来讲，有汉语译本，也有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译本，汉语译本又可以分为文言文和白话文译本。就圣经翻译的工作性质来区分，有群策群力的团体译本，如委办译本（1854），有独立承担的个人译本，如施约翰浅文理译本（1902）。在译者背景上，不仅有西方差会的传教士主持的翻译，如四人小组译本（1840），也有华人信徒与传教士共同合作的译本，如路亨理（H Ruck）、郑寿麟的国语新旧库译本（1939），还有华人教会领袖或《圣经》学者的译本，如现代中文译本（1979）。《圣经》中译所根据的西文《圣经》也有所不同，有些译本依据英文圣经来翻译，如国语和合译本（1919），有些根据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写成的原文《圣经》来翻译，如吕振中译本（1970）。在内容覆盖面上，有包括新旧约两部分的全译本，如马礼逊的神天圣书《神天圣书》（1823），有单是新约部分的译本，如萧铁笛的《新译新约全集》（1967），有个别经卷的译本，如王福民的《雅歌》（1960）。不同的中文圣经也有不同的特色：有个人神学色彩十分浓厚的译本，如李常受的《新约圣经：恢复本》（1987），有强调直译原则、力求字句与结构符合原文的译本，如比裨治文-克陛存译本（1862），也有以意译本的姿态出现、务求文字浅白易懂的译本，如《当代圣经》（1979）。（庄柔玉，2000：1-2）
其中，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汉译《圣经》主要有四部，即郭实腊译本、马礼逊译本、君王版及官话和合本。郭实腊译本， 尤其是《新约》部分， 即《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队中， 太平天国政权的文告中引用的《圣经》经文大多摘自其中。《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马太福音》等甚至作为考生会试（状元考试）的指定书目（海恩波， 2000： 91；赵维本， 1993： 19 -20）， 考试的题目就取自其中， 从而废除了清王朝仍在使用的古代经书（福斯特， 1985：171）。马礼逊译本是流传到欧洲的第一部中文《圣经》，马礼逊肩负着把《圣经》翻译成汉语使命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于1823年把自己和助手用文言文翻译的整部《圣经》装订成21 卷线装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 取名《神天圣书》， 并运回中国秘密传播。《神天圣书》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完整的《圣经》汉译本， 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毛发生， 2004）。马礼逊追求译文的“忠实（fidelity）、明达（perspicuity）、简易（simplicity）”， 甚至表达上的“地道（idiomatically）”。（Strandeneas， 1987：44）馬礼逊所创立的中文《圣经》术语为以后的《圣经》翻译奠定了基础。曾经有5本配有龙饰的昂贵《新约》进入清末统治最高层， 这个《圣经》版本就是史称的“君王版”，为慈禧太后、隆裕太后、宣统皇帝、摄政王和醇王福晋所有，这一版本《圣经》标志着《圣经》进入封建统治者阶层。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历时27年， 以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 of the English Bible）为蓝本（赵维本， 1993： 33）， 得到中国学者诚静怡、刘大成、王治心、王元德（王宣尘）等的协助， 于1919年4月22 日在上海面世，取名《新旧约全书》， 分“神” 和“上帝” 两个版本， 约110 万字。官话和合本启用了1000条新的汉语表达方法， 并创造了87 个新汉字。（I-JinLoh， 1995）对白话文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
《圣经》中文译本的制作和流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圣经》翻译活动由于不信任何教经的中国翻译家的参与而呈现出文学化和多元化的趋向。
三、结语
《圣经》汉译在中国历史悠久，《圣经》在中国的传播也随着《圣经》汉译不断发展，从底层人民到统治阶层，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区。各种《圣经》中文版本的流传， 使中国文学家间接或直接接触到了圣经文学， 中国学者和文学家们对圣经文学性的评介则促进了圣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参考文献】
[1] 梁工.基督教文学[ 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
[2] 任东升.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2）：86 -91.
[3] 庄柔玉.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权威现象研究[ M] .香港：国际圣经协会， 2000 .
[4] 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温峰峰（1992—），女，汉族，江西省赣州市人，翻译硕士，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专业：英语笔译，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关键词】 《圣经》 汉译 传播
一、引言
《圣经》汉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译本也各式各样，种类繁多，且译者文化身份多样。但是，香港著名翻译家宋淇曾指出：“基督教在中国始终没有成为一股力量，就是因为没有优良的《圣经》中译本，自从天主教在明朝传进来以后，始终没有过。
二、《圣经》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唐朝初期已经有《圣经》部分经卷的内容已经被译成了汉语。16世纪后期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传教后，曾把《祖传天主十诫》等小部分经文译成中文，清初约1700年时，已经有了白日升（J﹒Basset）的节译本，清朝中叶更有贺清泰（Louis De Poirot）的白话译本，这些都可以作为天主教系统的译本。1807年，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后，又有了属于新教系统的译本，《圣经》新旧约最早的全译本由马礼逊译成了中文，之后圣经翻译成为基督教传教史上最有成效的工作之一。
就语言类别来讲，有汉语译本，也有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译本，汉语译本又可以分为文言文和白话文译本。就圣经翻译的工作性质来区分，有群策群力的团体译本，如委办译本（1854），有独立承担的个人译本，如施约翰浅文理译本（1902）。在译者背景上，不仅有西方差会的传教士主持的翻译，如四人小组译本（1840），也有华人信徒与传教士共同合作的译本，如路亨理（H Ruck）、郑寿麟的国语新旧库译本（1939），还有华人教会领袖或《圣经》学者的译本，如现代中文译本（1979）。《圣经》中译所根据的西文《圣经》也有所不同，有些译本依据英文圣经来翻译，如国语和合译本（1919），有些根据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写成的原文《圣经》来翻译，如吕振中译本（1970）。在内容覆盖面上，有包括新旧约两部分的全译本，如马礼逊的神天圣书《神天圣书》（1823），有单是新约部分的译本，如萧铁笛的《新译新约全集》（1967），有个别经卷的译本，如王福民的《雅歌》（1960）。不同的中文圣经也有不同的特色：有个人神学色彩十分浓厚的译本，如李常受的《新约圣经：恢复本》（1987），有强调直译原则、力求字句与结构符合原文的译本，如比裨治文-克陛存译本（1862），也有以意译本的姿态出现、务求文字浅白易懂的译本，如《当代圣经》（1979）。（庄柔玉，2000：1-2）
其中，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汉译《圣经》主要有四部，即郭实腊译本、马礼逊译本、君王版及官话和合本。郭实腊译本， 尤其是《新约》部分， 即《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队中， 太平天国政权的文告中引用的《圣经》经文大多摘自其中。《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马太福音》等甚至作为考生会试（状元考试）的指定书目（海恩波， 2000： 91；赵维本， 1993： 19 -20）， 考试的题目就取自其中， 从而废除了清王朝仍在使用的古代经书（福斯特， 1985：171）。马礼逊译本是流传到欧洲的第一部中文《圣经》，马礼逊肩负着把《圣经》翻译成汉语使命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于1823年把自己和助手用文言文翻译的整部《圣经》装订成21 卷线装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 取名《神天圣书》， 并运回中国秘密传播。《神天圣书》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完整的《圣经》汉译本， 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毛发生， 2004）。马礼逊追求译文的“忠实（fidelity）、明达（perspicuity）、简易（simplicity）”， 甚至表达上的“地道（idiomatically）”。（Strandeneas， 1987：44）馬礼逊所创立的中文《圣经》术语为以后的《圣经》翻译奠定了基础。曾经有5本配有龙饰的昂贵《新约》进入清末统治最高层， 这个《圣经》版本就是史称的“君王版”，为慈禧太后、隆裕太后、宣统皇帝、摄政王和醇王福晋所有，这一版本《圣经》标志着《圣经》进入封建统治者阶层。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历时27年， 以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 of the English Bible）为蓝本（赵维本， 1993： 33）， 得到中国学者诚静怡、刘大成、王治心、王元德（王宣尘）等的协助， 于1919年4月22 日在上海面世，取名《新旧约全书》， 分“神” 和“上帝” 两个版本， 约110 万字。官话和合本启用了1000条新的汉语表达方法， 并创造了87 个新汉字。（I-JinLoh， 1995）对白话文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
《圣经》中文译本的制作和流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圣经》翻译活动由于不信任何教经的中国翻译家的参与而呈现出文学化和多元化的趋向。
三、结语
《圣经》汉译在中国历史悠久，《圣经》在中国的传播也随着《圣经》汉译不断发展，从底层人民到统治阶层，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区。各种《圣经》中文版本的流传， 使中国文学家间接或直接接触到了圣经文学， 中国学者和文学家们对圣经文学性的评介则促进了圣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参考文献】
[1] 梁工.基督教文学[ 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
[2] 任东升.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2）：86 -91.
[3] 庄柔玉.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权威现象研究[ M] .香港：国际圣经协会， 2000 .
[4] 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温峰峰（1992—），女，汉族，江西省赣州市人，翻译硕士，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专业：英语笔译，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