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41年投河离世至今，倏忽而过80年。大众对她的印象，依旧停留在那张拍摄于1902年的侧影照。
　　彼时伍尔夫20岁，眉目低垂，如坠梦中。摄影师塞西尔·比顿如此形容她的长相：“纯洁而忧郁，深陷的双眼怯懦而惊恐，长着一只挺拔如鸟喙的鼻子，双唇却紧闭不开。”伍尔夫饱受精神疾病折磨，最终投河自尽，她忧郁的面目似乎无需刻意提及。
　　但曾被伍尔夫激扬的文字感召过的读者，脑海里会有另一个更为清醒且尖锐的形象。“我们正颤抖着接近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时代。但只有下定决心，永远、永远不抛弃布朗太太，我们才能赢得这个时代。”
　　另一个句子更广为流传：“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或诗歌的话，每年必须有500英镑的收入，外加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她一生多次提及的理论—心智的自由仰仗于财务自由与空间自由，这句话至今依旧被用来激励女性去构筑更不受框束的内在世界。

　　但盛名之下，紧跟在这段话之后的句子往往被忽略：“女性的本质和小说的本质这个大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义务，就我而言，女性与小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实际上，伍尔夫所言逃避作出结论的两个问题，贯穿她的人生始末。而从20世纪初至今，女性与小说之间的问题，是否已走出“悬而未决”的胶着状态，似乎也难以得到确定的结论。

杀死“屋中的天使”

　　伍尔夫曾被描述为一个“不修边幅的天使”：不施粉黛，罩著睡衣和晨衣，趿着拖鞋。对比起维多利亚时代被蕾丝和荷叶边包围的精致女性，伍尔夫的“不修边幅”似乎充满无意识的反叛与对立意味。足以令肋骨变形的高腰束缚着女性的身体;无处不在的禁令，将她们排斥在校园和图书馆之外，伍尔夫在《女性的职业》中，借用考文垂·帕特莫尔赞美妻子美德的诗歌，将这些女性称为“屋中的天使”。
　　伍尔夫基于自身经验描述道，屋中天使的“鬼魂”总会在她开始写作时溜到她身后，像是要指引她的笔，提醒她要记住自己年轻女人的身份，拿出应有的同情心、温柔与纯洁，“用上所有女人的艺术和花招，别让任何人觉得你有自己的想法”。
　　伍尔夫选择的应对方式十分激进，“抓起墨水瓶向她掷去”。而浪费漫长的时间与男权意识内化后的自我规训作斗争，是彼时绝大部分坐下来写作的女性的无奈体验。她们都是《到灯塔去》中的莉丽，对绘画充满无限热忱，却不得不对外界环境时刻神经紧绷，唯恐有人盯着她的画瞧。书中塔斯莱的直言不讳，反映出她们所面临的处境：“女人可不会绘画，女人也不能写作。”
　　我们可以从伍尔夫笔下达洛维夫人、拉姆齐夫人、布雷德肖夫人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中，一窥“屋中天使”的生活状态。实际上，她们并不令人感到陌生。
　　出版于1925年的《达洛维夫人》是伍尔夫的第四部小说，它被后世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的最初尝试之一”。小说从一个简洁的句子开篇：“达洛维夫人要自己去买花。”在一战结束后的伦敦街头，在大本钟的轰鸣声中，达洛维夫人30余年的人生，被浓缩于一天十几个小时之内。从浪漫、敏感的克拉丽莎小姐，变成富有、端庄的达洛维夫人，除了被身为议员的丈夫禁止在家中谈论莎士比亚，她似乎拥有一切。

　　伍尔夫的“不修边幅”似乎充满无意识的反叛与对立意味。

　　在伍尔夫所处的行将就木的维多利亚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并不乏达洛维夫人这样将稳定生活与社会地位置于自我之前的中产阶级女性。她们对光鲜的上流社会生活热爱却又厌倦，或许试图寻找生活的意义，但间歇性冒出的“自我意识”又有何用？无非是让她们更痛苦罢了。她们是攀附于丈夫的“第二性”，不存在冲破桎梏的勇气和力量。
　　比起永远忙碌着、被需要、被歌颂的完美女性，伍尔夫宁愿女性是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她为女性勾勒出一幅理想的生活图景：去旅游，去闲着，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去街头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
　　但这奢侈的“无所事事”并非易事，在“无论用什么方法，去挣够足够多的钱”的前提之外，挣脱层层叠叠的精神枷锁似乎要难得多。就比如，伍尔夫其实并不是伍尔夫，在冠以夫姓“伍尔夫”之前，她应只是“弗吉尼亚”，男权意识的渗透无处不在。
　　显赫家世与多舛命途，无疑与伍尔夫女性思想与创作方式的形成紧密勾连。立足于女性视角的伍尔夫，抛出“一个人能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的论断，置于男权制度之下，无疑伴随着更多的艰难与挣扎，哪怕对于今时今日的女性来说亦不轻松。

让语言挂得住最微小的颗粒

　　面对男性话语无处不在的掣肘，伍尔夫的反击并未留情面。
　　她讥讽作家贝内特的作品“结构精致，技法严密，就是最苛刻的批评家，也很难看出有什么漏洞破绽可以招致蛀虫”，批评威尔斯“在他思考的种种设想、种种事实的重压下，很少有空闲认识到他那些人物多么生硬粗糙”。
　　在伍尔夫眼中，男性手握对文学生杀予夺的话语霸权，这是对女性创作的极大限制与扼杀。她提出：“现有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不适合女性使用。”她鼓励女作家自己进行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自己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何以涉及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必须更高一等？何以对“普通的人物普通的一天”进行琐碎描写，往往就被轻慢地归类为“鸡毛蒜皮”？生活难道一向是宏大、缜密、庄重的吗？伍尔夫说：“生活不是一列列整齐匀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片明亮的光晕，一个半透明封套，从意识的萌生到消散，始终包围着我们。”
　　伍尔夫提倡一种“能有效地填平男人们造成的分裂和空隙”的“小语言”。它由细小破碎的词语和短暂的、未完成的句子组成，“回荡着呐喊、召唤和歌咏之声，也承载着沉默、眼神和手语表达”。这种语言“挂得住最微小的颗粒”，能够突破传统小说创作方法的桎梏，把女性内在世界最深邃、幽微、敏感的部分勾勒呈现。

　　她鼓励女作家自己进行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

　　1908年，伍尔夫动笔创作第一部小说《远航》。当女主人公雷切尔在寻找自我的航行中解构维多利亚传统“女性范式”，伍尔夫也在解构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小说进程的推动不再依靠“密不透风”的情节逻辑，而是靠人物逐漸觉醒的自我与对生活的洞察。
　　在发表于1919年的《现代小说》一文中，伍尔夫提出“意识流小说”的主张。她认为这同传统小说对立的“现代小说”，才是今后小说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在出版于1927年的《到灯塔去》中，感受到伍尔夫臻于完美的意识流创作手法。
　　小说被一条极为简单、平淡的线索贯穿，没有激烈的冲突与爆发的情感。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这部作品将是相当短的，将写出父亲的全部性格，还有母亲的性格，还有圣艾夫斯群岛，还有童年，以及她通常写入书中的一切东西，生与死，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并未去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而是通过莉丽这一形象，诠释伍尔夫“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思想。男性一定只能男性化吗？女性一定只能女性化吗？伍尔夫直截了当地指出：“若只是一个纯粹的男人或女人，那是没救的。”

谁害怕伍尔夫？

　　1962年，纽约百老汇，一场荒诞的舞台剧正在上演。剧中人物反复唱着一首名为《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迪士尼童谣。这部剧作，实际上与伍尔夫本人无甚关系，只是基于简单的版权问题而产生谐音梗，但仍然引发了关于社会性别制度的束缚、现实与幻想的对立等多层解读。
　　作者爱德华·阿尔比说，他曾在纽约一家酒吧的洗手间里，看到这句话被人用肥皂写在镜子上。“这显然是在用‘伍尔夫’来指涉‘大灰狼’……就好像在说，谁害怕度过没有虚假幻象的人生？我突然意识到，这实在是一个典型的、在大学中流传的知识分子笑话。”
　　那么，伍尔夫令人害怕吗？看起来并不。作为女性，她美丽、忧郁又柔弱，曾在信中喃喃自语自己的失败：“快要29岁仍未婚，将要一事无成，无儿无女，又有精神病，作家之梦渺茫无期。”
　　二战后，她和她的作品长时间寂寂无闻，直至1970年代，重新被推至女性主义批评运动的聚光灯下。1988年，英国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还原了她名噪一时的盛况：“她全部创作之丰富和成就之巨大……使她一度曾被指责为狭隘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成为她的时代、她的精神世界和现代艺术思想的精髓。”
　　伍尔夫曾向女性发出呼唤：“一个美好的事业召唤你们伸出援手。”这声召唤，跨越整张世界地图，渗入不同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受到召唤的人们中，不乏知名的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有男性作家如马尔克斯，曾表示被伍尔夫的作品甚至只是一句话“改变一生”。
　　伍尔夫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延续至今，并如她所愿地触及了更多她想要触及的“普通读者”，一些“未受文学偏见腐蚀”、毫无杂念地热爱读书的成年人。
　　清醒令人痛苦，但生命也由此变得丰实。在由着思维惯性被迫或自我工具化的时代，伍尔夫的笔锋的确令人害怕。无论性别，自我审视都不是一件那么舒服的事情，且似乎没有可以即时变现的“实际功效”。但恰恰是，在越是会为此害怕的时代，我们越需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