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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版画运动，秉承20世纪30年代鲁迅发起的新兴木刻运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版画家们，践行鲁迅的艺术理想，既继承中国传统版画的精华，又借鉴西方版画艺术的优点，创作出富有战斗性、民族性及大众化的美术作品，号召和鼓舞着中国人民投身到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民族战争洪流之中。他们通过创作各种题材的版画作品，举办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展览活动，不仅展现了中国现代版画的艺术成就，塑造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也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理解与认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开端：武汉的版画运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军事重心南下西迁，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大本营，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中央长江局、新华日报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于武汉创立，开辟了抗战大后方各种文艺创作的政治局面，也开启了抗战大后方的版画运动。
1938年1月8日至10日，在鲁迅弟子胡风创办的七月社的统筹下，版画家们在汉口举行了“抗敌木刻画展览会”，成为武汉版画运动的第一面旗帜。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及版画家们编辑出版了《抗战木刻选集》《全国木刻选集》等，成为武汉版画运动的重要成果。同年，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擎起“抗战美术”的时代火炬，并在重庆、桂林、昆明、贵阳、成都等地成立分支机构，不仅把版画艺术的火种播撒于大后方，点燃了抗日救亡的民族热情，也将版画艺术与中华民族的抗日解放事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相连，开创了抗战大后方版画运动的新纪元。
发展：桂林的版画运动
武汉沦陷后，广西桂林成为我国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爱国志士的最佳聚集地之一。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报刊出版异常活跃，思想文化更加多元，使得桂林不仅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重镇，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抗战文化最繁荣的城市，有着中国“抗战文化城”的美誉。
1938年至1944年，李桦、黄新波、赖少其、龙廷坝、温涛、钟惠若、李漫涛、沙飞、刘建庵、洪雪村、蔡迪支、张在民等数十位版画家汇聚于桂林，参与版画艺术的创作宣传与展览活动。加上广西本土的陈更新、易琼、宣海松、阳建德等版画家，形成了一支人才济济、群英璀璨的艺术群体。他们立足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时代精神，吸收借鉴当地民间剪纸、窗花、年画等艺术特点，以版画团体为依托，出版作品集，举办版画展，展现了具有桂林抗战版画自身特色的艺术面貌。其中，赖少其将版画与年画相结合，将民间门神与抗战英雄合二为一，创作的套色版画《抗战门神》是典型的具有传统民族艺术内蕴的现代版画作品。这部作品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并由桂林行营印发，在1939年春节张贴于千家万户，抗战文化深入百姓生活。再如，1944年蔡迪支根据桂林大撤退场景创作的《桂林紧急疏散》，深刻表现了人民群众聚集火车站，逃难时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大后方版画艺术的代表佳作。
高潮：重庆的版画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的版画运动，是抗战大后方美术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抗战大后方艺术水平的巅峰。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或间接引领下，以王琦、丁正献、汪刃锋等为代表的版画艺术家“担当着斩灭法西斯侵略强盗的刽子手的任务，毫不隐瞒地把法西斯侵略者的血腥面目刻画出来，号召大多数人一致参加到反侵略阵线中来”。他们创作出的版画作品“普遍的启发在水线下的同胞，用绘画具有的特殊效力，去宣传，说服那些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朋友，去暴露日本法西斯土匪的兽行——奸淫、屠杀、轰炸——抓住目前社会畸形的状态”，从而开创出一条革命现实主义艺术道路，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
重庆主要的几家报社都开辟了版画艺术专刊，包括《新华日报》副刊《木刻阵线》，《商务日报》副刊《抗战木刻》，《国民公报》副刊《木刻专页》《木刻研究》《美术之页》，《新蜀报》副刊《木刻专页》《半月木刻》等。其中，《新蜀报》还陆续组织出版了《战时木刻展览》特刊、《抗敌儿童画展》特刊、《全国木刻研究会第一次展览》特刊、《中华全国美术会纪念美术界》特刊、《中国木刻研究会三周年纪念》特刊等。重庆的版画运动不仅培养了一批版画专业人才，并通过举办展览活动普及了版画艺术，密切联系了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了中国抗战精神，特别是借助对外艺术交流活动，增进了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1942年1月3日，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的中苏文协成立。5月2日，中苏文协举办了“中国送苏木刻作品展览会”。1943年3月16日，中苏文协又举办了苏联赠送中国的版画的展览。1944年，中国木刻研究会精选了版画展览佳作，送到苏、英、美等国进行展览。“介绍了我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木刻作品，向全世界人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事迹，鼓舞了世界人民彻底埋葬法西斯侵略者的信心。”重庆的版画运动提升了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国际影响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延伸：云贵川的版画运动
抗战时期，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作为大后方战略基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的版画运动虽不如重庆、桂林那样绚烂夺目，但也展现了战时新兴版画艺术的亮丽景象。
不论是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还是中国木刻研究会，均在昆明、贵阳、成都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将版画艺术传播到云贵川，促进了当地版画艺术的创作出版和展览活动的策划组织，推动了当地版画艺术的整体繁荣发展。同时，各知名版画家辗转流动，与当地版画家汇集交流，不断碰撞出思想艺术的火花，使云贵川版画运动不但保留着革命性的艺术特征，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在云南，仅《云南日报》在1937年至1943年间，就刊登了30余位版画家的200多幅作品，其中刊登王行、心聪、黄荣灿、江涛、黄新波等知名版画家的作品150多幅。在贵州，《贵州日报》不仅刊登了不少版画作品，而且还出版了《国立艺专抗战画展》特刊、《诗歌与木刻》专号等，并举办巡回展览，展出了李桦、黄荣灿、荒烟、刘仑、沙清泉等版画家的作品。在四川，《成都快报》《华西日报》以及《新蜀报》等也报道和发表了有关四川版画作品与展览情况的文章。其中《华西日报》特别刊出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八一三”木展》特刊、《木刻》专页等，促进了四川版画运动的发展。
落幕：留渝八人木刻展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版画运动“为时虽短，但显著地露出了一种转变的光芒，就是从单纯地作为政治宣传的要求下，转变成为艺术运动；更从单纯地发展木刻版画的要求下，转变成为绘画现实主义的运动了”。这些正是鲁迅先生“为社会而艺术”新写实主义主张的时代写照，也是大后方版画家坚持探索鲁迅先生寄予版画艺术殷殷期望的生动实践。
随着抗战的最终胜利，大后方版画运动逐渐落下帷幕。1945年10月10日，以留渝版画家王琦、陈烟桥、丁正献、王树艺、汪刃锋、黄荣灿、陆地、梁永泰等八人的木刻作品为主的展览活动正式开幕。同时还展出古元、李桦、力群及刘岘从延安带来的木刻新作。这次展览是抗战胜利后重庆暨大后方版画运动最大规模的展出，是版画家们的一次集体谢幕，标志抗战大后方版画运动步入尾声。对此，陈烟桥动情地说：“抗战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快要分道扬镳了。在今后，为着争取本身的创作自由与身体自由，还得要执紧自己的武器，用以适应人民的需求。人民是我们的保护者，人民能赋予我们无尽穷的创作能力。”此后，中国现代版画艺术中心再次回归上海。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版画运动，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关注“现实”，服务“民众”，强调“行动”，其所承载的艺术精神更多地表现为深刻的民族文化。那些版画家们不仅是艺术家，亦是革命战士，他们以版画艺术作为武器，与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法西斯进行着不懈斗争。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镌刻的作品，已经化为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屹立于人们心中。
（编辑 王 雪）
（作者分别是重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重庆商务职业学院讲师）
开端：武汉的版画运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军事重心南下西迁，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大本营，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中央长江局、新华日报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于武汉创立，开辟了抗战大后方各种文艺创作的政治局面，也开启了抗战大后方的版画运动。
1938年1月8日至10日，在鲁迅弟子胡风创办的七月社的统筹下，版画家们在汉口举行了“抗敌木刻画展览会”，成为武汉版画运动的第一面旗帜。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及版画家们编辑出版了《抗战木刻选集》《全国木刻选集》等，成为武汉版画运动的重要成果。同年，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擎起“抗战美术”的时代火炬，并在重庆、桂林、昆明、贵阳、成都等地成立分支机构，不仅把版画艺术的火种播撒于大后方，点燃了抗日救亡的民族热情，也将版画艺术与中华民族的抗日解放事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相连，开创了抗战大后方版画运动的新纪元。
发展：桂林的版画运动
武汉沦陷后，广西桂林成为我国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爱国志士的最佳聚集地之一。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报刊出版异常活跃，思想文化更加多元，使得桂林不仅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重镇，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抗战文化最繁荣的城市，有着中国“抗战文化城”的美誉。
1938年至1944年，李桦、黄新波、赖少其、龙廷坝、温涛、钟惠若、李漫涛、沙飞、刘建庵、洪雪村、蔡迪支、张在民等数十位版画家汇聚于桂林，参与版画艺术的创作宣传与展览活动。加上广西本土的陈更新、易琼、宣海松、阳建德等版画家，形成了一支人才济济、群英璀璨的艺术群体。他们立足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时代精神，吸收借鉴当地民间剪纸、窗花、年画等艺术特点，以版画团体为依托，出版作品集，举办版画展，展现了具有桂林抗战版画自身特色的艺术面貌。其中，赖少其将版画与年画相结合，将民间门神与抗战英雄合二为一，创作的套色版画《抗战门神》是典型的具有传统民族艺术内蕴的现代版画作品。这部作品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并由桂林行营印发，在1939年春节张贴于千家万户，抗战文化深入百姓生活。再如，1944年蔡迪支根据桂林大撤退场景创作的《桂林紧急疏散》，深刻表现了人民群众聚集火车站，逃难时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大后方版画艺术的代表佳作。
高潮：重庆的版画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的版画运动，是抗战大后方美术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抗战大后方艺术水平的巅峰。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或间接引领下，以王琦、丁正献、汪刃锋等为代表的版画艺术家“担当着斩灭法西斯侵略强盗的刽子手的任务，毫不隐瞒地把法西斯侵略者的血腥面目刻画出来，号召大多数人一致参加到反侵略阵线中来”。他们创作出的版画作品“普遍的启发在水线下的同胞，用绘画具有的特殊效力，去宣传，说服那些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朋友，去暴露日本法西斯土匪的兽行——奸淫、屠杀、轰炸——抓住目前社会畸形的状态”，从而开创出一条革命现实主义艺术道路，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
重庆主要的几家报社都开辟了版画艺术专刊，包括《新华日报》副刊《木刻阵线》，《商务日报》副刊《抗战木刻》，《国民公报》副刊《木刻专页》《木刻研究》《美术之页》，《新蜀报》副刊《木刻专页》《半月木刻》等。其中，《新蜀报》还陆续组织出版了《战时木刻展览》特刊、《抗敌儿童画展》特刊、《全国木刻研究会第一次展览》特刊、《中华全国美术会纪念美术界》特刊、《中国木刻研究会三周年纪念》特刊等。重庆的版画运动不仅培养了一批版画专业人才，并通过举办展览活动普及了版画艺术，密切联系了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了中国抗战精神，特别是借助对外艺术交流活动，增进了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1942年1月3日，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的中苏文协成立。5月2日，中苏文协举办了“中国送苏木刻作品展览会”。1943年3月16日，中苏文协又举办了苏联赠送中国的版画的展览。1944年，中国木刻研究会精选了版画展览佳作，送到苏、英、美等国进行展览。“介绍了我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木刻作品，向全世界人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事迹，鼓舞了世界人民彻底埋葬法西斯侵略者的信心。”重庆的版画运动提升了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国际影响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延伸：云贵川的版画运动
抗战时期，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作为大后方战略基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的版画运动虽不如重庆、桂林那样绚烂夺目，但也展现了战时新兴版画艺术的亮丽景象。
不论是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还是中国木刻研究会，均在昆明、贵阳、成都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将版画艺术传播到云贵川，促进了当地版画艺术的创作出版和展览活动的策划组织，推动了当地版画艺术的整体繁荣发展。同时，各知名版画家辗转流动，与当地版画家汇集交流，不断碰撞出思想艺术的火花，使云贵川版画运动不但保留着革命性的艺术特征，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在云南，仅《云南日报》在1937年至1943年间，就刊登了30余位版画家的200多幅作品，其中刊登王行、心聪、黄荣灿、江涛、黄新波等知名版画家的作品150多幅。在贵州，《贵州日报》不仅刊登了不少版画作品，而且还出版了《国立艺专抗战画展》特刊、《诗歌与木刻》专号等，并举办巡回展览，展出了李桦、黄荣灿、荒烟、刘仑、沙清泉等版画家的作品。在四川，《成都快报》《华西日报》以及《新蜀报》等也报道和发表了有关四川版画作品与展览情况的文章。其中《华西日报》特别刊出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八一三”木展》特刊、《木刻》专页等，促进了四川版画运动的发展。
落幕：留渝八人木刻展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版画运动“为时虽短，但显著地露出了一种转变的光芒，就是从单纯地作为政治宣传的要求下，转变成为艺术运动；更从单纯地发展木刻版画的要求下，转变成为绘画现实主义的运动了”。这些正是鲁迅先生“为社会而艺术”新写实主义主张的时代写照，也是大后方版画家坚持探索鲁迅先生寄予版画艺术殷殷期望的生动实践。
随着抗战的最终胜利，大后方版画运动逐渐落下帷幕。1945年10月10日，以留渝版画家王琦、陈烟桥、丁正献、王树艺、汪刃锋、黄荣灿、陆地、梁永泰等八人的木刻作品为主的展览活动正式开幕。同时还展出古元、李桦、力群及刘岘从延安带来的木刻新作。这次展览是抗战胜利后重庆暨大后方版画运动最大规模的展出，是版画家们的一次集体谢幕，标志抗战大后方版画运动步入尾声。对此，陈烟桥动情地说：“抗战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快要分道扬镳了。在今后，为着争取本身的创作自由与身体自由，还得要执紧自己的武器，用以适应人民的需求。人民是我们的保护者，人民能赋予我们无尽穷的创作能力。”此后，中国现代版画艺术中心再次回归上海。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版画运动，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关注“现实”，服务“民众”，强调“行动”，其所承载的艺术精神更多地表现为深刻的民族文化。那些版画家们不仅是艺术家，亦是革命战士，他们以版画艺术作为武器，与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法西斯进行着不懈斗争。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镌刻的作品，已经化为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屹立于人们心中。
（编辑 王 雪）
（作者分别是重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重庆商务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