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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加速器，当前工业革命进入以信息化为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此时，辽宁老工业基地正进入新一轮振兴的关键期，接轨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必须和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综合谋划。
[关键词]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第三次工业革命；接轨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8-0056-07
“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最初由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主要指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将引爆一轮能源产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单一科技发明，而是应该将新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嫁接”融合起来。他认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1]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开始逐步产业化，并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初显。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在本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二是科学和技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使得科研探索的领域不断开阔。三是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之间联系更加密切，学科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入，同时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强，科学研究综合性也越来越强。第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发生了改变。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即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发生变革。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拉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复杂的制造技术系统将促使产业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大企业主导型和供应链主导型向产业生态型转变，平台技术和平台型企业在产业生态中的主导性作用将日益突出。企业竞争战略的重点既不是形成足够大的规模，也不仅是有效的供应链管理，而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中获得和保持动态能力，战略柔性相对于运营效率变得更加重要。为了更好地适应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进一步扁平化，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必然由公司的顶层决策系统向更接近市场的知识型员工下沉。[2]因此，这次工业革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至今为止，第三次工业革命仍然正在进行中。辽宁的新一轮振兴如何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完美接轨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辽宁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进入新阶段
從历史渊源来看，辽宁老工业基地经历了从形成发展到振兴两个阶段。
1949-1957年，仅用了8年时间，辽宁老工业基地初具规模，确定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龙头地位。1958-2002年，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既巩固和扩大了辽宁工业基地的地位，也累积了体制机制和结构矛盾。这一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4个子阶段，其中，1958-1965年为起步发展阶段，建立起了电子工业、纺织工业、新型化工业等新产业，随着这些产业的发展，工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经济结构得以优化。1966-1978年为曲折前行阶段，尽管文革使辽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工业建设在逆境中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1979-1997年是转轨改制阶段，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活力，改革红利支撑辽宁老工业基地实现了经济的一轮快速发展。1998-2002年为结构调整阶段，然而积聚的体制等各类问题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开始集中爆发，老工业基地进入改革攻坚脱困期。辽宁先后实施了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攻坚战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战略和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战略，这三大战略行动以当时的紧迫问题为导向，既推动了老工业基地的改革攻坚脱困，也为后来的老工业基地振兴奠定了基础。
2003年至今，辽宁老工业基地经历了两轮振兴，目前处于再振兴阶段。2003-2013年为第一轮全面振兴。这一阶段突出特征是各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密集发布，高速经济增长成为牵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主线，但是体制机制和结构问题没有根本转变，反而有所累积，特别是，粗放速度型的经济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先扬后抑”特征。因此，在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不密切、产业结构相对老化、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因素直接影响下，2014年起辽宁经济陷入衰退，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民生领域矛盾凸显，2014年以来特别是2016年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多方施策以扭转老工业基地经济困境，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等系列文件，对老工业基地振兴进行顶层设计，标志着辽宁老工业基地进入新全面振兴阶段。
二、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优化滞后
一方面，辽宁省产业结构呈现“重工业、传统产业”双高的格局。工业产值的80%来自于四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石化业、冶金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其中前三者的重工业占全部工业比重的近七成。这些产业中，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战略新兴产业发育不足，不仅如此，支柱产业大部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没有形成多点支撑、互补对冲的多元化产业布局。传统产业主导的优势产业属于顺周期产业，受经济周期影响非常大，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普遍较弱。装备制造、石化、冶金等产业虽然长期占据地区经济主导地位，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形成灵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新兴产业近年来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成长速度较快，但是规模相对弱小，产业体系中，最能体现竞争优势的高精尖产业占比微乎其微，因此，难以在短期内弥补传统行业下滑造成的缺口，还无法承担起多元化对冲的重任，进而防范风险，平滑经济周期。从而，整个经济运行风险过高，不仅如此，也削弱了工业的整体竞争力。
（二）投资结构单一 投资来源方面，辽宁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以往过度依赖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由于目前国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考核重点有所调整，市场越来越起决定作用，单一的投资结构严重制约了投资动力和能力，导致有效投资严重不足，投资增速下滑。投资去向方面，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领域和民生领域，投向产业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领域比重不足，制造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不足不仅短期内会制约产业发展，而且会从根本上破坏产业持续发展能力，更会削弱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升级和技术创新发展的能力，最终将影响工业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此外，投资率畸高带来的潜在风险尤其值得关注。高的投资率，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外在表象，若叠加偏低的投资效率，则直接会导致经济的低速和粗放增长，这种高投资率是一种畸形高速投资率。
（三）资源型城市转型艰难
以原材料、重工业为主要产业的资源型城市在辽宁老工业基地大量存在，普遍面临转型困难之痛。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仍以重化工业和大型国企为主，甚至是“产城合一”“城企一体”，城市转型即产业或企业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国企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时叠加产业和企业周期风险影响，互为条件系统性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特别是在当前部分行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的条件下。转型之困放大了经济负面冲击的影响，也进一步制约了转型升级的进程。因而，资源型城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动能转换困难重重；结构性失业比重大，解决的难度大、渠道窄。根本解决途径需要通过市场化推动实施多元化战略，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和新兴产业。
（四）体制机制优化阻滞
体制机制优化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能够释放改革红利。客观上，辽宁最早实行计划经济，最晚退出计划经济，因此，相比国内其他地区，总体上辽宁省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投资环境差强人意。总体上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充分，“强政府、弱市场”问题客观存在，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事实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习惯依赖发文件、检查管制等来解决市场问题，经济、法律等调控监管手段不完善，功能也不强。辽宁对外部市场变化和政策变化的感应度与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适应能力不足，给人感觉总是慢半拍。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方面，在政策具体执行方面做得不错，但在政策用好用活用足方面与发达地区比较起来招法不多，差距明显。比如在融资方面，到如今企业、政府及至整个社会仍习惯于银行间接融资，而未能有效开启资本市场融资之门，再加上生产要素市场本身发育更为滞后，不但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也增加了运营风险。体制机制转换被动和阻滞的背后是发展理念和思想观念转变的滞后，对政府的依賴造成了市场的边缘化，人们习惯于通过政府控制市场发展经济。
（五）微观主体竞争能力不足
企业和行业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总资产利税率、流动资金周转率等方面，辽宁的这些指标相比全国普遍处于偏低的水平，说明辽宁企业和行业的竞争力还比较弱。[3]进一步分类分析会发现：相对全国而言，民营企业中，生活性行业的企业多，生产性行业的企业少；从事粗加工的企业多，搞科技创新的企业少；生产低端产品的多，生产高端产品的少；小型中型企业多，行业领军龙头企业少，呈现鲜明的“四多四少”特征，国有企业控制力和影响力有，但活力不足和效益不高，特别是国有企业总量不断减少，不足5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与辽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尤其是现存的国有企业面临改革攻坚的任务，企业生产经营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抗风险能力较差。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连续累积，多依靠时间自然消化，企业从业人员多，效率相对低下，无力创新或者科技创新步伐缓慢，导致核心竞争力长期未建立起来，靠垄断靠补贴生存企业大量存在，特有的厂办大集体和企业办社会现象久拖不决，所有这些问题一直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央企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没得到解决，国有企业投融资难题仍然没有形成长效解决方法，造成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偏高。此外，国有企业战略重组进展缓慢，虽然降低了国企比重，但还存在不强、不大、不优的问题；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国有企业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却不是靠市场竞争取得的，“大而不强”现象尚未从根本上解决。
（六）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辽宁属于全国高等院校聚集区之一，在辽宁的科研院所数量众多，也不乏两院院士，但是在科技创新活动效率和成果方面反差较大：一方面，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率很低，大部分在省外转化，“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支撑率较低。从主要指标来看，辽宁省在高科技产业总量占比、企业的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等比重方面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微弱。辽宁的科技投入总量不足地区生产总值的2%，近年来还不时有所减少，就是这不多的投入的效率和效益也不高，专利数和成果转化率较低。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滞后严重影响了企业和产业的生存能力，更谈不上发展与赶超。不少产品技术水平停滞于中低端，老产品多，创新开发的少，特别是原创产品少，即使是机器人和盾构机类的产品能够得到的附加值也不高。更为重要的是，关键零部件大量依靠购买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仅产品造价高，竞争力下降，而且大量利润转给外企，企业自身利润空间狭小，本就投入不足的创新，却由于依然无法摆脱的原有模式的束缚而效果大打折扣。
三、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接轨的路径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当其时之际，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也进入关键期，因此，如何接轨第三次工业革命显得至关重要。为此要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推进。
（一）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
促进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提升质量，催生新产业和新业态，做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做优现代大农业，加快构建智能型产业结构。
1.坚持发展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双轮驱动。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世界制造业结构调整的主流，但并非一定要全盘否定传统产业。相反，借助信息化、产业融合发展等手段，依托原有传统产业去发展新兴产业，基础会更牢，更容易成功。实际运作中，要将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积极引导现有企业向新业态、新领域、新价值链拓展，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2.集中力量推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发展智能制造业是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打造地区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辽宁比较优势切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节点。（1）智能化升级现有产业。首先，引导企业升级改造。引导企业应用智能装备和产品，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水平。其次，明确主攻方向。虽然已经确定了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和智能装备、汽车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装备等八个领域和智能装备及产品、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智能服务四大类别，但是不能一成不变，要实行动态管理。再次，明确以项目建设示范推动重点领域发展。通过试点企业项目建设的示范，一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另一方面，形成一个遴选标杆企业、复制推广等的机制和平台，为辽宁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动力。最后，推广新模式。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新模式，推动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试点落地。（2）建设“智能工厂”。通过政府+企业的先导模式启动智能工厂建设，逐渐转变为企业+市场的模式承载智能工厂建设。以示范+引导为路径，可以从有基础的龙头企业的数字车间起步，围绕重点基础环节展开，以实现关键工序智能化、生产过程智能优化控制、供应链及能源管理优化，从而实现工业互联网网络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3）催生智能企业群。通过政府采购、产业基金等政策构建系统化的支持和引导体系，以此为平台通过市场鼓励企业自主把智能新技术运用于设计、生产、营销、管理、物流等核心业务领域，从而，创造出新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融合出新的集制造与服务于一体的业态模式，适应、把握和引领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定制和智能产品的需求。
3.着力发展为“智能型产业结构”提供支撑的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推进互联网基础上的协同制造，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与制造业进行全产业链的融合运用，整合金融、交通、医疗、教育、旅游等基础性公共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探索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身份验证、入侵检测等网络和信息安全产品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重点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高信息技术服务质量，支撑工业生产流程再造和优化。提升融资创新、产品研发设计、代理服务、市场营销、物流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水平，降低营商成本，支撑培育地区工业核心竞争力。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物流与制造业融合联动发展。持续发展金融服务业，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重点领域的应用度、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的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4.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提质发展现代服务业。首先，以新兴和现代为发展理念，运用现代经营模式、信息技术，改造提升商贸服务业、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养老服务业等生活性服务业。其次，适应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积极发展农村服务业，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最后，积极探索发展其他“互联网+服务业”。
5.力促产业的集聚和融合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践同时表明，当前产业集聚和融合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未来，应着力打破全省行政区划设置对要素配置的阻碍，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统筹布局大的产业集聚区。顺应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跨行业整合资源，实现集群内协调发展。
（二）以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为根本
第三次工业革命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工业化要向绿色和可持续方向演进，这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大势。为此，要认真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切实把绿色可持续发展融入到经济社会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各方面。下决心转变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之路，扭转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透支局面。
1.推进绿色经济由概念经济向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构建完善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产业转型为载体、新能源开发和消费需求模式变革为保障的动力系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使绿色经济成为传统经济发展的新概念。
2.建立绿色经济自主技术供给机制。自主技术创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石，为此必须为自主技术供给提供公共支撑平台，重点建设三位一体的平台体系：（1）公共服务平台。结合当前重点推进的“三大攻坚任务”在现有的各类公共研发和服务平台整合、扩大、延伸过程中切实贯彻绿色经济理念，使最终形成和综合支持系统，能够体现服务于绿色经济。（2）基金供给平台。绿色经济是外部性较强的经济，需要通过设立相关公共基金加以平衡，同时也解决了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供给问题。（3）融资渠道平台。绿色经济也必须按经济规律发展，资本的需求要靠市场来提供，只是需要做些制度上的变革，比如考虑扩展地方产权市场功能，为支撑绿色发展的技术创新提供融资渠道。
3.实体产业转型升级的绿色化。对于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的转换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努力实现产业的绿色发展。一方面，把围绕本地产业的有基础或有优势的體现绿色发展的技术产业化，包括原生的绿色技术和引进的绿色技术，特别是与本地产业直接相关的环保产业规划设计和节能减排等技术，可以通过发展相关服务业而得以产业化。另一方面，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过程中，重点发展本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的和本地有产业基础的绿色新兴产业，以此来实现现有的产业结构绿色化。
4.推动区域协同合作。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制约着绿色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外部性决定了辽宁在推进区域内绿色经济发展时必须处理好地域内外的协调与合作问题，整合内外部力量共同发展是必由之路。特别是在新能源开发和环境治理方面更要注意创造一个区域内外合作的方式。
（三）以优化投资结构为保障
加快投资结构优化步伐，最大限度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既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必要甚至是宽松的外部环境，也对转型接轨提供资金保证。为此：
1.适度降低过高投资率。主要手段是要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划和资金使用效率基础上，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细分产业、细分领域进行动态监测、预警，同时紧紧盯住投资回报率。要选准投资方向，谋求更大的投资拉动系数。具体包括：切实从源头上把好项目建设关；继续把好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扩张，鼓励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等。 2.持续提高偏低的投资效率。加强和改进对全社会各类投资引导、调控和监管，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更要强化。根本上要通过推动投资结构优化升级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努力提高投资产出产品的质量，杜绝资源浪费和投资效率打折扣现象；鼓励和重视科技创新及新技术采用，重点是鼓励企业把新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去；调动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减少重复和低效率投资，重点在市场准入和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同等国民待遇。
3.促进重点行业高效投资。把项目建设作为落实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的抓手，聚焦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基础装备等对转型接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行业，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服务项目投资全过程，落实岗位职责，通畅协调联动服务，以项目为中心评价制度变革和职能转变绩效。与此同时，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围绕国家产业政策，梳理全省优势产业重点发展领域，积极引导微观主体谋划发展项目，充分发挥投资对转型接轨的关键作用。
（四）以技术创新突破为支撑
1.打造“双创”生态体系。首先，加强引进与合作。聚焦智能经济重点领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中关村等先进科技资源加强合作。其次，构建基础平台。建设具有比较优势体现地方特色的“双创”所必须的引进或集聚平台。以此为基础融合创新载体和创新创业资源，奠定“双创”生态体系的基础。再次，突破技术瓶颈。力争形成一个持续承载技术创新的载体，解决一直以来制约辽宁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最后，确立企业主体地位。诸如在创办新实体，生产新产品，拓展新市场，众创、众包和众扶新模式创新过程中，坚守企业是市场主体，政府主要是落实中央财政奖励、双创基地试点等政策，便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业人才系统化培训、科技成果和信息检索发布，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等方面。特别是综合性服务平台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培育平台的有效供给。
2.建设智能发展创新基础平台。提供智能经济创新平台的基础性软硬件，高效对接智能经济应用研发。重点布局互联网智能服务平台、混合增强智能支撑平台、自主无人系统支撑平台、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与安全检测平台等领域，促进各类通用软件和技术平台的开源开放。支持企业牵头、联合知名高校、研发机构、创新团队共建一批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快启动建设智能经济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推进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产业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3.深入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深入实施“两化融合”工程提升传统产业，应用智能、低碳、绿色技术改造提升制造工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进国际领先的工艺及生产流水线设计，实现产品连续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选择有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制造应用基础的企业，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商务智能等信息技术，有机融合到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之中，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积极研究和接轨工业互联网，探索工业大数据的开发利用，促进主导企业开展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产品的开发。政府为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提供保障体系，加强国内主要信息行业企业的战略合作。促进本地制造业企业创造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跨界融合发展。
（五）以激发企业活力为基础
1.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龙头作用带动辽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产业结构实在有效地转型升级促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首先，全面向管资本转变。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实现由管企业、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从根本上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重要前提，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国有资本市场化优化布局、国有企业管理运营方式的转变，从而达成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目的。其次，围绕新工业革命进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这其中需要创新体制机制解决国有企业历史负担和结构性调整产生的现实困难，要建立和完善退出通道，即劣势企业退出、过剩产能退出、冗员退出和企业坏账退出通道。形成两个机制：一是退出动力机制，董事会或企业建立责任体制，在企业扭亏无望时，主动让企业退出市场；二是退出成本机制，为了支付退出成本，应该明确安置职工、清偿债务等资金来源。另外，辽宁更应推进中央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机制，通过与地方国有企业的融合发展或通过资本运营共同设立新的投资平台等实现央地国企改革发展有机一体化。
2.促进民营经济新发展。要以建立“亲清”政商关系为指导，以落实“市场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目的，围绕政府机构改革，加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管理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以清新政治生态建设为载体稳定域内民营企业预期，提高域外资本信心，以规范制度化的外部市场和政策环境促成民营企业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塑造良好企业发展理念、积极开展研发和创新、树立企业品牌意识、守护产品质量与安全、创新企业组织管理等基本行为的养成，为辽宁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确立内生动力。
3.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一带一路”战略是辽宁企业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拓展生存空间、提升竞争力、提高效益和增强防风险能力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战略，它也是企业国际化的新框架。我省要在提高利用传统的“进出口”框架的能力和效益的基础上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新框架。具体可采取：一是鼓励企业拓展市场，扩大产品出口。积极支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帮助企业利用好政策性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融资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各类平台扩大出口，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二是扩大服务出口。支持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國家的国际工程总承包，实现产品标准、装备服务、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三是促进企业跨区域整合资源，特别是本地企业并购国外具有核心技术和核心资源的企业。四是开拓跨境电子商务。鼓励企业建立或利用电子商务进行海外营销，带动产品出口。
4.降低企业成本。重点在两个方面发力：（1）提高对企业进行信息服务的能力，降低企业风险。完善经济运行宏观监测系统，提高监测信息运用能力，增强预研预判能力，有效预测应对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因素，提高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的精准性，扩大信息公共开放度。（2）降低企业的各项成本。包括：运用多种手段降低企业初始用地成本、用电成本、物流成本等企业税费成本；通过清理规范物流领域公共服务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等降低管制成本；提高市场监管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拓宽优化辽宁企业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域内外金融机构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服务本地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服务水平。建立产融合作对接协调机制，降低企业资金成本。
参考文献：
[1]吕红星.第三次工业革命“渐行渐近”——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观点综述[J].求知，2013，（6）.
[2]黄群慧，刘湘丽，邓洲，黄阳华，贺俊.新工业革命，塑造全球竞争新格局[N].人民日报，2014-02-10.
[3]高文生，石妍.推动辽宁在新一轮东北振兴中更好发挥关键作用——访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司长周建平[J].共产党员，2017，（2）.
责任编辑 魏亚男
[关键词]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第三次工业革命；接轨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8-0056-07
“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最初由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主要指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将引爆一轮能源产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单一科技发明，而是应该将新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嫁接”融合起来。他认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1]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开始逐步产业化，并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初显。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在本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二是科学和技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使得科研探索的领域不断开阔。三是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之间联系更加密切，学科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入，同时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强，科学研究综合性也越来越强。第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发生了改变。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即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发生变革。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拉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复杂的制造技术系统将促使产业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大企业主导型和供应链主导型向产业生态型转变，平台技术和平台型企业在产业生态中的主导性作用将日益突出。企业竞争战略的重点既不是形成足够大的规模，也不仅是有效的供应链管理，而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中获得和保持动态能力，战略柔性相对于运营效率变得更加重要。为了更好地适应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进一步扁平化，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必然由公司的顶层决策系统向更接近市场的知识型员工下沉。[2]因此，这次工业革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至今为止，第三次工业革命仍然正在进行中。辽宁的新一轮振兴如何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完美接轨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辽宁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进入新阶段
從历史渊源来看，辽宁老工业基地经历了从形成发展到振兴两个阶段。
1949-1957年，仅用了8年时间，辽宁老工业基地初具规模，确定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龙头地位。1958-2002年，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既巩固和扩大了辽宁工业基地的地位，也累积了体制机制和结构矛盾。这一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4个子阶段，其中，1958-1965年为起步发展阶段，建立起了电子工业、纺织工业、新型化工业等新产业，随着这些产业的发展，工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经济结构得以优化。1966-1978年为曲折前行阶段，尽管文革使辽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工业建设在逆境中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1979-1997年是转轨改制阶段，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活力，改革红利支撑辽宁老工业基地实现了经济的一轮快速发展。1998-2002年为结构调整阶段，然而积聚的体制等各类问题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开始集中爆发，老工业基地进入改革攻坚脱困期。辽宁先后实施了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攻坚战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战略和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战略，这三大战略行动以当时的紧迫问题为导向，既推动了老工业基地的改革攻坚脱困，也为后来的老工业基地振兴奠定了基础。
2003年至今，辽宁老工业基地经历了两轮振兴，目前处于再振兴阶段。2003-2013年为第一轮全面振兴。这一阶段突出特征是各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密集发布，高速经济增长成为牵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主线，但是体制机制和结构问题没有根本转变，反而有所累积，特别是，粗放速度型的经济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先扬后抑”特征。因此，在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不密切、产业结构相对老化、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因素直接影响下，2014年起辽宁经济陷入衰退，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民生领域矛盾凸显，2014年以来特别是2016年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多方施策以扭转老工业基地经济困境，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等系列文件，对老工业基地振兴进行顶层设计，标志着辽宁老工业基地进入新全面振兴阶段。
二、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优化滞后
一方面，辽宁省产业结构呈现“重工业、传统产业”双高的格局。工业产值的80%来自于四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石化业、冶金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其中前三者的重工业占全部工业比重的近七成。这些产业中，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战略新兴产业发育不足，不仅如此，支柱产业大部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没有形成多点支撑、互补对冲的多元化产业布局。传统产业主导的优势产业属于顺周期产业，受经济周期影响非常大，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普遍较弱。装备制造、石化、冶金等产业虽然长期占据地区经济主导地位，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形成灵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新兴产业近年来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成长速度较快，但是规模相对弱小，产业体系中，最能体现竞争优势的高精尖产业占比微乎其微，因此，难以在短期内弥补传统行业下滑造成的缺口，还无法承担起多元化对冲的重任，进而防范风险，平滑经济周期。从而，整个经济运行风险过高，不仅如此，也削弱了工业的整体竞争力。
（二）投资结构单一 投资来源方面，辽宁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以往过度依赖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由于目前国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考核重点有所调整，市场越来越起决定作用，单一的投资结构严重制约了投资动力和能力，导致有效投资严重不足，投资增速下滑。投资去向方面，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领域和民生领域，投向产业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领域比重不足，制造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不足不仅短期内会制约产业发展，而且会从根本上破坏产业持续发展能力，更会削弱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升级和技术创新发展的能力，最终将影响工业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此外，投资率畸高带来的潜在风险尤其值得关注。高的投资率，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外在表象，若叠加偏低的投资效率，则直接会导致经济的低速和粗放增长，这种高投资率是一种畸形高速投资率。
（三）资源型城市转型艰难
以原材料、重工业为主要产业的资源型城市在辽宁老工业基地大量存在，普遍面临转型困难之痛。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仍以重化工业和大型国企为主，甚至是“产城合一”“城企一体”，城市转型即产业或企业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国企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时叠加产业和企业周期风险影响，互为条件系统性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特别是在当前部分行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的条件下。转型之困放大了经济负面冲击的影响，也进一步制约了转型升级的进程。因而，资源型城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动能转换困难重重；结构性失业比重大，解决的难度大、渠道窄。根本解决途径需要通过市场化推动实施多元化战略，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和新兴产业。
（四）体制机制优化阻滞
体制机制优化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能够释放改革红利。客观上，辽宁最早实行计划经济，最晚退出计划经济，因此，相比国内其他地区，总体上辽宁省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投资环境差强人意。总体上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充分，“强政府、弱市场”问题客观存在，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事实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习惯依赖发文件、检查管制等来解决市场问题，经济、法律等调控监管手段不完善，功能也不强。辽宁对外部市场变化和政策变化的感应度与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适应能力不足，给人感觉总是慢半拍。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方面，在政策具体执行方面做得不错，但在政策用好用活用足方面与发达地区比较起来招法不多，差距明显。比如在融资方面，到如今企业、政府及至整个社会仍习惯于银行间接融资，而未能有效开启资本市场融资之门，再加上生产要素市场本身发育更为滞后，不但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也增加了运营风险。体制机制转换被动和阻滞的背后是发展理念和思想观念转变的滞后，对政府的依賴造成了市场的边缘化，人们习惯于通过政府控制市场发展经济。
（五）微观主体竞争能力不足
企业和行业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总资产利税率、流动资金周转率等方面，辽宁的这些指标相比全国普遍处于偏低的水平，说明辽宁企业和行业的竞争力还比较弱。[3]进一步分类分析会发现：相对全国而言，民营企业中，生活性行业的企业多，生产性行业的企业少；从事粗加工的企业多，搞科技创新的企业少；生产低端产品的多，生产高端产品的少；小型中型企业多，行业领军龙头企业少，呈现鲜明的“四多四少”特征，国有企业控制力和影响力有，但活力不足和效益不高，特别是国有企业总量不断减少，不足5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与辽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尤其是现存的国有企业面临改革攻坚的任务，企业生产经营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抗风险能力较差。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连续累积，多依靠时间自然消化，企业从业人员多，效率相对低下，无力创新或者科技创新步伐缓慢，导致核心竞争力长期未建立起来，靠垄断靠补贴生存企业大量存在，特有的厂办大集体和企业办社会现象久拖不决，所有这些问题一直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央企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没得到解决，国有企业投融资难题仍然没有形成长效解决方法，造成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偏高。此外，国有企业战略重组进展缓慢，虽然降低了国企比重，但还存在不强、不大、不优的问题；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国有企业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却不是靠市场竞争取得的，“大而不强”现象尚未从根本上解决。
（六）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辽宁属于全国高等院校聚集区之一，在辽宁的科研院所数量众多，也不乏两院院士，但是在科技创新活动效率和成果方面反差较大：一方面，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率很低，大部分在省外转化，“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支撑率较低。从主要指标来看，辽宁省在高科技产业总量占比、企业的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等比重方面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微弱。辽宁的科技投入总量不足地区生产总值的2%，近年来还不时有所减少，就是这不多的投入的效率和效益也不高，专利数和成果转化率较低。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滞后严重影响了企业和产业的生存能力，更谈不上发展与赶超。不少产品技术水平停滞于中低端，老产品多，创新开发的少，特别是原创产品少，即使是机器人和盾构机类的产品能够得到的附加值也不高。更为重要的是，关键零部件大量依靠购买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仅产品造价高，竞争力下降，而且大量利润转给外企，企业自身利润空间狭小，本就投入不足的创新，却由于依然无法摆脱的原有模式的束缚而效果大打折扣。
三、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接轨的路径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当其时之际，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也进入关键期，因此，如何接轨第三次工业革命显得至关重要。为此要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推进。
（一）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
促进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提升质量，催生新产业和新业态，做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做优现代大农业，加快构建智能型产业结构。
1.坚持发展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双轮驱动。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世界制造业结构调整的主流，但并非一定要全盘否定传统产业。相反，借助信息化、产业融合发展等手段，依托原有传统产业去发展新兴产业，基础会更牢，更容易成功。实际运作中，要将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积极引导现有企业向新业态、新领域、新价值链拓展，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2.集中力量推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发展智能制造业是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打造地区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辽宁比较优势切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节点。（1）智能化升级现有产业。首先，引导企业升级改造。引导企业应用智能装备和产品，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水平。其次，明确主攻方向。虽然已经确定了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和智能装备、汽车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装备等八个领域和智能装备及产品、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智能服务四大类别，但是不能一成不变，要实行动态管理。再次，明确以项目建设示范推动重点领域发展。通过试点企业项目建设的示范，一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另一方面，形成一个遴选标杆企业、复制推广等的机制和平台，为辽宁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动力。最后，推广新模式。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新模式，推动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试点落地。（2）建设“智能工厂”。通过政府+企业的先导模式启动智能工厂建设，逐渐转变为企业+市场的模式承载智能工厂建设。以示范+引导为路径，可以从有基础的龙头企业的数字车间起步，围绕重点基础环节展开，以实现关键工序智能化、生产过程智能优化控制、供应链及能源管理优化，从而实现工业互联网网络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3）催生智能企业群。通过政府采购、产业基金等政策构建系统化的支持和引导体系，以此为平台通过市场鼓励企业自主把智能新技术运用于设计、生产、营销、管理、物流等核心业务领域，从而，创造出新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融合出新的集制造与服务于一体的业态模式，适应、把握和引领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定制和智能产品的需求。
3.着力发展为“智能型产业结构”提供支撑的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推进互联网基础上的协同制造，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与制造业进行全产业链的融合运用，整合金融、交通、医疗、教育、旅游等基础性公共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探索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身份验证、入侵检测等网络和信息安全产品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重点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高信息技术服务质量，支撑工业生产流程再造和优化。提升融资创新、产品研发设计、代理服务、市场营销、物流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水平，降低营商成本，支撑培育地区工业核心竞争力。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物流与制造业融合联动发展。持续发展金融服务业，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重点领域的应用度、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的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4.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提质发展现代服务业。首先，以新兴和现代为发展理念，运用现代经营模式、信息技术，改造提升商贸服务业、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养老服务业等生活性服务业。其次，适应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积极发展农村服务业，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最后，积极探索发展其他“互联网+服务业”。
5.力促产业的集聚和融合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践同时表明，当前产业集聚和融合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未来，应着力打破全省行政区划设置对要素配置的阻碍，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统筹布局大的产业集聚区。顺应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跨行业整合资源，实现集群内协调发展。
（二）以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为根本
第三次工业革命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工业化要向绿色和可持续方向演进，这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大势。为此，要认真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切实把绿色可持续发展融入到经济社会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各方面。下决心转变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之路，扭转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透支局面。
1.推进绿色经济由概念经济向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构建完善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产业转型为载体、新能源开发和消费需求模式变革为保障的动力系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使绿色经济成为传统经济发展的新概念。
2.建立绿色经济自主技术供给机制。自主技术创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石，为此必须为自主技术供给提供公共支撑平台，重点建设三位一体的平台体系：（1）公共服务平台。结合当前重点推进的“三大攻坚任务”在现有的各类公共研发和服务平台整合、扩大、延伸过程中切实贯彻绿色经济理念，使最终形成和综合支持系统，能够体现服务于绿色经济。（2）基金供给平台。绿色经济是外部性较强的经济，需要通过设立相关公共基金加以平衡，同时也解决了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供给问题。（3）融资渠道平台。绿色经济也必须按经济规律发展，资本的需求要靠市场来提供，只是需要做些制度上的变革，比如考虑扩展地方产权市场功能，为支撑绿色发展的技术创新提供融资渠道。
3.实体产业转型升级的绿色化。对于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的转换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努力实现产业的绿色发展。一方面，把围绕本地产业的有基础或有优势的體现绿色发展的技术产业化，包括原生的绿色技术和引进的绿色技术，特别是与本地产业直接相关的环保产业规划设计和节能减排等技术，可以通过发展相关服务业而得以产业化。另一方面，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过程中，重点发展本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的和本地有产业基础的绿色新兴产业，以此来实现现有的产业结构绿色化。
4.推动区域协同合作。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制约着绿色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外部性决定了辽宁在推进区域内绿色经济发展时必须处理好地域内外的协调与合作问题，整合内外部力量共同发展是必由之路。特别是在新能源开发和环境治理方面更要注意创造一个区域内外合作的方式。
（三）以优化投资结构为保障
加快投资结构优化步伐，最大限度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既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必要甚至是宽松的外部环境，也对转型接轨提供资金保证。为此：
1.适度降低过高投资率。主要手段是要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划和资金使用效率基础上，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细分产业、细分领域进行动态监测、预警，同时紧紧盯住投资回报率。要选准投资方向，谋求更大的投资拉动系数。具体包括：切实从源头上把好项目建设关；继续把好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扩张，鼓励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等。 2.持续提高偏低的投资效率。加强和改进对全社会各类投资引导、调控和监管，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更要强化。根本上要通过推动投资结构优化升级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努力提高投资产出产品的质量，杜绝资源浪费和投资效率打折扣现象；鼓励和重视科技创新及新技术采用，重点是鼓励企业把新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去；调动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减少重复和低效率投资，重点在市场准入和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同等国民待遇。
3.促进重点行业高效投资。把项目建设作为落实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的抓手，聚焦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基础装备等对转型接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行业，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服务项目投资全过程，落实岗位职责，通畅协调联动服务，以项目为中心评价制度变革和职能转变绩效。与此同时，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围绕国家产业政策，梳理全省优势产业重点发展领域，积极引导微观主体谋划发展项目，充分发挥投资对转型接轨的关键作用。
（四）以技术创新突破为支撑
1.打造“双创”生态体系。首先，加强引进与合作。聚焦智能经济重点领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中关村等先进科技资源加强合作。其次，构建基础平台。建设具有比较优势体现地方特色的“双创”所必须的引进或集聚平台。以此为基础融合创新载体和创新创业资源，奠定“双创”生态体系的基础。再次，突破技术瓶颈。力争形成一个持续承载技术创新的载体，解决一直以来制约辽宁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最后，确立企业主体地位。诸如在创办新实体，生产新产品，拓展新市场，众创、众包和众扶新模式创新过程中，坚守企业是市场主体，政府主要是落实中央财政奖励、双创基地试点等政策，便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业人才系统化培训、科技成果和信息检索发布，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等方面。特别是综合性服务平台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培育平台的有效供给。
2.建设智能发展创新基础平台。提供智能经济创新平台的基础性软硬件，高效对接智能经济应用研发。重点布局互联网智能服务平台、混合增强智能支撑平台、自主无人系统支撑平台、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与安全检测平台等领域，促进各类通用软件和技术平台的开源开放。支持企业牵头、联合知名高校、研发机构、创新团队共建一批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快启动建设智能经济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推进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产业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3.深入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深入实施“两化融合”工程提升传统产业，应用智能、低碳、绿色技术改造提升制造工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进国际领先的工艺及生产流水线设计，实现产品连续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选择有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制造应用基础的企业，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商务智能等信息技术，有机融合到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之中，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积极研究和接轨工业互联网，探索工业大数据的开发利用，促进主导企业开展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产品的开发。政府为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提供保障体系，加强国内主要信息行业企业的战略合作。促进本地制造业企业创造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跨界融合发展。
（五）以激发企业活力为基础
1.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龙头作用带动辽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产业结构实在有效地转型升级促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首先，全面向管资本转变。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实现由管企业、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从根本上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重要前提，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国有资本市场化优化布局、国有企业管理运营方式的转变，从而达成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目的。其次，围绕新工业革命进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这其中需要创新体制机制解决国有企业历史负担和结构性调整产生的现实困难，要建立和完善退出通道，即劣势企业退出、过剩产能退出、冗员退出和企业坏账退出通道。形成两个机制：一是退出动力机制，董事会或企业建立责任体制，在企业扭亏无望时，主动让企业退出市场；二是退出成本机制，为了支付退出成本，应该明确安置职工、清偿债务等资金来源。另外，辽宁更应推进中央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机制，通过与地方国有企业的融合发展或通过资本运营共同设立新的投资平台等实现央地国企改革发展有机一体化。
2.促进民营经济新发展。要以建立“亲清”政商关系为指导，以落实“市场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目的，围绕政府机构改革，加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管理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以清新政治生态建设为载体稳定域内民营企业预期，提高域外资本信心，以规范制度化的外部市场和政策环境促成民营企业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塑造良好企业发展理念、积极开展研发和创新、树立企业品牌意识、守护产品质量与安全、创新企业组织管理等基本行为的养成，为辽宁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确立内生动力。
3.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一带一路”战略是辽宁企业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拓展生存空间、提升竞争力、提高效益和增强防风险能力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战略，它也是企业国际化的新框架。我省要在提高利用传统的“进出口”框架的能力和效益的基础上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新框架。具体可采取：一是鼓励企业拓展市场，扩大产品出口。积极支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帮助企业利用好政策性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融资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各类平台扩大出口，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二是扩大服务出口。支持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國家的国际工程总承包，实现产品标准、装备服务、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三是促进企业跨区域整合资源，特别是本地企业并购国外具有核心技术和核心资源的企业。四是开拓跨境电子商务。鼓励企业建立或利用电子商务进行海外营销，带动产品出口。
4.降低企业成本。重点在两个方面发力：（1）提高对企业进行信息服务的能力，降低企业风险。完善经济运行宏观监测系统，提高监测信息运用能力，增强预研预判能力，有效预测应对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因素，提高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的精准性，扩大信息公共开放度。（2）降低企业的各项成本。包括：运用多种手段降低企业初始用地成本、用电成本、物流成本等企业税费成本；通过清理规范物流领域公共服务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等降低管制成本；提高市场监管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拓宽优化辽宁企业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域内外金融机构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服务本地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服务水平。建立产融合作对接协调机制，降低企业资金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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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