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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习惯轻灵智性文字的当代读者而言,巴尔加斯·略萨可能显得太过沉重笨拙,好在沉重才能支起长篇,而笨拙漫长的修行路,使他实至名归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除了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以及一部《跳房子》,我们现在又可以顺畅说出一位拉美文学代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因为“他对权力结构的解析和对个体反抗、反叛和失败的犀利描写”,将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74岁的秘鲁作家。
在英国立博博彩公司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名单里,巴尔加斯·略萨每年都是个稳健的选手,不热门但实力在,一如他的作品。今年他排在第36位,赔率是45/1。
在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中,1936年出生的巴尔加斯·略萨最年轻,也最年少成名。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1996年,其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预测,2年内他将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预言花了额外的12年才应验。
在这份得来颇迟的荣誉面前,巴尔加斯·略萨显得颇为自矜,他对第一时间采访到他的CNN表示“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期望得奖,这是个惊喜”,呼应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告诫过的:“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不相同的”。
为反抗父亲的写作
1936年3月28日,秘鲁南部城市阿雷基帕的邮局里,一位老人给他的无线电技师女婿发了一封电报:“多丽塔生下一子,决定起名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父亲留给这个孩子的,只有姓氏巴尔加斯,以及能从照片上得以对照的俊朗外形。这个穷小子娶了大家闺秀的故事实在算不上佳话:妻子怀孕5个月时这位丈夫外遇离家,巴尔加斯·略萨一周岁时两人仳离。是年外祖父决定率全家去玻利维亚种棉花,母亲事后告诉他,“是为了能够安静过日子。”
因为生长在大家族中,一直认为“父亲在天上”的巴尔加斯·略萨并不感觉有所失。相反,父亲的回归才让他提早结束了童年。1946年埃尔耐斯托·巴尔加斯在广播里听到前岳父调任皮乌拉最高长官,首度联系了前妻。1947年两人复婚,巴尔加斯·略萨跟母亲回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父亲的家暴中度日。这个尚无法抗争的孩子有两个逃避所在:一是舅舅家,二是读书。
他在小学六年级就开始阅读《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作品,以之“代替了周围的现实”,同时开始创作诗歌:“我父亲发现以后非常生气。于是,我就偷偷地写作。因为写作已经变成我反抗暴君的行动……如果我没有找到父亲,我可能还不会那么虔诚地献身给文学。”
1950年,刚满14岁的巴尔加斯·略萨被父亲送入军校“进行改造”。入学典礼甫一结束,老生就开始以各种侮辱性的行为对被称作“狗”的新生进行“洗礼”。军校生活是小说《城市与狗》的本事,也是巴尔加斯·略萨的本土经验的启蒙:学生中有偏远山区的印第安人,贫民区的黑人、混血儿,以及少数中产及上层社会的孩子,各自携带着成长环境的观念印记,同时借武力进行歧视与压迫。
他军校没毕业就进了父亲的新闻服务社,而后当了三个月记者,其间生活放浪,家人决定让他继续学业。1953年他进入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上课、读书、打工、写小说、参加政治运动之外,他也像多数大学生一样恋爱,只是恋爱对象是一位大他13岁的姨妈胡利娅:他的舅母的妹妹。这段恋情发展如电视剧:19岁的作家与姨妈私奔,改大了年纪登记结婚,父亲威胁姨妈离境,否则让儿子“像狗一样当众吃子弹”。
俩人最后争取到了在一起,并度过一段患难时光。1960年,在没有回秘鲁的船票钱的情况下,俩人决定为了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前途而去了巴黎,不通法语的胡利娅的第一份工作是教一名不懂任何外语的俄国人打字。“只要巴尔加斯能写作,我什么也不在乎。”也因此,巴尔加斯·略萨把当时创作的《城市与狗》的版权给了胡利娅。
文学介入现实的拉美经验
当时的巴黎,拉美作家云集,他们流亡或客居国外,享受荫庇,同时亦对家国苦难、集权迫害有深切感受,加上古老土地的独特经验,一时间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盛况,非“爆炸”不足形容。
拉美经验是这些拉美籍西班牙语作家背负的宿命,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核心。拉美文学往往令人直接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正是此类叙事虚实叠映,“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但拉美作家的声气相通,更在于他们都热心介入现实,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危地马拉作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等。
巴尔加斯·略萨大学期间亦作为同情者参与共产党外围组织。早期作品中,称“秘鲁社会就是一座大监狱”的《城市与狗》,与1973年讽刺军队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都曾被秘鲁政府查禁。1969年的《酒吧长谈》反映1948-1956年奥得利亚将军野蛮统治之下的秘鲁,畅销一时。
上世纪70年代起,巴尔加斯·略萨的政治观念改变,由左而右,转向自由主义。有说法认为他此时至90年代的小说创作,“放弃宏大叙事,文学创作上倾向于开掘内心”。这一观点的论据或是《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88年的《继母颂》,获西班牙言情小说奖,亦可见一斑。但事实上,将“宏大叙事”与“开掘内心”对立,未必合宜,或可以说,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探索,在此阶段开始呈现更丰富的面向。
借他1984年的一次访谈,变化的思想基础,在于“1965年,我被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模式所辖制,每当我的立场跟左派发生矛盾时,我就总是责备自己。今天我没有任何偏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是不是和左派或者右派保持一致已经无关紧要”。
这是他对拉美经验把握的一次升华,不仅体现在创作中,甚至体现在他的直接行动中。1987年他参加了反对银行国有化的示威,1989-1990年他以民主阵线党主席身份,竞选秘鲁总统。这其中,巴尔加斯·略萨领教了被他称为“肮脏战争的表现”的种种手段,比如广播他的作品《继母颂》的情色部分,税务部门指责他漏税,等等。同时,阵营内部不同势力的各怀鬼胎,也令他失望不已。他已预料到最终失败的结果,因此提前两个星期,就订了选举后3天回欧洲的机票。
这三年的政治活动让他领教了“实际上的政治几乎只包括钩心斗角、阴谋诡计、妥协、背叛、偏执、工于心计、厚颜无耻以及各种圆滑、狡诈的手段”。1995年,巴尔加斯·略萨回顾竞选生涯,称:“那次经历使我明白了,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不应该做的,即使做了也是没有意义的。今后我是不会搞政治的,权衡利弊之后,也是不值得干的,因为作家有他的基本位置。”
2000年,《公羊的节日》出版,择取多米尼加共和国统治者特鲁希略遇刺事件为题材,以在暴政下被损害的普通女性乌拉尼娅的叙述,交织回环暴君、刺杀者多个声部,情怀深远意味深长,被看做是巴尔加斯·略萨最好的作品之一。直至今年仍有新作问世的巴尔加斯·略萨,并没有放弃自青年时期便承袭萨特的文学介入现实的传统。
文学之轻,略萨之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否冷门,可借之后是否上演版权争夺来管窥。如去年获奖的德国女诗人赫塔·穆勒,一天之内联系其版权代理的国内出版社与文化公司就超过30家。而巴尔加斯·略萨获奖消息一出,有人称“中国出版界可以轻松了,略萨作品早就已经名花有主”。
西班牙语翻译界众星云集。同是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第三世界国家,为拉美兄弟带去中国的最新情况,一度是政治需要。如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重要翻译者尹承东,原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之中负责翻译《毛选》1-5卷。“文革”结束后,他发展了翻译小说的业余爱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开始译《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四人合译的,翻译拿了200多块钱稿费。后来在《外国文学》上发表了,又拿了200多块钱”,尹承东对《南都周刊》表示。
因为这样一帮高素养的翻译人才,上世纪70年代末,巴尔加斯·略萨及拉美文学也开始引爆入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先锋小说家们,很少没有受这一文学潮流影响的。1986年开始策划的囊括拉美全部重要作家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中,选入巴尔加斯·略萨4部长篇小说,是选入作品单行本最多的一位作家,可见地位。而上世纪90年代末作家仍在世时,时代文艺出版社已开始出版《略萨全集》。
但巴尔加斯·略萨在普通读者中还是不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引进巴尔加斯·略萨版权,其原因,是马尔克斯与巴尔加斯·略萨的版权商卡门女士要求,必须先出好巴尔加斯·略萨,才能考虑《百年孤独》的版权。目前总共出了4本,每本印数5000册左右,在巴尔加斯·略萨获奖之前,始终没有卖光。
《读品》主编周鸣之坦言自己不喜欢巴尔加斯·略萨:“在我看来,略萨的文学贡献不够突出。他的结构与深度都没有什么层次感,也没有阐释厚度。以《公羊的节日》为例,对暴政和独裁的描写既不深刻,也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连刺痛感也不那么强烈。虽然穿插多个视角,但没有形成一种特别具有张力的叙事,前后细节的对应扣得很死板,比如之前某章出现的人名,会在后面几章出现,对应得纹丝不差,没有小说的质感,不能带来阅读的快感。”
这种“死板”体现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里,很可能还在于,他有多部小说都用了同样的结构方式。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单数章写作家与姨妈情史,双数章是独立的短篇小说,也就是单数章中提到的广播剧作品。在自传《水中鱼》里,他同样采用了这种结构,单数章写他个人生平,双数章则是他竞选总统时候的情况。《天堂在另一个街角》里,单数章是高更的故事,双数章则是其外祖母……
可以想见,若是卡尔维诺,一开始就不会设计这样笨拙的结构,更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但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罗颖杰看来,这可能就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价值所在。“略萨很年轻就跻身四主将,应当是天才型的作家。但他不讨巧,同一种创作方式,他就这样磨炼好几十年。从读者的接受上来说,可能觉得他刻板、不够轻,没有灵气。但其实就是这样的修炼方式,让他长期保持了创作能量。”
除了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以及一部《跳房子》,我们现在又可以顺畅说出一位拉美文学代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因为“他对权力结构的解析和对个体反抗、反叛和失败的犀利描写”,将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74岁的秘鲁作家。
在英国立博博彩公司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名单里,巴尔加斯·略萨每年都是个稳健的选手,不热门但实力在,一如他的作品。今年他排在第36位,赔率是45/1。
在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中,1936年出生的巴尔加斯·略萨最年轻,也最年少成名。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1996年,其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预测,2年内他将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预言花了额外的12年才应验。
在这份得来颇迟的荣誉面前,巴尔加斯·略萨显得颇为自矜,他对第一时间采访到他的CNN表示“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期望得奖,这是个惊喜”,呼应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告诫过的:“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不相同的”。
为反抗父亲的写作
1936年3月28日,秘鲁南部城市阿雷基帕的邮局里,一位老人给他的无线电技师女婿发了一封电报:“多丽塔生下一子,决定起名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父亲留给这个孩子的,只有姓氏巴尔加斯,以及能从照片上得以对照的俊朗外形。这个穷小子娶了大家闺秀的故事实在算不上佳话:妻子怀孕5个月时这位丈夫外遇离家,巴尔加斯·略萨一周岁时两人仳离。是年外祖父决定率全家去玻利维亚种棉花,母亲事后告诉他,“是为了能够安静过日子。”
因为生长在大家族中,一直认为“父亲在天上”的巴尔加斯·略萨并不感觉有所失。相反,父亲的回归才让他提早结束了童年。1946年埃尔耐斯托·巴尔加斯在广播里听到前岳父调任皮乌拉最高长官,首度联系了前妻。1947年两人复婚,巴尔加斯·略萨跟母亲回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父亲的家暴中度日。这个尚无法抗争的孩子有两个逃避所在:一是舅舅家,二是读书。
他在小学六年级就开始阅读《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作品,以之“代替了周围的现实”,同时开始创作诗歌:“我父亲发现以后非常生气。于是,我就偷偷地写作。因为写作已经变成我反抗暴君的行动……如果我没有找到父亲,我可能还不会那么虔诚地献身给文学。”
1950年,刚满14岁的巴尔加斯·略萨被父亲送入军校“进行改造”。入学典礼甫一结束,老生就开始以各种侮辱性的行为对被称作“狗”的新生进行“洗礼”。军校生活是小说《城市与狗》的本事,也是巴尔加斯·略萨的本土经验的启蒙:学生中有偏远山区的印第安人,贫民区的黑人、混血儿,以及少数中产及上层社会的孩子,各自携带着成长环境的观念印记,同时借武力进行歧视与压迫。
他军校没毕业就进了父亲的新闻服务社,而后当了三个月记者,其间生活放浪,家人决定让他继续学业。1953年他进入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上课、读书、打工、写小说、参加政治运动之外,他也像多数大学生一样恋爱,只是恋爱对象是一位大他13岁的姨妈胡利娅:他的舅母的妹妹。这段恋情发展如电视剧:19岁的作家与姨妈私奔,改大了年纪登记结婚,父亲威胁姨妈离境,否则让儿子“像狗一样当众吃子弹”。
俩人最后争取到了在一起,并度过一段患难时光。1960年,在没有回秘鲁的船票钱的情况下,俩人决定为了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前途而去了巴黎,不通法语的胡利娅的第一份工作是教一名不懂任何外语的俄国人打字。“只要巴尔加斯能写作,我什么也不在乎。”也因此,巴尔加斯·略萨把当时创作的《城市与狗》的版权给了胡利娅。
文学介入现实的拉美经验
当时的巴黎,拉美作家云集,他们流亡或客居国外,享受荫庇,同时亦对家国苦难、集权迫害有深切感受,加上古老土地的独特经验,一时间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盛况,非“爆炸”不足形容。
拉美经验是这些拉美籍西班牙语作家背负的宿命,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核心。拉美文学往往令人直接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正是此类叙事虚实叠映,“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但拉美作家的声气相通,更在于他们都热心介入现实,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危地马拉作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等。
巴尔加斯·略萨大学期间亦作为同情者参与共产党外围组织。早期作品中,称“秘鲁社会就是一座大监狱”的《城市与狗》,与1973年讽刺军队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都曾被秘鲁政府查禁。1969年的《酒吧长谈》反映1948-1956年奥得利亚将军野蛮统治之下的秘鲁,畅销一时。
上世纪70年代起,巴尔加斯·略萨的政治观念改变,由左而右,转向自由主义。有说法认为他此时至90年代的小说创作,“放弃宏大叙事,文学创作上倾向于开掘内心”。这一观点的论据或是《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88年的《继母颂》,获西班牙言情小说奖,亦可见一斑。但事实上,将“宏大叙事”与“开掘内心”对立,未必合宜,或可以说,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探索,在此阶段开始呈现更丰富的面向。
借他1984年的一次访谈,变化的思想基础,在于“1965年,我被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模式所辖制,每当我的立场跟左派发生矛盾时,我就总是责备自己。今天我没有任何偏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是不是和左派或者右派保持一致已经无关紧要”。
这是他对拉美经验把握的一次升华,不仅体现在创作中,甚至体现在他的直接行动中。1987年他参加了反对银行国有化的示威,1989-1990年他以民主阵线党主席身份,竞选秘鲁总统。这其中,巴尔加斯·略萨领教了被他称为“肮脏战争的表现”的种种手段,比如广播他的作品《继母颂》的情色部分,税务部门指责他漏税,等等。同时,阵营内部不同势力的各怀鬼胎,也令他失望不已。他已预料到最终失败的结果,因此提前两个星期,就订了选举后3天回欧洲的机票。
这三年的政治活动让他领教了“实际上的政治几乎只包括钩心斗角、阴谋诡计、妥协、背叛、偏执、工于心计、厚颜无耻以及各种圆滑、狡诈的手段”。1995年,巴尔加斯·略萨回顾竞选生涯,称:“那次经历使我明白了,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不应该做的,即使做了也是没有意义的。今后我是不会搞政治的,权衡利弊之后,也是不值得干的,因为作家有他的基本位置。”
2000年,《公羊的节日》出版,择取多米尼加共和国统治者特鲁希略遇刺事件为题材,以在暴政下被损害的普通女性乌拉尼娅的叙述,交织回环暴君、刺杀者多个声部,情怀深远意味深长,被看做是巴尔加斯·略萨最好的作品之一。直至今年仍有新作问世的巴尔加斯·略萨,并没有放弃自青年时期便承袭萨特的文学介入现实的传统。
文学之轻,略萨之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否冷门,可借之后是否上演版权争夺来管窥。如去年获奖的德国女诗人赫塔·穆勒,一天之内联系其版权代理的国内出版社与文化公司就超过30家。而巴尔加斯·略萨获奖消息一出,有人称“中国出版界可以轻松了,略萨作品早就已经名花有主”。
西班牙语翻译界众星云集。同是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第三世界国家,为拉美兄弟带去中国的最新情况,一度是政治需要。如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重要翻译者尹承东,原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之中负责翻译《毛选》1-5卷。“文革”结束后,他发展了翻译小说的业余爱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开始译《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四人合译的,翻译拿了200多块钱稿费。后来在《外国文学》上发表了,又拿了200多块钱”,尹承东对《南都周刊》表示。
因为这样一帮高素养的翻译人才,上世纪70年代末,巴尔加斯·略萨及拉美文学也开始引爆入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先锋小说家们,很少没有受这一文学潮流影响的。1986年开始策划的囊括拉美全部重要作家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中,选入巴尔加斯·略萨4部长篇小说,是选入作品单行本最多的一位作家,可见地位。而上世纪90年代末作家仍在世时,时代文艺出版社已开始出版《略萨全集》。
但巴尔加斯·略萨在普通读者中还是不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引进巴尔加斯·略萨版权,其原因,是马尔克斯与巴尔加斯·略萨的版权商卡门女士要求,必须先出好巴尔加斯·略萨,才能考虑《百年孤独》的版权。目前总共出了4本,每本印数5000册左右,在巴尔加斯·略萨获奖之前,始终没有卖光。
《读品》主编周鸣之坦言自己不喜欢巴尔加斯·略萨:“在我看来,略萨的文学贡献不够突出。他的结构与深度都没有什么层次感,也没有阐释厚度。以《公羊的节日》为例,对暴政和独裁的描写既不深刻,也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连刺痛感也不那么强烈。虽然穿插多个视角,但没有形成一种特别具有张力的叙事,前后细节的对应扣得很死板,比如之前某章出现的人名,会在后面几章出现,对应得纹丝不差,没有小说的质感,不能带来阅读的快感。”
这种“死板”体现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里,很可能还在于,他有多部小说都用了同样的结构方式。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单数章写作家与姨妈情史,双数章是独立的短篇小说,也就是单数章中提到的广播剧作品。在自传《水中鱼》里,他同样采用了这种结构,单数章写他个人生平,双数章则是他竞选总统时候的情况。《天堂在另一个街角》里,单数章是高更的故事,双数章则是其外祖母……
可以想见,若是卡尔维诺,一开始就不会设计这样笨拙的结构,更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但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罗颖杰看来,这可能就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价值所在。“略萨很年轻就跻身四主将,应当是天才型的作家。但他不讨巧,同一种创作方式,他就这样磨炼好几十年。从读者的接受上来说,可能觉得他刻板、不够轻,没有灵气。但其实就是这样的修炼方式,让他长期保持了创作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