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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船王”包玉刚一诺千金，可建饭店的1000万美元却无人敢接
在庄炎林负责筹建建国饭店的过程中，还同时进行着另一个饭店的筹建工作，那就是兆龙饭店。
兆龙饭店的投资者是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1949年初，包玉刚携家眷南下香港创业，经过20多年的奋斗，建立起庞大的“海上王国”——环球航运集团。1978年，他拥有200多艘巨型船只，载重吨位2000万吨以上。翌年，包玉刚被国际独立油轮协会（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推选为主席，国际航运界为之瞩目。
包玉刚有一位姨表兄在大陆任职，这位姨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卢绪章早年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打到国民党核心，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一起办洋行，任总经理，是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的主人公原型，包玉刚曾在他那里当过伙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包玉刚敏锐地感觉到大陆的新变化，想为国家改革开放出把力。但由于“左”的思想在国内尚未完全消除，包玉刚一时尚有顾虑。
思来想去，包玉刚采取了一个投石问路的办法，以其夫人的名义给国内发去一份电报，大意是夫人黄秀英打算回国探亲，看望卢绪章的夫人。包玉刚的夫人黄秀英与卢绪章的夫人是表姐妹，以她的身份来拍这份电报，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按照以往观念，包玉刚是国外的大资本家，轻易碰不得，何况电文中包玉刚想回国做点事的意图很明显。卢绪章接到电报后，立即上报中央，最后转到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那里。
“船王要回国，好事嘛。”邓小平言简意赅。
邓小平意识到，在外界对中国仍充满偏见和猜疑时，“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国探亲考察，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立即授意国务院主持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复电：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国。
1978年10月，包玉刚夫妇踏上了北上的航班。在京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卢绪章的促膝长谈，使包玉刚欣喜地意识到，邓小平正领导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宁波籍实业家，在第二年就表示，愿意捐出2000万美元，1000万用来在北京盖一所旅游饭店，1000万用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受邀到北京商谈订购船舶和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在与王震、谷牧、姚依林等领导人会谈中，包玉刚又一次表示愿意积极支持祖国发展旅游事业。他说：“北京缺少旅游饭店，我来贡献，就在北京建一座旅游饭店，要求只有一个：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饭店就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包玉刚说，只要中方同意，这笔款即可到位。
负责旅游饭店建设具体工作的庄炎林听后，自然是分外高兴，这等好事，越多越好啊。
但是，一个怪现象出现了，包玉刚捐赠建饭店的1000万美元支票无人敢接。庄炎林等人说不上话，要待高层定夺，而高层尚有不同意见。而且，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北京要建兆龙饭店，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有人甚至当面指责庄炎林：“你庄炎林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同志，应该知道，建国后我党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外援，你在搞什么名堂嘛！”
显然，这又是一股“左”风。人家白送一个饭店，我们却不敢要，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不行，不能因为“左”的因素迟滞国家的发展。庄炎林立即打报告给廖承志，寻求支持。
庄炎林对廖承志说：“廖公，在广东、福建一些侨乡，许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建学校、医院等，当地就用他们或他们亲属的名字命名，这样的事在建国初期就有。”
廖承志感慨地说：“华侨爱祖国、爱家乡和多做善事，光宗耀祖，两者一点也不矛盾。像包玉刚这样的华人，既非共产党员，又非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宁波人破‘四旧’，把包家的祖坟也挖了，国内亲属也受了许多委屈，我们对不起人家啊！可他一没有骂娘，二没有记仇，相反，心甘情愿地捐献2000万美金，建饭店，盖图书馆，想为国家出点力气。这本身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嘛！一个世界级船王，能对祖国有这片心意，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了，何必对人家这一点点敬老扬名的愿望吹毛求疵呢？！”
廖承志明白，由自己出面解释，所起作用还是有限的。于是，他要庄炎林写报告，由他把报告直接送到邓小平手中，并向邓小平再次介绍了包玉刚的详细情况。
听罢廖承志介绍的情况，邓小平说：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嘛，何乐而不为？要求命名“兆龙饭店”，为什么不可以呢？人家讲孝心，想借此表达对给予自己生命和教育自己成人的父亲的深情和谢意，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应该！
廖承志深以为然，说：送上门来的好事，有人就是不同意。
邓小平不仅从大的原则支持建设旅游饭店，小的具体问题，也都支持。他说：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替饭店题个名。
话传出来后，庄炎林立即着手开展选址和征地工作。几经协商，始得在如今的三环边选了一块地。
纵然取得了邓小平的口头支持，但兆龙饭店的建设仍有阻力。一年多后，赠款签字仪式才得以举行。
邓小平亲自出面接受包玉刚的捐赠，并出席兆龙饭店的剪彩仪式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等家属，庄炎林作陪。
邓小平和包玉刚见面后，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他详细询问了包玉刚与中国船舶工业的合作情况，对他帮助中国船舶打入国际市场表示感谢。包玉刚则具体介绍了自己赴内地考察的情况和对中国发展船舶工业的建议。
庄炎林感到，尽管邓小平和包玉刚是初次见面，但共同关心的话题，使务实的政治家和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很是投机。
在签字仪式上，邓小平收下了包玉刚递上的1000万美元支票，感慨地说：“你们要知道，我们国内现在办事的效率就这样，定个名字，找个地方就那么难，拖了一年半。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邓小平知道庄炎林在负责这项工作，因此，他将支票交给庄炎林时，语重心长地说：“问题总算解决了，你们现在可以抓紧盖了。”
会见中，邓小平与包玉刚等人合影留念，庄炎林等人陪同。
邓小平出席建设兆龙饭店签字仪式的举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得益于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兆龙饭店的建造得以顺利进行。此时庄炎林已就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虽然不再具体负责兆龙饭店的建设事宜，但仍时刻关注此事。
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店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破例出席25日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这是他平生仅有的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写店名和出席开业剪彩仪式，既表示了他对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支持，又显示了一代伟人的政治智慧。
在10月份上半月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包玉刚，率全家参加了饭店的落成典礼。
此时的包玉刚，已和邓小平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庄炎林听人透露，也曾听包玉刚本人说过，邓小平自上次和包玉刚见面相识至今，又会见了七八次，向他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外界的信息，并阐述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包玉刚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因为他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在谈判中起到了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
兆龙饭店兴建时，庄炎林根据既定方案，指示饭店要给包玉刚留一套高级套房。该套房比总统套房还大，除包玉刚本人外，他的至亲也可免费入住。
在庄炎林负责筹建建国饭店的过程中，还同时进行着另一个饭店的筹建工作，那就是兆龙饭店。
兆龙饭店的投资者是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1949年初，包玉刚携家眷南下香港创业，经过20多年的奋斗，建立起庞大的“海上王国”——环球航运集团。1978年，他拥有200多艘巨型船只，载重吨位2000万吨以上。翌年，包玉刚被国际独立油轮协会（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推选为主席，国际航运界为之瞩目。
包玉刚有一位姨表兄在大陆任职，这位姨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卢绪章早年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打到国民党核心，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一起办洋行，任总经理，是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的主人公原型，包玉刚曾在他那里当过伙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包玉刚敏锐地感觉到大陆的新变化，想为国家改革开放出把力。但由于“左”的思想在国内尚未完全消除，包玉刚一时尚有顾虑。
思来想去，包玉刚采取了一个投石问路的办法，以其夫人的名义给国内发去一份电报，大意是夫人黄秀英打算回国探亲，看望卢绪章的夫人。包玉刚的夫人黄秀英与卢绪章的夫人是表姐妹，以她的身份来拍这份电报，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按照以往观念，包玉刚是国外的大资本家，轻易碰不得，何况电文中包玉刚想回国做点事的意图很明显。卢绪章接到电报后，立即上报中央，最后转到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那里。
“船王要回国，好事嘛。”邓小平言简意赅。
邓小平意识到，在外界对中国仍充满偏见和猜疑时，“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国探亲考察，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立即授意国务院主持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复电：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国。
1978年10月，包玉刚夫妇踏上了北上的航班。在京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卢绪章的促膝长谈，使包玉刚欣喜地意识到，邓小平正领导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宁波籍实业家，在第二年就表示，愿意捐出2000万美元，1000万用来在北京盖一所旅游饭店，1000万用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受邀到北京商谈订购船舶和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在与王震、谷牧、姚依林等领导人会谈中，包玉刚又一次表示愿意积极支持祖国发展旅游事业。他说：“北京缺少旅游饭店，我来贡献，就在北京建一座旅游饭店，要求只有一个：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饭店就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包玉刚说，只要中方同意，这笔款即可到位。
负责旅游饭店建设具体工作的庄炎林听后，自然是分外高兴，这等好事，越多越好啊。
但是，一个怪现象出现了，包玉刚捐赠建饭店的1000万美元支票无人敢接。庄炎林等人说不上话，要待高层定夺，而高层尚有不同意见。而且，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北京要建兆龙饭店，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有人甚至当面指责庄炎林：“你庄炎林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同志，应该知道，建国后我党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外援，你在搞什么名堂嘛！”
显然，这又是一股“左”风。人家白送一个饭店，我们却不敢要，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不行，不能因为“左”的因素迟滞国家的发展。庄炎林立即打报告给廖承志，寻求支持。
庄炎林对廖承志说：“廖公，在广东、福建一些侨乡，许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建学校、医院等，当地就用他们或他们亲属的名字命名，这样的事在建国初期就有。”
廖承志感慨地说：“华侨爱祖国、爱家乡和多做善事，光宗耀祖，两者一点也不矛盾。像包玉刚这样的华人，既非共产党员，又非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宁波人破‘四旧’，把包家的祖坟也挖了，国内亲属也受了许多委屈，我们对不起人家啊！可他一没有骂娘，二没有记仇，相反，心甘情愿地捐献2000万美金，建饭店，盖图书馆，想为国家出点力气。这本身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嘛！一个世界级船王，能对祖国有这片心意，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了，何必对人家这一点点敬老扬名的愿望吹毛求疵呢？！”
廖承志明白，由自己出面解释，所起作用还是有限的。于是，他要庄炎林写报告，由他把报告直接送到邓小平手中，并向邓小平再次介绍了包玉刚的详细情况。
听罢廖承志介绍的情况，邓小平说：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嘛，何乐而不为？要求命名“兆龙饭店”，为什么不可以呢？人家讲孝心，想借此表达对给予自己生命和教育自己成人的父亲的深情和谢意，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应该！
廖承志深以为然，说：送上门来的好事，有人就是不同意。
邓小平不仅从大的原则支持建设旅游饭店，小的具体问题，也都支持。他说：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替饭店题个名。
话传出来后，庄炎林立即着手开展选址和征地工作。几经协商，始得在如今的三环边选了一块地。
纵然取得了邓小平的口头支持，但兆龙饭店的建设仍有阻力。一年多后，赠款签字仪式才得以举行。
邓小平亲自出面接受包玉刚的捐赠，并出席兆龙饭店的剪彩仪式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等家属，庄炎林作陪。
邓小平和包玉刚见面后，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他详细询问了包玉刚与中国船舶工业的合作情况，对他帮助中国船舶打入国际市场表示感谢。包玉刚则具体介绍了自己赴内地考察的情况和对中国发展船舶工业的建议。
庄炎林感到，尽管邓小平和包玉刚是初次见面，但共同关心的话题，使务实的政治家和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很是投机。
在签字仪式上，邓小平收下了包玉刚递上的1000万美元支票，感慨地说：“你们要知道，我们国内现在办事的效率就这样，定个名字，找个地方就那么难，拖了一年半。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邓小平知道庄炎林在负责这项工作，因此，他将支票交给庄炎林时，语重心长地说：“问题总算解决了，你们现在可以抓紧盖了。”
会见中，邓小平与包玉刚等人合影留念，庄炎林等人陪同。
邓小平出席建设兆龙饭店签字仪式的举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得益于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兆龙饭店的建造得以顺利进行。此时庄炎林已就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虽然不再具体负责兆龙饭店的建设事宜，但仍时刻关注此事。
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店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破例出席25日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这是他平生仅有的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写店名和出席开业剪彩仪式，既表示了他对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支持，又显示了一代伟人的政治智慧。
在10月份上半月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包玉刚，率全家参加了饭店的落成典礼。
此时的包玉刚，已和邓小平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庄炎林听人透露，也曾听包玉刚本人说过，邓小平自上次和包玉刚见面相识至今，又会见了七八次，向他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外界的信息，并阐述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包玉刚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因为他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在谈判中起到了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
兆龙饭店兴建时，庄炎林根据既定方案，指示饭店要给包玉刚留一套高级套房。该套房比总统套房还大，除包玉刚本人外，他的至亲也可免费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