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中国的留学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天性的愚贤，学养的厚薄，背景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中西合璧的精英，另一类是中西合瓦的碴子。然而，在清末的小说中，歌颂前者的作品少而又少，揭露后者的作品多而又多。这种严重的失衡，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晚清士人根深蒂固的“华尊夷卑”的文化心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与盲点。这在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里有生动的演绎。
　　《文明小史》最初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第一号至第五十六号，从１９０３年５月至１９０５年７月。这段时间，正是清王朝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废除科举、留学狂潮勃兴之际，作者几乎同步记录了这段历史，其中登场的留学生、买办、西崽、洋务官员和洋教士，给人留下光怪陆离的印象。
　　李伯元对留学生的态度，从人物的姓名一望便知：贾葛民（假革命）、贾平泉（假平权）、贾子猷（假自由）、辛名池（新名词）……作者以漫画的笔法，对他们竭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中西方两种文明以生硬、粗鄙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凑合，给人以触目的怪异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物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他们既可笑、又可恨，时髦怪诞的外衣包裹着腐败的灵魂，散发着阵阵霉味。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维新，就是吃牛肉、穿洋装、戴草帽、说新名词；所谓革命，就是造祖宗反，破坏一切道德成规，惟我独尊。西方的婚姻自由到了他们那里，变成了“扎姘头”，坑蒙拐骗嫖赌吸毒，因此也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小说第十七回里，贾氏三兄弟来到一家专营西学译作的书坊，新出的畅销书《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令他们赞叹不已。通过书坊老板之口，他们得知名叫董和文和辛名池的两名翻译高手，都是东洋游学归来的才俊，尤其是辛名池，更是了不得，发明了堪与过去的八股文秘笈《文章触机》媲美的《翻译津梁》。此书有神奇的功能，“往往一本书被翻译翻了出来，白话不像白话，文理不成文理，只要经他的手，勾来勾去，不通的地方改的改，删的删，然后取出他那本秘本来，一个一个字地推敲。他常说，翻译翻出来的东西，譬如一块未曾煮熟的生肉一般，等到经他手删改之后，赛如生肉已经煮熟了。然而不下油盐酱醋各式作料，仍旧是淡而无味。他说他那本书，就是做书的作料，其中油盐酱醋，色色俱有。”
　　这里触及到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鲁迅深为慨叹的中国“酱缸文化”，指西方的东西一到中国，就会被负面地吸收，化作旧文化的一部分。辛先生的翻译秘本貌似高深，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工具，令人想起上海滩上流行的洋泾浜英语，以粗鄙的“本土化”的方式，转译外国的词汇。辛先生那本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翻译津梁》，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杀手，外国的思想一经它的处理，就会变质，成为中国旧有思想的注释。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李伯元在抨击冒牌洋货的同时，对真正的西化精英视而不见，一棍子将其打入中西合污的脏水，其中对劳航芥的描写最为典型。书中交代，劳１２岁就到陆师学堂读书，后不满意学校的教育，自费到日本留学，从先进小学校一直读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读了两年又嫌日本大学程度低，转学美国纽约的卜利技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到香港挂牌开业，成了第一个在香港当律师的中国人。照此看来，劳航芥应当是与容闳、严复同一级别的现代文化精英。然而，李伯元却把他写成一个毫无操守、崇洋媚外、品德恶劣的小人。而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偏让他遇上了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妓女张媛媛。张媛媛误将劳当成外国人，反应极冷淡，劳亮出了真相，还是不行，张媛媛不喜欢他这身“假外国人”的打扮。为了博得张媛媛的欢心，劳航介立即改装，卖了一条假辫子装上，穿上长袍马褂，这个细节暗示他人格的多变，还不如一个妓女有操守。
　　同样，对劳航芥的西学看家功夫，李伯元也是讥损有加。劳航芥精通英语，作者却偏偏让他碰上德国人、法国人，还有俄国人，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洋相出尽。粗鲁无文、好赶时髦的黄抚台并不知道洋文还有那么多的名堂，只觉得花重金雇了一个只懂一国外语的洋顾问，实在吃亏，结果就把他晾了起来，无奈之下，劳只好递辞呈一走了之。劳航芥在中国内地的到处碰壁，无疑是李伯元“中体西用”文化信念的一种想象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