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目的/意义]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推进，亟需中国智库加快国际化进程，以期为其提供更多智力支撑。提升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有利于推动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形象和利益。[方法/过程]本文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资本、惯习和行动者3个要素，结合议程设置理论的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和政策议程，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维度构建要素模型、场域交互模型和层次结构模型。[结果/结论]本文通过对模型的深入分析和系统推理，结合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在2020年中美关系问题上参与国际议程设置并有效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案例，得到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的系统化路径。
关键词：场域理论 中国智库 国际化 议程设置能力
分类号：G20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1.04.04
1 引言
世界权威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在北京、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等全球近130个城市发布，报告中显示，美国仍以2，203家智庫机构的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中国智库有1，413家，与2019年的507家智库相比，呈现了大幅的增长，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在全球百强智库榜单中有8家中国智库入选[1]。虽然《全球智库报告》是从西方视角和标准对中国智库的考察，并且考察的角度和评价的方法难免有所偏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智库的认可程度。进一步分析近五年的《全球智库报告》可发现，虽然中国智库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综合实力偏弱、良莠不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国际一流的智库尤其是顶尖智库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智库需担负起时代的使命，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社会事务和活动，不断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实现高质量的国际化发展。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的研究成果较多，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方法及体系，但关于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资本、惯习和行动者3个要素，并结合议程设置理论的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和政策议程，来构建要素模型、场域交互模型和层次结构模型，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维度进行逻辑分析和演绎推理，从而得到系统化的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路径。
2 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2.1 布迪厄场域理论的相关概念
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主要包括场域、资本和惯习3个概念。对于场域这个概念，布迪厄曾说过：“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2]。”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成了其从事社会学研究分析的单位，布迪厄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就是依托场域这个基本单位展开的。在布尔迪厄看来，每个场域的确定都充满着不同力量的对抗，于是布迪厄提出了资本概念，这个资本概念不同于经济学里的资本概念，布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被群体占有。关于惯习，布迪厄认为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这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就是惯习。这里的惯习和传统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习惯通常是无意识而且机械重复的，不具有创造和建构的功能;而惯习是有意识的，并且会不断向前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创造性，是在场域中活动的行动者性情与禀赋的体现。
2.2 相关研究
2.2.1 场域视角下的议程设置研究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后，国内外学者将其引入了各个领域，包括体育、教育和新闻等。Bardocz-Bencsik等[3]运用布迪厄的场论以及其惯习与资本的概念，来考察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the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aece，SDP）部门。徐琳琳[4]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解释并分析公开课环境下教师教学行为特殊性的原因和表现。Michael[5]将布迪厄的场论应用于信息源和记者的轨迹、策略和关系的研究。1972年，议程设置理论被提出之后，许多学者将其作为研究视角。郭梓桢[6]以议程设置为研究视角和理论起点，研究在具体的网络舆情中，微信公众号议程设置的方式、效果和特点，以及对网络舆情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在场域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相结合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均是以场域理论为视角，结合具体实践对议程设置进行研究，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李佩等[7]通过对比“媒体场域”与“受众场域”两个场域关于“江歌案”的议程设置异同点，揭示出两者议程偏差的特征。章留斌等[8]研究发现，民间舆论场域中媒介议程对受众议程存在较大影响，并呈反相关系。张萌和李亚宏[9]用案例分析方法，得出网络传播改变了传统场域传播的方式和议程设置功能，任何网民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从而得出了网民议程设置的相关结论。
2.2.2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研究 近年来，中国在积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利于中国智库的进一步发展。徐维英[10]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新型智库体系构建指明了根本方向。目前，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智库与发达国家智库差距较为明显。王辉耀[11]认为，世界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已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国际影响力十分巨大。中国智库尚未有与之相抗衡的能力。即使如此，中国智库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Abb[12]概述了中国外交政策智库的活动，其认为中国智库在学术工作上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和专业化发展，在媒体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智库走向国际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吴瑛[13]研究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内是政府的“智囊团”，对外也应该发出“中国声音”，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如何加快智库的国际化进程，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分别从交流合作、人才培养等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黄日涵[14]认为，中国智库要想尽快实现国际化发展，必须积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刘思妗[15]通过分析我国智库国际化人才培养面临的形势、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一流智库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的有益经验，建议从多个方面探索我国智库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路径，以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促进中国智库走向世界。
2.2.3 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研究 国际议程设置的概念内涵比较丰富，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韦宗友[16]认为，国际议程设置是相关行为体通过议题选择与界定、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以及议程切入点的选择，最终将其关注的议题列入国际议程的过程。围绕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陈正良等[17]认为，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一国是否真正握有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考量指标，关系到一国在国际社会关系互动中能否得到客观的认知评价。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议程设置越来越受到重视。张发林[18]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理解为针对国际发展失衡問题的“中国方案”，其提出、传播和执行的过程便是一个国际议程设置的过程。中国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有利于加强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王彬[19]认为，在当下的国际社会，法治话语权已经成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涵构成，亦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测度指标，而要想提升中国的法治话语权，增强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增强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目前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高飞[20]提出，应通过在国际话语评价中突出外交核心价值观，来不断提高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评价权。
2.2.4 小结 纵观现有国内外研究，场域理论、中国智库国际化和中国国际议程设置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虽然场域理论提出后就被引入体育、教育和新闻等领域，但其应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其次，虽然已有学者将场域理论与议程设置结合展开研究，但大部分学者是从场域理论出发，探究议程设置的相关问题。最后，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相关研究也已经初步开始，但结合场域理论分析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文献较为匮乏。
3 场域视角下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模型构建
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视角，结合议程设置理论，本文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维度来构建要素模型、场域交互模型和层次结构模型，以寻求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3.1 要素模型
国际社会有着特定的运行规则，是一个包含着行动者、惯习和资本3种要素的大场域。如图1所示，中国智库、主权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或机构、传播媒体、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网民群体以及其他国家的智库等都是主要的行动者。不同国家的行动者，不可避免带有本国独有的特征和文化惯习。惯习是中国智库等行动者内在的主观精神状态和外化的客观活动两个方面统一的性情倾向系统，是组成人员个人习惯、政治背景、性格倾向、专业特长、职业伦理观等个人禀性汇聚形成的集体经验体系和行为动机的统一体。中国智库等行动者符合经济人假设，所有的惯习出发点往往都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行动者的资本是其拥有的资源总和，主要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4个方面。其中，经济资本主要是中国智库等行动者能自由支配的货币形式的金钱和财产;文化资本包括中国智库等行动者形成的宗旨、文化氛围，以及专家人员数量、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等形成的文化体系;社会资本，是指中国智库等行动者自身具备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关系价值系统;象征资本则是被场域其他行动者所认可的资本，来源于本身已有的荣誉与声望。在要素模型中，资本、惯习和行动者3个要素具有密切的联系。资本是行动者实践的基础，而行动者是资本产生意义的载体;惯习是行动者的性情倾向和具体行为，而行动者是惯习依附的对象;资本的多少对惯习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惯习行为又会影响新一轮资本的多少。3个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国际社会大场域时刻充满活力，不断向前发展。
3.2 场域交互模型
场域交互模型是对要素模型的进一步深入，如图2所示，主要由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和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组成，这3个场域都包含着惯习、资本和行动者3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联系密切、相互贯通，使3个场域交互作用，深刻影响了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是引起国际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场域，行动者主要包括中国智库、其他国家智库、主权国家、意见领袖等。围绕国际环境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议题的行动者会充分运用自身具有的资本和惯习积极推动议题进入国际视野，引起其他行动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从而获取最大化的理解和支持，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和维护自身利益。与议题利益相关的行动者，根据自身发展和利益的需要，会运用自身资本和惯习选择积极支持或者提出反对意见及看法。一般来说，与议题利益不相关的行动者，关注并参与讨论的积极性较低，会保持中立或沉默的状态。
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是指国际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场域，行动者主要是国际媒体，以及大国中的一些世界性媒体。大部分的国际传媒为了获得关注的广度和热度，提升自身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往往会运用传媒自身具有的资本和惯习选择国际公众极度关心的议题进行报道。而有的国际传媒会受到政治等因素干扰，对原有的事实进行歪曲捏造，对既定事件的影响进行有意的“放大”或“缩小”，误导了国际公众的选择和判断，不利于国际问题的有效解决，有时还会引起国际性矛盾和纠纷。 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是指国际组织机构中相关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场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规律和方向，充分运用自身的惯习和资本，在政策议程设置中将国际性政策和工作转化为国际公众乐于关注的焦点，使决策的权威性与国际媒体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在国际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通过合力效应构建国际性系统化的规则和制度体系，从而促进国际性重大问题和各种矛盾冲突的有效解决，切实维护好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3.3 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资本、惯习和行动者3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本文构建了层次结构模型，如图3所示，主要包括资本-条件层、行动者-目标层和惯习-动机层。在资本-条件层中，中国智库、主权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传播媒体、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网民群体以及其他国家的智库等行动者本身具有的资本是参与国际事务的基础和条件，是在某个时间（when）、某个地点（where）和某种形式（how）等体现出来的;在行动者-目标层中，中国智库等行动者通过各种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进而实现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目标，这是一个追求具体目标的过程（what）;在惯习-动机层中，中国智库等行动者的惯习主要包括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思想经验和行为活动，是带有动机的一套行事风格体系，是作出行为反应的原因回答（why）。3个层次之间关系紧密，资本-条件层和惯习-动机层共同作用于行动者-目标层，对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
4 场域视角下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路径
从场域理论的资本、惯习和行动者3个要素出发，以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和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为核心，结合层次结构模型的资本-条件层、行动者-目标层和惯习-动机层，本文提出系统化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路径。在世界具有权威性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20》中，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第64位，连续4年跻身世界百强榜单，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2020年，CCG基于长期在中美关系领域的研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加强与媒体沟通、密切与国际组织联系等方式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效地提升了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为中国其他智库提供了借鉴和参考[21]。
4.1 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
4.1.1 惯习-动机层：内外联动，构建利益共同体 通常情况下，我国智库不强调、不追求国际化，基本上都是国内型的机构。在全球智库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下，我国智库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国际化发展的意愿和能力[22]。因此，中国智库作为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的重要行动者之一，需要注重内外联动，构建利益共同体，更好地“走出去”。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来到新的十字路口。CCG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对内始终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配合外交、外宣的统一部署，联系和团结兄弟智库，互相协调，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建设“智库联盟”，在中美关系出现转折的关键节点积极发声;对外与美国核心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保持交流沟通，加强与真正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机构和关鍵人物的接触，为降低冲突、减少摩擦与误判、增强对话的渠道做出了积极努力。通过对内、对外的有效结合，CCG构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为加强交流与沟通、增强互信、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持续发挥着智库的积极作用。
4.1.2 行动者-目标层：补齐短板，争夺国际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如火如荼，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对比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偏弱，但不可否认，中国智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在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需要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通过补齐短板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在国际相关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争夺更多话语权。近年来，虽然CCG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与国际顶尖智库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急需在智库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和成果传播上不断修补短板。2020年，CCG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培养、引进长期研究中美关系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除了争取政府经费支持，还充分发挥了民间资本的力量，另外，创新话语体系，将研究成果进行全方位传播。CCG通过补齐人才、资金和成果传播上的短板，稳步提升了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了在中美关系相关议题的话语权。
4.1.3 资本-条件层：交流共享，扩展国际朋友圈 中国智库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不搞“金钱外交”，但要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广交朋友，增进国际公众对中国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的偏见，从而在交流共享中与国际公众保持密切联系，不断扩展国际朋友圈。2020年，CCG充分发挥了智库“二轨外交”的作用，通过设置疫情下的中美合作与全球经济、中美经贸的机遇与挑战、中美科技与国际教育、美国大选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美国大选后的全球经贸合作去向何处、共同塑造21世纪：拜登时代的中美欧选择等中美议题，与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医务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国际商会、企业等各界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沟通和信息共享。除此之外，CCG在中美关系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均举办了系列“云会议“和“云论坛”，该组织汇集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商界领袖等共同探索中美关系的未来。CCG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实现了信息的交流共享，国际朋友圈得到进一步扩展。
4.2 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 4.2.1 惯习-动机层：加强对话，增进思想共识 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的传播力总体仍较弱，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由于话语体系不对接、交流合作方式受限、对外传播渠道不畅，以及缺乏新技术方式手段的使用等因素，国际传播力显得更不足[23]。因此，在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要加强与国内外媒体之间的深层对话，增进思想共识，要让更多的国际媒体认识中国智库、了解中国智库、支持中国智库，从而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为中国“发声”。2020年，CCG一如既往向国际媒体分享中美关系及走向的前沿观点，传播智库最新洞察，通过接待知名媒体团的访问等方式，与国内外主流媒体建立和保持广泛的联系。另外，CCG举办的“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美国大选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中美线上研讨会，受到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报道。
4.2.2 行动者-目标层：引领议题，提升舆论影响力 智库要发挥作用，必须要借助媒体传播渠道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当前，一定数量的中国智库偏重自身建设和理论研究，缺乏联合相关媒体引导国际公众的思想意识和主动性，从而导致在一些热点国际事件中，中国智库的声音比较弱。另外，随着新冠疫情爆发和中美关系变化，中外舆论战不断加剧，面对当前外国尤其是美国政客和媒体集体对中国的抹黑、攻击，中国智库要加强与国际媒体的互动，巧妙设置并引领议题，提升国际舆论影响力。2020年，CCG智库专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雅典民主论坛等重要国际多边场合主动设置国际议题，为促进中美“挂钩”而非“脱钩”，以及稳定国际秩序贡献智库方案，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声音，为增进中美交流、消除误解贡献了中国智库的力量，与此同时，CCG舆论影响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4.2.3 资本-条件层：智媒互助，打造传播新平台 当前，全球各国的智库机构都在纷纷采用社交媒体平台扩大影响力。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已同时拥有推特、脸书、领英等在线社交媒体账户，智库的产品、报告与活动在第一时间可进行全球范围的传播[24]。在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要在全面发展中彰显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借助国内、国际的媒体力量，打造一个系统化的智媒互助国际传播新平台，让议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充分传播，迅速引起其他行动者的注意。2020年，CCG开创了与媒体的深度合作互助模式，其专家学者关于美国时政和中美关系趋势研判有关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南华早报、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纽约时报等国内外媒体的联合报道。同时，CCG加强了新媒体建设，与百度、今日头条、澎湃新闻、新浪等媒体平台开展了深入合作，以中美关系及其走向为主题进行多次名家演讲及大型论坛直播，并通过CCG微网站、CCG电子书橱、“油管”、脸书、推特等海内外社交媒体官方账号及时发布信息，扩大了在国内外的传播力。
4.3 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
4.3.1 惯习-动机层：坚定立场，维护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而中国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从而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变得更加广泛。因此，在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必须树立新的世界观和国家利益观，应坚定中国立场，担负国家使命，树立整体的国家战略观，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生态等诸多方面维护国家利益，反对并阻止国际组织和机构等行动者制定的任何有關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国际规制或政策。2020年，CCG通过参加和举办“云会议”、组织专家学者交流和调研等方式，围绕疫情下的美国政经形势，针对中美关系、中美合作、中美经贸摩擦等方面的问题向国际组织机构提出针对性建议，并送报国家有关部委，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充分咨政建言。其中，多篇建言获得中央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
4.3.2 行动者-目标层：建言献策，贡献中国智慧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均非一国力量所能及，全球治理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要密切关注并参与国际组织和机构举办的各类国际论坛、国际会议，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积极建言献策，主动提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方案”，为国际组织和机构工作的开展和国际问题的解决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2020年，CCG发挥国际化智库的优势，通过参与国际论坛、举办国际品牌论坛、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发起成立国际组织和对话平台等方式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为国际组织机构贡献全方位的中国智库方案。在中美关系层面上，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两国的“战略脱钩”。围绕“消除中美冲突风险：未来四年会是怎样？”，CCG还与韩礼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举办了线上主题研讨会，双方专家就中美“脱钩”的意愿和可能性，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探讨。
4.3.3 资本-条件层：培育人才，推进全球治理 当前，中国智库的人才大多是从高校毕业生中招聘的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背景的博士、硕士。这些人才的培养是高校按照学科研究的目标而进行的，但智库人才还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实践经验、政府工作经验，乃至国际生活工作经验[25]。因此，在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必须加强培育和发展国际化人才，通过申请并派遣相关领域的智库专家到国际组织或机构任职、兼职，实现高素质人才的国际化输送，从而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决策，在尊重、遵循国际社会现有的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上，争取对国际治理体系的完善和补充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2020年，CCG不断加强研究人员的教育培养，形成了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队伍，并持续以中美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为研究视野，在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的相关领域进行领先研究。另外，CCG积极推荐在中美关系上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军人物到国际组织机构任职、兼职，呼吁促进中美双方搁置争议和分歧，携手推动全球的有效治理。 5 结束语
本文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构建了理论体系模型，探索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路径，为中国智库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促进了中国智库向国际化发展，对于加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然而，由于个人能力和文章的篇幅有限，本文只对国际社会场域下的一个行动者（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进行着重分析和总体论述，没有同时对国际社会场域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者进行研究。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围绕某一个核心观点，同时对国际社会大场域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者进行分析，这将是后续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新京报. 《全球智库报告2020》： 中国智库数量居世界第二[EB/OL]. [2021-02-01]. http：//news.10jqka.com.cn/20210201/c626707828.shtml.
[2]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30-133.
[3] BARDOCZ-BENCSIK M， DOCZI T. Mapping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as bourdieu’s field[J].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 Studies and Research， 2019， 81（1）： 1-12.
[4] 徐琳琳. 自解之途：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教师公开课教学惯习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9： 1-74.
[5] MICHAEL B M. A field theory perspective on journalist-source relations： A study of ‘new entrants’ and ‘authorised knowers’ among Scottish muslims[J]. Sociology， 2018， 52（6）： 1169-1184.
[6] 郭梓桢. 议程设置视角下微信公众号舆情传播研究： 以2016年医患纠纷事件为例[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7： 1-63.
[7] 李珮， 王姗姗. 从场域理论视角检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力： 以《新京报》“江歌案”报道为例[J]. 中国出版， 2018（11）： 34-38.
[8] 章留斌， 陈天明， 阿达来提·杂满， 等. 民间舆论场域中失效的议程设置与极化的网络群体： 基于“江歌事件”新浪微博数据的内容分析[J]. 情报科学， 2019， 37（2）： 95-101.
[9] 张萌， 李亚宏. 网络舆情场域传播阶段议程设置与引导[J]. 传播与版权， 2017（7）： 177-179.
[10] 徐维英.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发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10-24（2）.
[11] 王辉耀. 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5）： 20-24.
[12] ABB P.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ink tank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ing role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5， 24（93）： 531-553.
[13] 吴瑛. 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研究： 对中美菲越四国智库的比较[J]. 社会科学文摘， 2019（1）： 117-119.
[14] 黄日涵. 内外兼修 推进中国智库国际化[J]. 决策探索（下半月）， 2015（12）： 17-18.
[15] 刘思妗. 中国智库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路径探析[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9， 4（3）： 56-64.
[16] 韦宗友. 国际议程设置： 一种初步分析框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10）： 38-52， 156.
[17] 陈正良， 高辉， 薛秀霞. 国际话语权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研究[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6（3）： 93-98.
[18] 张发林. 化解“一带一路”威胁论： 国际议程设置分析[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 146-155.
[19] 王彬. 国际议程设置：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对话[J]. 理论视野， 2015（3）： 18-20.
[20] 高飞. 中国国际话语评价权探析[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7）： 30-34.
[21] 全球化智库（CCG） 2020年报[R]. 北京： 全球化智库， 2020： 1-103.
[22] 朱敏， 张志强， 陈秀娟， 等.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络安全领域研究及对中国智库的启示[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0， 5（4）： 89-96.
[23]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R].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1-146.
[24] 朱旭峰， 赵静. 社交媒体时代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治理研究， 2021， 37（1）： 90-97.
[25] 唐濤. 当前全球智库发展特点以及对中国的启示[J]. 情报资料工作， 2020， 41（5）： 37-41.
作者贡献说明： 袁 紅：本研究的构思者及负责人，指导论文写作与修改;
冯宇德：完成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撰写论文初稿。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bility of Chinese Think Ta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Yuan Hong Feng Yud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promoting the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promotion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Wide Consultation， Joint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is in urgent need of Chinese think tank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m with more intellectual support.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bility of Chinese think tank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nk tanks， so as to better safeguard the national image and interest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of capital， habit and actor， combined with the public agenda， media agenda and policy agenda of the agenda setting theor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factor model， a field interaction model and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micro， meso and macro respectively. [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in-depth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asoning of the model， and combined with the cases of CCG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its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bility on the issue of Sino-US relations in 2020， the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improvement path for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bility of Chinese think tanks.
Keywords： field theory Chinese think tanks internationalization agenda setting ability
关键词：场域理论 中国智库 国际化 议程设置能力
分类号：G20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1.04.04
1 引言
世界权威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在北京、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等全球近130个城市发布，报告中显示，美国仍以2，203家智庫机构的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中国智库有1，413家，与2019年的507家智库相比，呈现了大幅的增长，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在全球百强智库榜单中有8家中国智库入选[1]。虽然《全球智库报告》是从西方视角和标准对中国智库的考察，并且考察的角度和评价的方法难免有所偏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智库的认可程度。进一步分析近五年的《全球智库报告》可发现，虽然中国智库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综合实力偏弱、良莠不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国际一流的智库尤其是顶尖智库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智库需担负起时代的使命，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社会事务和活动，不断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实现高质量的国际化发展。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的研究成果较多，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方法及体系，但关于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资本、惯习和行动者3个要素，并结合议程设置理论的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和政策议程，来构建要素模型、场域交互模型和层次结构模型，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维度进行逻辑分析和演绎推理，从而得到系统化的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路径。
2 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2.1 布迪厄场域理论的相关概念
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主要包括场域、资本和惯习3个概念。对于场域这个概念，布迪厄曾说过：“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2]。”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成了其从事社会学研究分析的单位，布迪厄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就是依托场域这个基本单位展开的。在布尔迪厄看来，每个场域的确定都充满着不同力量的对抗，于是布迪厄提出了资本概念，这个资本概念不同于经济学里的资本概念，布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被群体占有。关于惯习，布迪厄认为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这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就是惯习。这里的惯习和传统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习惯通常是无意识而且机械重复的，不具有创造和建构的功能;而惯习是有意识的，并且会不断向前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创造性，是在场域中活动的行动者性情与禀赋的体现。
2.2 相关研究
2.2.1 场域视角下的议程设置研究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后，国内外学者将其引入了各个领域，包括体育、教育和新闻等。Bardocz-Bencsik等[3]运用布迪厄的场论以及其惯习与资本的概念，来考察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the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aece，SDP）部门。徐琳琳[4]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解释并分析公开课环境下教师教学行为特殊性的原因和表现。Michael[5]将布迪厄的场论应用于信息源和记者的轨迹、策略和关系的研究。1972年，议程设置理论被提出之后，许多学者将其作为研究视角。郭梓桢[6]以议程设置为研究视角和理论起点，研究在具体的网络舆情中，微信公众号议程设置的方式、效果和特点，以及对网络舆情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在场域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相结合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均是以场域理论为视角，结合具体实践对议程设置进行研究，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李佩等[7]通过对比“媒体场域”与“受众场域”两个场域关于“江歌案”的议程设置异同点，揭示出两者议程偏差的特征。章留斌等[8]研究发现，民间舆论场域中媒介议程对受众议程存在较大影响，并呈反相关系。张萌和李亚宏[9]用案例分析方法，得出网络传播改变了传统场域传播的方式和议程设置功能，任何网民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从而得出了网民议程设置的相关结论。
2.2.2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研究 近年来，中国在积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利于中国智库的进一步发展。徐维英[10]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新型智库体系构建指明了根本方向。目前，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智库与发达国家智库差距较为明显。王辉耀[11]认为，世界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已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国际影响力十分巨大。中国智库尚未有与之相抗衡的能力。即使如此，中国智库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Abb[12]概述了中国外交政策智库的活动，其认为中国智库在学术工作上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和专业化发展，在媒体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智库走向国际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吴瑛[13]研究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内是政府的“智囊团”，对外也应该发出“中国声音”，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如何加快智库的国际化进程，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分别从交流合作、人才培养等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黄日涵[14]认为，中国智库要想尽快实现国际化发展，必须积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刘思妗[15]通过分析我国智库国际化人才培养面临的形势、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一流智库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的有益经验，建议从多个方面探索我国智库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路径，以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促进中国智库走向世界。
2.2.3 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研究 国际议程设置的概念内涵比较丰富，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韦宗友[16]认为，国际议程设置是相关行为体通过议题选择与界定、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以及议程切入点的选择，最终将其关注的议题列入国际议程的过程。围绕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陈正良等[17]认为，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一国是否真正握有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考量指标，关系到一国在国际社会关系互动中能否得到客观的认知评价。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议程设置越来越受到重视。张发林[18]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理解为针对国际发展失衡問题的“中国方案”，其提出、传播和执行的过程便是一个国际议程设置的过程。中国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有利于加强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王彬[19]认为，在当下的国际社会，法治话语权已经成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涵构成，亦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测度指标，而要想提升中国的法治话语权，增强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增强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目前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高飞[20]提出，应通过在国际话语评价中突出外交核心价值观，来不断提高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评价权。
2.2.4 小结 纵观现有国内外研究，场域理论、中国智库国际化和中国国际议程设置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虽然场域理论提出后就被引入体育、教育和新闻等领域，但其应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其次，虽然已有学者将场域理论与议程设置结合展开研究，但大部分学者是从场域理论出发，探究议程设置的相关问题。最后，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相关研究也已经初步开始，但结合场域理论分析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文献较为匮乏。
3 场域视角下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模型构建
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视角，结合议程设置理论，本文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维度来构建要素模型、场域交互模型和层次结构模型，以寻求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3.1 要素模型
国际社会有着特定的运行规则，是一个包含着行动者、惯习和资本3种要素的大场域。如图1所示，中国智库、主权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或机构、传播媒体、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网民群体以及其他国家的智库等都是主要的行动者。不同国家的行动者，不可避免带有本国独有的特征和文化惯习。惯习是中国智库等行动者内在的主观精神状态和外化的客观活动两个方面统一的性情倾向系统，是组成人员个人习惯、政治背景、性格倾向、专业特长、职业伦理观等个人禀性汇聚形成的集体经验体系和行为动机的统一体。中国智库等行动者符合经济人假设，所有的惯习出发点往往都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行动者的资本是其拥有的资源总和，主要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4个方面。其中，经济资本主要是中国智库等行动者能自由支配的货币形式的金钱和财产;文化资本包括中国智库等行动者形成的宗旨、文化氛围，以及专家人员数量、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等形成的文化体系;社会资本，是指中国智库等行动者自身具备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关系价值系统;象征资本则是被场域其他行动者所认可的资本，来源于本身已有的荣誉与声望。在要素模型中，资本、惯习和行动者3个要素具有密切的联系。资本是行动者实践的基础，而行动者是资本产生意义的载体;惯习是行动者的性情倾向和具体行为，而行动者是惯习依附的对象;资本的多少对惯习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惯习行为又会影响新一轮资本的多少。3个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国际社会大场域时刻充满活力，不断向前发展。
3.2 场域交互模型
场域交互模型是对要素模型的进一步深入，如图2所示，主要由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和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组成，这3个场域都包含着惯习、资本和行动者3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联系密切、相互贯通，使3个场域交互作用，深刻影响了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是引起国际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场域，行动者主要包括中国智库、其他国家智库、主权国家、意见领袖等。围绕国际环境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议题的行动者会充分运用自身具有的资本和惯习积极推动议题进入国际视野，引起其他行动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从而获取最大化的理解和支持，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和维护自身利益。与议题利益相关的行动者，根据自身发展和利益的需要，会运用自身资本和惯习选择积极支持或者提出反对意见及看法。一般来说，与议题利益不相关的行动者，关注并参与讨论的积极性较低，会保持中立或沉默的状态。
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是指国际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场域，行动者主要是国际媒体，以及大国中的一些世界性媒体。大部分的国际传媒为了获得关注的广度和热度，提升自身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往往会运用传媒自身具有的资本和惯习选择国际公众极度关心的议题进行报道。而有的国际传媒会受到政治等因素干扰，对原有的事实进行歪曲捏造，对既定事件的影响进行有意的“放大”或“缩小”，误导了国际公众的选择和判断，不利于国际问题的有效解决，有时还会引起国际性矛盾和纠纷。 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是指国际组织机构中相关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场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规律和方向，充分运用自身的惯习和资本，在政策议程设置中将国际性政策和工作转化为国际公众乐于关注的焦点，使决策的权威性与国际媒体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在国际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通过合力效应构建国际性系统化的规则和制度体系，从而促进国际性重大问题和各种矛盾冲突的有效解决，切实维护好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3.3 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资本、惯习和行动者3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本文构建了层次结构模型，如图3所示，主要包括资本-条件层、行动者-目标层和惯习-动机层。在资本-条件层中，中国智库、主权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传播媒体、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网民群体以及其他国家的智库等行动者本身具有的资本是参与国际事务的基础和条件，是在某个时间（when）、某个地点（where）和某种形式（how）等体现出来的;在行动者-目标层中，中国智库等行动者通过各种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进而实现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目标，这是一个追求具体目标的过程（what）;在惯习-动机层中，中国智库等行动者的惯习主要包括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思想经验和行为活动，是带有动机的一套行事风格体系，是作出行为反应的原因回答（why）。3个层次之间关系紧密，资本-条件层和惯习-动机层共同作用于行动者-目标层，对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
4 场域视角下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路径
从场域理论的资本、惯习和行动者3个要素出发，以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和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为核心，结合层次结构模型的资本-条件层、行动者-目标层和惯习-动机层，本文提出系统化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路径。在世界具有权威性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20》中，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第64位，连续4年跻身世界百强榜单，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2020年，CCG基于长期在中美关系领域的研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加强与媒体沟通、密切与国际组织联系等方式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效地提升了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为中国其他智库提供了借鉴和参考[21]。
4.1 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
4.1.1 惯习-动机层：内外联动，构建利益共同体 通常情况下，我国智库不强调、不追求国际化，基本上都是国内型的机构。在全球智库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下，我国智库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国际化发展的意愿和能力[22]。因此，中国智库作为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的重要行动者之一，需要注重内外联动，构建利益共同体，更好地“走出去”。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来到新的十字路口。CCG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对内始终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配合外交、外宣的统一部署，联系和团结兄弟智库，互相协调，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建设“智库联盟”，在中美关系出现转折的关键节点积极发声;对外与美国核心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保持交流沟通，加强与真正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机构和关鍵人物的接触，为降低冲突、减少摩擦与误判、增强对话的渠道做出了积极努力。通过对内、对外的有效结合，CCG构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为加强交流与沟通、增强互信、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持续发挥着智库的积极作用。
4.1.2 行动者-目标层：补齐短板，争夺国际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如火如荼，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对比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偏弱，但不可否认，中国智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在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需要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通过补齐短板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在国际相关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争夺更多话语权。近年来，虽然CCG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与国际顶尖智库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急需在智库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和成果传播上不断修补短板。2020年，CCG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培养、引进长期研究中美关系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除了争取政府经费支持，还充分发挥了民间资本的力量，另外，创新话语体系，将研究成果进行全方位传播。CCG通过补齐人才、资金和成果传播上的短板，稳步提升了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了在中美关系相关议题的话语权。
4.1.3 资本-条件层：交流共享，扩展国际朋友圈 中国智库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不搞“金钱外交”，但要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广交朋友，增进国际公众对中国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的偏见，从而在交流共享中与国际公众保持密切联系，不断扩展国际朋友圈。2020年，CCG充分发挥了智库“二轨外交”的作用，通过设置疫情下的中美合作与全球经济、中美经贸的机遇与挑战、中美科技与国际教育、美国大选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美国大选后的全球经贸合作去向何处、共同塑造21世纪：拜登时代的中美欧选择等中美议题，与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医务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国际商会、企业等各界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沟通和信息共享。除此之外，CCG在中美关系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均举办了系列“云会议“和“云论坛”，该组织汇集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商界领袖等共同探索中美关系的未来。CCG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实现了信息的交流共享，国际朋友圈得到进一步扩展。
4.2 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 4.2.1 惯习-动机层：加强对话，增进思想共识 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的传播力总体仍较弱，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由于话语体系不对接、交流合作方式受限、对外传播渠道不畅，以及缺乏新技术方式手段的使用等因素，国际传播力显得更不足[23]。因此，在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要加强与国内外媒体之间的深层对话，增进思想共识，要让更多的国际媒体认识中国智库、了解中国智库、支持中国智库，从而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为中国“发声”。2020年，CCG一如既往向国际媒体分享中美关系及走向的前沿观点，传播智库最新洞察，通过接待知名媒体团的访问等方式，与国内外主流媒体建立和保持广泛的联系。另外，CCG举办的“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美国大选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中美线上研讨会，受到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报道。
4.2.2 行动者-目标层：引领议题，提升舆论影响力 智库要发挥作用，必须要借助媒体传播渠道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当前，一定数量的中国智库偏重自身建设和理论研究，缺乏联合相关媒体引导国际公众的思想意识和主动性，从而导致在一些热点国际事件中，中国智库的声音比较弱。另外，随着新冠疫情爆发和中美关系变化，中外舆论战不断加剧，面对当前外国尤其是美国政客和媒体集体对中国的抹黑、攻击，中国智库要加强与国际媒体的互动，巧妙设置并引领议题，提升国际舆论影响力。2020年，CCG智库专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雅典民主论坛等重要国际多边场合主动设置国际议题，为促进中美“挂钩”而非“脱钩”，以及稳定国际秩序贡献智库方案，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声音，为增进中美交流、消除误解贡献了中国智库的力量，与此同时，CCG舆论影响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4.2.3 资本-条件层：智媒互助，打造传播新平台 当前，全球各国的智库机构都在纷纷采用社交媒体平台扩大影响力。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已同时拥有推特、脸书、领英等在线社交媒体账户，智库的产品、报告与活动在第一时间可进行全球范围的传播[24]。在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要在全面发展中彰显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借助国内、国际的媒体力量，打造一个系统化的智媒互助国际传播新平台，让议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充分传播，迅速引起其他行动者的注意。2020年，CCG开创了与媒体的深度合作互助模式，其专家学者关于美国时政和中美关系趋势研判有关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南华早报、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纽约时报等国内外媒体的联合报道。同时，CCG加强了新媒体建设，与百度、今日头条、澎湃新闻、新浪等媒体平台开展了深入合作，以中美关系及其走向为主题进行多次名家演讲及大型论坛直播，并通过CCG微网站、CCG电子书橱、“油管”、脸书、推特等海内外社交媒体官方账号及时发布信息，扩大了在国内外的传播力。
4.3 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
4.3.1 惯习-动机层：坚定立场，维护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而中国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从而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变得更加广泛。因此，在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必须树立新的世界观和国家利益观，应坚定中国立场，担负国家使命，树立整体的国家战略观，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生态等诸多方面维护国家利益，反对并阻止国际组织和机构等行动者制定的任何有關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国际规制或政策。2020年，CCG通过参加和举办“云会议”、组织专家学者交流和调研等方式，围绕疫情下的美国政经形势，针对中美关系、中美合作、中美经贸摩擦等方面的问题向国际组织机构提出针对性建议，并送报国家有关部委，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充分咨政建言。其中，多篇建言获得中央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
4.3.2 行动者-目标层：建言献策，贡献中国智慧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均非一国力量所能及，全球治理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要密切关注并参与国际组织和机构举办的各类国际论坛、国际会议，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积极建言献策，主动提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方案”，为国际组织和机构工作的开展和国际问题的解决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2020年，CCG发挥国际化智库的优势，通过参与国际论坛、举办国际品牌论坛、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发起成立国际组织和对话平台等方式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为国际组织机构贡献全方位的中国智库方案。在中美关系层面上，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两国的“战略脱钩”。围绕“消除中美冲突风险：未来四年会是怎样？”，CCG还与韩礼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举办了线上主题研讨会，双方专家就中美“脱钩”的意愿和可能性，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探讨。
4.3.3 资本-条件层：培育人才，推进全球治理 当前，中国智库的人才大多是从高校毕业生中招聘的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背景的博士、硕士。这些人才的培养是高校按照学科研究的目标而进行的，但智库人才还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实践经验、政府工作经验，乃至国际生活工作经验[25]。因此，在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中，中国智库必须加强培育和发展国际化人才，通过申请并派遣相关领域的智库专家到国际组织或机构任职、兼职，实现高素质人才的国际化输送，从而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决策，在尊重、遵循国际社会现有的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上，争取对国际治理体系的完善和补充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2020年，CCG不断加强研究人员的教育培养，形成了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队伍，并持续以中美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为研究视野，在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的相关领域进行领先研究。另外，CCG积极推荐在中美关系上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军人物到国际组织机构任职、兼职，呼吁促进中美双方搁置争议和分歧，携手推动全球的有效治理。 5 结束语
本文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构建了理论体系模型，探索中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路径，为中国智库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促进了中国智库向国际化发展，对于加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然而，由于个人能力和文章的篇幅有限，本文只对国际社会场域下的一个行动者（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进行着重分析和总体论述，没有同时对国际社会场域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者进行研究。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围绕某一个核心观点，同时对国际社会大场域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者进行分析，这将是后续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新京报. 《全球智库报告2020》： 中国智库数量居世界第二[EB/OL]. [2021-02-01]. http：//news.10jqka.com.cn/20210201/c626707828.shtml.
[2]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30-133.
[3] BARDOCZ-BENCSIK M， DOCZI T. Mapping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as bourdieu’s field[J].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 Studies and Research， 2019， 81（1）： 1-12.
[4] 徐琳琳. 自解之途：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教师公开课教学惯习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9： 1-74.
[5] MICHAEL B M. A field theory perspective on journalist-source relations： A study of ‘new entrants’ and ‘authorised knowers’ among Scottish muslims[J]. Sociology， 2018， 52（6）： 1169-1184.
[6] 郭梓桢. 议程设置视角下微信公众号舆情传播研究： 以2016年医患纠纷事件为例[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7： 1-63.
[7] 李珮， 王姗姗. 从场域理论视角检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力： 以《新京报》“江歌案”报道为例[J]. 中国出版， 2018（11）： 34-38.
[8] 章留斌， 陈天明， 阿达来提·杂满， 等. 民间舆论场域中失效的议程设置与极化的网络群体： 基于“江歌事件”新浪微博数据的内容分析[J]. 情报科学， 2019， 37（2）： 95-101.
[9] 张萌， 李亚宏. 网络舆情场域传播阶段议程设置与引导[J]. 传播与版权， 2017（7）： 177-179.
[10] 徐维英.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发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10-24（2）.
[11] 王辉耀. 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5）： 20-24.
[12] ABB P.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ink tank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ing role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5， 24（93）： 531-553.
[13] 吴瑛. 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研究： 对中美菲越四国智库的比较[J]. 社会科学文摘， 2019（1）： 117-119.
[14] 黄日涵. 内外兼修 推进中国智库国际化[J]. 决策探索（下半月）， 2015（12）： 17-18.
[15] 刘思妗. 中国智库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路径探析[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9， 4（3）： 56-64.
[16] 韦宗友. 国际议程设置： 一种初步分析框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10）： 38-52， 156.
[17] 陈正良， 高辉， 薛秀霞. 国际话语权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研究[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6（3）： 93-98.
[18] 张发林. 化解“一带一路”威胁论： 国际议程设置分析[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 146-155.
[19] 王彬. 国际议程设置：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对话[J]. 理论视野， 2015（3）： 18-20.
[20] 高飞. 中国国际话语评价权探析[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7）： 30-34.
[21] 全球化智库（CCG） 2020年报[R]. 北京： 全球化智库， 2020： 1-103.
[22] 朱敏， 张志强， 陈秀娟， 等.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络安全领域研究及对中国智库的启示[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0， 5（4）： 89-96.
[23]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R].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1-146.
[24] 朱旭峰， 赵静. 社交媒体时代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治理研究， 2021， 37（1）： 90-97.
[25] 唐濤. 当前全球智库发展特点以及对中国的启示[J]. 情报资料工作， 2020， 41（5）： 37-41.
作者贡献说明： 袁 紅：本研究的构思者及负责人，指导论文写作与修改;
冯宇德：完成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撰写论文初稿。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bility of Chinese Think Ta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Yuan Hong Feng Yud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promoting the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promotion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Wide Consultation， Joint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is in urgent need of Chinese think tank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m with more intellectual support.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bility of Chinese think tank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nk tanks， so as to better safeguard the national image and interest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of capital， habit and actor， combined with the public agenda， media agenda and policy agenda of the agenda setting theor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factor model， a field interaction model and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micro， meso and macro respectively. [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in-depth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asoning of the model， and combined with the cases of CCG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its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bility on the issue of Sino-US relations in 2020， the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improvement path for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ability of Chinese think tanks.
Keywords： field theory Chinese think tanks internationalization agenda setting 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