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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禺先生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大师，其作品代表了目前中国话剧史上的最高水平，他的剧本不仅是“可以演的剧本”，更是“可以读的剧本”。其剧本中的舞台情境安排合理巧妙，景物描写细腻优美，充分突出人物性格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物的情感，使戏剧环境与人物命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融合成一个格外“真实”的生命舞台。
关键词：舞台情境预设 人物刻画 曹禺 戏剧创作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8-0144-02
对于戏剧创作的初学者来說，构思一部戏剧时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剧中的一切都应该围绕着“人”。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就是人学”[1]。戏剧文学是文学的一种，人物形象的雕刻，是每一个编剧必修的“手艺”。在戏剧文学中，与其他文学种类的重要区别在于舞台情境的预设。因为舞台情境限制了戏剧的容量和结构，剧本创作成了所有文学式样中最难的艺术技艺，而另一方面，戏剧的情境也是最能体现出剧作家对人物刻画的“用心”之处。人物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不仅仅决定他的性格，影响他的行动，更可以反过来成为一种表现人物的艺术手段。因为“戏中人”来自于广阔繁杂的生活，是剧作家精心提炼的典型形象，承载了更加本质且深刻的生命真实。在这个由多到一的过程中，环境围绕着“戏中人”这个“指挥棒”逐渐立体起来。可以说，戏中的环境应该是为他而生的，所有的舞台布景都应该为他而搭建，所有的声音都为他而响起，如何更好地用舞台情境预设来表现人物是戏剧写作中不容忽视的创作技巧。曹禺先生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大师，其作品代表了目前中国话剧史上的最高水平，他的剧本不仅是“可以演的剧本”，更是“可以读的剧本”。其剧本中的舞台情境安排合理巧妙，景物描写细腻优美，在充分突出人物性格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物的情感，使戏剧环境与人物的命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融合成一个格外“真实”的生命舞台。
一、人物性格的符号
曹禺的《原野》以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为背景，以仇虎逃狱来到焦家报一家两代之仇为情节主线，表现了封建黑暗势力对底层农民的重重压迫。在这个主要思想下，剧本的主要冲突可以分为仇虎欲报仇雪恨和焦母欲致仇虎于不义的矛盾，以及仇虎报仇前的挣扎纠结和复仇后的自责恐惧。前者是戏剧的外在冲突，表现农民阶级对封建压迫的强烈反抗;后者是戏剧的内在冲突，揭示了仇虎人格分裂走向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仇虎作为旧社会农民阶层性格特点的内心演绎。在仇虎一步步走向悲剧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的身体蕴藏着一股“原始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强悍而粗狂，充满了生命的欲望和本能的激情;同时也蕴含着来自大自然神秘和没有被现代文明所侵染的蒙昧，这种性格特质是“原野”的。“原野”可以说是仇虎的性格符号，在剧本开头的序幕中，曹禺这样描绘原野的环境：“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2]。原野是充满了生命力的，象征着孕育的泥土中有“禾根在暗暗滋长”。在这莽莽苍苍的原野中，仇虎性格中的野性的本能仿若野塘畔浸润着生命之欲的“油绿的雨水”，大自然赋予他的生命以“秋雾”“野草”般神秘荒凉的蒙昧之感，原始的本能与可畏的自然相互呼应，让笔者想起了《呼啸山庄》中那压抑着狂风暴雨和炽烈激情的荒原。主角还未出场，“原野”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符号，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他的一切。曹禺对原野进行了精致描绘，运用大量的比喻和拟人修辞，景物、声音和色调相互交织却层层分明。值得一提的是，焦家阴沉昏惨、 黑影橦橦的室内布景也可以看做是焦母阴暗凶险的内心写照，那蜡烛是昏灭的，发着鬼火般的光，仿佛焦母那双弥漫着黑暗和空虚的眼睛。戏剧情境巧妙地让我们看到了丑恶的本质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一颗“害怕光明”的心。剧本深得“象征主义”戏剧手段之妙，在舞台预设中，我们看得越仔细，就越发现人性的褶皱之多、之暗、之深。
二、人物命运的寓言
仇虎心中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观念，他本人深受封建黑暗势力的压迫，有着强烈的反抗的热情，可是他身处“父债子偿”的封建思想中，深受其害却不自知，这种“不自知”，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作者用“巨树”象征着仇虎那反抗着的精魂，这棵“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震动着翅翼”，它“庞大的躯干”上“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它“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羁绊在石岩上”。“黄昏”是一天的结束之前那最后的微光，在这渐渐暗淡的守旧传统中，主角的反抗也终如秋蝉般走向末路。作家反复在舞台预设中突出“灰雾”的意象，既暗指人物看不清自己所处的状况，同时也代表着危险的来临。焦家舞台的陈设中，右边是焦阎王的画像，左边是供奉菩萨的神龛，这是黑暗封建中愚昧和迷信滋生绵延的写照。电线的呜呜声是焦母心灵的哀嚎，也是仇虎不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小黑子和大星之死的心魔。布谷鸟的叫声喻示了理想未来的“可闻不可见”。第三幕第一景中通向“更深邃的黑暗”的道路、怪石和杈枝宛如“一个巨兽张开血腥的口”这些景物都预言着人物不详的命运;第三幕第二景中，地狱般的黑森林里充满了白骨、秋虫、毒花等，而这些包围着的是一棵被雷劈死的空了的老树，这正是仇虎反抗着的灵魂将要走向终结的写照。
三、人物情感的诗篇
曹禺在《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一文中说过：“写剧本的人，不但要注意戏剧性，也要有诗人的气质才好。”[3]正是这样一位有着“诗人气质”的戏剧家，中国话剧史上才有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影响数代国人的优秀作品。剧作《原野》就如同一首洋溢着生命原始力量的诗篇，粗狂的野性中激荡着炽烈的爱和极度的恨。关于戏剧作品的诗性化，孙庆生先生曾指出过：“‘诗化’就是情感的强烈化、细腻化和美感化。”[4]这种情感上的诗意体现在具体的舞台情境中，包括舞台氛围的营造和情境意象的设计。 在氛围营造方面，曹禺主要采用的是情景交融的手法。比如《原野》第三幕中，作者通过描绘阴森可怖的黑森林来烘托人物心里那“原始的恐怖”。“森林是神秘的，在中间深邃的树丛中隐匿着乌黑的池沼，阴森森在林间透出一片粼粼的水光，怪异如夜半一个惨白女人的脸……野草间凸起小土堆，下面或是昔日磨坊主人的白骨……举头望，不见天空，密匝匝的白杨树伸出巨大如龙鳞的树叶，风吹来时，满天响起那肃杀的‘哗啦，哗啦’幽昧可怖的声音，于是树叶的缝隙间渗下来天光，闪见树干上发亮的白皮，仿佛环立着多少白衣的幽灵”[2]。通过对黑森林中景物——池沼、土堆、白杨的排列组合，辅以“哗啦、哗啦”的声音，将它们统一于一个整体的阴森幽暗的气质中，营造出《神曲》中“地狱”般的氛围。在意象的设计方面，曹禺对所选景物进行了反复渲染，并对这些意象进行了主观性的想像，用“惨白女人的脸”“白骨”“幽灵”进行比喻，使得环境中处处透着死亡的气息。主人公内心的恐怖、挣扎的情感被外化出来，與“黑暗”的氛围和意象紧密结合，产生了浓浓的诗意效果，有着极强的剧场性。这种例子在《原野》中比比皆是，值得戏剧写作者学习借鉴。
四、结语
纵观中国话剧发展史，中国话剧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工作的重心以及人民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加上电影和电视的冲击，话剧逐渐成为了“冷门”艺术。今天的世界戏剧是全球化，多元化的，中国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使得实验性戏剧越发受到经济发达区域“精致群体”的欢迎，但这仍旧只是小部分人的“时尚追求”。不过，观察新媒体语境下的今天，“文学”依旧凭借着各种形式在焕发着生命力，可见文学是人们永恒的需要，其一是因为人类文学性的审美思维早就与人的审美需求紧密结合了;还有一点是因为文学关注的是人，人的本质，人的追求。戏剧影视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面临着各种戏剧潮流的冲击，不断散发着新的活力，但同时绝对不能背离这两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剧本的文学性和对于刻画人物的关注。曹禺先生经久不衰的剧本就是最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1]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曹禺.原野[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
[3]曹禺.曹禺经典作品选[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4]曹禺.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A].曹禺全集[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5]孙庆生.借鉴他人 超越自我——略论剧作家曹禺的成功之路[A].神州雷雨——曹禺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舞台情境预设 人物刻画 曹禺 戏剧创作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8-0144-02
对于戏剧创作的初学者来說，构思一部戏剧时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剧中的一切都应该围绕着“人”。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就是人学”[1]。戏剧文学是文学的一种，人物形象的雕刻，是每一个编剧必修的“手艺”。在戏剧文学中，与其他文学种类的重要区别在于舞台情境的预设。因为舞台情境限制了戏剧的容量和结构，剧本创作成了所有文学式样中最难的艺术技艺，而另一方面，戏剧的情境也是最能体现出剧作家对人物刻画的“用心”之处。人物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不仅仅决定他的性格，影响他的行动，更可以反过来成为一种表现人物的艺术手段。因为“戏中人”来自于广阔繁杂的生活，是剧作家精心提炼的典型形象，承载了更加本质且深刻的生命真实。在这个由多到一的过程中，环境围绕着“戏中人”这个“指挥棒”逐渐立体起来。可以说，戏中的环境应该是为他而生的，所有的舞台布景都应该为他而搭建，所有的声音都为他而响起，如何更好地用舞台情境预设来表现人物是戏剧写作中不容忽视的创作技巧。曹禺先生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大师，其作品代表了目前中国话剧史上的最高水平，他的剧本不仅是“可以演的剧本”，更是“可以读的剧本”。其剧本中的舞台情境安排合理巧妙，景物描写细腻优美，在充分突出人物性格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物的情感，使戏剧环境与人物的命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融合成一个格外“真实”的生命舞台。
一、人物性格的符号
曹禺的《原野》以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为背景，以仇虎逃狱来到焦家报一家两代之仇为情节主线，表现了封建黑暗势力对底层农民的重重压迫。在这个主要思想下，剧本的主要冲突可以分为仇虎欲报仇雪恨和焦母欲致仇虎于不义的矛盾，以及仇虎报仇前的挣扎纠结和复仇后的自责恐惧。前者是戏剧的外在冲突，表现农民阶级对封建压迫的强烈反抗;后者是戏剧的内在冲突，揭示了仇虎人格分裂走向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仇虎作为旧社会农民阶层性格特点的内心演绎。在仇虎一步步走向悲剧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的身体蕴藏着一股“原始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强悍而粗狂，充满了生命的欲望和本能的激情;同时也蕴含着来自大自然神秘和没有被现代文明所侵染的蒙昧，这种性格特质是“原野”的。“原野”可以说是仇虎的性格符号，在剧本开头的序幕中，曹禺这样描绘原野的环境：“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2]。原野是充满了生命力的，象征着孕育的泥土中有“禾根在暗暗滋长”。在这莽莽苍苍的原野中，仇虎性格中的野性的本能仿若野塘畔浸润着生命之欲的“油绿的雨水”，大自然赋予他的生命以“秋雾”“野草”般神秘荒凉的蒙昧之感，原始的本能与可畏的自然相互呼应，让笔者想起了《呼啸山庄》中那压抑着狂风暴雨和炽烈激情的荒原。主角还未出场，“原野”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符号，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他的一切。曹禺对原野进行了精致描绘，运用大量的比喻和拟人修辞，景物、声音和色调相互交织却层层分明。值得一提的是，焦家阴沉昏惨、 黑影橦橦的室内布景也可以看做是焦母阴暗凶险的内心写照，那蜡烛是昏灭的，发着鬼火般的光，仿佛焦母那双弥漫着黑暗和空虚的眼睛。戏剧情境巧妙地让我们看到了丑恶的本质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一颗“害怕光明”的心。剧本深得“象征主义”戏剧手段之妙，在舞台预设中，我们看得越仔细，就越发现人性的褶皱之多、之暗、之深。
二、人物命运的寓言
仇虎心中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观念，他本人深受封建黑暗势力的压迫，有着强烈的反抗的热情，可是他身处“父债子偿”的封建思想中，深受其害却不自知，这种“不自知”，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作者用“巨树”象征着仇虎那反抗着的精魂，这棵“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震动着翅翼”，它“庞大的躯干”上“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它“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羁绊在石岩上”。“黄昏”是一天的结束之前那最后的微光，在这渐渐暗淡的守旧传统中，主角的反抗也终如秋蝉般走向末路。作家反复在舞台预设中突出“灰雾”的意象，既暗指人物看不清自己所处的状况，同时也代表着危险的来临。焦家舞台的陈设中，右边是焦阎王的画像，左边是供奉菩萨的神龛，这是黑暗封建中愚昧和迷信滋生绵延的写照。电线的呜呜声是焦母心灵的哀嚎，也是仇虎不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小黑子和大星之死的心魔。布谷鸟的叫声喻示了理想未来的“可闻不可见”。第三幕第一景中通向“更深邃的黑暗”的道路、怪石和杈枝宛如“一个巨兽张开血腥的口”这些景物都预言着人物不详的命运;第三幕第二景中，地狱般的黑森林里充满了白骨、秋虫、毒花等，而这些包围着的是一棵被雷劈死的空了的老树，这正是仇虎反抗着的灵魂将要走向终结的写照。
三、人物情感的诗篇
曹禺在《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一文中说过：“写剧本的人，不但要注意戏剧性，也要有诗人的气质才好。”[3]正是这样一位有着“诗人气质”的戏剧家，中国话剧史上才有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影响数代国人的优秀作品。剧作《原野》就如同一首洋溢着生命原始力量的诗篇，粗狂的野性中激荡着炽烈的爱和极度的恨。关于戏剧作品的诗性化，孙庆生先生曾指出过：“‘诗化’就是情感的强烈化、细腻化和美感化。”[4]这种情感上的诗意体现在具体的舞台情境中，包括舞台氛围的营造和情境意象的设计。 在氛围营造方面，曹禺主要采用的是情景交融的手法。比如《原野》第三幕中，作者通过描绘阴森可怖的黑森林来烘托人物心里那“原始的恐怖”。“森林是神秘的，在中间深邃的树丛中隐匿着乌黑的池沼，阴森森在林间透出一片粼粼的水光，怪异如夜半一个惨白女人的脸……野草间凸起小土堆，下面或是昔日磨坊主人的白骨……举头望，不见天空，密匝匝的白杨树伸出巨大如龙鳞的树叶，风吹来时，满天响起那肃杀的‘哗啦，哗啦’幽昧可怖的声音，于是树叶的缝隙间渗下来天光，闪见树干上发亮的白皮，仿佛环立着多少白衣的幽灵”[2]。通过对黑森林中景物——池沼、土堆、白杨的排列组合，辅以“哗啦、哗啦”的声音，将它们统一于一个整体的阴森幽暗的气质中，营造出《神曲》中“地狱”般的氛围。在意象的设计方面，曹禺对所选景物进行了反复渲染，并对这些意象进行了主观性的想像，用“惨白女人的脸”“白骨”“幽灵”进行比喻，使得环境中处处透着死亡的气息。主人公内心的恐怖、挣扎的情感被外化出来，與“黑暗”的氛围和意象紧密结合，产生了浓浓的诗意效果，有着极强的剧场性。这种例子在《原野》中比比皆是，值得戏剧写作者学习借鉴。
四、结语
纵观中国话剧发展史，中国话剧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工作的重心以及人民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加上电影和电视的冲击，话剧逐渐成为了“冷门”艺术。今天的世界戏剧是全球化，多元化的，中国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使得实验性戏剧越发受到经济发达区域“精致群体”的欢迎，但这仍旧只是小部分人的“时尚追求”。不过，观察新媒体语境下的今天，“文学”依旧凭借着各种形式在焕发着生命力，可见文学是人们永恒的需要，其一是因为人类文学性的审美思维早就与人的审美需求紧密结合了;还有一点是因为文学关注的是人，人的本质，人的追求。戏剧影视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面临着各种戏剧潮流的冲击，不断散发着新的活力，但同时绝对不能背离这两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剧本的文学性和对于刻画人物的关注。曹禺先生经久不衰的剧本就是最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1]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曹禺.原野[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
[3]曹禺.曹禺经典作品选[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4]曹禺.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A].曹禺全集[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5]孙庆生.借鉴他人 超越自我——略论剧作家曹禺的成功之路[A].神州雷雨——曹禺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