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一幕刺人眼球的新闻画面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一排铁栅栏将百余名男女老少圈起来，席地而坐，每人前方的栅栏外，均放着各色各式的盆钵，不少盆钵中还放着一些零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画面恰恰出现在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节日——庙会。一群群满怀慈悲的香客从旁走过，被圈起来的均是行乞人员。两个群体之间筑起了一道自由与尊严的鸿沟。
　　南昌市新建县西山镇为道教著名宫观——西山万寿宫所在地，每年农历八月举行的庙会期间，数十万香客和游客都会汇集于此。
　　今年的庙会盛况依然，为了建立一个看似“秩序井然”的庙会环境，庙会管理方斩钉截铁地把有可能制造“不和谐”的行乞者圈禁起来。
　　据《新京报》报道，将行乞者圈起来的目的，南昌有关方面的解释是为了“保护”，一方面保护香客们免受不法行乞者欺骗，一方面保护行乞者不被踩踏。照片中，铁栅栏上方布设着遮阳设施，栅栏内的行乞者面带笑容，他们面前还摆放着矿泉水瓶子，这一切似乎表明，这些被圈起来的行乞者，依旧享受着“人道主义”的待遇。他们或许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流浪乞讨人员，而庙会主办方也没有要特别为难他们的意思。尽管如此，这则图片依旧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受到公众一致的谴责。
　　“铁栏圈禁行乞者”是对其尊严的
　　另一种遗弃
　　人类生而自由并享有相等的尊严与权利 。“铁栏圈禁行乞者”明显有违人道。即使是流浪乞讨人员，也是人，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并不是动物，可以被随意圈禁。
　　任何人都没有随意对合法公民实施“铁栏圈禁”的权力。哪怕这些人是自愿性质，待遇再人道，无法否认的是，他们是一群暂时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人。不偷不抢没违法，为什么要被“保护”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一方面，引起影射效应，公众心理势必会推人及己，别人权利被侵害的状况影响到自身的权利感受。另一方面，“自愿”不能成为“铁栏圈禁”的借口和理由，这种做法必然带来泛滥或灾难，应引起警示。
　　事实上，“铁栏圈禁”的做法，已经呈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公示或羞辱意味。它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乞讨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展示，并且很不人道地通过将这一群体与大多数公众隔离开来的方式，在公共话语体系中形成了一种阶级差别。无异于一次对尊严的暴力，对情感的侮辱，对文明社会以及法治精神的叛离。
　　尤其值得追问的是，当这一幕发生在庙会上时，我们发现，铁栏圈禁的不仅仅是乞讨人员，也圈禁了民间活动的精神发展空间，这是对富有公共精神的民间活动极大的反讽！庙会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民俗活动，它的产生、存在和演变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庙会是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作为地方性民众活动，它的包容性非常大，参与者众，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是虔诚的香客。古往今来，还没有出现过庙会排斥“行乞”的先例，更别论“圈禁”。在云南大理，每年农历3月28日甚至还有一场以“叫花子”为主角的庙会，称“花子会”。
　　近年来庙会在各地的复兴，证明了公众对于这种全开放的公共领域的需求，表明社会对于这一民俗文化及精神的认同与回归，是对社会“互构谐变”的执着追求，然而“铁栏圈禁行乞者”的做法，恰恰与这种文化回归背道而驰，不仅贬损了庙会的功能价值，也是对庙会精神内核的重大打击。
　　城市不应有“零乞丐”的野心
　　无独有偶，佛山市出台的《佛山市城市容貌标准》规定“公共场所无人员乞讨、露宿”引起阵阵非议，上海市有关部门发布“乞讨排行榜”所引发的争论刚刚平息，南昌“圈禁行乞者”的新闻又甚嚣尘上，“禁乞”或“限乞”已经成了一个“永久性”的话题，时不时冒出来刺激一下公众的神经。
　　睡在城市边角，游历在街头，以乞讨维持生计，大多被敬而远之，视为城市“牛皮癣”；被铁栅栏圈定、用水泥锥赶跑、被公权力驱逐，他们就是乞丐、流浪者。
　　在自由主义学者眼中，行乞是一种消极自由，不让穷人要饭怎么都说不过去；在崇尚竞争的人士看来，乞丐中不少人好吃懒做，是落伍者和失败者；在社会学家看来，存在于当今中国城市中的行乞者，已经不是贫穷可以定义，他们要钱不要饭，已经相当职业化了，坊间也常有乞讨致富的传说；另外，媒体经常报道有些乞丐背后有黑帮操控，有人招募残疾人行乞，甚至更恶劣者，故意伤害儿童或弱智者操控他们行乞谋利。当然，也有人把行乞当成一种生活方式，行乞中境界最高的应该是佛陀，出家人“托钵行乞”，意思是杜绝个人有财产和积蓄，少欲知足，专心修行。
　　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乞丐的存在一来妨碍市容，二来有些爱纠缠的乞丐也确实影响市民的生活，也对城市治安造成压力。这是行乞者给城市管理层带来的难题。但是，不能把他们视为眼中刺，城市不应有“零乞丐”的野心。当社会保障还无法健全到消除流浪乞讨者存在的土壤，我们就不能无视行乞者，而这种存在，在“让每个人活得幸福、有尊严”的社会里，又必须以尊严为前提。即便假行乞、真行骗的现象属实，相关部门也应通过正常的执法手段加以治理，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以侮辱人的方式，建立一个看似“秩序井然”的美好环境。
　　且不说清除驱逐乞丐会招致舆论批评，一个不允许乞讨的城市也太没人情味，太缺乏人文关怀。退一步来说，就算罔顾这一切要驱逐干净又谈何容易，城管为管理小摊小贩已经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道德代价，所以城市一定要谋求包容乞丐的良策，留给他们一片温暖之地。
　　管理者需要有一个“笼子”约束自己的权力
　　美国前总统布什说过，“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管理者需要有一个“笼子”约束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将这个“笼子”罩在被管理者的身上。
　　从广州天桥底下的“水泥锥子”到上海的“乞讨排行榜”，再到南昌的“铁栅栏”，对于行乞限乞的管理，城市有关方面的手段总是“各出奇招”，把“笼子”狠狠地罩在毫无反驳之力的行乞者身上。
　　对于行乞者而言，他们习惯了被施舍被驱逐被歧视，对于花样翻新的管理手段早已麻木，让自己低到尘埃里，因此而形成了看似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局面。然而，他们真的自愿像动物一样失去尊严地被铁栏圈禁么？
　　对于旁观的市民而言，一轮又一轮有损行乞者权利的丑闻，还没有麻木了公众的心，都将影响并损伤城市形象。城市本应是文明和进步的，城市本应是宽容的。在城市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勤劳，在这个空间里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机关里的公务员、写字楼的白领，工地上的务工人员……哪怕是在路边做一个行乞者，只要你没有干涉到其他人的利益，你就不应该被管制。遗憾的是，无论是发达的大城市还是并不繁华的小城市，一旦涉及到城市形象，行乞者就成了城市管理者眼中的“一根刺”，“眼不见心不烦”，想方设法要把这根刺拔掉。
　　回头再看南昌新建县庙会上那些被圈围的行乞者，庙会管理方面一定是为了创造出一幅“秩序井然”的庙会形象——假若允许行乞者自由活动，他们的形象一定有损庙会的整体氛围、他们的存在一定给管理造成诸多不便，踩踏事故隐患重重。于是，为了维护形象，为了管理便利，作出了铁栅栏圈围的拙劣之策。
　　庙会期间，防止踩踏，就应该加强对庙会人流的掌握和及时疏导，游客的自由和安全应该保护，行乞者的自由和安全也同样应该得到保护。但为什么保护行乞者要以牺牲他们的自由权为代价？这种以“保护”之名实行的“羞辱”之举，绝对是庙会管理方的利己之举。从曾经的“锁石凳”“水泥锥”，到如今“铁栏圈 ”，面对社会管理难题，有关部门如此图方便、一刀切的“创新管理”不是智慧，而是懒政、暴政。长此下去，今天庙会上因为“碍事”而被“圈养”起来的是乞丐，明天可能就是你、是我。因为被“圈住”的不是乞丐，而是管理者的思维；被“隔离”的不是身份，而是执政者与老百姓的距离。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确实是城市管理中的难题，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必须用法律、治安、精神文明建设等综合治理手法。相关部门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法律方面尽快出台相关措施，用更理性、更人性化的方式维护公众利益。平衡公共秩序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政府社会管理应当考虑的。
　　其实不只是流浪行乞者，在很多社会管理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情理现象。比如，为了城市“美丽有序”而拆除的报刊亭；为了“保护行道树生长”而被圈起的街边石凳……面对这些所谓的管理“新政”给群众尤其是困难人群带来的不便，城市管理者应当深思，应该如何发挥智慧，在有序管理的同时也能合乎情理，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城市带给人的温暖与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