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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优秀的诗人与小说家,留在世上的作品,终究不会随时代的变迁而湮没。有人这样介绍关露:“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仅发表过她作品的杂志就有40多种;她写的诗、散文、小说、杂文、评论、译作,多达260多篇。”一部《关露传》的出版问世,让读者永远铭记她的为人与作品。
关露对鲁迅始终怀有深挚的敬意。1936年,关露怀着一颗诗人般正义激荡的心,在参加上海万国殡仪馆吊唁鲁迅活动后,随着丧葬队伍到达墓地。她对那天这样描述:“我们带着太阳去墓地,带着星光回来。我们唱着挽歌,述说鲁迅先生生前的光辉的故事,忘记了露草染湿我们的衣服和饥饿致使我们身体的疲乏。”
1943年,在敌伪时期的上海,当编辑《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特辑》时,关露发表了一篇《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她在文中说:“鲁迅为着争取人们的幸福与自由而生,他曾把他的生命作为战场,文章作为他的武器,为着后一代的子孙他努力地生存,也为着后一代的子孙他劳瘁地死!他死了,但是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灰暗,而是光辉。”
记得几年前,当读着周海婴《一张关露的照片》时,我是那样感动。这是一张六十多年前关露与她养女一起抱着一只小巴儿狗拍的照片。那时的她,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下准备作自我牺牲,她为了向许广平作告别留下了这一张合影。据回忆,“那时的她约略二十五岁左右,高挑的身材、烫发,面貌一般、谈吐和蔼可亲,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女士的外貌”。从这般的回忆中,也许看不出她还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对于关露的这张照片,丁言昭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有文作了纠正。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关露这般的女中豪杰,存世之照,实在太少。
今日已经很少有人知晓,《十字街头》这部电影的插曲,出自于诗人关露的手笔。今天我想说的最能代表她的诗的成就的《太平洋上的歌声》,那本薄薄的诗集。
诗集1936年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从时间上看,正是在她送走鲁迅以后的日子。不知鲁迅在生前,是否读过关露这些诗。这诗集虽收诗22首,可涉及面较广:有国际的战歌、有针砭时弊的讽刺诗、有对革命者的颂歌等等。这些诗在当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曾轰动一时。
当我读完这部诗集,我发觉读关露的诗,一如读小说,它有情节。也好似读剧本,它大都用台词对话来完成。这部诗集的第一首长诗《太平洋上的歌声》,就是通过“聪明”的政治家,在那太平洋上滔滔的海面,通过听歌来完成这首长诗的。整首长诗以立体的画面来展示。
讽刺,在诗人关露笔下,不是为了使人发笑而是为了使人发抖:“老百姓说:昨夜来了一队洋兵。/我们/没人抵抗!”(《失地》)。诗又是心灵的论断,是乱山中的一滴滴鲜血:“也许你是死了/在成千万的死者中/你死了/在尸横遍野的广场上/你死了/作为奴隶的/你,死了!”(《没有星光的夜》)
我读关露的诗,总觉得她绝对没有空话,更没有那滥调的无病呻吟。这源于关露本人的生活。“医院里告诉你/叫你把死了的人领去/叫你看了账目/把欠下的医金付齐/你知道/犯了医院的条规/上帝要惩罚你!”(《病院》)。读《赛金花像》一诗,似乎从字里行间读出了《罪与罚》深刻:看你的面目不曾想到/你竟为着红颜/流为浪女。/你虽来自民间,反为娼妓/你失去了妇人的贞节/卖了身体/但你不曾卖国荣身/学那朝廷的官吏。/误你的分明是你/年老的夫君——钦差大臣/别人偏要说你“红颜薄命”。
在《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里,关露有许多反映抗战时期的充满激情的诗,也是颇值我们一读的。特别是最后的那篇故文诗《悲剧之夜》,反映了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诗味和风格老辣,读后看不出是一个女诗人笔下之诗。我记得常任侠先生在《冰庐琐忆》一文中,回忆起关露1932年演夏衍编剧的《赛金花》的情境:“此剧完满结束之后,剧团邀我写剧评,与演员聚坐茶叙。隔座有呼余名者,音极稔熟。起而视之,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前所未见。就而相语,备极欢快,始知为寿华也。今易名为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她原籍河北延庆,出生于山西太原,1927年先后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其实,关露还有一个名字,“初易名胡露,因与葫芦谐音,后改名关露”。
为什么关露常常改名?那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人民的利益,关露奉命打入了敌伪的内部。她甚至不惜在当时之身败名裂,充当了“大东亚文化会议”的代表,1943年前往日本东京获取情报。她忍辱负重,牺牲了自己“左翼作家”的名誉,甚至连自己的恋爱对象,也无从了解其真相,误认为背叛了祖国与关露决然分手(从此她终身未婚)。而当时社会对她之误解就更深。今日来看,关露“应该是革命的功臣”。但我们的诗人“解放后曾两次入狱及后来孤独凄凉的生活,使她含冤委屈地离开了我们”。
关露还写有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列为当时的《光明文艺丛书》之一出版。她原计划要写三部,而由于职业之变,完成了一部。
关露1982年12月5日病殁时,依然形影相吊,孑然一身,仅有一个她所喜爱的洋娃娃,陪伴在她的身旁。我想,诗人可以老去、死去,而诗却永远不会老去。不是吗?时隔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关露所吟出的诗韵以及她的《太平洋上的歌声》,不还在被人吟诵吗?
关露对鲁迅始终怀有深挚的敬意。1936年,关露怀着一颗诗人般正义激荡的心,在参加上海万国殡仪馆吊唁鲁迅活动后,随着丧葬队伍到达墓地。她对那天这样描述:“我们带着太阳去墓地,带着星光回来。我们唱着挽歌,述说鲁迅先生生前的光辉的故事,忘记了露草染湿我们的衣服和饥饿致使我们身体的疲乏。”
1943年,在敌伪时期的上海,当编辑《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特辑》时,关露发表了一篇《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她在文中说:“鲁迅为着争取人们的幸福与自由而生,他曾把他的生命作为战场,文章作为他的武器,为着后一代的子孙他努力地生存,也为着后一代的子孙他劳瘁地死!他死了,但是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灰暗,而是光辉。”
记得几年前,当读着周海婴《一张关露的照片》时,我是那样感动。这是一张六十多年前关露与她养女一起抱着一只小巴儿狗拍的照片。那时的她,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下准备作自我牺牲,她为了向许广平作告别留下了这一张合影。据回忆,“那时的她约略二十五岁左右,高挑的身材、烫发,面貌一般、谈吐和蔼可亲,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女士的外貌”。从这般的回忆中,也许看不出她还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对于关露的这张照片,丁言昭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有文作了纠正。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关露这般的女中豪杰,存世之照,实在太少。
今日已经很少有人知晓,《十字街头》这部电影的插曲,出自于诗人关露的手笔。今天我想说的最能代表她的诗的成就的《太平洋上的歌声》,那本薄薄的诗集。
诗集1936年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从时间上看,正是在她送走鲁迅以后的日子。不知鲁迅在生前,是否读过关露这些诗。这诗集虽收诗22首,可涉及面较广:有国际的战歌、有针砭时弊的讽刺诗、有对革命者的颂歌等等。这些诗在当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曾轰动一时。
当我读完这部诗集,我发觉读关露的诗,一如读小说,它有情节。也好似读剧本,它大都用台词对话来完成。这部诗集的第一首长诗《太平洋上的歌声》,就是通过“聪明”的政治家,在那太平洋上滔滔的海面,通过听歌来完成这首长诗的。整首长诗以立体的画面来展示。
讽刺,在诗人关露笔下,不是为了使人发笑而是为了使人发抖:“老百姓说:昨夜来了一队洋兵。/我们/没人抵抗!”(《失地》)。诗又是心灵的论断,是乱山中的一滴滴鲜血:“也许你是死了/在成千万的死者中/你死了/在尸横遍野的广场上/你死了/作为奴隶的/你,死了!”(《没有星光的夜》)
我读关露的诗,总觉得她绝对没有空话,更没有那滥调的无病呻吟。这源于关露本人的生活。“医院里告诉你/叫你把死了的人领去/叫你看了账目/把欠下的医金付齐/你知道/犯了医院的条规/上帝要惩罚你!”(《病院》)。读《赛金花像》一诗,似乎从字里行间读出了《罪与罚》深刻:看你的面目不曾想到/你竟为着红颜/流为浪女。/你虽来自民间,反为娼妓/你失去了妇人的贞节/卖了身体/但你不曾卖国荣身/学那朝廷的官吏。/误你的分明是你/年老的夫君——钦差大臣/别人偏要说你“红颜薄命”。
在《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里,关露有许多反映抗战时期的充满激情的诗,也是颇值我们一读的。特别是最后的那篇故文诗《悲剧之夜》,反映了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诗味和风格老辣,读后看不出是一个女诗人笔下之诗。我记得常任侠先生在《冰庐琐忆》一文中,回忆起关露1932年演夏衍编剧的《赛金花》的情境:“此剧完满结束之后,剧团邀我写剧评,与演员聚坐茶叙。隔座有呼余名者,音极稔熟。起而视之,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前所未见。就而相语,备极欢快,始知为寿华也。今易名为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她原籍河北延庆,出生于山西太原,1927年先后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其实,关露还有一个名字,“初易名胡露,因与葫芦谐音,后改名关露”。
为什么关露常常改名?那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人民的利益,关露奉命打入了敌伪的内部。她甚至不惜在当时之身败名裂,充当了“大东亚文化会议”的代表,1943年前往日本东京获取情报。她忍辱负重,牺牲了自己“左翼作家”的名誉,甚至连自己的恋爱对象,也无从了解其真相,误认为背叛了祖国与关露决然分手(从此她终身未婚)。而当时社会对她之误解就更深。今日来看,关露“应该是革命的功臣”。但我们的诗人“解放后曾两次入狱及后来孤独凄凉的生活,使她含冤委屈地离开了我们”。
关露还写有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列为当时的《光明文艺丛书》之一出版。她原计划要写三部,而由于职业之变,完成了一部。
关露1982年12月5日病殁时,依然形影相吊,孑然一身,仅有一个她所喜爱的洋娃娃,陪伴在她的身旁。我想,诗人可以老去、死去,而诗却永远不会老去。不是吗?时隔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关露所吟出的诗韵以及她的《太平洋上的歌声》,不还在被人吟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