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过去连续38年间，中国保持较高的GDP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同样很高。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堪称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
在上述的高速增长之后，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后轮到美国、德国和日本，现在中国获得了这个称号。
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过去的近40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李约瑟现在重新思考中国未来前景的相关问题，我们会有新的“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后蓬勃发展？
答案非常简单，中国在1978年之后如此迅速的发展得益于后来者优势。经济发展意味着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何做到这一点？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说，需要现有的产业内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新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可以将劳动力和各种资源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成为可能。
对于先进的高收入国家，自从工业革命之后，他们的技术与产业已经位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发明。产业升级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发明新产业。发明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并面临极大风险。
对想要提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它们会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共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的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7%或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中国在1978年之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员。所以，基于对工业革命的理解，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意味着技术和产业的差距。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差距所给予的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后来者优势，那它们就能迅速发展。
为何在1978年之前发展缓慢？
在1978年之前，后来者优势已经存在百年之久。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差距就一直存在并逐渐增大。在18世纪初，中国经济仍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后来者优势应该一直存在，但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前没能从中获利？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中国主动放弃了这种优势。
自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取得政治独立。当时的民族抱负是尽快追赶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先进的产业都有专利保护，想要引进必须得付出高额的专利费。但实际上，因为那些产业与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想支付专利费，发达国家也不会出售。所以中国想要发展这样的产业，就必须自己发明，因而，放弃了后来者优势。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资本极端短缺的农业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本的成本，在资本短缺的中国投资成本会比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高出很多，这些产业内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无法靠市场的力量自发发展起来，政府需要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并且靠对市场的干预和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才能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然而，这种发展方式即使使得中国能够在19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但中国整体的发展效率很低。
1978年，中国改变了发展策略，开始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形成了竞争优势，占领了国内国际市场，积累了资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在产业和技术升级中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因此，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这个分析又引出了另一个难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什么社会性质的国家，都采用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的方式，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大规模的资本密集产业。他们同样没能利用后来者优势，也因为低效的政府干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它们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盛行的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差的原因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它们没有高收入国家所具备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受保护的产权。所以，为建设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提升经济表现，当时提出的建议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同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财政稳定化来取消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很多国家遵循这种转型策略，但造成的却是其经济的崩溃、停滞和频繁的危机。
发展中国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表现比它们在六七十年代更为糟糕，年平均增长率更低，危机的发生频率也变得更高。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因为新自由主义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是为了保护资本密集型产业里，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如果把所有的保护补贴取消掉，这些企业无法存活，只能破产。如果政府听任企业破产，就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不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發展经济？而且，有些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与军事和国防息息相关，即使在企业私有化以后，为了国防安全，例如当今的俄罗斯，政府也不会允许此类企业破产。 所以，私有化之后，政府会继续保护补贴这些企业。当这些企业归国家所有时，企业管理人是政府雇员。为了获得补贴，他们会游说政府官员，“你们给我的补贴，并不是你们自己的钱，这是国家的钱，为何不多给我一些，我们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给你设个账户，把钱分给你？”这就是发生在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的情况，寻租腐败的现象比转型前严重，效率比转型前低。新自由主义出发点是好的，但带来的结果却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那么，中国是如何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中国采用了不同的转型策略：双轨渐进转型。中国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给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点工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保护补贴，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起初，中国的基础建设十分落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要在国际市场中成为竞争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可是，要同时在全国把基础设施建设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在这些区域内把基础设施建设好。
一开始，中国存在大量的扭曲，营商环境十分糟糕，政府就在经济特区、工业园区里推行一站式服务。如果看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中国营商环境在世界上的排名靠后，但是，对在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内投资、经营的企业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则在世界排名前列。在这种渐进的双轨制下，中国维持了稳定，并有效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取得了强劲的经济发展。这就是不同的转型战略带来的不同的转型表现。
现在我想说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采用“休克疗法”，并且，认为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事后看来，原来认为最好的方式成为最差的方式，最差的方式却成为最佳的方式。
中国为经济快速增长付出的代价
由于传统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政府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产生了经济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举个例子，传统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它们来说，资本成本最为重要。转型之初，中国是资本匮乏的经济体。政府如何补贴这些产业？其中一种资助的方式是利用大型银行和股市将廉价资金配置给资本密集型企业。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八九十年代，资本密集型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对其进行保护补贴属于雪中送炭，对维持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属于实事求是的做法。但是，在维持了将近40年的GDP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2016年，资本在中国已经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原来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备自生能力。这些企业只要管理得当，就会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保护补助的性质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
当然，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希望得到这种特权。对社会来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他们付出政治和社会代价。改革应该与时俱进，需要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为了保护补贴资本密集型企业而采取的对市场的干预取消掉。中国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要中国能做到这点，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铲除贪污腐败，并最终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根据前述的分析，这取决于中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如何衡量技术差距？最好的方法是观察人均GDP的差距。因为人均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它反映了技术的平均水平。
据安格斯·麦迪森发表的到2008年为止的历史统计数据，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21%。这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7年的韩国相同。这三个东亚经济体都属于前面提到的二战以后13个实现了长达25年或更长、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经济体。这三个东亚经济体在人均GDP为美国的21%的基础上，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了持续20年8%到9%的年均增长率，那就意味着从后来者优勢的视角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从现在起，到2028年之前，中国仍有10多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但是，潜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中国需要在内深化改革，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消除掉，也需要看全球经济的外部环境，后者并非中国自己能掌控。
自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并有可能长期增长低迷。但是，只要中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会在今后的10年内保持至少6%的增长率。6%的增长率意味着什么？6%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每年都会向世界经济贡献约1%的增长率。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约为3%。中国每年会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0%左右。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中国依旧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本文系林毅夫教授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的演讲内容。来源：经济学家圈）
在上述的高速增长之后，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后轮到美国、德国和日本，现在中国获得了这个称号。
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过去的近40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李约瑟现在重新思考中国未来前景的相关问题，我们会有新的“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后蓬勃发展？
答案非常简单，中国在1978年之后如此迅速的发展得益于后来者优势。经济发展意味着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何做到这一点？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说，需要现有的产业内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新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可以将劳动力和各种资源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成为可能。
对于先进的高收入国家，自从工业革命之后，他们的技术与产业已经位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发明。产业升级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发明新产业。发明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并面临极大风险。
对想要提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它们会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共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的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7%或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中国在1978年之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员。所以，基于对工业革命的理解，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意味着技术和产业的差距。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差距所给予的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后来者优势，那它们就能迅速发展。
为何在1978年之前发展缓慢？
在1978年之前，后来者优势已经存在百年之久。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差距就一直存在并逐渐增大。在18世纪初，中国经济仍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后来者优势应该一直存在，但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前没能从中获利？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中国主动放弃了这种优势。
自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取得政治独立。当时的民族抱负是尽快追赶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先进的产业都有专利保护，想要引进必须得付出高额的专利费。但实际上，因为那些产业与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想支付专利费，发达国家也不会出售。所以中国想要发展这样的产业，就必须自己发明，因而，放弃了后来者优势。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资本极端短缺的农业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本的成本，在资本短缺的中国投资成本会比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高出很多，这些产业内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无法靠市场的力量自发发展起来，政府需要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并且靠对市场的干预和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才能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然而，这种发展方式即使使得中国能够在19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但中国整体的发展效率很低。
1978年，中国改变了发展策略，开始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形成了竞争优势，占领了国内国际市场，积累了资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在产业和技术升级中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因此，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这个分析又引出了另一个难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什么社会性质的国家，都采用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的方式，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大规模的资本密集产业。他们同样没能利用后来者优势，也因为低效的政府干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它们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盛行的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差的原因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它们没有高收入国家所具备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受保护的产权。所以，为建设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提升经济表现，当时提出的建议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同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财政稳定化来取消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很多国家遵循这种转型策略，但造成的却是其经济的崩溃、停滞和频繁的危机。
发展中国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表现比它们在六七十年代更为糟糕，年平均增长率更低，危机的发生频率也变得更高。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因为新自由主义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是为了保护资本密集型产业里，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如果把所有的保护补贴取消掉，这些企业无法存活，只能破产。如果政府听任企业破产，就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不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發展经济？而且，有些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与军事和国防息息相关，即使在企业私有化以后，为了国防安全，例如当今的俄罗斯，政府也不会允许此类企业破产。 所以，私有化之后，政府会继续保护补贴这些企业。当这些企业归国家所有时，企业管理人是政府雇员。为了获得补贴，他们会游说政府官员，“你们给我的补贴，并不是你们自己的钱，这是国家的钱，为何不多给我一些，我们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给你设个账户，把钱分给你？”这就是发生在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的情况，寻租腐败的现象比转型前严重，效率比转型前低。新自由主义出发点是好的，但带来的结果却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那么，中国是如何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中国采用了不同的转型策略：双轨渐进转型。中国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给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点工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保护补贴，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起初，中国的基础建设十分落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要在国际市场中成为竞争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可是，要同时在全国把基础设施建设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在这些区域内把基础设施建设好。
一开始，中国存在大量的扭曲，营商环境十分糟糕，政府就在经济特区、工业园区里推行一站式服务。如果看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中国营商环境在世界上的排名靠后，但是，对在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内投资、经营的企业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则在世界排名前列。在这种渐进的双轨制下，中国维持了稳定，并有效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取得了强劲的经济发展。这就是不同的转型战略带来的不同的转型表现。
现在我想说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采用“休克疗法”，并且，认为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事后看来，原来认为最好的方式成为最差的方式，最差的方式却成为最佳的方式。
中国为经济快速增长付出的代价
由于传统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政府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产生了经济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举个例子，传统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它们来说，资本成本最为重要。转型之初，中国是资本匮乏的经济体。政府如何补贴这些产业？其中一种资助的方式是利用大型银行和股市将廉价资金配置给资本密集型企业。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八九十年代，资本密集型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对其进行保护补贴属于雪中送炭，对维持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属于实事求是的做法。但是，在维持了将近40年的GDP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2016年，资本在中国已经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原来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备自生能力。这些企业只要管理得当，就会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保护补助的性质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
当然，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希望得到这种特权。对社会来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他们付出政治和社会代价。改革应该与时俱进，需要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为了保护补贴资本密集型企业而采取的对市场的干预取消掉。中国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要中国能做到这点，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铲除贪污腐败，并最终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根据前述的分析，这取决于中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如何衡量技术差距？最好的方法是观察人均GDP的差距。因为人均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它反映了技术的平均水平。
据安格斯·麦迪森发表的到2008年为止的历史统计数据，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21%。这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7年的韩国相同。这三个东亚经济体都属于前面提到的二战以后13个实现了长达25年或更长、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经济体。这三个东亚经济体在人均GDP为美国的21%的基础上，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了持续20年8%到9%的年均增长率，那就意味着从后来者优勢的视角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从现在起，到2028年之前，中国仍有10多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但是，潜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中国需要在内深化改革，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消除掉，也需要看全球经济的外部环境，后者并非中国自己能掌控。
自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并有可能长期增长低迷。但是，只要中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会在今后的10年内保持至少6%的增长率。6%的增长率意味着什么？6%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每年都会向世界经济贡献约1%的增长率。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约为3%。中国每年会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0%左右。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中国依旧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本文系林毅夫教授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的演讲内容。来源：经济学家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