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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担任欧盟贸易委员期间（2004年到2008年），曾花大量时间处理欧中贸易关系，探索如何扩大、增强双方经贸关系，以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2008年我卸任时，想必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一场大规模的全球经济危机正蓄势待发，更想象不到这场危机会给中国和欧洲这两个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
眼下，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充其量才走了一半路程，而中国正经历领导层换届。这两件事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将决定下一阶段的欧中关系，需要密切关注并加强相互了解。归根结底，能使中国和欧盟走到一起的，是对可持续增长的追求。双方间贸易和投资往来则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风云变幻、起伏动荡，最大的挑战就是维护欧中彼此间的信任。
向欧洲民众阐明中国企业的抱负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稳步上升。初始投资的目的是寻找能源和自然资源，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补给，投资触角一般伸向发展中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在欧洲等发达市场的投资，也从很低的基数上平稳起步并快速增加，包括积累资产、新建投资和置换投资等。目前中国企业在欧洲27个国家都有投资，涉及公用事业、汽车和机械制造业、化学药品、可再生能源技术和金融服务等广泛领域。虽然总投资额中少数大宗交易占据主要地位，比如沃尔沃（Volvo）和吉利（Geely）的并购案，但从数量上来说，却是小企业之间的交易居多——它们往往是彼此认识、相互信任的昔日贸易伙伴，为了加强关系而达成交易。
然而，人们易于高估这股上升势头。在全球对外投资存量中，中国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0.3％上升到2011年的1.7％。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存量中仍然只占2％左右。与欧盟和美国自2000年以来的对外投资存量相比，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虽然潜力巨大，但规模仍然很小。不过，毋庸置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速。尽管危机肆虐，但中国投资者和企业仍有许多机会。
在没有现金流和买家的情况下，欧洲企业在过去5年里面临着真正的困难。欧洲的企业很优秀，它们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制造业经验、创新和创造力。这些对中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企业不仅在寻找机会打入海外市场，也希望由此增强角逐国内市场的能力。这已经不再只是在海外设点或者业务外包的问题。随着投资增加和全球供应链发展，中国的竞争模式也在演变。
尽管如此，中国的新投资在欧洲引起的反应，却可能是复杂且经常充满矛盾的。由于民众信心下滑、经济增长状况令人担忧以及欧洲资本市场严重受创，欧洲各国政府对中国投资翘首以盼。相比之下，欧洲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却比较含混。欧洲人不像一些美国人那样担心中国成为自己在军事或政治上的对手，他们所担心的是中国进口商品带来的竞争、外资所有权蕴含的常见风险、就业减少以及生计受到影响。随着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逐步攀升——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往往凭借自身的优势或控股地位对此提供支持——他们往往被认为给欧洲企业和欧洲政府带来了进一步的竞争威胁。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正面看待这样的挑战。
为此，阐明中国企业的抱负并让欧洲民众清晰了解它们的身份、动机和目的将是关键，这关系到欧洲等发达市场能否顺利接纳它们，以及欧洲能否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感到放心。诸多长期研究成果和坊间流传的故事已经开始印证以下事实：拉动中国对外投资增长的并非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战略性收购，而是动机大体上相同的企业商业行为。企业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和拓展品牌发展：例如进入新市场以实现多元化、获得新技术和新品牌、掌握新的管理技能。然而，由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中以国有企业的规模最大（但绝对不是最多），它们成为欧洲媒体报道和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得到政府支持的行业巨擘，它们的动机经常引来猜疑的目光。因此，中国企业应当采取妥当方式，多做使欧洲民众增信释疑的工作。
收购之外，更要建立起均衡的商业合作关系
要化解猜疑，就有必要说明，即使得到政府某种形式的支持，中国企业除了收购之外，也在日益寻求建立平稳均衡的商业合作关系。投资并购的目的在于收入多样化，而不是控制权，这一点需要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英国，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已持有一家公用事业企业——泰晤士水务（Thames Water）的股份，也就是将入股拥有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的公司。当大家都在慎重考量在核电领域中国投资的作用时，双方政府和私营部门却已在讨论基建项目的相关投资。华为（Huawei）等中国公司正在欧洲投资建设自己的研发中心，以利用我们在教育和科学基础领域的优势来完善它们自身的业务，并扩大他们在5.5亿欧洲消费者市场中的份额。
同样的故事在欧洲各地举目皆是。以医疗保健为例，利用欧洲在医药领域的优势和国家医疗保健体系，可以满足中国的医疗保健需求。在欧洲市场上发展起来的技能可为中国公司所用，因为它们希望满足中国逐渐老龄化人口的需要与期望。此外，在绿色或生物科技等轻工业制造领域，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各地亦是屡见不鲜：长期贸易伙伴携手创办起了合资企业，以期在中国和欧洲市场能够沿着共同的足迹发展。罗地亚（Rhodia）和中国蓝星（Bluestar）在本世纪初开始合作生产有机硅，七年后蓝星收购了罗地亚有机硅业务。如今蓝星有机硅公司（Bluestar Silicones）已成为有机硅领域的世界领先企业，并且是中国在法国最大的直接投资项目。2011年，重庆轻纺（Chongqing Light Industry）之所以有信心通过收购使萨固密集团（Saargummi）摆脱破产命运，就是因为早在2006年，两家企业就成立了合资企业，展开各种合作。
然而，在充满各种机会的同时，教训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判断失误的背景下达成合资协议，要么是私人关系不够密切，要么是对法规和劳工关系缺乏了解。欧洲企业用了20年时间，试图摸索清楚中国的商业机会和文化等。同样，中国企业也需要时间做好准备，以正确评估自己试图获取的商业机会的真正性质。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欧洲各国、各行业的态度各不相同，而各国在政治、劳工关系和媒体等领域的情况也千差万别。
今后欧中关系还将经历许多小型贸易风暴
下一阶段的欧中关系，要求我们进一步发展商业联系、增强政治敏锐性以增加双方往来的持续性。显而易见，今后欧中关系必将经历许多小型贸易风暴。欧中贸易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关税，而是法规、许可证和非正式的惯例等方面更为顽固的壁垒。破除这些贸易和投资壁垒，需要双方在未来许多年里不断增强信心和信任。实际情况中，很难出现那种单纯明朗的案例，至少双方利益就不容易划割界定。中国和欧洲已经构成一种“供应链式经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很少是简单明了的。我们在生产和双边贸易上的密切关联性，意味着保护主义几乎总会损害到双方的总体利益。
仅仅认识这些问题还阻止不了争端，而争端的理由往往非常充足。当前的光伏“贸易战”很可能只是一个开端，继此之后，一系列围绕敏感技术领域所谓补贴或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对抗将接踵而来。我在上文中提到，伴随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上升而引发的极端敏感性，将使新产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使政策制定者更加坚定检验中国某些产业政策是否违反世贸（WTO）规则的决心。从近期情况判断，中国将会采取报复措施，发起类似诉讼作为回应。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只是中欧经济关系不断加强中产生的副作用，不能说明双边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能够建设性地处理这些问题，就说明我们的双边关系在不断走向成熟。对世贸申诉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并不总是适用这种情形。重要的是确保贸易争端不要变得过度政治化，不要危害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或许有些迟了，但欧洲人终于开始认识到，今后欧洲在投资以及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的繁荣与中国息息相关。然而，欧洲至少从表面上拥有相对开放和透明的领域，欧洲许多人认为，中国和中国公司仍然令人無法捉摸，至少不少外行人就持有这种观念。不管这种观念正确与否（或多或少是正确的）都无关紧要。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采取行动克服这种观念。一方面要靠经验的积累：随着中欧合资企业的成功案例以及中国在欧洲的成功投资案例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上述认识。另一方面，也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阐明“走出去”对中国的意义，减轻欧洲方面的忧虑。后者应成为中国新领导层的优先工作之一。这是保证欧中关系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眼下，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充其量才走了一半路程，而中国正经历领导层换届。这两件事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将决定下一阶段的欧中关系，需要密切关注并加强相互了解。归根结底，能使中国和欧盟走到一起的，是对可持续增长的追求。双方间贸易和投资往来则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风云变幻、起伏动荡，最大的挑战就是维护欧中彼此间的信任。
向欧洲民众阐明中国企业的抱负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稳步上升。初始投资的目的是寻找能源和自然资源，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补给，投资触角一般伸向发展中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在欧洲等发达市场的投资，也从很低的基数上平稳起步并快速增加，包括积累资产、新建投资和置换投资等。目前中国企业在欧洲27个国家都有投资，涉及公用事业、汽车和机械制造业、化学药品、可再生能源技术和金融服务等广泛领域。虽然总投资额中少数大宗交易占据主要地位，比如沃尔沃（Volvo）和吉利（Geely）的并购案，但从数量上来说，却是小企业之间的交易居多——它们往往是彼此认识、相互信任的昔日贸易伙伴，为了加强关系而达成交易。
然而，人们易于高估这股上升势头。在全球对外投资存量中，中国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0.3％上升到2011年的1.7％。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存量中仍然只占2％左右。与欧盟和美国自2000年以来的对外投资存量相比，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虽然潜力巨大，但规模仍然很小。不过，毋庸置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速。尽管危机肆虐，但中国投资者和企业仍有许多机会。
在没有现金流和买家的情况下，欧洲企业在过去5年里面临着真正的困难。欧洲的企业很优秀，它们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制造业经验、创新和创造力。这些对中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企业不仅在寻找机会打入海外市场，也希望由此增强角逐国内市场的能力。这已经不再只是在海外设点或者业务外包的问题。随着投资增加和全球供应链发展，中国的竞争模式也在演变。
尽管如此，中国的新投资在欧洲引起的反应，却可能是复杂且经常充满矛盾的。由于民众信心下滑、经济增长状况令人担忧以及欧洲资本市场严重受创，欧洲各国政府对中国投资翘首以盼。相比之下，欧洲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却比较含混。欧洲人不像一些美国人那样担心中国成为自己在军事或政治上的对手，他们所担心的是中国进口商品带来的竞争、外资所有权蕴含的常见风险、就业减少以及生计受到影响。随着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逐步攀升——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往往凭借自身的优势或控股地位对此提供支持——他们往往被认为给欧洲企业和欧洲政府带来了进一步的竞争威胁。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正面看待这样的挑战。
为此，阐明中国企业的抱负并让欧洲民众清晰了解它们的身份、动机和目的将是关键，这关系到欧洲等发达市场能否顺利接纳它们，以及欧洲能否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感到放心。诸多长期研究成果和坊间流传的故事已经开始印证以下事实：拉动中国对外投资增长的并非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战略性收购，而是动机大体上相同的企业商业行为。企业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和拓展品牌发展：例如进入新市场以实现多元化、获得新技术和新品牌、掌握新的管理技能。然而，由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中以国有企业的规模最大（但绝对不是最多），它们成为欧洲媒体报道和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得到政府支持的行业巨擘，它们的动机经常引来猜疑的目光。因此，中国企业应当采取妥当方式，多做使欧洲民众增信释疑的工作。
收购之外，更要建立起均衡的商业合作关系
要化解猜疑，就有必要说明，即使得到政府某种形式的支持，中国企业除了收购之外，也在日益寻求建立平稳均衡的商业合作关系。投资并购的目的在于收入多样化，而不是控制权，这一点需要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英国，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已持有一家公用事业企业——泰晤士水务（Thames Water）的股份，也就是将入股拥有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的公司。当大家都在慎重考量在核电领域中国投资的作用时，双方政府和私营部门却已在讨论基建项目的相关投资。华为（Huawei）等中国公司正在欧洲投资建设自己的研发中心，以利用我们在教育和科学基础领域的优势来完善它们自身的业务，并扩大他们在5.5亿欧洲消费者市场中的份额。
同样的故事在欧洲各地举目皆是。以医疗保健为例，利用欧洲在医药领域的优势和国家医疗保健体系，可以满足中国的医疗保健需求。在欧洲市场上发展起来的技能可为中国公司所用，因为它们希望满足中国逐渐老龄化人口的需要与期望。此外，在绿色或生物科技等轻工业制造领域，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各地亦是屡见不鲜：长期贸易伙伴携手创办起了合资企业，以期在中国和欧洲市场能够沿着共同的足迹发展。罗地亚（Rhodia）和中国蓝星（Bluestar）在本世纪初开始合作生产有机硅，七年后蓝星收购了罗地亚有机硅业务。如今蓝星有机硅公司（Bluestar Silicones）已成为有机硅领域的世界领先企业，并且是中国在法国最大的直接投资项目。2011年，重庆轻纺（Chongqing Light Industry）之所以有信心通过收购使萨固密集团（Saargummi）摆脱破产命运，就是因为早在2006年，两家企业就成立了合资企业，展开各种合作。
然而，在充满各种机会的同时，教训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判断失误的背景下达成合资协议，要么是私人关系不够密切，要么是对法规和劳工关系缺乏了解。欧洲企业用了20年时间，试图摸索清楚中国的商业机会和文化等。同样，中国企业也需要时间做好准备，以正确评估自己试图获取的商业机会的真正性质。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欧洲各国、各行业的态度各不相同，而各国在政治、劳工关系和媒体等领域的情况也千差万别。
今后欧中关系还将经历许多小型贸易风暴
下一阶段的欧中关系，要求我们进一步发展商业联系、增强政治敏锐性以增加双方往来的持续性。显而易见，今后欧中关系必将经历许多小型贸易风暴。欧中贸易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关税，而是法规、许可证和非正式的惯例等方面更为顽固的壁垒。破除这些贸易和投资壁垒，需要双方在未来许多年里不断增强信心和信任。实际情况中，很难出现那种单纯明朗的案例，至少双方利益就不容易划割界定。中国和欧洲已经构成一种“供应链式经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很少是简单明了的。我们在生产和双边贸易上的密切关联性，意味着保护主义几乎总会损害到双方的总体利益。
仅仅认识这些问题还阻止不了争端，而争端的理由往往非常充足。当前的光伏“贸易战”很可能只是一个开端，继此之后，一系列围绕敏感技术领域所谓补贴或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对抗将接踵而来。我在上文中提到，伴随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上升而引发的极端敏感性，将使新产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使政策制定者更加坚定检验中国某些产业政策是否违反世贸（WTO）规则的决心。从近期情况判断，中国将会采取报复措施，发起类似诉讼作为回应。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只是中欧经济关系不断加强中产生的副作用，不能说明双边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能够建设性地处理这些问题，就说明我们的双边关系在不断走向成熟。对世贸申诉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并不总是适用这种情形。重要的是确保贸易争端不要变得过度政治化，不要危害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或许有些迟了，但欧洲人终于开始认识到，今后欧洲在投资以及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的繁荣与中国息息相关。然而，欧洲至少从表面上拥有相对开放和透明的领域，欧洲许多人认为，中国和中国公司仍然令人無法捉摸，至少不少外行人就持有这种观念。不管这种观念正确与否（或多或少是正确的）都无关紧要。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采取行动克服这种观念。一方面要靠经验的积累：随着中欧合资企业的成功案例以及中国在欧洲的成功投资案例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上述认识。另一方面，也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阐明“走出去”对中国的意义，减轻欧洲方面的忧虑。后者应成为中国新领导层的优先工作之一。这是保证欧中关系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