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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拉，全名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女，1997年7月12日出生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一个普什图穆斯林教育工作者的家庭，是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斯瓦特县明戈拉城的一名学生。2014年10月10日，因“为受剥削的儿童及年轻人、为所有孩子的受教育的权利抗争”，与凯拉什·萨蒂亚尔希共同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为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
——编者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对学生们来说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我号称“小书虫”，感觉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事。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里，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对女孩子们来说，这道门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去往专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这所学校是父亲在我出生前创建的，我们头顶的墙上用红白两色颜料骄傲地漆着“胡沙尔学校”。我十五岁，上九年级，每周有六天要来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一起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用英文格言诸如“欲速则不达”等写故事，或是画人体血液循环图——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威胁。然而，在学校的围墙外，还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认为女孩是不应受教育的人。
这天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要考试，我们可以九点去上学，比平时晚一个小时。我很喜欢这样，因为可以不用早起。
我的房间是长方形的，位于我们家房屋的最前面。房间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橱柜。这个橱柜是用我在为河谷地区争取和平和女性受教育权利时获得的部分奖金购买的。其中的几格架子上，放满了我在班上得到第一名时获得的金色塑料奖杯和奖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第一名，仅有的两次失手是被班上的对手玛尔卡·努尔打败。但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会让此事重演。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我开始搭校车，是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去年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穿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和恐怖分子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在每晚临睡前检查门锁好了没有，而且也开始向真主祷告，询问人死后会怎样。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无话不谈。莫妮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尚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她告诉别人说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们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从事除医生或教师以外的职业。而我却不同，我从未隐瞒自己想当医生，或想当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莫妮巴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可我总是安慰她：“别担心！塔利班从没有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校车突然被截停了。我们停在离检查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
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司机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访，甚至还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拦在路边的。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的方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那个男人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
朋友们后来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
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我的长发已被鲜血染满，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
（选自《齐鲁周刊》 2014年第41期，本刊有改动）
——编者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对学生们来说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我号称“小书虫”，感觉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事。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里，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对女孩子们来说，这道门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去往专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这所学校是父亲在我出生前创建的，我们头顶的墙上用红白两色颜料骄傲地漆着“胡沙尔学校”。我十五岁，上九年级，每周有六天要来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一起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用英文格言诸如“欲速则不达”等写故事，或是画人体血液循环图——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威胁。然而，在学校的围墙外，还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认为女孩是不应受教育的人。
这天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要考试，我们可以九点去上学，比平时晚一个小时。我很喜欢这样，因为可以不用早起。
我的房间是长方形的，位于我们家房屋的最前面。房间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橱柜。这个橱柜是用我在为河谷地区争取和平和女性受教育权利时获得的部分奖金购买的。其中的几格架子上，放满了我在班上得到第一名时获得的金色塑料奖杯和奖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第一名，仅有的两次失手是被班上的对手玛尔卡·努尔打败。但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会让此事重演。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我开始搭校车，是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去年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穿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和恐怖分子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在每晚临睡前检查门锁好了没有，而且也开始向真主祷告，询问人死后会怎样。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无话不谈。莫妮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尚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她告诉别人说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们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从事除医生或教师以外的职业。而我却不同，我从未隐瞒自己想当医生，或想当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莫妮巴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可我总是安慰她：“别担心！塔利班从没有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校车突然被截停了。我们停在离检查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
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司机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访，甚至还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拦在路边的。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的方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那个男人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
朋友们后来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
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我的长发已被鲜血染满，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
（选自《齐鲁周刊》 2014年第41期，本刊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