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侧重写“场”，侧重写“官”，即场中人物。我更关注的是这一“场”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

　　傅小平：到目前为止你的创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还是学界所谓的“新官场小说”系列。无论传统还是当前，写官场的小说并不鲜见，比如晚清、民国以来的谴责小说，比如当下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写的反腐小说。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你怎么看待自己在这方面的创作？
　　杨少衡：我近几年写的中篇小说几乎都以官员为主人公，这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熟悉领域有关。我对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小说挺喜欢，印象最深的是其嘲讽描绘。你提到的当下几位作家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他们对我确有影响。我觉得他们把一个读者愿意了解的领域展现给读者了，我可以跟他们做同一件事，同时应当也可以写得与他们有所不同。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注目点是人物，这一场合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这一领域故事可以有多种侧重，你可以侧重于“场”，也可以侧重其“官”，即场中人物。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后者，因此曾自称不是写官场，是写官员。我试图把这里边的人物写得真切可感，不流于概念和脸谱化。这与其他作家处理其他领域人物时面对的情况没有太大区别。同样写农民工，你可以写得有如模子倒的，也可以写得自有个性。
　　傅小平：总体看来，你写多数官场中人，都写出了他们鲜活的个性。在你的新官场小说系列中，学界普遍认为《林老板的枪》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是你的小说中被谈论得最多的。可否谈谈这部小说写作的缘起及过程。
　　杨少衡：《林老板的枪》缘于我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该朋友到县里当书记，到任之初恰逢春节，县里一位农民企业家派人送来红包，包有一万元。该朋友为人严谨，即婉拒，让来人把红包取回。隔日，县里宴请企业界名流，那位企业家在敬酒时表示不满，称书记不给面子，时人已半醉。后忽然不见人，不久有冲锋枪声自院后空地砰砰响起。座中人偷偷告诉他，那企业主颇好武，曾当众从一麻袋里拖出一把冲锋枪。我这位朋友把故事告诉我，我觉得有东西，透过时下基层官员与私营企业主间的关联与互动，可以表现人物，也能感觉权力结构的某种变化，因此写了该小说。
　　傅小平：看来你小说写得戏剧性，也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尼古丁》这篇小说也显得比较特别，感觉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某种困惑。
　　杨少衡：《尼古丁》写作中的困惑，主要是自己情感取向的矛盾。这小说的两个人物都很執着，一个看住一片红树林，一个看住一个围海项目。我力图尽量设身处地为他们各自着想，表达各自的道理，结果让自己左右为难，难以取舍。最后主人公之一葬身大海，另一个泪流满面。理智上我要红树林，感情上则偏向那位死者。这可能就是你感觉到的作者的困惑。
　　傅小平：从我最直观的阅读看，你的小说叙述有三个独特的地方，一是叙述视角的把握，在《钓鱼过程》中，你让小说主人公现身说法，类似的小说你大多使用全知视角叙述；二是你善于使用意象，比如枪、比如钓鱼、比如尼古丁等，让人过目难忘；三是你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有自己的人生哲学，这很符合官场中人的特点。你的优长之处在于能抓住其中一两句格言，就让一个人物的形象呼之欲出。不妨可以结合这些特点，谈谈你一般是怎么构思人物？
　　杨少衡：我写小说时喜欢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讲述者，我要把某个故事某个人物告诉你，我得设法讲得有趣，让你能跟着我走，听下去。我倾向于用这种叙述视角来完成小说，这种角度让我感觉比较自由，这是一种个人习惯和偏好。我也很喜欢读其他视角写作的小说，但是自己一用就觉得不顺手，踩不到点，所以到头来总是还走自己的老路。我觉得一个合适的意象确实有特殊作用，能有助于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也揭示和丰富作品中的人物。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叫《金粉》，构思时比较混杂，想装入一些东西，把自己印象中的几个人物的相关片段组合在一起，但是总觉得乱，不知道从何入手。后来想起我的家乡一句俗语，叫“粉得擦在脸上”，忽然就觉得有了。我把这句话反向改造了一下，叫“有时候就得把粉擦在屁股上”。为什么这么讲，什么道理？叙述和故事从此展开，感觉很顺手。我体会，有时小说构思的要点是找一个叙述角度，或者一句话，或者一个意向，找到它小说就呼之欲出了。
　　傅小平：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获得写作素材不是多大的问题。但当下确实有很多作家陷入缺乏写作素材的困境中。照一些批评家的说法，就是从前不成问题的“写什么”的问题，现在成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作为一个侧重从日常生活经验切入写作的作家，对此，你有何感触？
　　杨少衡：我觉得作家生活经验同化的情况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似乎不必太介意。这些人不行了，会有另一些人出来。这大概是一种机制、一种自然规则。批评家谈到的“写什么”问题，似乎更多的像是一种警告。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感到每个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之后都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之所以写作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同样的生活体验也能有不同的感受和表达。如果说某一些作家表现苍白贫乏，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充分领悟自己的生活，不知道其中什么可以表现，怎么表现，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这方面我有体会。我有二十余年的机关工作经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我所经历的所谓文山会海迎来送往没有什么意义，是一种无法表现的生活。到了一定的时候，忽然明白了，其实这也是财富。我写过一个中篇叫《秘书长》，写一个机关“老秘”在官场规则里游刃有余，这人在会议室里翻开笔记本认真记录，做一副异常虔诚悉心聆听领导重要讲话之状，其实是在本上胡乱涂抹，写他的所谓格言或做对联。以前让我觉得十分乏味的一些机关景象在小说里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所谓“处处有生活”自有其道理，你经历的东西都是你的财富，主要是怎么发现它的价值。 　　傅小平：曾听过作家毕飞宇的一次讲座。他提到影响自己写作的三个因素：经验、情感、愿望。这个提法以我看有些道理。经验对你来说恐怕不是问题。写作通常需要一个情感上的诱因，在你的写作中是怎么体现的？
　　杨少衡：写作真是需要情感诱因，有时候一个小说就是因为你被一个什么东西突然打动，然后就有了。前几年，我有一个中篇发在《收获》，叫《猴有一个梦想》，写一个机关中层干部为了谋求前途误杀情妇并分尸抛尸事件。小说取材于我省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件，但是知道该故事后并没有让我产生写作的冲动，看到案件报道时没太当回事，因为时下报刊里不乏类似东西，浏览时多半只满足于猎奇。后来我参加一次同学聚会，遇到一位当交警官员的老同学，酒席间老同学讲起该分尸抛尸案，绘声绘色，说案犯的心理素质超乎常人，杀人后竟然细致分尸，每一个尸块都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用绳子系上，包装得每一个棱角笔直，系绳也是横平竖直，弄得一大包尸块有如艺术品，然后才开车抛尸。有一农民在高速公路下拾得一包，以为是什么宝贝，匆忙抱回家中。等等。该同学的描绘一下子把我打动了，忽然就很感慨，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意，要探究一下这个人的生活和心灵状况，于是就写了那个小说。我在写作时表达意愿的感觉比较强烈，我把它叫做“想法”，我觉得它是小说的眼，点出来了，小说才能活。如上述那篇小说，我想表达的是人的理想应当有别于猴子的理想，人性不能沦于兽性。

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很少有谁总是一帆风顺。他们在不顺时讲的话尤其真切，特别让人回味。

　　傅小平：就我的阅读所及，类似写官场的小说，读到结局大多都能让人感受到正义战胜邪恶的快感。读者藉此在沉重的现实之外，体味着想象性的慰藉。读你的小说却不是这样，给人更多人生无常的痛感。你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都在逼近个人政治生涯巅峰的时候，突然转入人生的低谷，要么功亏一篑，要么意外死亡。这样的情节设计，应该比较贴近你的观察，并且传达出你对人生的某种看法吧。
　　杨少衡：我觉得自己比较倾向于用温和的方式接近生活，笔调也总想轻松一些，似乎没想让笔下人物过得那般沉重。但是你一说起，回想一下，果然不错，笔下有不少人物结局于痛苦。怎么会这样？自我分析一下，这可能因为如前所述，我的重点在人物。任何人脱不了生老病死，再怎么高官显贵，在这一基本点上与他人无异。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很少有谁总是一帆风顺。有的前揚后抑，有的前抑后扬。他们顺的时候和不顺的时候说的话往往很不一样，不顺时讲得尤其真切，特别让人回味。这种感受可能不自觉地影响了我的写作，所以才会让你有那样的感觉。
　　傅小平：写所谓官场小说通常会面对一个难题。强化了批判立场，往往会弱化了艺术品质。开掘人的复杂性，过于注重小说的艺术品质，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弱化了批判立场。有人对你在艺术品质上的追求做出了肯定，对你弱化批判立场的倾向则表示了担忧，你自己怎么看？
　　杨少衡：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的作品涉及了不少社会现实内容，其中也有针砭，但是多点到为止，没有着力强化。去年我写过一个中篇叫《祝愿你幸福平安》，里边有个因腐败案终被判刑十年的基层官员。这本是一个反腐题材小说，我绕开了，换一个位置，从该官员的妻子角度去写，写她的一种恐惧，对其丈夫是否真的涉嫌贪污和情色的恐惧。我自己觉得是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表现角度，却有朋友批评，说我弱化了应有的批判立场。我想朋友的看法不无道理，如此选择可能因为我自身的局限。每一个作家都有其局限，与其生活经历学识认知都有关系。我觉得我的局限并不妨碍我在一个范围里尽量发挥，努力写好一点。我感到这个空间依然很大。批判立场强的有好作品，也可能写得很一般，同样，注重另一侧面的也可能写出好作品，也可能写得很一般。不管哪一类，都能争取写得好一点。
　　傅小平：前些年，学界有过一种说法，说你制造了杨少衡现象。这个所谓现象大概有两层意思。你推出了新官场小说，并理所当然地成了其中的代表作家；另一方面，你置身官场又能跳出官场。在当下流行的“官员写作”中独辟蹊径，写出了“官场小说”的新境界。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独到的心得体会？
　　杨少衡：我举自己的一个作品为例：今年初我在《收获》发了一个中篇《俄罗斯套娃》，写一个被边缘化的机关官员参加团组访问俄罗斯之前，因朋友关系卷入一起腐败案件，使他的俄罗斯之行分外痛苦。该小说素材得自两个方面，一是去年6月我参加北京文学杂志社组织的作家团组到俄罗斯去了十余日，感受其风光、现状，也领略了俄罗斯小偷的厉害。第二方面是几年前的一个经历：我的一位朋友被举受贿，另一朋友得知消息，要我设法予以提醒劝导。我把这两件事组合成一个小说。举这个例子想表明我写这类小说的心得，一是正面触及。对官员受贿、暗箱动作、小圈子非组织活动等问题，不可能回避，写这个领域总是得碰。二是把握分寸。这小说不以办案过程为主线，而以人物为主要视点。也不把人物漫画化极端化，从其复杂性方面加以把握。三是表达意愿。小说有一句话叫做：“阳光是个啥？”我从心里盼望阳光普照，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有此诉求。不敢说这是我写作时的独到心得，讲到的都是些老生常谈。
　　傅小平：你走过了几十年的创作路程，写过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出了新官场小说系列之外，其实还写了不少别的类型的小说，可否说说新官场小说系列之外的杨少衡，可以让读者对你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杨少衡：我在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写“伤痕”，对刚刚结束的“文革”加以记录和表现。那几乎是我们那一辈人共同的起步。后来我在小说中涉及的题材范围比较广，写过农村题材作品、城市青年情感生活类作品，对当下社会状况有比较大的兴趣。例如写过改革、经济建设、阶层沟通、教育问题，代沟等等。新世纪以来，我写的主要是官员，因为觉得相比而言，别的方面我很难写到他人已经达到的高度，这一块我比较有把握，因为其他作家很难有我这样的经历，有我这样经历同时又具创作实力的官员也还不多，所以我写。除了写官员，近年我还有一些知青生活的小说，那一段生活已经过去近四十年，如今回味，别有一种感觉，我写了五、六个这种题材的短篇小说，散发于各种刊物，自己觉得颇具美感，但是很少有人注意。我是在工作之余写小说的，至今大约有三百余万字作品，出了十本书。其中有五本中短篇小说集，三部长篇小说，另有两部在我的作品中属于另类，一是2000年在山东明天出版社出了本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叫《危险的旅途》，约十五万字，写一个初中学生从云南边境到黑龙江的游历历险，我自认为有些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味道。还有一本是长篇报告文学《天河之旗》，写六位援藏干部故事，出版于2004年，约二十万字。我因当年工作关系，与这批援藏干部有特殊机缘，所以写他们，我自认为小说家写报告文学别有特点，尤重人物和细节，比较可读。这当然只是敝帚自珍。

我的经历一直与政文两领域相关，所以我写“官场小说”有其必然。十数年里我在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小说之喜好于我实如重度烟瘾一般难以戒除。

　　傅小平：作为一个侧重写经验的作家，你的经历，特别是从政的经历可谓丰富。不过这更多是读者在读了你的作品之后得出的印象。你自己很少提及。
　　杨少衡：我于1953生于福建南部城市漳州，在该市生活了四十余年，但是我不是漳州人。我父亲是河南林县人（现称林州），1949年南下福建。母亲是厦门人。父母都属当年那批老干部里人数较少的知识分子干部，因此我得以较早地接触文学。记得幼年时母亲给我读过一本苏联儿童文学书籍，叫《小老鼠比克》，写一只北极圈里的小老鼠如何周游世界。这是我的启蒙读物。后来我小说里的人物前往珠穆朗玛营地，跑到喀纳斯湖，到俄罗斯买套娃，可能与该小老鼠有关。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恰读初一，为所谓“老三届”中学生最低一届，参加过所谓“破四旧”和“大串连”，然后因为父母被打成“走资派”蒙受磨难而备受冲击。我在六九年初上山下乡当知青，在那时开始向往写作，曾在劳作之余写了几大本作品，内容为自己“文革”中到上海南京北京和西南的串连经历，先是写实，然后开始编故事，是为最早的作品。三年后我去读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乡村小学教员，然后当县机关干部，接着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1979年底，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在省刊发表之前，我接到通知参加省刊编辑部办的一个改稿班，时称“学习班”。坐着公共汽车前往百余公里外的一座陌生城市报到时，我心里非常忐忑、怯场，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甚至有一种逃走了事的冲动，但是最终未临阵逃离，坚持到会。那次改稿班上，一位编辑老师跟我说了句话，建议我“从文不从政”。如此劝说，是因为当时我刚好经历工作的一次变动，被从县委办公室调出来，派到乡镇任职，那时乡镇还称为“公社”，我被任命为某公社党委常委，时年二十六。我在基层当个小官有一定必然性：此前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级别为干事，调我进办公室的一个缘故是因为我有能文之名，会写一些材料。其实当时我写材料并不对路，形容词太多，我在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跟随县委主要领导，用時下说法叫当县委书记的秘书。我的从政经历大体可以从此时算起。与其他秘书略有不同的是我在跟领导写材料的间歇喜欢读小说，还偷偷在稿纸上涂抹。改稿班的老师认为我的文字基础尚可，干嘛去乡下当个小官？因此建议我从文。
　　傅小平：但实际的情况是你后来亦文亦官，两方面兼顾着实不容易。
　　杨少衡：对，我后来的经历一直与政文两领域相关。我在乡镇工作时间不长，即调到地区，在行政公署办公室当干事，然后进地方党校，为该校首期二年制干部大专培训班学员，同学有四十名，这种班次培训目标很明朗。二十多年后，我的这些同学大多在地方上身任要职，也有几位成为过早陨落之地方政星，有的进了监狱，如我笔下某位官员，这是后话。当年在培训班毕业后，本应顺势而上，如我的同学们一样力求有所作为于政治舞台，应当说这方面我基础不错，但是我执意离开政府机关，自请调到本地文联当干事，不为其他，因为喜欢小说，时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年轻干部的观念于今略有区别。后来我得到一个机会，到中国作协旗下鲁迅文学院进修半年，随后到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中文系，上两年作家班。其时文坛很热闹，我的作家班学友多位已崭露头角，如迟子建、王宏甲、熊正良等，我有心向他们学习，好好努力，却又没赶上趟：家乡领导把我从西安召回，宣布任命为本地电视台台长，奉命组建这家新建新闻媒体。让我去电视台当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一篇小说被省电视台改编为电视剧，省台曾谋求调我去当编辑，家乡一些领导因此认为此人可搞电视。
　　傅小平：就因为一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就搞起了电视。你自己的生活也很有戏剧性。
　　杨少衡：我就这样又回到官的路上，当台长三年，然后到市委宣传部，再到组织部，任两部副职共十一年。手中并不掌握权力，但是接触面很宽。我干这些活与作家挂职体验生活有别，属职业官员，承担具体职责，从绞尽脑汁琢磨某新闻通稿用语到枯坐某会议主席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在组织部任职的最后一年多时间，因部长调任，曾奉命两度主持工作，时恰逢市、县两级班子换届，我受命处理过数百名官员调整任职及提拔的具体事项，从提出考核人选开始，到抱着大堆材料上市委常委会一一汇报，再到最后呈请领导签发任职文件。一些友人笑称我已成批发乌纱帽专业人员。然后又是一大转折。
　　傅小平：什么转折？
　　杨少衡：我手持上级一纸调令从家乡来到省城，重抄旧业，再入文联。这一转折亦有其必然：十数年里我在工作之余依旧写作，虽身为业余作者，有本职工作需要努力，时间条件所限，写得不多，难有影响，为外界所未知，却也一息尚存，保有写作者之名。小说之喜好于我实如重度烟瘾一般难以戒除，无论其热闹且主流化也罢，枯寂而边缘化也罢。所以三十年河西之后，四十年又到了河东。
　　傅小平：听你说下来，这一路摸爬滚打，让你对基层的官场简直太了解了，要是你不写官场小说就太可惜了。
　　杨少衡：所以我写“官场小说”有其必然。我得以印成铅字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叫《书记与司机》，发于1979年，一望而知与官员有关。以后这个领域题材时有涉及，八十年代后期不再写这种小说，可能因为身为场中人，白天晚上说的做的尽是这个，下笔还写它实不免厌烦。也可能因为靠得太近反而不好写。另外要写好这类小说或者说写得与他人有别，可能需要足够多的阅历和理解力，同时笔力也需要锤炼，达到某种火候，否则不失于把握失度，也失于表现不力。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有个短篇小说叫《木船和一顶帽子》，发于《人民文学》，写一个翻船事故的审查过程，牵出一个卷入风化案的官员。该小说反应尚可，让我有些来劲，此后便陆陆续续，写作并发表了不少类似小说，多为中篇。这就是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一类作品。
　　傅小平：我不确定你的小说是不是高于生活，但能确定真真切切源于生活。读你的小说，能感觉到你对人生常识的尊重。 　　杨少衡：有一句话叫“集体智慧的结晶”，人生常识大概也算，所以应当尊重。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这有个过程，年轻时候比较狂，红卫兵破四旧，粪土当年。经过这么些时间，现在大有不同，可能人都有这么个过程。
　　傅小平：地域对你创作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杨少衡：我生活在福建，主要受闽南文化影响，我小说的地域风貌，大都为闽南景象。小说里有些语言直接来自闽南方言，这种方言奇妙难懂，北人称之为“鸟语”，我父亲在此地生活已经五十余年，至今不会讲，而我生在此间，鸟语纯熟。闽南方言很难大量进入作品，但是有时跳出个把，相当有表现力和特点。比如“爱拼才会赢”，绝对不是普通话表述方式，但是别有色彩。
　　傅小平：你运用方言不多，但偶尔用上那么几句，倒着实是增加了小说表现力。从你的小说里，我多少还能感受到一点开放包容的气象。我想这和你写福建这片地域有关。福建背山靠海，在我感觉里是一片适于闯荡的地方。
　　杨少衡：南方一带的开放包容，在闽南表现明显，这里人对中原怀一种故土情感，都认祖先来自河南。这里人还四海为家，历史上往台湾移民，下南洋，包括近几十年来的往境外发展，都是有传统的。我希望自己的小说里能有此间的这种开放与包容气象。
　　傅小平：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作家，多少有一些道理。说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也有其道理。读你的小说给我感觉，你该是挺幽默的，也很有生活的智慧。因为没和你有过直接的接触和交往，我不确定你在生活中是否就是如此。毕竟一个人在生活里和小说里表现截然不同的情况也经常见到。这也很正常，作家在生活里也要带人格面具，他们恰好可以通过写作把被压抑的天性释放出来。
　　杨少衡：我曾经从事过多年机关工作，当过十二年机关副职领导，曾经在设区市的组织部管过近四年干部。类似场合对其人员是有严格约束的。我在生活中一向比较低调，不事张扬，能坐在后边就坐在后边，绝不强出头，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因为相当嘴拙，通常情况下吵起架来总是反应略差，说不过人家。曾有人认为我这种性格的人当不了作家，让我很不服气，觉得作家性格类型不应当只有那种口若悬河才华流淌之辈。
　　傅小平：我倒是着实见到过一些人，平日里口若悬河，写作却特别呆板、没生气。有时不免想，他们是不是才华都跑到了嘴里，等到了笔下就枯竭了。
　　杨少衡：所谓大狗叫小狗也可以叫，不叫的也还是狗嘛。一个人在这方面不足，可能会试图在那一方面弥补，有如一个人瞎了，他的耳朵就灵。因此我可能需要另一个表达途径，于是就写小说。我在生活中与工作中一样普通，就是大街上忙忙碌碌走来走去的那类人。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很多亲戚。我女儿会读书，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时，曾到处寻找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买下打包寄回家。后来我很得意，说只要把孩子的阅读习惯培养起来，语文肯定没问题，其他科目也好过，老爹老娘都好做。女儿的文字很好，她在博客上发的东西比我当年强多了，但是她却读工科去了。所以我的引导能力真不怎么样。
　　傅小平：生活有时就像小说里写的，频频偏离轨道，很多事都不以自己的预期发展，如自己所愿反倒是小概率。我有些好奇，你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多取自你身边的同事，虽然经过了一番改头换面的加工，不过作为知情人或许还能看得出来。如果是你小说人物的原型读到你的小说，不知他们会做何反应。
　　杨少衡：有个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以后跟杨少衡说话得小心点，弄不好就让他写到小说里去了。这位朋友目前是个负责官员，我们曾经一起在省委党校学习。有一天该朋友下课后到外边应付饭局，我有事打手机找他，问他在哪里，干什么？他说他在搞腐败，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搞？后来我写一个中篇叫《亚健康》，里边有个副市长卷入腐败案被办案人员带走，事前他接同僚电话，第一句就这么说：“我在搞腐败，你来不来？”我是个经验型作家，小说里的故事、人物和细节多直接来自生活，因此不免有人会说，这故事写的是哪个，这人物写的是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郑重其事就此与我理论，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我的这类小说主要人物为官员，目前官员看小说的不多。二是我在处理故事时尽可能加以改造，使之与原型拉开距离。第三是我的小说人物相对都偏中性、比较温和。李敬泽说：杨少衡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有一种慎重，他似乎在绕着圈子观望，似乎在小心翼翼地接近對象，似乎他总在提醒自己，不要专断，不要残酷。大概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读我的小说对号入座者可能感觉不快，却难达到愤慨的程度。
　　傅小平：所以你写的官场小说与众不同啊。福建倒是出了一些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只是不都像你写官场小说。应该说，北村、须一瓜、林那北、陈希我等作家写作也是各具特色。你在福建省文联、省作协都当过领导职务。在最大限度发挥包括你自己在内的福建籍作家的创作能量上，可有过什么思考？
　　杨少衡：福建小说家彼此间关系很融洽。以往我生活在闽南，干的活与文学相隔较远，与省里诸文友神交为多，见面却少。十五年前，我与北村、须一瓜曾一起出席全国青创会，当时我已经有点年纪，而他们正年轻。与林那北、陈希我是近几年到福州工作生活之后才有联系。福建小说家都很努力，因为以往小说为福建弱项，写小说的灰头土脸，有残联会员之感。近几年局面有所改变，但是话还不敢讲得太大声，希望真能实现福建小说的突破。漳州小说作家群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的一个概念，包括青禾、海迪、我这三员老将，然后是赖妙宽、何也、何葆国、今声等比较年轻的一批小说家。这些人都生活在漳州，经受九龙江平原鱼米之乡和丰厚的农耕地区民间文学传统的滋养，人都比较厚道，写作都很努力，形成了一个小说群体。当时省里为这个群体开过数次讨论会，《文学报》也曾介绍过。目前该群体这些作家的创作势头依然强劲，是福建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我在省文联、省作协参与文学方面的工作，我希望能通过各种活动活跃创作气氛，促进省内外作家的交流，让福建作家作品更多地为外界所知，繁荣我省的文学创作。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