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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汉诸帝因时代、政局、家风等原因，极力弥合社会矛盾，其诏令表现出“人主之善意”； 在艺术表达上，东汉诏令趋向骈偶、结构明晰、情感动人、简明典雅；以文气论，东汉诏令不复高、武英气，呈现出“辞气衰薄”的特点。
关键词： 东汉 诏令 风格特征
姚鼐《古文辞类纂》评论东汉时期诏令曰：“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高步瀛笺注曰：“《文心雕龙·诏策》篇曰：‘明帝崇学，雅诏间出。’步瀛案：彦和殆指《临雍》、《养老》等事，故谓之雅诏。而以文字论，辞气衰薄，实不可掩。”①自东汉以来，虽光武励精图治，使汉人重见“汉官威仪”，但是，由于东汉王朝依賴的核心力量是地主豪强，逐渐形成豪族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激发了社会的层层矛盾。因此，东汉王朝始终没有出现西汉的盛世气象。光武以后特别到了中后期，国势逐渐衰瑟。东汉君主极力弥合社会矛盾，在表现“人主善意”的同时，其诏令呈现出“辞气衰薄”的风格特征。
一
东汉诸帝制定了一系列免除苛刑、减免杂税的诏令。光武帝刘秀为了缓和豪族地主与下层百姓、中原汉人与边地胡人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布了许多关于保护奴婢与胡人等下等百姓的诏令，如光武帝十一年二月所发布之《禁杀奴婢诏》：
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②。
此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奴婢首先当作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私有财产看待，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此外东汉时期关于减轻刑罚的诏令非常多，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如光武帝二年所颁布之《赦诏》：
其赦天下，惟残贼用刑戮深刻，狱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后，有犯者，将正厥辜③。
光武帝登基第二年，颁布《赦诏》，减免苛刑，平复冤案，禁用酷刑，不可不谓之“善意”。
东汉诸帝诏令，其中减轻税赋的诏令比比皆是。这些诏令客观减轻了人民的痛苦，促进了经济生产的恢复。如顺帝永建三年之《免汉阳田租诏》：
京师地动，汉阳尤甚加以比年民饥馑，夙夜祇懔。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灾复异，救此下民。忠信嘉谋，靡有所讳。其勿收汉阳今年田租④。
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春正月，丙子，京师、汉阳地震，屋压杀人”，对当时的农业生产破坏极大。汉顺帝发布此诏令，意在抚恤灾民，求得民心的稳定与农业经济的恢复。“救其下民”的眷眷之心，“忠信嘉谋，靡有所讳”的求贤问计，都表现出顺帝对民瘼的关心。
此外，东汉诸帝大部分都能躬行节俭，如光武帝之《薄葬诏》：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弟薄葬送终之义⑤。
此诏批驳世风崇尚奢靡，首倡薄葬节约之风。汉明帝之《寿陵制》，用意与此诏相同，更明确规定了寿陵之长宽，以令后人不得有违。皇帝不仅身体力行实践节俭，而且约束民间的奢靡之风，如汉章帝发布之《举察奢僭诏》、汉安帝之《重申制度科品诏》等，都批评了当时民间婚丧嫁娶的奢侈风气，提出以俭约为本。关于东汉时期“人主之善意”，赵翼认为是家风使然：“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⑥笔者认为，东汉诸帝之善意，不仅有家风的原因，还由于复杂国势的限制、儒家文化的影响。此在下文再论。
二
东汉诏令在艺术表达上亦有可取处，总体呈现出“雅”的风格特点。首先，东汉诏令运用更多的修辞手法，追求句式上的整齐，有骈偶化的倾向。如光武帝二十七年之《报臧宫马武请来匈奴诏》：
《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来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来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⑦。
此诏以引用、排比、对偶、反问、对比等修辞手法，使得说理更清晰而生动。前半部分大量运用对仗，说明柔与刚、弱与强、有德与无德、乐人与乐身、近与远、劳与逸、忠与乱、安与残的辩证关系，颇有理致。且句式十分整齐，基本运用骈偶，在音节上也错落有致，有些句子亦符合韵律，如“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等，读来朗朗上口，颇具音韵之美。
其次，东汉诏令在结构上清晰有条理。如上引之诏令，先引用《黄石公记》中对于柔弱与刚强之间关系的看法，再以一系列对仗从一般哲理上说明舍近谋远之不可行。随之阐明今时之“百姓惊惶、人不自保”的实际国情，设问“复欲远事边外乎”？至此，答案是明显的，对外用兵并不可行。但此诏说理并未至此终止，而是又引用孔子之语，借季孙之忧在于内患不在外敌颛臾的史实，说明今时国家之忧患不在匈奴，而在于国内民生凋敝。至此，此诏驳斥臧宫马武请伐匈奴似乎已经言尽，然光武帝又举出北狄之军力之强，说明此时并非北攻匈奴的最佳时机。综观此诏，先从一般哲理上说明不可舍近求远，又引圣人之言说明忧在内患，最后举出实际军力对比说明北伐时机不成熟，层层翻进，结构清晰，较有说服力。值得说明的是，此诏“辞气”似不衰薄，然从其内容上说，如此一篇具有较高艺术成就与明显感情色彩的诏令，立意在于守成而不是在于开拓，确实气象不足。纵观东汉诏令，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举动确实不多，或许姚鼐所称之东汉诏令“辞气衰薄”，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最后，在文章的情感上，东汉诏令朴素动人。这种朴素，与西汉前期诏令之朴实，略有不同，体现出“雅”的特点。以汉文帝之《遗诏》与光武帝之《营寿陵诏》对比：
《遗诏》：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人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经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⑧。
《营寿陵诏》：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令所置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⑨。
二帝诏令都是说身后事，提倡一切从简。文帝《遗诏》以道家生死观说明生死有命不必哀之，且以天下为念，提倡薄葬，并对身后事做了详细的规定，体现了文帝简朴务实的个性与朴素无华的文风。光武帝之《营寿陵诏》虽亦提倡薄葬，然用意与文帝并不相同，并非以苍生为念，而是顾虑身后陵墓之安全。读《营寿陵诏》，其间贯注着忧伤的情感。“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河水洋洋，舟船泛泛，这种画面必然使人想起孔子关于时光流逝的名言，亦容易引起好景不恒长的感慨及世事多变易的忧思。故光武帝感慨：“周公、孔子犹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同共游乎？”松、乔指古代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与王乔。尽管光武帝明白古代圣贤已逝，仙人只是传说，却仍然对生死这铁一般的规律满含了深深的无奈与悲哀。这一独特的心理呈现，使刘秀走下帝王的神坛，成为一个凡人，同样有眷生恶死的朴素情感，这种情感因为它的普遍性而显得真实而动人。此外如汉章帝之《赐东平王苍书》、《赐东平王苍及琅琊王京书》等，怀念故人，情真意切，十分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三
诚如赵翼所论，东汉诏令确实不复“高、武英气”，虽则充满人主之善意，但同时呈现出辞气衰薄的特点。即使一代名君光武帝之诏令，亦不见汉武帝诏令那种博大的胸襟和雄伟的气魄。就光武帝十二年十二月所发布之《诏边吏》来看：
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⑩。
此诏虽体现了光武帝对边吏的体谅与爱护，但较之汉武帝之纵横边境，此诏确实底气不足。自光武帝后，整个东汉时期的诏令关于边境用兵的极少，其后章帝二年颁布之《还北单于南部生口诏》“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11}，颇有长他人志气之嫌，引《左传》语“江海所以能长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委婉说明以和为主的指导思想，高、武英气不存。
军事上如此，用人上亦是如此，不复有汉武帝之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以求非常之人的气概。如汉和帝《举贤良方正诏》：
朕以眇末，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12}。
和帝诏举贤良方正，亦不过是“思得忠良之士”，中规中矩，缺少盛世帝国的宏大气魄。汉武帝诏举人才“详著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13}，有选拔之意，而和帝之“朕将悉听焉”则姿态颇低，缺少气魄。
东汉诸帝不仅在人才的选拔上缺少气魄，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也是礼贤下士，甚至达到了“实乖宪章”的程度。光武帝元年《敕邓禹》：
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惶惶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14}。
邓禹是东汉初年的军事家，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光武元年（公元25年），邓禹平定河东，二十四岁时即被拜为司徒。在大好形势下，邓禹却取持重态度，以大局为重，不欲速进长安。光武帝因关中未定，遂下此诏催促邓禹。诏中称邓禹为尧，刘勰评曰：“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实乖宪章。”{15}从“尧”字来看，此诏在催促中暗含恳求之意，于光武帝身份来说，确实不妥，辞气不可不谓之衰薄。
东汉诏令之“辞气衰薄”，事出有因。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来说，不仅有西汉时期遗留下来的豪强地主与失地农民之间深刻的内部矛盾，还有来自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的外部威胁，更兼之连年战争带来的民生凋敝问题，东汉政府建立之初可谓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的心态自与西汉盛时不同。与西汉建立之初的情况相比，也有区别。概括言之，第一，刘邦反秦而统一中国，当时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秦之无道上，刘秀统一中国，矛盾在世家大族与农民之间，这种矛盾比起西汉之初单纯的反秦更深刻，涉及经济、政治、制度各个方面，统治者面临的情况更复杂，所要处理的矛盾更棘手，因此在诏令发布上，不得不更小心谨慎。第二，秦时因推行税重刑苛的法家思想而灭亡，因此汉初实行道家之“无为而治”，行之有效。且刘邦起兵时乃一介布衣，本无多少文化素养，其诏令风格自然朴实简洁，至武帝时，崇尚儒学，开疆拓土，诏令有雄大气魄。刘秀光复汉室，意图继承汉室传统，那么自武帝以来一直推行的儒家思想则不可改弦更张。刘秀是没落皇族，以光复为旗号，有儒家教育的浸染，有家族传统之影响，因此其诏令风格则更平实谨慎，东汉后期，受这种心态之影响。当时的文风变化对诏令的风格产生了影响。西汉盛行富丽的大赋，铺张扬厉，气势宏大，此时之散文颇雄奇。至东汉时，流行清新的小赋，追求语言的清雅、风格的流丽、感情的真挚。这种文风投射到诏令上，即造就了东汉诏令与西汉诏令迥然相异的风格。 总体来说，东汉诏令相较于西汉时期，虽因时代政局之限制，“辞气衰博”，不复高、武英气，但诏令这一文体在内容、体式上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在立意上充分体现人主之善意，在语言上逐渐转向简明典雅，后期甚至出现了骗偶文；在风格上，由朴质无文逐渐达到“意与辞俱美矣”的境界。后期的魏晋南北朝诏令在此基础上发展，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准。
注释：
①姚鼐，著.高步瀛，笺.古文辞类纂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901.
②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57.
③④⑤⑦⑩{11}{12}{14}严可均，辑.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59，6，12，9，40，47，14.
⑥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2.
⑧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2.
⑨严可均辑《全后汉文》，第11、12页。按：此则诏令史籍所载，文字差异很大。《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后，亦無丘垄，使合古法。今日已逝，当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犹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同共游乎？文帝晓终始之义，景帝所谓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独完，非成法耶？”
{1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5.
{1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59.
参考文献：
[1]严可均，辑.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严可均，辑.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姚鼐，著.高步瀛，笺.古文辞类纂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
项目：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级科研启动项目：《魏晋南北朝诏令研究——以文学、文体学为视角》（QA013）。
关键词： 东汉 诏令 风格特征
姚鼐《古文辞类纂》评论东汉时期诏令曰：“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高步瀛笺注曰：“《文心雕龙·诏策》篇曰：‘明帝崇学，雅诏间出。’步瀛案：彦和殆指《临雍》、《养老》等事，故谓之雅诏。而以文字论，辞气衰薄，实不可掩。”①自东汉以来，虽光武励精图治，使汉人重见“汉官威仪”，但是，由于东汉王朝依賴的核心力量是地主豪强，逐渐形成豪族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激发了社会的层层矛盾。因此，东汉王朝始终没有出现西汉的盛世气象。光武以后特别到了中后期，国势逐渐衰瑟。东汉君主极力弥合社会矛盾，在表现“人主善意”的同时，其诏令呈现出“辞气衰薄”的风格特征。
一
东汉诸帝制定了一系列免除苛刑、减免杂税的诏令。光武帝刘秀为了缓和豪族地主与下层百姓、中原汉人与边地胡人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布了许多关于保护奴婢与胡人等下等百姓的诏令，如光武帝十一年二月所发布之《禁杀奴婢诏》：
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②。
此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奴婢首先当作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私有财产看待，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此外东汉时期关于减轻刑罚的诏令非常多，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如光武帝二年所颁布之《赦诏》：
其赦天下，惟残贼用刑戮深刻，狱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后，有犯者，将正厥辜③。
光武帝登基第二年，颁布《赦诏》，减免苛刑，平复冤案，禁用酷刑，不可不谓之“善意”。
东汉诸帝诏令，其中减轻税赋的诏令比比皆是。这些诏令客观减轻了人民的痛苦，促进了经济生产的恢复。如顺帝永建三年之《免汉阳田租诏》：
京师地动，汉阳尤甚加以比年民饥馑，夙夜祇懔。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灾复异，救此下民。忠信嘉谋，靡有所讳。其勿收汉阳今年田租④。
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春正月，丙子，京师、汉阳地震，屋压杀人”，对当时的农业生产破坏极大。汉顺帝发布此诏令，意在抚恤灾民，求得民心的稳定与农业经济的恢复。“救其下民”的眷眷之心，“忠信嘉谋，靡有所讳”的求贤问计，都表现出顺帝对民瘼的关心。
此外，东汉诸帝大部分都能躬行节俭，如光武帝之《薄葬诏》：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弟薄葬送终之义⑤。
此诏批驳世风崇尚奢靡，首倡薄葬节约之风。汉明帝之《寿陵制》，用意与此诏相同，更明确规定了寿陵之长宽，以令后人不得有违。皇帝不仅身体力行实践节俭，而且约束民间的奢靡之风，如汉章帝发布之《举察奢僭诏》、汉安帝之《重申制度科品诏》等，都批评了当时民间婚丧嫁娶的奢侈风气，提出以俭约为本。关于东汉时期“人主之善意”，赵翼认为是家风使然：“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⑥笔者认为，东汉诸帝之善意，不仅有家风的原因，还由于复杂国势的限制、儒家文化的影响。此在下文再论。
二
东汉诏令在艺术表达上亦有可取处，总体呈现出“雅”的风格特点。首先，东汉诏令运用更多的修辞手法，追求句式上的整齐，有骈偶化的倾向。如光武帝二十七年之《报臧宫马武请来匈奴诏》：
《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来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来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⑦。
此诏以引用、排比、对偶、反问、对比等修辞手法，使得说理更清晰而生动。前半部分大量运用对仗，说明柔与刚、弱与强、有德与无德、乐人与乐身、近与远、劳与逸、忠与乱、安与残的辩证关系，颇有理致。且句式十分整齐，基本运用骈偶，在音节上也错落有致，有些句子亦符合韵律，如“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等，读来朗朗上口，颇具音韵之美。
其次，东汉诏令在结构上清晰有条理。如上引之诏令，先引用《黄石公记》中对于柔弱与刚强之间关系的看法，再以一系列对仗从一般哲理上说明舍近谋远之不可行。随之阐明今时之“百姓惊惶、人不自保”的实际国情，设问“复欲远事边外乎”？至此，答案是明显的，对外用兵并不可行。但此诏说理并未至此终止，而是又引用孔子之语，借季孙之忧在于内患不在外敌颛臾的史实，说明今时国家之忧患不在匈奴，而在于国内民生凋敝。至此，此诏驳斥臧宫马武请伐匈奴似乎已经言尽，然光武帝又举出北狄之军力之强，说明此时并非北攻匈奴的最佳时机。综观此诏，先从一般哲理上说明不可舍近求远，又引圣人之言说明忧在内患，最后举出实际军力对比说明北伐时机不成熟，层层翻进，结构清晰，较有说服力。值得说明的是，此诏“辞气”似不衰薄，然从其内容上说，如此一篇具有较高艺术成就与明显感情色彩的诏令，立意在于守成而不是在于开拓，确实气象不足。纵观东汉诏令，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举动确实不多，或许姚鼐所称之东汉诏令“辞气衰薄”，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最后，在文章的情感上，东汉诏令朴素动人。这种朴素，与西汉前期诏令之朴实，略有不同，体现出“雅”的特点。以汉文帝之《遗诏》与光武帝之《营寿陵诏》对比：
《遗诏》：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人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经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⑧。
《营寿陵诏》：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令所置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⑨。
二帝诏令都是说身后事，提倡一切从简。文帝《遗诏》以道家生死观说明生死有命不必哀之，且以天下为念，提倡薄葬，并对身后事做了详细的规定，体现了文帝简朴务实的个性与朴素无华的文风。光武帝之《营寿陵诏》虽亦提倡薄葬，然用意与文帝并不相同，并非以苍生为念，而是顾虑身后陵墓之安全。读《营寿陵诏》，其间贯注着忧伤的情感。“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河水洋洋，舟船泛泛，这种画面必然使人想起孔子关于时光流逝的名言，亦容易引起好景不恒长的感慨及世事多变易的忧思。故光武帝感慨：“周公、孔子犹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同共游乎？”松、乔指古代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与王乔。尽管光武帝明白古代圣贤已逝，仙人只是传说，却仍然对生死这铁一般的规律满含了深深的无奈与悲哀。这一独特的心理呈现，使刘秀走下帝王的神坛，成为一个凡人，同样有眷生恶死的朴素情感，这种情感因为它的普遍性而显得真实而动人。此外如汉章帝之《赐东平王苍书》、《赐东平王苍及琅琊王京书》等，怀念故人，情真意切，十分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三
诚如赵翼所论，东汉诏令确实不复“高、武英气”，虽则充满人主之善意，但同时呈现出辞气衰薄的特点。即使一代名君光武帝之诏令，亦不见汉武帝诏令那种博大的胸襟和雄伟的气魄。就光武帝十二年十二月所发布之《诏边吏》来看：
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⑩。
此诏虽体现了光武帝对边吏的体谅与爱护，但较之汉武帝之纵横边境，此诏确实底气不足。自光武帝后，整个东汉时期的诏令关于边境用兵的极少，其后章帝二年颁布之《还北单于南部生口诏》“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11}，颇有长他人志气之嫌，引《左传》语“江海所以能长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委婉说明以和为主的指导思想，高、武英气不存。
军事上如此，用人上亦是如此，不复有汉武帝之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以求非常之人的气概。如汉和帝《举贤良方正诏》：
朕以眇末，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12}。
和帝诏举贤良方正，亦不过是“思得忠良之士”，中规中矩，缺少盛世帝国的宏大气魄。汉武帝诏举人才“详著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13}，有选拔之意，而和帝之“朕将悉听焉”则姿态颇低，缺少气魄。
东汉诸帝不仅在人才的选拔上缺少气魄，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也是礼贤下士，甚至达到了“实乖宪章”的程度。光武帝元年《敕邓禹》：
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惶惶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14}。
邓禹是东汉初年的军事家，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光武元年（公元25年），邓禹平定河东，二十四岁时即被拜为司徒。在大好形势下，邓禹却取持重态度，以大局为重，不欲速进长安。光武帝因关中未定，遂下此诏催促邓禹。诏中称邓禹为尧，刘勰评曰：“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实乖宪章。”{15}从“尧”字来看，此诏在催促中暗含恳求之意，于光武帝身份来说，确实不妥，辞气不可不谓之衰薄。
东汉诏令之“辞气衰薄”，事出有因。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来说，不仅有西汉时期遗留下来的豪强地主与失地农民之间深刻的内部矛盾，还有来自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的外部威胁，更兼之连年战争带来的民生凋敝问题，东汉政府建立之初可谓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的心态自与西汉盛时不同。与西汉建立之初的情况相比，也有区别。概括言之，第一，刘邦反秦而统一中国，当时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秦之无道上，刘秀统一中国，矛盾在世家大族与农民之间，这种矛盾比起西汉之初单纯的反秦更深刻，涉及经济、政治、制度各个方面，统治者面临的情况更复杂，所要处理的矛盾更棘手，因此在诏令发布上，不得不更小心谨慎。第二，秦时因推行税重刑苛的法家思想而灭亡，因此汉初实行道家之“无为而治”，行之有效。且刘邦起兵时乃一介布衣，本无多少文化素养，其诏令风格自然朴实简洁，至武帝时，崇尚儒学，开疆拓土，诏令有雄大气魄。刘秀光复汉室，意图继承汉室传统，那么自武帝以来一直推行的儒家思想则不可改弦更张。刘秀是没落皇族，以光复为旗号，有儒家教育的浸染，有家族传统之影响，因此其诏令风格则更平实谨慎，东汉后期，受这种心态之影响。当时的文风变化对诏令的风格产生了影响。西汉盛行富丽的大赋，铺张扬厉，气势宏大，此时之散文颇雄奇。至东汉时，流行清新的小赋，追求语言的清雅、风格的流丽、感情的真挚。这种文风投射到诏令上，即造就了东汉诏令与西汉诏令迥然相异的风格。 总体来说，东汉诏令相较于西汉时期，虽因时代政局之限制，“辞气衰博”，不复高、武英气，但诏令这一文体在内容、体式上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在立意上充分体现人主之善意，在语言上逐渐转向简明典雅，后期甚至出现了骗偶文；在风格上，由朴质无文逐渐达到“意与辞俱美矣”的境界。后期的魏晋南北朝诏令在此基础上发展，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准。
注释：
①姚鼐，著.高步瀛，笺.古文辞类纂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901.
②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57.
③④⑤⑦⑩{11}{12}{14}严可均，辑.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59，6，12，9，40，47，14.
⑥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2.
⑧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2.
⑨严可均辑《全后汉文》，第11、12页。按：此则诏令史籍所载，文字差异很大。《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后，亦無丘垄，使合古法。今日已逝，当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犹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同共游乎？文帝晓终始之义，景帝所谓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独完，非成法耶？”
{1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5.
{1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59.
参考文献：
[1]严可均，辑.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严可均，辑.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姚鼐，著.高步瀛，笺.古文辞类纂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
项目：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级科研启动项目：《魏晋南北朝诏令研究——以文学、文体学为视角》（QA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