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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离不开坐公共汽车。近来人们发现，乘车总有太多的不愉快——老年乘客抱怨年轻人不让座，司机抱怨车坏了没人下去帮忙推车……人们常抱怨：为何如今人们素质那么低?
“素质”是常用语，可每每提及我总是有点不安，原因是不大确定这个词指的是人的“质量”，还是人的“特性”。我总是担心，这个词可能传达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预期——认为人的质量，品性、偏好和个性应当是整齐一致的，或假定某一种“素质”的标准是惟一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并不如此。随着教育、职业、知识、乃至生活方式的分化，每个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和需要都越来越具有局部性和单一性，想像人们的相似总归只是想像，不是现实，更何况，上述案例通常发生在一个短暂流动的空间里。关于这些故事，我们不知道许多信息：一个不让座的人肯定在一切场合都不孝敬长者吗?谁能保证他说的不是一句气话——因为上车前他刚刚受到上司的批评?拒绝推车的人一定是自私的吗?谁能晓得他们的冷漠不是因为对停车事故的不满呢?车子经常有问题，为什么一定是修理人员的错，而不是操作不当、过度使用、保养资金不足或管理漏洞使然?在对这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无法判断素质问题，除非甘冒不公正的风险。因此我这里的讨论只能是抽象的。
虽然信息不全，我们还是大致知道，如果对某一种行为的不满是普遍的，就说明它违背了公意——让他人感到不自在，妨碍了和谐秩序。这表明，在人们心中，实际上有着一些未成文的“公共合约”，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合约的标准衡量他人的行为，合约被人遵守，大家舒服。但是我们不得不想，为什么令人不舒服的现象大量存在?难道一些人已经放弃了公共合约?为什么维系公共秩序所必要的合约会被轻易地放弃?放弃者有没有因此付出代价——或者说，社会规则(法律和制度)有没有要求他们付出代价?
我是想说，依赖个人道德维系公共秩序是脆弱的。道德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确信、并且仅仅依赖它对治理社会的作用，我们能做到的，就只有看着大量的缺德行为而叹气。叹气有助于表达意愿和情感，但没法解决问题，而法律能够更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匿名、流动的公共场合，以法律为基础的合约，比以道德为基础的合约调整行为更有效。法律的作用是一个警示——可以不常用，但必须有——它提示人们违约需要付出代价，由此引导人们的行为选择，减少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概率。也可以这样说，好的法律会刺激有“素质”的行为。
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法律来处理秩序问题，甚至愈来愈多的公共道德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变迁，道德维系秩序的条件在变化一一熟悉的、稳定的、联系紧密又长期的社会关系，已经变成陌生的、流动的、联系单一而又短暂的社会关系，道德协调行为的巨大作用减弱了。面对这一变迁，一方面，人们开始尊重多元道德个性，另一方面，也开始学会使用法律来平衡道德分歧对公共秩序的妨碍，它“强制性”地把一部分底线道德变为社会共识，在这些底线上不容有多元分歧，目的是减少冲突，提高公共相处中的舒适感。一个现成的例子是，追拍戴安娜的“狗仔队”因“危难时刻见死不救”被捕，这个法律规定对不道德行为传达了拒绝的信息，让“缺德”的人承担法律责任，实际上就确立了必需的公共道德秩序。但如果，它仍被当做一个道德问题处理，“不救”或“给钱才救”的行为就会增加。不救是划算的，不必付出代价，人们的“素质”就会被引向不救。缺少约束公共道德的法律规则，没有这些规则让缺德的人付出代价，社会怎能期待素质会自动变得高尚?
显然，制度和法律调节着公共行为的成本，同时维护着公共道德，是良好的规则使人们知道怎样做更划算。法律规则不仅仅是惩罚，同时也是教育，它和道德教育作用一样，甚至更为强大。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勇气，事实就是这样。因此，与其指责道德退步，不如倡议使用法律制裁缺德，以巩固公共道德。
可如果事事需要法律，法律必相当烦琐。事实上，法律再完备，也无法周到。比如我们现在讨论的例子，不让座违法吗?不下去推车违法吗?由于不可能每一次呼吸都找到法律根据，所以在大量的公共生活中，不成文的“合约”还是有用的。但这种合约与其以道德为基础，不如以“权利和责任”原则为基础更有效。公民权利和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一个人成了家，享受了亲情的好处，同时就必须对家庭负起应有的责任。在公共交往中也一样，尊重权利、明确义务和责任，这和法律的基本精神相符。权责原则在公共交往中的确立，可以帮助人们判断责任所在，这样道德抱怨就退场了，因为它既不能说明问题，也无助于解决问题。比如，埋怨乘客不道德的司机，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能把乘客按时送到地方，这已经违反了公交服务与乘客的合约；遇到意外，帮忙推车确是高尚行为，但不是合约义务——它已经超出了购票约定的范围，应当由乘客选择，乘务人员没有权利就此指责乘客，他(她)的适当行为，应是就意外违约代表公司向消费者道歉。事实证明，法律规则——权利和义务越是清楚的地方，人们的道德素质越是高，主动向乘客道歉的司机，反而能够赢得乘客的理解与合作。
汽车经常在路上出毛病，看起来像职业道德问题，但仍可以通过提高组织化水平——这又是制度建设——来解决。管理人员为什么失察于机车的保养和检修?修理工的水平是否合资格?不负责任的大量存在，反映了组织、企业甚至社会对它的宽容和接受，不负责任正是借助这种宽容的温床滋生起来。如果人们不是用道德素质指责，而是用实际利益的损失监督责任者，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例子中，最不易找到制度支撑的是给老人让座，它属于那种在法律制度调节之外的行为。但是也不必太失望，可以用名誉等精神损失给予压力。我确实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加塞，抢先上车，或一个人无视“一米线”规定给他人造成不便时，周围的人都送去鄙夷的目光，并要求服务人员拒绝为其提供服务。这种做法使不道德者失去了社会尊敬，这增加了他的精神烦恼。怎样做更划算呢?聪明及自尊的人会做出正确选择。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社会公众的压力仍然可以让某些行为不当的人付出代价。但这压力一般出现在损害多人利益的时候，“让座”由于涉及利益不具普遍性，很少能形成公共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道德之外，多少得依赖人们需要自尊与社会尊重的分量。在这方面，法律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人们获得的身份需要参考其道德记录，更多的人就会注意自己的行为，否则他会处处遭到拒绝，不能在社会上立足。
简言之，道德通常在传统的人际关系中作用明显，但现代社会改变了道德发挥强大作用的条件，因而它协调公共秩序的能力越来越弱。如果想让有关公共秩序的道德底线存在，需要借助法律合约的强制力量，它建立在对权责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帮助人们辩肯自己的责任，因而通过调节利益得失——让不道德的行为付出较高成本——简化公共秩序的管理。多数人通常根据利益的得失选择行动，这样法律就具有了“导向”和教育作用，它指示着人们什么是适当的行为，什么是不可回避的责任。所以，对于治理公共秩序来说，与其专注于道德抱怨，不如确立权责原则、实施法律建设更为基本。
“素质”是常用语，可每每提及我总是有点不安，原因是不大确定这个词指的是人的“质量”，还是人的“特性”。我总是担心，这个词可能传达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预期——认为人的质量，品性、偏好和个性应当是整齐一致的，或假定某一种“素质”的标准是惟一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并不如此。随着教育、职业、知识、乃至生活方式的分化，每个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和需要都越来越具有局部性和单一性，想像人们的相似总归只是想像，不是现实，更何况，上述案例通常发生在一个短暂流动的空间里。关于这些故事，我们不知道许多信息：一个不让座的人肯定在一切场合都不孝敬长者吗?谁能保证他说的不是一句气话——因为上车前他刚刚受到上司的批评?拒绝推车的人一定是自私的吗?谁能晓得他们的冷漠不是因为对停车事故的不满呢?车子经常有问题，为什么一定是修理人员的错，而不是操作不当、过度使用、保养资金不足或管理漏洞使然?在对这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无法判断素质问题，除非甘冒不公正的风险。因此我这里的讨论只能是抽象的。
虽然信息不全，我们还是大致知道，如果对某一种行为的不满是普遍的，就说明它违背了公意——让他人感到不自在，妨碍了和谐秩序。这表明，在人们心中，实际上有着一些未成文的“公共合约”，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合约的标准衡量他人的行为，合约被人遵守，大家舒服。但是我们不得不想，为什么令人不舒服的现象大量存在?难道一些人已经放弃了公共合约?为什么维系公共秩序所必要的合约会被轻易地放弃?放弃者有没有因此付出代价——或者说，社会规则(法律和制度)有没有要求他们付出代价?
我是想说，依赖个人道德维系公共秩序是脆弱的。道德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确信、并且仅仅依赖它对治理社会的作用，我们能做到的，就只有看着大量的缺德行为而叹气。叹气有助于表达意愿和情感，但没法解决问题，而法律能够更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匿名、流动的公共场合，以法律为基础的合约，比以道德为基础的合约调整行为更有效。法律的作用是一个警示——可以不常用，但必须有——它提示人们违约需要付出代价，由此引导人们的行为选择，减少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概率。也可以这样说，好的法律会刺激有“素质”的行为。
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法律来处理秩序问题，甚至愈来愈多的公共道德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变迁，道德维系秩序的条件在变化一一熟悉的、稳定的、联系紧密又长期的社会关系，已经变成陌生的、流动的、联系单一而又短暂的社会关系，道德协调行为的巨大作用减弱了。面对这一变迁，一方面，人们开始尊重多元道德个性，另一方面，也开始学会使用法律来平衡道德分歧对公共秩序的妨碍，它“强制性”地把一部分底线道德变为社会共识，在这些底线上不容有多元分歧，目的是减少冲突，提高公共相处中的舒适感。一个现成的例子是，追拍戴安娜的“狗仔队”因“危难时刻见死不救”被捕，这个法律规定对不道德行为传达了拒绝的信息，让“缺德”的人承担法律责任，实际上就确立了必需的公共道德秩序。但如果，它仍被当做一个道德问题处理，“不救”或“给钱才救”的行为就会增加。不救是划算的，不必付出代价，人们的“素质”就会被引向不救。缺少约束公共道德的法律规则，没有这些规则让缺德的人付出代价，社会怎能期待素质会自动变得高尚?
显然，制度和法律调节着公共行为的成本，同时维护着公共道德，是良好的规则使人们知道怎样做更划算。法律规则不仅仅是惩罚，同时也是教育，它和道德教育作用一样，甚至更为强大。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勇气，事实就是这样。因此，与其指责道德退步，不如倡议使用法律制裁缺德，以巩固公共道德。
可如果事事需要法律，法律必相当烦琐。事实上，法律再完备，也无法周到。比如我们现在讨论的例子，不让座违法吗?不下去推车违法吗?由于不可能每一次呼吸都找到法律根据，所以在大量的公共生活中，不成文的“合约”还是有用的。但这种合约与其以道德为基础，不如以“权利和责任”原则为基础更有效。公民权利和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一个人成了家，享受了亲情的好处，同时就必须对家庭负起应有的责任。在公共交往中也一样，尊重权利、明确义务和责任，这和法律的基本精神相符。权责原则在公共交往中的确立，可以帮助人们判断责任所在，这样道德抱怨就退场了，因为它既不能说明问题，也无助于解决问题。比如，埋怨乘客不道德的司机，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能把乘客按时送到地方，这已经违反了公交服务与乘客的合约；遇到意外，帮忙推车确是高尚行为，但不是合约义务——它已经超出了购票约定的范围，应当由乘客选择，乘务人员没有权利就此指责乘客，他(她)的适当行为，应是就意外违约代表公司向消费者道歉。事实证明，法律规则——权利和义务越是清楚的地方，人们的道德素质越是高，主动向乘客道歉的司机，反而能够赢得乘客的理解与合作。
汽车经常在路上出毛病，看起来像职业道德问题，但仍可以通过提高组织化水平——这又是制度建设——来解决。管理人员为什么失察于机车的保养和检修?修理工的水平是否合资格?不负责任的大量存在，反映了组织、企业甚至社会对它的宽容和接受，不负责任正是借助这种宽容的温床滋生起来。如果人们不是用道德素质指责，而是用实际利益的损失监督责任者，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例子中，最不易找到制度支撑的是给老人让座，它属于那种在法律制度调节之外的行为。但是也不必太失望，可以用名誉等精神损失给予压力。我确实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加塞，抢先上车，或一个人无视“一米线”规定给他人造成不便时，周围的人都送去鄙夷的目光，并要求服务人员拒绝为其提供服务。这种做法使不道德者失去了社会尊敬，这增加了他的精神烦恼。怎样做更划算呢?聪明及自尊的人会做出正确选择。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社会公众的压力仍然可以让某些行为不当的人付出代价。但这压力一般出现在损害多人利益的时候，“让座”由于涉及利益不具普遍性，很少能形成公共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道德之外，多少得依赖人们需要自尊与社会尊重的分量。在这方面，法律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人们获得的身份需要参考其道德记录，更多的人就会注意自己的行为，否则他会处处遭到拒绝，不能在社会上立足。
简言之，道德通常在传统的人际关系中作用明显，但现代社会改变了道德发挥强大作用的条件，因而它协调公共秩序的能力越来越弱。如果想让有关公共秩序的道德底线存在，需要借助法律合约的强制力量，它建立在对权责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帮助人们辩肯自己的责任，因而通过调节利益得失——让不道德的行为付出较高成本——简化公共秩序的管理。多数人通常根据利益的得失选择行动，这样法律就具有了“导向”和教育作用，它指示着人们什么是适当的行为，什么是不可回避的责任。所以，对于治理公共秩序来说，与其专注于道德抱怨，不如确立权责原则、实施法律建设更为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