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不仅国力强盛，文化也空前繁荣，其影响远播海外。公元9世纪日本僧人入唐求法的热潮，就是唐王朝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表现。其中八位僧人声名最著，史称“入唐八家”，即空海、常晓、圆行、惠运、宗叡、最澄、圆仁、圆珍。
　　圆珍（814-891），俗姓因歧（后改为“和气”），字远尘，日本赞歧（今香川县）人，日本天台宗寺门派开山祖师。圆珍是弘法大师空海（744-835）的侄孙。15岁时师事义真（781-833），后者曾随传教大师最澄（767-822）入唐，辅佐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并成为第一任座主。在空海、义真两位高僧的熏陶下，圆珍也踏上了入唐求法的道路，于唐宣宗大中七年（853）抵达福州，辗转台州、越州、长安、洛阳等地，大中十二年（858）携带大量经卷、道具、法物回国。圆珍在唐所写日记编为《在唐巡礼记》（又名《入唐记》或《行历记》），可惜已经失传。流传至今的只有后人从中抄录的部分内容，称为《行历抄》，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著名入唐僧的第一手记录。

记忆的碎片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也就是圆珍入唐的六年前，他的师兄圆仁（793-864）结束了近十年的在唐生活，回到日本。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东方游记中的经典，足以媲美《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纪》，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相比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实而连贯的内容，《行历抄》更像是“记忆的碎片”，前后时间的衔接不够紧密，往往出现数十天甚至整年的空缺；即使在一天之内，也存在大量删节的情况。
　　《行历抄》正文可按日期分为49条，包含六个阶段：
　　（一）渡海入唐：第1-5条，记圆珍辞京、赴太宰府、泊值嘉岛、抵福州连江县。这一阶段始于日本嘉祥四年（851）四月，终于唐大中七年（853）八月，历时两年有余，仅选取五个时间节点，记述十分简略。
　　（二）台州求道：第6-19条，记圆珍访台州安宁寺、开元寺、国清寺，顶礼天台宗先祖智顗、湛然之墓，并与入唐僧圆载重逢。这一阶段始于大中七年（853）十一月，终于大中八年（854）二月，内容相对紧凑，但与前一阶段间存在三个月的空白，并缺少大中八年正月的记录。
　　（三）越州聆教：第20-22条，记圆珍于大中八年（854）九月赴越州开元寺，从天台座主良谞和尚听讲经文，次年二月离开越州，历时五个月，仅存三则日记，听讲的具体内容也未收录。
　　（四）长安受学：第23-34条，记圆珍于大中九年（855）四月由苏州赴长安求学，访青龙寺、龙兴寺等名刹，礼拜法全和尚，接受学法灌顶和传法灌顶。
　　（五）重返天台：第35-36条，记圆珍于大中十年（856）返回天台山，途经苏州、越州等地，并再度拜访良谞座主。此后圆珍在台州国清寺求学两年之久，但《行历抄》未见记载。
　　（六）回到日本：第37-49条，记圆珍于日本天安二年（858）回国复命。
　　尽管《行历抄》留存的记录是碎片化的，但它毕竟出自圆珍的手笔，保存着当事人的生动记忆。
　　《行历抄》较为可靠的版本，是日本园城寺编纂的《智证大师全集》（1978年同朋舍再版）中的《行历抄》铅印本。此本源于文治三年（1187）智劝的写本，由高楠顺次郎在大正四年（1915）根据日本史料编纂所和辻善之助两个影写本，及《在唐日录》《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智证大师年谱》等校勘写定。白化文、李鼎霞夫妇的《行历抄校注》搜集整理了有关圆珍的多种资料，包括《行历抄》《在唐日录》《入唐求法总目录》《上智慧轮三藏书》，圆珍入唐公验、过所、牒、状，《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智证大师年谱》《风藻饯言集》等，充分吸收小野胜年、佐伯有清氏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内容详实，校注精审，对于了解圆珍入唐求法经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劫后的伤痕

　　圆珍入唐时间为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八月，此时距离“会昌法难”的结束只有七年左右。开成五年（840）唐武宗即位，次年改元会昌，对佛教徒的排斥和打压由此开始。会昌元年（841）武宗诞日，召佛道徒入内论议，只赐道士紫衣，僧人不得著紫；会昌二年（842）整肃佛教徒，没收部分佛寺的财产；会昌三年（843）下达“杀沙门令”，仅因谣传藩镇奸细假扮僧人入都，在长安打杀僧侣三百余人；会昌四年（844），敕令拆毁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845）颁布全面毁佛诏令，敕长安、洛阳每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各节度、观察使治所各留一寺，每寺按等级留僧五至二十人，其余寺庙全部拆毁，僧尼悉令还俗。次年唐武宗逝世，崇信佛教的宣宗继位，这一局面才得以扭转。
　　“会昌法难”留下的阴影，在《行历抄》中历历可见。比如，大中七年（853）十一月二十六日，圆珍上台州开元寺，日记云：
　　此开元寺者，本龙兴寺基。……拆寺已后，于龙兴寺基起开元寺。更不置龙兴寺。
　　这里的“拆寺”即发生于会昌年间，龙兴寺从此不复存在，仅留地基，开元寺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成。十二月九日日記又云：
　　此山溪者，天台大师放生之池，云云。在后贞观、仪凤之中，敕下禁断，不教渔捕，永为放生之池。拆寺已后，却如往时：沪梁满江溪，煞生过亿万。今上御宇，佛日再中。僧徒知归，俗再闻钟。
　　尽管初唐时敕令“永为放生之池”，这片水域在会昌法难时却也未能幸免，用于捕鱼的“沪梁”遍布其中，放生池竟成“杀生池”。佛教徒在会昌年间蒙受的耻辱，于此可见一斑。

传灯的旅程

　　圆珍的入唐之行是一次传灯求法的旅程，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卓著贡献，同时奠定了他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和寺门派祖师的基础。《行历抄》记录的圆珍求法活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认祖归宗。大中七年（853）十一月二十四日，圆珍在台州安宁寺出绢两匹，助修“天台大师法会”。天台大师即天台宗实际创立者智顗，亦称智者大师，示寂之后，宗徒每年都在其忌日举行纪念活动。十二月抵达台州国清寺，礼拜智顗遗像。次年二月，圆珍带领徒众登上国清寺东北的灵禽峰，先是顶礼智晞禅师和天台宗第九祖荆溪大师墓地，而后遥遥望见智顗的真身塔院，“心神惊动，感慕非常”，当即换上天皇敕赐紫衣，行“三遍唱名”“三匝坟塔”等礼，以表崇敬之意。这些仪式象征着圆珍对自身法脉的确认，无形中深化了中日两国天台宗的渊源关系。 　　二是追念先师。圆珍入唐以来，时常借所见所闻表达对先师的感念之情。大中七年（853）十一月抵达台州开元寺后，圆珍在日记中追忆道：“贞元年末，陆淳郎中屈天台道邃和尚于此寺讲《止观》。日本国比叡大师从明州转□到此临海县，至止龙兴寺，参见和尚，听读《止观》，正此地也。”“比叡大师”即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遥想师祖当年在此听讲《摩诃止观》的情景，圆珍倍感亲切。同年十二月访台州国清寺，圆珍不禁想起“西院老宿”文举和尚，曾在师父义真于国清寺受具足戒时担任“尊证师”（受戒者遵守戒律的保证人），并书写戒牒；此时文举早已示寂，其书迹却仍藏于日本上都延历寺，圆珍由此感叹道：“人往迹住，风范犹新。”
　　三是入坛灌顶。《行历抄》第32-34条连续记载了圆珍的三场灌顶仪式，依次为“入胎藏灌顶”“入金刚界灌顶”“蒙受传法灌顶位”。“灌顶”本为古印度帝王即位仪式，佛教密宗效仿此法，凡弟子入门或继承阿阇梨位时，必须先经本师以水或醍醐灌洒头顶。密宗灌顶分为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结缘灌顶、学法灌顶、传法灌顶。结缘灌顶一般用于居士，即承认其加入密宗，授予其入坛场与闻秘法之资格；学法及传法灌顶施于僧人，受传法灌顶后，就具有向其他僧人和居士施行灌顶的资格。据《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圆珍的前两场仪式均属学法灌顶，第三场才是传法灌顶。三场灌顶仪式均由青龙寺法全和尚主持，象征其对圆珍修行境界的认可，背后则承载着圆珍参学密宗教义的不懈努力。
　　四是传承佛典。据《行历抄》记载，大中九年（855）五月圆珍初到青龙寺礼拜，法全和尚让他自行抄取《大仪轨》，圆珍称“不敢自擅”，“和尚便入灌顶道场，开厨取本，过与圆珍。又入房坐，略说‘五大种子’及以‘手印’等”。可见法全在传经的同时也传授密宗教义。随后，圆珍又带着“瑜伽本”（《大仪轨》的一种）到住处进行抄写。次年五月圆珍再访越州开元寺，告别之际，良谞和尚“舍与《法华玄义》一部，《妙乐》、《剡记》各一本”。这些只不过是圆珍求取佛经的一小部分，根据《入唐求法总目录》，圆珍带回的佛教经论多达四百余部、一千卷，这无疑对中国佛教在日本的弘传具有不可估量的功德。
　　此外，据《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圓珍传》等资料，圆珍还有“受学梵字《悉昙章》”“听讲《止观》”“受瑜伽宗旨”等参学请益活动，但《行历抄》中未见记载，只提到圆珍在越州开元寺听良谞座主说法，并且劝圆载一同前往，“意在勉学”。
　　圆珍的入唐之旅，为中日文化交流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行历抄》给人以“断裂”之感，我们依然能从中读到“传承”的力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圆珍等文化使者传递的不只是佛教典籍，更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
　　（作者系绍兴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