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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色列后的两个月，一直呆在耶路撒冷，每日在窗外清真寺的宣礼声中迎送晨昏，出门就遇见犹太的黑帽子和阿拉伯的各色头巾。大家都说，你该去特拉维夫看看，那边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11月初的一个早晨，我们坐上了西去的巴士。耶城到特拉维夫有一小时的车程，以色列的狭小，从这两个最大城市之间的距离就可见一斑。耳朵里微微震响，提醒着我们，海拔在这几十公里间不断下降。
以色列的公路景观并不好看，无非是连绵的低丘、灰白的石头，被稀疏的橄榄树和灌木丛蒙上了一层不够活泼的暗绿色。于是我就打盹。几睡几醒中，特拉维夫到了。
一下车赶忙脱去外套，地中海的阳光有着意想不到的炎热。耶路撒冷当然也有高楼，但并不密集，而特拉维夫完全是一副时尚面孔，平坦笔直的大街延伸而去，整齐的行道树一字排开，街头绿地和花园随时可见，玻璃幕墙上反射着晃眼的光线。
坐在公车上，广告牌一路相伴，多是希伯来文和英文，正当我费力辨认的时候，突然一个广告牌上两个硕大的汉字闯入眼帘：大波。
我吓了一跳，寻思这是什么情况，再仔细一看，下面小一点的英文写着“ONAMI”，哦，原来是日语汉字。同行的朋友说，好像是个日本连锁餐厅的名字。原谅我的联想，毕竟俗话讲：祈祷在耶路撒冷，游乐在特拉维夫。
没多久，公车进入旧城。我们在特拉维夫的漫步，就从本·耶胡达大街上的中国大使馆开始，而这里已然处于大名鼎鼎的“白城”范围了。
在中东地区，特拉维夫是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它的成长轨迹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犹太复国运动和以色列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特拉维夫的雏形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那时散居欧洲等地的犹太人刚刚开始小规模回迁故土，在古老的阿拉伯港口城镇雅法北郊逐渐形成了一个犹太社区。
1909年，建造新城的工程正式开始，次年城市定名为“特拉维夫”，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春天的小山丘”。
特拉维夫在初建阶段，被设计为雅法的卫星城，有点像今天北京五环外的一些“睡城”，人们白天到南边的雅法工作，晚上回到这里。首任市长梅厄·迪森科夫曾希望，“这座城市以后也许可以住2.5万人”。但今天，包括周边一些城镇在内的大特拉维夫地区，已成为地中海东岸最大的都会区，总人口超过300万。
特拉维夫的建筑中，以现代主义风格最为知名。转过街口，我们很快拐进了以首任市长命名的梅厄·迪森科夫大街。街道两旁茂密的树木后面，陈列着一栋栋大同小异的白色建筑，多为二到四层小楼，多采用了以色列山区盛产的白色石材，有的则抹上了一层发白的灰泥。“白城”的雅号由此而来。
对于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来说，这些房子过于平淡，走不了多久就难免让人兴味索然，忘记身处的街区，是世界遗产名录中最年轻的项目之一。我就曾听到质疑白城是否够得上“世遗”资格的声音。而这种批评的实质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对现代主义建筑的不满情绪。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欧洲现代主义运动蓬勃的时代，包豪斯建筑的横空出世尤其意义深远。一些从欧洲建筑学校毕业的学生将这种新风潮带到了特拉维夫。此时特拉维夫正散发着不夜城的活力，充满了对未来无止境的想象。这种积极的姿态无疑符合了它在起跑阶段的活泼性格。
由此，特拉维夫逐渐汇集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各个流派，并最终成为世界上这类建筑最为集中的展示场。它们遵循着共同的美学追求，那就是简洁无华。
这也是我漫步在白城里最直观的感受。这些建筑的外墙上几乎见不到任何装饰，窗户和阳台的设计都非常简单，不见或少见线脚，纯以几何线条构图。这使得建设的工期较短，很好地解决了大量移民的需求。建筑师们还充分考虑了本地的地理气候特征，比如将窗户设计得较为狭小，避免了地中海夏季炽烈阳光的进入。
将建筑的结构和用途充分协调，正是现代主义被称为“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因所在。196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旗手、美国建筑师文丘里就曾大声呵斥，现代主义建筑是“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
这并不奇怪，吃多了白粥馒头，总想再尝一尝麻辣火锅。况且时代变了，就好像朋克青年对穿整齐校服的学生不屑一顾，所以千奇百怪的新式建筑纷纷出现。至于今天中国大地上比春笋还快的争奇斗艳，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主义了。
起码，白城里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商店、公寓，如今依然毫无压力地继续着它们的职能，虽然不够时尚，但也与死气沉沉绝缘。在特拉维夫湛蓝的天空下，它们简单明快，赏心悦目，有着时光沉淀的大度与从容。
迪森科夫大街的尽头，是一座长方形的广场。1995年11月4日晚，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此参加完一次和平集会后，被一名极右翼犹太青年开枪杀死。此后，这里被命名为拉宾广场。
记得当时上小学六年级的我是在家里那个14寸小电视上看的新闻报道，至今还能记起拉宾遇难后以色列各地悼念活动上黑压压的人群，以及他们悲痛的泪水。长大后读书，逐渐知道拉宾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这部传奇的顶峰，是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主持下，拉宾和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以巴和平协议。之后，拉宾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演：
今天签署这样一个宣言，不论对我作为一名参加了历次战争的以色列军人来说，还是对以色列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巴勒斯坦人，让我对你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用响亮而又清楚的声音对你们说：血和泪已经流够了！够了！我们无意报复，我们不憎恨你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正常的人——想建立一个家，想栽一棵树，渴望爱情，希望和你们一道自由、体面、亲和地生活在一起。
拉宾死后，被葬在出生地耶路撒冷西郊的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据说葬礼之夜，耶路撒冷落下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我也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前往赫茨尔山的。在静谧的墓地中，拉宾和他2000年去世的妻子莉娅的两块墓碑，一黑一白，紧紧偎依。
正午的拉宾广场空空荡荡，高高的棕榈树直指蓝天，南端一群灰胖的鸽子寻寻觅觅着面包屑。拉宾倒下的地方，有一个由16块来自戈兰高地的玄武岩建成的纪念碑，高低错迭，象征着遇刺事件的影响如同一场政治地震。
离开拉宾广场，向西南一直走，穿过极具规模的犹太露天市场，就一眼看到地中海的蓝。这种蓝，有一种幽远的气质，越走近越会发现，它其实透着一股深邃的蓝色。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它承载的过往太过丰富了吗？
我和朋友站在海边挥斥方遒。手往左指是埃及，正前方是克里特岛，右边是塞浦路斯与小亚，和我们平行一线的有黎巴嫩和叙利亚——虽然，茫茫一片都不见。
沿着海岸是一个长条形公园，小石子铺成波浪状的步行道。棕榈树下，绿草坪上，三三两两的人或坐或卧，享受着下午的悠闲时光，宠物狗在一旁上窜下跳。
这一刻我想到，如果谁来以色列的第一站是特拉维夫，那这里一定与他（她）的想象大不相同。事实上以色列本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那些占人口少数的正统犹太教徒，多集中在耶路撒冷以及一些小型定居点，据说他们根本无法忍受特拉维夫这样的世俗城市。
这里没有弹痕，少见拉比，却有比基尼，安息日里依然有商店开门，处处都是涌动的商业氛围。当夜幕落下，和世界上一切纸醉金迷的城市一样，你我可以迎向大海，把酒到天明，做点别的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做。
小贴士
迪森科夫大街、罗斯柴尔德大街和比亚利克大街，为观赏“白城”现代主义建筑的三条最佳路线。
11月初的一个早晨，我们坐上了西去的巴士。耶城到特拉维夫有一小时的车程，以色列的狭小，从这两个最大城市之间的距离就可见一斑。耳朵里微微震响，提醒着我们，海拔在这几十公里间不断下降。
以色列的公路景观并不好看，无非是连绵的低丘、灰白的石头，被稀疏的橄榄树和灌木丛蒙上了一层不够活泼的暗绿色。于是我就打盹。几睡几醒中，特拉维夫到了。
一下车赶忙脱去外套，地中海的阳光有着意想不到的炎热。耶路撒冷当然也有高楼，但并不密集，而特拉维夫完全是一副时尚面孔，平坦笔直的大街延伸而去，整齐的行道树一字排开，街头绿地和花园随时可见，玻璃幕墙上反射着晃眼的光线。
坐在公车上，广告牌一路相伴，多是希伯来文和英文，正当我费力辨认的时候，突然一个广告牌上两个硕大的汉字闯入眼帘：大波。
我吓了一跳，寻思这是什么情况，再仔细一看，下面小一点的英文写着“ONAMI”，哦，原来是日语汉字。同行的朋友说，好像是个日本连锁餐厅的名字。原谅我的联想，毕竟俗话讲：祈祷在耶路撒冷，游乐在特拉维夫。
没多久，公车进入旧城。我们在特拉维夫的漫步，就从本·耶胡达大街上的中国大使馆开始，而这里已然处于大名鼎鼎的“白城”范围了。
在中东地区，特拉维夫是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它的成长轨迹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犹太复国运动和以色列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特拉维夫的雏形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那时散居欧洲等地的犹太人刚刚开始小规模回迁故土，在古老的阿拉伯港口城镇雅法北郊逐渐形成了一个犹太社区。
1909年，建造新城的工程正式开始，次年城市定名为“特拉维夫”，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春天的小山丘”。
特拉维夫在初建阶段，被设计为雅法的卫星城，有点像今天北京五环外的一些“睡城”，人们白天到南边的雅法工作，晚上回到这里。首任市长梅厄·迪森科夫曾希望，“这座城市以后也许可以住2.5万人”。但今天，包括周边一些城镇在内的大特拉维夫地区，已成为地中海东岸最大的都会区，总人口超过300万。
特拉维夫的建筑中，以现代主义风格最为知名。转过街口，我们很快拐进了以首任市长命名的梅厄·迪森科夫大街。街道两旁茂密的树木后面，陈列着一栋栋大同小异的白色建筑，多为二到四层小楼，多采用了以色列山区盛产的白色石材，有的则抹上了一层发白的灰泥。“白城”的雅号由此而来。
对于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来说，这些房子过于平淡，走不了多久就难免让人兴味索然，忘记身处的街区，是世界遗产名录中最年轻的项目之一。我就曾听到质疑白城是否够得上“世遗”资格的声音。而这种批评的实质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对现代主义建筑的不满情绪。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欧洲现代主义运动蓬勃的时代，包豪斯建筑的横空出世尤其意义深远。一些从欧洲建筑学校毕业的学生将这种新风潮带到了特拉维夫。此时特拉维夫正散发着不夜城的活力，充满了对未来无止境的想象。这种积极的姿态无疑符合了它在起跑阶段的活泼性格。
由此，特拉维夫逐渐汇集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各个流派，并最终成为世界上这类建筑最为集中的展示场。它们遵循着共同的美学追求，那就是简洁无华。
这也是我漫步在白城里最直观的感受。这些建筑的外墙上几乎见不到任何装饰，窗户和阳台的设计都非常简单，不见或少见线脚，纯以几何线条构图。这使得建设的工期较短，很好地解决了大量移民的需求。建筑师们还充分考虑了本地的地理气候特征，比如将窗户设计得较为狭小，避免了地中海夏季炽烈阳光的进入。
将建筑的结构和用途充分协调，正是现代主义被称为“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因所在。196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旗手、美国建筑师文丘里就曾大声呵斥，现代主义建筑是“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
这并不奇怪，吃多了白粥馒头，总想再尝一尝麻辣火锅。况且时代变了，就好像朋克青年对穿整齐校服的学生不屑一顾，所以千奇百怪的新式建筑纷纷出现。至于今天中国大地上比春笋还快的争奇斗艳，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主义了。
起码，白城里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商店、公寓，如今依然毫无压力地继续着它们的职能，虽然不够时尚，但也与死气沉沉绝缘。在特拉维夫湛蓝的天空下，它们简单明快，赏心悦目，有着时光沉淀的大度与从容。
迪森科夫大街的尽头，是一座长方形的广场。1995年11月4日晚，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此参加完一次和平集会后，被一名极右翼犹太青年开枪杀死。此后，这里被命名为拉宾广场。
记得当时上小学六年级的我是在家里那个14寸小电视上看的新闻报道，至今还能记起拉宾遇难后以色列各地悼念活动上黑压压的人群，以及他们悲痛的泪水。长大后读书，逐渐知道拉宾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这部传奇的顶峰，是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主持下，拉宾和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以巴和平协议。之后，拉宾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演：
今天签署这样一个宣言，不论对我作为一名参加了历次战争的以色列军人来说，还是对以色列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巴勒斯坦人，让我对你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用响亮而又清楚的声音对你们说：血和泪已经流够了！够了！我们无意报复，我们不憎恨你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正常的人——想建立一个家，想栽一棵树，渴望爱情，希望和你们一道自由、体面、亲和地生活在一起。
拉宾死后，被葬在出生地耶路撒冷西郊的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据说葬礼之夜，耶路撒冷落下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我也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前往赫茨尔山的。在静谧的墓地中，拉宾和他2000年去世的妻子莉娅的两块墓碑，一黑一白，紧紧偎依。
正午的拉宾广场空空荡荡，高高的棕榈树直指蓝天，南端一群灰胖的鸽子寻寻觅觅着面包屑。拉宾倒下的地方，有一个由16块来自戈兰高地的玄武岩建成的纪念碑，高低错迭，象征着遇刺事件的影响如同一场政治地震。
离开拉宾广场，向西南一直走，穿过极具规模的犹太露天市场，就一眼看到地中海的蓝。这种蓝，有一种幽远的气质，越走近越会发现，它其实透着一股深邃的蓝色。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它承载的过往太过丰富了吗？
我和朋友站在海边挥斥方遒。手往左指是埃及，正前方是克里特岛，右边是塞浦路斯与小亚，和我们平行一线的有黎巴嫩和叙利亚——虽然，茫茫一片都不见。
沿着海岸是一个长条形公园，小石子铺成波浪状的步行道。棕榈树下，绿草坪上，三三两两的人或坐或卧，享受着下午的悠闲时光，宠物狗在一旁上窜下跳。
这一刻我想到，如果谁来以色列的第一站是特拉维夫，那这里一定与他（她）的想象大不相同。事实上以色列本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那些占人口少数的正统犹太教徒，多集中在耶路撒冷以及一些小型定居点，据说他们根本无法忍受特拉维夫这样的世俗城市。
这里没有弹痕，少见拉比，却有比基尼，安息日里依然有商店开门，处处都是涌动的商业氛围。当夜幕落下，和世界上一切纸醉金迷的城市一样，你我可以迎向大海，把酒到天明，做点别的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做。
小贴士
迪森科夫大街、罗斯柴尔德大街和比亚利克大街，为观赏“白城”现代主义建筑的三条最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