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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過400多年來的發展，澳門城市變遷中的“變”在於其國際地位起伏，如今朝著“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經濟貿易合作平臺”穩步發展；“不變”在文化間對話上一直扮演公共空間的角色，並因此形成多重的社會身份認同。澳門城市的鮮明個性，與經濟和歷史發展密不可分；城市變遷的“變”和“不變”共同構成澳門作為溝通中西的橋樑的城市個性。城市個性在今後將成為澳門城市發展以至應對城市變遷的基礎，使社會在推動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更有能力維護獨特的本地特色，提供空間讓中國和世界彼此認識。
關鍵詞：澳門 城市發展 城市個性
從葡人來澳建立商埠開始計算，澳門至少有400多年的城市發展歷史，期間出現多次變遷，造就今天澳門在中華大地、在亞洲以至世界上的獨特個性。
在葡人入據的早期，澳門成為了葡萄牙以及後來歐洲各國對華貿易的重要貿易中心。西方國家通過澳門購得中國產物的同時，東來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為中國帶來天主教教義和當時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又從中國獲得文化藝術、歷史地理和哲學思想等知識，再經過澳門向歐洲廣為傳播。
就在西方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和荷蘭的商人紛紛通過澳門向中國帶來西方商品的時候，他們的行事方式往往不為當時的中國所完全接受。澳門因此成為中國與西方認識、比較彼此文化以至緩和潛在衝突的中間地帶。特別是在清朝中葉，羅馬教廷因爆發“中國禮儀之爭”導致與清廷交惡，康熙皇帝巧妙地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將“南京命令”的主事者多羅（Carlo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押解澳門聽候發落，通過葡萄牙人的定居地位和利用其切身利益，以澳門作為緩衝，爭取迴旋空間，充分發揮了澳門作為訊息傳遞和人員往來的橋樑角色。
在鴉片戰爭後，英國從中國手上取得毗鄰澳門的香港，其優越的地理條件頓時使澳門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一度成為人口販賣和走私中心。然而，葡萄牙一貫採取中立的外交政策以保障其繼續據居澳門，使澳門在國際關係處於風起雲湧的時刻，仍充分扮演緩衝、中介和調停的角色。例如在抗日戰爭初期，澳門便成為中國和日本的情報中心，隨著戰事的深入，又成為兩國的物資補給的其中一個重要場所。新中國政府成立後，繼續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為內地提供必要的物資、外匯和信息，後來更因應兩岸關係緩和而發展成交流合作的重要中轉站。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葡萄牙加大構建包括本土和海外屬地的“葡萄牙經濟圈”的力度，以期建立葡萄牙貨幣區的共同市場。澳門受惠於當時推出的關稅優惠措施，再加上後期澳葡行政當局革新博彩管理並發展旅遊業，以及歐洲共同市場為澳門提供配額優惠，使澳門經濟從過去以手工業和簡單轉口貿易為主，轉向以輕工業、金融業和旅遊服務業為主要產業構成，並取得實質的發展，帶動澳門城市的現代化。到1980年代，澳門已基本形成現代化工商業城市的形態。
澳門回歸祖國後，政府決定開放博彩業發展經濟，通過引進外地經營者提升澳門的國際能見度和知名度，又通過泛珠三角合作、粵澳合作開發橫琴等機制和舉措，創造條件讓澳門參與區域合作。自2004年起至今，澳門的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不但新型建築拔地而起，歷史建築也因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成功而得到更大程度的保育。一些早已被遺忘的街區角落，近年也得以活化，成為新興的文化和商業活動場所。
回顧澳門的城市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在這個過程中的“變”與“不變”。澳門城市發展近450年來的“變”，在於中國的興衰及其開放與封閉，以及由此造成的澳門國際地位的跌宕起伏。過去，由於葡萄牙長期在對華貿易上處於近乎壟斷的地位，使得澳門扮演國際貿易中心的角色達數世紀之久。自1840年代之後，澳門城市走向沉寂，縱然曾數度出現繁榮景況，但僅屬非常時期特定時空環境下的畸形現象，城市發展隨波逐流，經濟欠缺個性且不能持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澳門城市發展略有起色，行政當局又提出不少長遠有利澳門發展的宏偉藍圖，惟經濟實力依然不足，而且當時的客觀條件更使澳門不時出現難以為繼的苦況。儘管如此，澳門的經濟已開始呈現有別於鄰近地區的個性，即使偶爾出現發展瓶頸，但可持續性已有所增強。在回歸祖國後，外資的引進使本地經濟發展與國際接軌能力加強，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確立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經濟貿易合作平臺”的發展定位，澳門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其城市發展將朝著前述方向穩步發展。
就在“變”的同時，澳門在地緣上的准入門檻，長期以來比其他鄰近地方低，有利於營造寬鬆的地方氛圍，使西方文化得以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而中國文化又得以通過澳門走向世界，發揮了中西文化交流“公共空間”的獨有作用；而行政管理、族群交往以至實施自由港政策而產生的社會和文化氛圍和人員自由流動，又使澳門的民間社會產生多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身份認同。中華文化固然是澳門的地方文化母體，但除此之外還因為不同族裔人口及其文化通過澳門集聚，而使澳門同時又與葡語世界、拉丁語世界乃至西方世界相通相融。社會成員在與外界的交往中，長期以來也將澳門本土文化中特有的“中華因素”、“葡語因素”、“拉丁因素”以至“西方因素”加以發揮，自覺地尋求與相應的群體所具備的特性連接會通。通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對話策略，使澳門的橋樑作用在最大程度上得以維持和發揮。是為澳門城市發展歷程中的“不變”。
從分析澳門城市發展的“變”與“不變”中可見，澳門城市個性近年之所以能鮮明地在區域以至國際舞臺上更加突顯，與經濟和歷史發展是互為相關、密不可分的。如果經濟沒有形成本身特色，即使其實力如何雄厚，城市個性在區域和國際舞臺上仍難以凸顯出來。同樣，如果歷史發展的進程沒有形成獨特的經驗，尤其是與普世價值產生有機聯繫的話，城市個性也難以為人類對普世價值的探索提供有益的線索和養分。當我們要彰顯澳門的文化城市形象時，其實也需要經濟發展去支撐這個形象；構建本身的經濟特色，反過來也突出了文化城市的形象，兩者缺一不可。 所以，澳門城市發展的“變”和“不變”都是構成澳門城市個性的組成部分。單純地只有“變”或者“不變”，都不能構成如此鮮明的個性。事實上，受惠于經濟和文化在近年來的雙軌發展，澳門在經歷深刻的城市變遷之後，在眾人擔懮澳門變得面目全非、失去往昔小城風情的時刻，我們發現，她也比起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具備鮮明的城市個性，具體而言就是，以多元文化搭建成的一座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現代化橋樑。
城市個性，顯然是非物質的，而澳門這座以多元文化為“建築材料”搭建而成、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現代化橋樑，其高度結晶就是在2005年獲成功列入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特別是“澳門歷史城區”所隱含的關鍵非物質因素：“和而不同、不同而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確實為人類探索普世價值提供實實在在的證據。另一方面，在實現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過程當中，政府又通過社區規劃和引導業界側重發展能充分體現澳門城市個性以至母體文化個性的文化創意產業和中醫藥產業，利用非物質的城市個性發展物質的特色經濟，促進經濟社會同時達至可持續發展，就是城市個性有機結合城市發展的最佳例證。
上述方式也是澳門今後整體的城市發展策略，即城市個性作為城市發展以至應對城市變遷的基礎。雖然近年來澳門經濟總量有所膨脹，但礙於地域和市場規模，仍難以成為大規模的地方經濟體系，反而因為本身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使其有條件發展成精緻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種以城市個性為基礎發展本地社會和經濟的模式，可以讓社會在推動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更清晰地確定城市的“應變”和“不變”，更有意識地維護獨有的本地特色，從而使澳門的城市發展在可持續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遠。
萬變不離其宗。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樑，澳門憑藉其歷史上一直擔當文化間對話平臺的角色，在協助中國走向世界時，應以促進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文化間對話為側重點。與其他中國城市以作為開拓與西方經貿關係為重點比較，以文化為開拓交往的側重點成為澳門城市個性高度表現的“澳門模式”長久以來不可被其他地方取代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國兩制”的方針不但保障了澳門具備多元社會身份認同的特色，而且將繼續成為中國與西方相互理解和對話的理想的公共空間，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中能擔當重要的角色，這也是澳門的真正價值所在。
（作者是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歷史學博士）
關鍵詞：澳門 城市發展 城市個性
從葡人來澳建立商埠開始計算，澳門至少有400多年的城市發展歷史，期間出現多次變遷，造就今天澳門在中華大地、在亞洲以至世界上的獨特個性。
在葡人入據的早期，澳門成為了葡萄牙以及後來歐洲各國對華貿易的重要貿易中心。西方國家通過澳門購得中國產物的同時，東來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為中國帶來天主教教義和當時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又從中國獲得文化藝術、歷史地理和哲學思想等知識，再經過澳門向歐洲廣為傳播。
就在西方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和荷蘭的商人紛紛通過澳門向中國帶來西方商品的時候，他們的行事方式往往不為當時的中國所完全接受。澳門因此成為中國與西方認識、比較彼此文化以至緩和潛在衝突的中間地帶。特別是在清朝中葉，羅馬教廷因爆發“中國禮儀之爭”導致與清廷交惡，康熙皇帝巧妙地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將“南京命令”的主事者多羅（Carlo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押解澳門聽候發落，通過葡萄牙人的定居地位和利用其切身利益，以澳門作為緩衝，爭取迴旋空間，充分發揮了澳門作為訊息傳遞和人員往來的橋樑角色。
在鴉片戰爭後，英國從中國手上取得毗鄰澳門的香港，其優越的地理條件頓時使澳門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一度成為人口販賣和走私中心。然而，葡萄牙一貫採取中立的外交政策以保障其繼續據居澳門，使澳門在國際關係處於風起雲湧的時刻，仍充分扮演緩衝、中介和調停的角色。例如在抗日戰爭初期，澳門便成為中國和日本的情報中心，隨著戰事的深入，又成為兩國的物資補給的其中一個重要場所。新中國政府成立後，繼續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為內地提供必要的物資、外匯和信息，後來更因應兩岸關係緩和而發展成交流合作的重要中轉站。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葡萄牙加大構建包括本土和海外屬地的“葡萄牙經濟圈”的力度，以期建立葡萄牙貨幣區的共同市場。澳門受惠於當時推出的關稅優惠措施，再加上後期澳葡行政當局革新博彩管理並發展旅遊業，以及歐洲共同市場為澳門提供配額優惠，使澳門經濟從過去以手工業和簡單轉口貿易為主，轉向以輕工業、金融業和旅遊服務業為主要產業構成，並取得實質的發展，帶動澳門城市的現代化。到1980年代，澳門已基本形成現代化工商業城市的形態。
澳門回歸祖國後，政府決定開放博彩業發展經濟，通過引進外地經營者提升澳門的國際能見度和知名度，又通過泛珠三角合作、粵澳合作開發橫琴等機制和舉措，創造條件讓澳門參與區域合作。自2004年起至今，澳門的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不但新型建築拔地而起，歷史建築也因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成功而得到更大程度的保育。一些早已被遺忘的街區角落，近年也得以活化，成為新興的文化和商業活動場所。
回顧澳門的城市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在這個過程中的“變”與“不變”。澳門城市發展近450年來的“變”，在於中國的興衰及其開放與封閉，以及由此造成的澳門國際地位的跌宕起伏。過去，由於葡萄牙長期在對華貿易上處於近乎壟斷的地位，使得澳門扮演國際貿易中心的角色達數世紀之久。自1840年代之後，澳門城市走向沉寂，縱然曾數度出現繁榮景況，但僅屬非常時期特定時空環境下的畸形現象，城市發展隨波逐流，經濟欠缺個性且不能持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澳門城市發展略有起色，行政當局又提出不少長遠有利澳門發展的宏偉藍圖，惟經濟實力依然不足，而且當時的客觀條件更使澳門不時出現難以為繼的苦況。儘管如此，澳門的經濟已開始呈現有別於鄰近地區的個性，即使偶爾出現發展瓶頸，但可持續性已有所增強。在回歸祖國後，外資的引進使本地經濟發展與國際接軌能力加強，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確立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經濟貿易合作平臺”的發展定位，澳門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其城市發展將朝著前述方向穩步發展。
就在“變”的同時，澳門在地緣上的准入門檻，長期以來比其他鄰近地方低，有利於營造寬鬆的地方氛圍，使西方文化得以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而中國文化又得以通過澳門走向世界，發揮了中西文化交流“公共空間”的獨有作用；而行政管理、族群交往以至實施自由港政策而產生的社會和文化氛圍和人員自由流動，又使澳門的民間社會產生多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身份認同。中華文化固然是澳門的地方文化母體，但除此之外還因為不同族裔人口及其文化通過澳門集聚，而使澳門同時又與葡語世界、拉丁語世界乃至西方世界相通相融。社會成員在與外界的交往中，長期以來也將澳門本土文化中特有的“中華因素”、“葡語因素”、“拉丁因素”以至“西方因素”加以發揮，自覺地尋求與相應的群體所具備的特性連接會通。通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對話策略，使澳門的橋樑作用在最大程度上得以維持和發揮。是為澳門城市發展歷程中的“不變”。
從分析澳門城市發展的“變”與“不變”中可見，澳門城市個性近年之所以能鮮明地在區域以至國際舞臺上更加突顯，與經濟和歷史發展是互為相關、密不可分的。如果經濟沒有形成本身特色，即使其實力如何雄厚，城市個性在區域和國際舞臺上仍難以凸顯出來。同樣，如果歷史發展的進程沒有形成獨特的經驗，尤其是與普世價值產生有機聯繫的話，城市個性也難以為人類對普世價值的探索提供有益的線索和養分。當我們要彰顯澳門的文化城市形象時，其實也需要經濟發展去支撐這個形象；構建本身的經濟特色，反過來也突出了文化城市的形象，兩者缺一不可。 所以，澳門城市發展的“變”和“不變”都是構成澳門城市個性的組成部分。單純地只有“變”或者“不變”，都不能構成如此鮮明的個性。事實上，受惠于經濟和文化在近年來的雙軌發展，澳門在經歷深刻的城市變遷之後，在眾人擔懮澳門變得面目全非、失去往昔小城風情的時刻，我們發現，她也比起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具備鮮明的城市個性，具體而言就是，以多元文化搭建成的一座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現代化橋樑。
城市個性，顯然是非物質的，而澳門這座以多元文化為“建築材料”搭建而成、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現代化橋樑，其高度結晶就是在2005年獲成功列入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特別是“澳門歷史城區”所隱含的關鍵非物質因素：“和而不同、不同而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確實為人類探索普世價值提供實實在在的證據。另一方面，在實現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過程當中，政府又通過社區規劃和引導業界側重發展能充分體現澳門城市個性以至母體文化個性的文化創意產業和中醫藥產業，利用非物質的城市個性發展物質的特色經濟，促進經濟社會同時達至可持續發展，就是城市個性有機結合城市發展的最佳例證。
上述方式也是澳門今後整體的城市發展策略，即城市個性作為城市發展以至應對城市變遷的基礎。雖然近年來澳門經濟總量有所膨脹，但礙於地域和市場規模，仍難以成為大規模的地方經濟體系，反而因為本身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使其有條件發展成精緻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種以城市個性為基礎發展本地社會和經濟的模式，可以讓社會在推動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更清晰地確定城市的“應變”和“不變”，更有意識地維護獨有的本地特色，從而使澳門的城市發展在可持續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遠。
萬變不離其宗。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樑，澳門憑藉其歷史上一直擔當文化間對話平臺的角色，在協助中國走向世界時，應以促進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文化間對話為側重點。與其他中國城市以作為開拓與西方經貿關係為重點比較，以文化為開拓交往的側重點成為澳門城市個性高度表現的“澳門模式”長久以來不可被其他地方取代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國兩制”的方針不但保障了澳門具備多元社會身份認同的特色，而且將繼續成為中國與西方相互理解和對話的理想的公共空間，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中能擔當重要的角色，這也是澳門的真正價值所在。
（作者是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