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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至今已60周年。60年过去了，但这段庄严的历史，将永载史册。同时，我们也十分怀念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审判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梅汝璈先生。
梅汝璈先生1904年出生于南昌县（现青云谱镇）青云谱朱姑桥梅村，年仅12岁考取了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于是离家8年到北京求学。1924年秋天，20岁的梅汝璈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回国后任复旦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他博览古今法学名著，在法学论述方面造诣很深，以专家学者身份，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司法院大法官，人们称他是中国杰出的法学家和世界著名的和平使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梅汝璈以中国法官身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1946年春天，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个国家的法官齐聚东京后，大家首先关心的是法庭上座位的排列顺序，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庭长由澳大利亚方担任。另有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等10国法官。座位排列是庭长居中，庭长右边的第一个座位似乎已属美国法官。由于座次象征法官所属国家在审判中的地位，庭长左边第二个座位属于谁呢？为了国家的尊严，梅汝璈一心要争到其位。在讨论中，他说：“论个人地位，我本不在意，但我是代表国家的，一定要当仁不让。”
梅汝璈据理力争，他站起来说：“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首先，今日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深，抗战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8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当然，若大家不同意，也可以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在座法官的体重的轻重来排座次。”他接上开玩笑地说。
庭长听了梅汝璈的发言后说：“你的建议很好，但这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回答道：“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位，那还是按体重排好。这样我即使排在末位也心安理得，也可以对我的国家有所交待。一旦我国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合适，可以调派比我体重重的人来替换我呀！”此时引起了法官们的哄堂大笑。
笑归笑，庭长韦伯并未最后拍板。但在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竟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排列。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提出抗议，随即脱去穿着的黑丝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进行表决，预演被推迟，入场顺序终于按各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定，在排位上维护了祖国的尊严，也使梅汝璈赢得了全体法官的赞赏和钦佩。
在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对少数没有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法官借口各自国家量刑不同，不赞成使用死刑，曲意袒护日本战犯的行径，梅汝璈日夜与各国法官商谈，运用娴熟的法律知识和斗争的艺术。他曾表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如不能以理制胜、取得严正的判决结果，我宁可蹈海自尽，以谢国人。”表达了他的坚强和决心。每次开庭，他总是挺身而出，严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义正辞严，力主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斗争，法庭于1948年在东京对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日本军事训练总监侵华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罪大恶极的战犯宣判，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给军国主义头目、战争罪犯以应有的严惩，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1946年3月29日，赴日本考察的顾毓秀博士，将一柄长3尺的宝剑赠送给梅汝璈。梅汝璈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毓秀大声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和几千万死难同胞，到这个侵略国家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更‘壮’的吗？”赠剑之举意味深长。1995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与93岁高龄的老师顾毓秀教授在纽约联合国重逢，顾毓秀老人曾讲起这段赠剑往事。
梅汝璈在东京大审判的日子里，曾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不是复仇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头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难。”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工作结束后，梅汝璈应日本《朝日新闻》邀请，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呼吁日本人民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道，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同年1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行政部长。此时国民党在国内打内战，为表达其热爱和平、厌恶内战的决心，他毅然在东京发表声明，辞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任命。
1949年梅汝璈回归祖国时途经香港，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鲜明立场，并且多次说过审判是全民族的事业，无抗战便无审判，无审判便无梅汝璈，机会是人民给的，名气是人民血肉铺垫的。
1949年10月，梅汝璈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外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曾赴法国、芬兰等国家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多次呼吁警惕少数帝国主义分子阴谋破坏和平的行为。抗美援朝期间，他一再呼吁世界和平组织和爱好和平的人士，起来谴责和制止在朝鲜的战争。
梅汝璈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特邀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期间，他曾回到故乡南昌视察，对解放后家乡人民安居乐业，翻身作主人，甚为高兴，对南昌市的建设，故乡的发展变化深表欣慰。
梅汝璈博士长期从事法学研究工作，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国际法坛上享有崇高声誉。1974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0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梅汝璈生前著有很多法学专著，有《全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对日和约》、《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回顾》，在日本审判战犯的《回忆录》和《日记》等。
我们在缅怀梅汝璈先生的同时，一定要牢记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不忘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梅汝璈先生1904年出生于南昌县（现青云谱镇）青云谱朱姑桥梅村，年仅12岁考取了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于是离家8年到北京求学。1924年秋天，20岁的梅汝璈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回国后任复旦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他博览古今法学名著，在法学论述方面造诣很深，以专家学者身份，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司法院大法官，人们称他是中国杰出的法学家和世界著名的和平使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梅汝璈以中国法官身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1946年春天，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个国家的法官齐聚东京后，大家首先关心的是法庭上座位的排列顺序，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庭长由澳大利亚方担任。另有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等10国法官。座位排列是庭长居中，庭长右边的第一个座位似乎已属美国法官。由于座次象征法官所属国家在审判中的地位，庭长左边第二个座位属于谁呢？为了国家的尊严，梅汝璈一心要争到其位。在讨论中，他说：“论个人地位，我本不在意，但我是代表国家的，一定要当仁不让。”
梅汝璈据理力争，他站起来说：“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首先，今日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深，抗战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8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当然，若大家不同意，也可以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在座法官的体重的轻重来排座次。”他接上开玩笑地说。
庭长听了梅汝璈的发言后说：“你的建议很好，但这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回答道：“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位，那还是按体重排好。这样我即使排在末位也心安理得，也可以对我的国家有所交待。一旦我国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合适，可以调派比我体重重的人来替换我呀！”此时引起了法官们的哄堂大笑。
笑归笑，庭长韦伯并未最后拍板。但在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竟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排列。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提出抗议，随即脱去穿着的黑丝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进行表决，预演被推迟，入场顺序终于按各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定，在排位上维护了祖国的尊严，也使梅汝璈赢得了全体法官的赞赏和钦佩。
在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对少数没有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法官借口各自国家量刑不同，不赞成使用死刑，曲意袒护日本战犯的行径，梅汝璈日夜与各国法官商谈，运用娴熟的法律知识和斗争的艺术。他曾表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如不能以理制胜、取得严正的判决结果，我宁可蹈海自尽，以谢国人。”表达了他的坚强和决心。每次开庭，他总是挺身而出，严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义正辞严，力主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斗争，法庭于1948年在东京对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日本军事训练总监侵华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罪大恶极的战犯宣判，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给军国主义头目、战争罪犯以应有的严惩，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1946年3月29日，赴日本考察的顾毓秀博士，将一柄长3尺的宝剑赠送给梅汝璈。梅汝璈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毓秀大声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和几千万死难同胞，到这个侵略国家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更‘壮’的吗？”赠剑之举意味深长。1995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与93岁高龄的老师顾毓秀教授在纽约联合国重逢，顾毓秀老人曾讲起这段赠剑往事。
梅汝璈在东京大审判的日子里，曾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不是复仇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头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难。”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工作结束后，梅汝璈应日本《朝日新闻》邀请，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呼吁日本人民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道，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同年1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行政部长。此时国民党在国内打内战，为表达其热爱和平、厌恶内战的决心，他毅然在东京发表声明，辞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任命。
1949年梅汝璈回归祖国时途经香港，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鲜明立场，并且多次说过审判是全民族的事业，无抗战便无审判，无审判便无梅汝璈，机会是人民给的，名气是人民血肉铺垫的。
1949年10月，梅汝璈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外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曾赴法国、芬兰等国家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多次呼吁警惕少数帝国主义分子阴谋破坏和平的行为。抗美援朝期间，他一再呼吁世界和平组织和爱好和平的人士，起来谴责和制止在朝鲜的战争。
梅汝璈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特邀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期间，他曾回到故乡南昌视察，对解放后家乡人民安居乐业，翻身作主人，甚为高兴，对南昌市的建设，故乡的发展变化深表欣慰。
梅汝璈博士长期从事法学研究工作，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国际法坛上享有崇高声誉。1974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0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梅汝璈生前著有很多法学专著，有《全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对日和约》、《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回顾》，在日本审判战犯的《回忆录》和《日记》等。
我们在缅怀梅汝璈先生的同时，一定要牢记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不忘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