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好问词有两个传播特例。一是传播于九泉之下。在忻州孟氏墓穴中，出土张善夫题写的《声寄元遗山〈鹧鸪天〉》词和元好问的《临江仙》（今古北邙山下路）。其题写时间是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所和词作疑是元好问《鹧鸪天·效东坡体》。二是为元明话本小说中北宋人物所抄袭。《喻世明言》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主人公赵旭所作的三首词作，都盗自遗山词而稍加改易。这种隐秘传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值得继续探究。
　　关键词：元好问;词;张善夫;《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元好问词似乎比诗歌的名气更大，当时即广为传播，普受欢迎。他的《摸鱼儿》（恨人间情是何物）甫一问世，就引起李治、杨果的唱和与前辈王中立的夸赞，此后传诵不衰，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有的词如《摸鱼儿》（问楼桑故居无处）被刻于石碑，石本流传至今;有的词如《秋色横空》为他的门生白朴等人所称引;更多的词为后代选本所选录，为词话家所津津乐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规路数。在元好问词的传播过程中，还有两个埋没不显的有趣特例。
　　第一个特例是元好问的词居然传到了九泉之下。2012年11月，在山西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南呼延村发现一座元代古墓，墓室为六角形砖墓，在东南墓壁“积玉斋”下题有一首元好问的《临江仙》（今古北邙山下路），在西南壁“乐安堂”下又题有一首《声寄元遗山〈鹧鸪天〉》词。这位墓主生前该是多么痴迷遗山词，死后还要以遗山词相伴啊！《忻州日报》2012年12月15日及时刊发忻州文管处副处长李培林的文章《元代古墓惊现遗山词》（以下简称李文），对古墓的位置、形制、随葬品、壁画、题词等做了描述，并做了初步的考证。后来，这座墓室的壁画和题词被揭了下来，藏于山西博物院。上海书画出版社《书与画》杂志2018年第2期又刊发上海博物馆金靖之女士的解读文章
　　《山西博物院藏金元时期墓葬壁画赏析》（以下简称金文），其中对南呼延村元墓又做了一些分析。由于李、金二位都是文物工作者，不是元好问研究专家，对墓中有关元好问词的探讨还有未尽之处。他们的文章或发表于地方媒体，或发表于书画艺术类期刊，未能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充分注意。文学研究者未能及时跟进，导致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
　　第一个未解之谜是墓葬时间。根据上述二文可知，墓主姓孟，他的儿子孟彦仔、孟彦卿、孟彦隆及其媳妇、女儿等亲人在离家一里路的地方买了块一亩半的土地，修建坟茔——题记中称作“外宅”。西南墓壁原本题写了具体时间，是“大元岁次乙卯年戊辰月癸酉日”，只是其中“乙卯”有些模糊，又似“己卯”。李文在释读时用“乙卯（己卯）”来表示，说明存在不确定之处。究竟孰是孰非？考验着文物工作者的知识和能力。李文从干支纪年纪月法入手，查阅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认为“在金、元两代，乙卯年、戊辰月在一起只有1255年”，因此判断该墓的准确时间是蒙古宪宗五年二月。李文的用力方向正确，遗憾的是，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作者已认识到这一时间存在一大不合理之处，那就是蒙古统治者在至元八年（1271）才正式打出“大元”的旗号。对此，他猜测忻州等北方地区可能早在16年前就已经用“大元”来纪年了。猜测可谓大胆，可惜没有旁证。笔者经过核查，发现他在查阅《二十史朔闰表》时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将乙卯年二月“戊辰”朔当成了纪月干支“戊辰”月了，原因在于他不了解干支纪月的规则。根据干支纪月法，十二地支固定对应十二个月，再用年天干与地支相配，只有年天干为甲、己的年头才会有戊辰月。这样一来，乙卯年压根就没有戊辰月（三月），因此，乙卯年一定是己卯年之误。金靖之可能没有读过李文，未加考辨，直接将乙卯年识读成己卯年。元代有两个己卯年：一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一是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金文认为《声寄元遗山〈鹧鸪天〉》词中“无穷名利无穷苦，有限光阴有限身”出自张养浩【中吕】《喜春来》，张善夫词一定在张养浩（1270—1329）之后，所以判断己卯年为元惠宗至元五年。此论较为可取，只是不能绝对，张养浩那两句是否就一定是他的原创，也未可知。从目前文献来看，两个己卯年都能说通，后者更合理一些。如果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那么，三月朔为戊辰，癸酉为六日;如果是元惠宗至元五年，那么，三月庚申朔，癸酉日是十四日。
　　第二个未解之谜是《声寄元遗山〈鹧鸪天〉》词的作者以及词作的内涵。作者署名“兰里晚学张善夫拙笔”，兰里，据李文，在今天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晚学”，李文认为是相对于元好问而言，这是基于该墓建于蒙古宪宗五年的认识，当时元好问还在世;李文进而认为该词反映了忻州文人雅士与元好问的友谊与诗文交往。其实“晚学”云云，是相对于墓主孟某而言。张善夫生平不可考，明代《词林摘艳》中收录一位张善夫的《月中花》小令四首，只是这位张善夫是南曲作家，当是另外一人。《声寄元遗山〈鹧鸪天〉》的意思是用元好问《鹧鸪天》的词韵，写作一首和韵之作。先看张善夫的词：
　　十日花开十日红，花开不见百年人。无穷名利无穷苦，有限光阴有限身。花满厅，醉盈樽。太平箫鼓焱乎民。醉而复醒醒而醉，只恐来朝古终新。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元代就有了这两句古话。墓主大概是位花痴兼遗山迷，特别喜爱牡丹，墓室正北壁“绘有一盆含苞待放的牡丹，郁郁葱葱，欣欣向荣。东北壁额枋题‘金玉满堂’，下面是一盆盛开的红色牡丹。西北壁額枋题‘福山寿海’，下面同样是盆富贵、圆满的红牡丹”（金文）。所以，这首词开头两句“十日花开十日红，花开不见百年人”就不再是简单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而是具体指墓主情所独钟的牡丹。牡丹纵然富贵艳丽，但再也见不到他这位已经百老之人了。反过来就是说，墓主再也不能欣赏他痴迷的牡丹花了，只能画上三盆牡丹花永远陪伴着他。人生短暂，名缰利锁，种种苦恼相逼，三、四两句分别用两个“无穷”、两个“有限”形成句内回环，强化了人生苦恼之无穷，光阴之有限;上下句“无穷”与“有限”又构成强烈的对比，透彻地写出了人生终有一死的无奈。这两句即使不是张善夫的原创，化用得也如同己出，自然妥帖。正因为人生苦短，所以下片主张伴着太平箫鼓，对着满屋鲜花，尽情饮酒，及时行乐，说不定一觉醒来，明天就会作古。“醉而复醒醒而醉”化用元好问《鹧鸪天》（只近浮名不近情）中“醒复醉，醉还醒，s灵均憔悴可怜生”之句，全词在安慰逝者的同时，又警醒生者，珍爱生命，比较切合题墓诗主题，说明张善夫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 　　第三个未解之谜：张善夫此词所依之韵是元好问哪首词作？《鹧鸪天》是元好问最喜欢的词牌，现存词作多达51首。张善夫词所用词韵为十一真，检索元好问《鹧鸪天》，其中有三首真字韵词，首句分别是“著意朝云复暮云”“煮酒青梅入坐新”“彩舞萱衣喜气新”，核诸内容，相对接近的是下面这首“效东坡体”：
　　煮酒青梅入坐新，姚家池馆宋家邻。楼中燕子能留客，陌上杨花也笑人。梁苑月，洛阳尘，少年难得是闲身。殷勤昨夜三更雨，剩醉东城一日春。
　　“姚家池馆”指洛阳姚氏牡丹，与张词“花开”以及墓中牡丹图画相关，“梁苑月”三句写人生劳碌风尘，与张词“无穷名利无穷苦”相似;但元词清新美好、轻快自得，格调与张词迥异。也许张善夫只是和韵不和意，借此致敬乡贤元遗山？
　　孟氏墓室中还题写了元好问的《临江仙》词，也应该出自张善夫之手：
　　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元词词牌下有自注：“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据此可知，该词作于金宣宗元光二年（1222）。北邙山在洛阳城北，是历代王公显贵埋葬之地，所谓“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沈佺期）。元好问行经此地，自然引发人生思考。盖世功名的英雄也难逃一死，人生如此虚幻，就该纵酒高歌，不论穷通得失。元好问词书写出人们的共同心声，张善夫将之题写在墓内，应该也寄寓着他本人乃至墓主的人生感慨，并且能给墓主家人一些宽慰。
　　张善夫的两首题墓壁之词，都与元好问相关，这至少说明他以及墓主家人都熟悉并喜爱这位乡贤词作，都认可元好问词能告慰亡灵。这时元好问已经去世80多年，他的这两首普通词作在他的家乡居然还有这样忠实的拥趸，还能用于丧葬，题于墓穴，元好问会作何感想——“地下若逢张善夫，岂宜同赏牡丹花？”或许有点哭笑不得吧！
　　元好问词传播的第二个特例，是他的词被元明话本小说中的人物所盗用。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写北宋成都书生赵旭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出发时，“拜别了二亲，遂携琴、剑、书箱，带一仆人，径望东京进发。有亲友一行人，送出南门之外，赵旭口占一词，名曰《江神子》”，其词如下：
　　旗亭谁唱渭城诗？两相思，怯罗衣。野渡舟横，杨柳析残枝。怕见苍山千万里，人去远，草烟迷。芙蓉秋露洗胭脂，断风凄，晚霜微。剑悬秋水，离别惨虹霓。剩有青衫千点泪，何日里，滴休时。
　　赵旭一出场一开口就侵犯了元好问的知识产权。这首词并非话本作者的原创，而是袭用遗山词。笔者遍检宁宗一、洛保生、陶曦钟、易仲伦、唐松波、杨惠文、徐金庭、杨宏杰诸家《喻世明言》注释本，无一注明该词的依托对象。唐圭璋《全宋词》据之收录，归为“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较为严谨，但唐先生也没有识破他的把戏。该词实际上是对元好问《江城子·观别》的改写。元词云：
　　旗亭谁唱渭城诗？酒盈卮，两相思。万古垂杨，都是折残枝。旧见青山青似染，缘底事，澹无姿。情缘不到木肠儿，鬓成丝，更须辞。只恨芙蓉，秋露洗胭脂。为问世间离别泪，何日是，滴休时。
　　二词小半文字相同，首尾完全相同。元词本事可考，据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该词作于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元好问在途中目睹少年崔振之与他相爱的红袖佳人深情“泣别”，将之写成这样一首话别的爱情心曲。赵旭向亲友道别，元词中“情缘不到木肠儿”这种痴情话已经不适合众亲友，所以必须偷梁换柱，有所改造。尽管如此，赵词盗用遗山词的面目，一经对比，就昭然若揭。
　　赵旭到达京城后，自信满满，与朋友在茶馆喝茶闲聊，夸口“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已在登科内”。考试果然优异，拔得头筹。放榜前，主考官依例要将前三名的试卷呈给宋仁宗御览，宋仁宗称赞赵文写得好，同时指出一个错字，赵旭将“唯”的左偏旁写成“厶”。宋仁宗召见赵旭，赵旭应对失当，不愿承认错字，还勉强申辩，信口开河地说“口”与“厶”可通用，引起龙颜不悦，后果很严重。宋仁宗当即写下“云吉、吕台”等八个含“口”与“厶”偏旁的字，让他解释其中的“口”与“厶”如何通用。赵旭语塞，羞愧难当，铩羽而归，流落街头，长吁短叹，在茶馆先题四句诗，尚不解闷，“又作词一首，名《浣溪沙》”，道：
　　秋氣天寒万叶飘，蛩声唧唧夜无聊，夕阳人影卧平桥。菊近秋来都烂缦，从他霜后更萧条，夜来风雨似今朝。
　　这首词看似一气呵成，秋叶飘零、形单影只、秋虫低吟等形象地写出了赵旭的失意落寞之情，但它同样被《全宋词》当作“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同样是对遗山词的改写，而改写的幅度更小，盗窃的胆子更大。且看他抄袭的原本：
　　秋气尖寒酒易消，秋怀无酒更无聊。夕阳人影卧平桥。菊就雨前都烂熳，柳丛霜罢便萧条。夜来风色似今朝。
　　两词文字大多相同。元词写秋日寂寥，无酒排遣，但并不悲伤难过。赵词为切合茶馆饮茶的场景，将遗山词的酒字悉数换下，却露出破绽，“蛩声唧唧夜无聊，夕阳人影卧平桥”，用虫鸣来增强夜间孤苦，却忘记上句夜晚、下句夕阳的时间错乱。末句将元词的“风色”点窜为“风雨”，更是败笔，风雨又与夕阳、霜后不协，可见改作者并不高明，常常顾此失彼。
　　紧接着上词，赵旭“思忆家乡，功名不就，辗转不寐，起来独坐，又作《小重山》词一首”，道：
　　独坐清灯夜不眠，寸肠千万缕，两相牵。鸳鸯秋雨傍池莲，分飞苦，红泪晚风前。回首雁翩翩，写来思寄去，远如天。安排心事待明年，愁难持，泪滴满青毡。
　　小说中的赵旭真是累犯，这首看起来无限凄苦的词，也盗自元好问。元好问《小重山》原作如下：
　　酒冷灯青夜不眠，寸肠千万缕、两相牵。鸳鸯秋雨半池莲，分飞苦，红泪晓风前。天远雁翩翩，雁来人北去、远如天。安排心事待明年，无情月，看待几时圆。
　　元词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思情，“两相牵”“鸳鸯”“池莲”“红泪”“月圆”都是常见的爱情词意象，赵旭信手拿来，用以形容他的思乡之情，做了少许改易，如结句“愁难持，泪滴满青毡”已经没有了爱情意味，比较切合赵旭落第失意的心情。可是，“鸳鸯秋雨傍池莲，分飞苦，红泪晚风前”三句只是将元词的“晓风”改为“晚风”，这一改动无关宏旨，而“鸳鸯”“池莲”“红泪”这些女性味浓、香艳色重的意象只字未动，就不符合他在茶馆思乡的情境了。 　　一年后，宋仁宗梦见一金甲神人，乘坐一辆太平车，上载九轮红日，解梦者称那是“旭”字，可能是個地名或者人名，赵旭因此时来运转。宋仁宗带着苗太监，乔装成秀才，身着白衣，进入茶馆，想寻找梦中那个名叫旭的人。“忽见白壁之上，有词二只，句语清佳，字画精壮，后写‘锦里秀才赵旭作’。”他们料想这位成都赵旭就是梦中金甲神人，没有想到赵旭如此大言不惭堂而皇之地在遗山词后署上自己的姓名。仁宗还以为他志向高远，文才卓异，对他大加赏识，任命他为四川制置使。在小说中，赵旭剽窃元好问的两首“句语清佳”的词作，成了他才华的象征，成了他命运转机的关键文案，真是窃钩者诛，窃词者官，世道竟然如此荒谬！客观地说，元好问这几首词并不是他的代表作，话本作者的改动，有点简单，甚至有点笨拙，未能给元词添彩，纵然这样，仍然是这篇话本小说中的亮点，由此也可见遗山词整体水平之高。
　　其实，赵旭所借用的元好问三首词作，两首是爱情词，一首是悲秋词，与赵旭告别父母及亲友、落第失意的经历相去甚远，话本作者为何还要让北宋人赵旭穿越到一二百年后的金末，对遗山词上下其手、再三作贼呢？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这三首词并不知名，盗窃后不易失手。事实证明，不仅蒙过了那么多元明话本研究专家，还瞒过了编纂过《全宋词》和《全金元词》的词学家唐圭璋先生，可见隐藏之深隐藏之久;二是这篇话本的作者一定非常熟悉、非常喜欢遗山词，不管遗山词是否合适，都顺手拿来，归到赵旭名下。话本作者应该不是苏州人冯梦龙，因为冯梦龙其他著述中不曾关注遗山词，其作者很可能是类似张善夫那样喜欢元好问的元代北方下层文人。
　　从元好问词的传播来看，这两个特例对扩大元好问词的影响没有多大实质性作用。忻州孟氏墓穴中的遗山词以及张善夫的和韵之作，一直深埋于地下，不为人所知，六七百年后才重见天日，其影响主要局限于建墓前后少数乡亲以及近几年来少数文物工作者。《喻世明言》虽然发行量巨大，版本众多，读者无数，但没人知道《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那三首词原作者是元好问，所以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对张善夫和《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作者这样的底层文人而言，遗山词不仅充实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还能转化为应用文章，或满足他人的需求，用以题写墓穴，告慰亡灵和后人;或借以抒发自己的坎懔失意。这也是遗山词的一桩功德。在元好问作品传播史中，一定还存在类似未被发现的其他隐性传播，在这种隐性传播背后，存在着遗山词未被揭示的文化意义。
　　总之，元好问词的这两个传播特例具有补正《全宋词》《全金元词》和《喻世明言》注本的文献价值，能够丰富人们对传播史多样性的认识，提示人们应该适当关注探究未知的隐秘世界。
　　作者：胡传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好问学会会长。著有《金代文学研究》《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金代诗论辑存校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