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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科发展；战略分析；院校研究
摘 要：一个学科的建设在一个生命周期内，要经历起步、发展、提高三个阶段。华中科技大学创办文科，已经历了起步、发展阶段，取得了较大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开始步入提高阶段；但存在着缺少大师级学者和高水平学者，学科、专业水平不高，重大研究成果和有影响力的论文不多，社会知名度不高，社会影响力较小等问题。因此，对文科发展要有忧惠意识，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高水平师资gaff-建设，加强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建设，致力于在交叉综合中产生重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5-0060-05
文科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中，专家们对文科今后该如何发展进行了认真地思考。我认为，文科发展要重视学校文科发展的历史经验；要明确文科发展的历史方位(现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一个“十字路口”，需要有新的突破)；并探寻新的发展思路和大手笔的发展举措。
一、重视文科发展的历史经验
我认为，一个学科、一个学校的发展，在一个生命周期内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起步阶段(10年左右)；发展阶段(10年左右)；提高阶段(10年左右)。我校文科已经走过了起步、发展阶段。
1.起步阶段(1979～1993年)
1979年，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到美国、加拿大等国考察高等教育，回国后提出了两个设想：一是学校要发展文科、理科，走综合化发展之路；二是要在校园里种草，改变学校只有树没有草的状况。于是，在1979年9月，我校率先在全国理工科大学中创建了第一个文科研究机构——中国语言研究所，从国内和校内中文专业毕业的教师中找了几位老师，开始了语言研究。此后，又从政治理论课部找了几位老师，分别开始创办社会学、经济学、科技哲学等专业，接着又从新闻界调了几位有新闻实践经验的同志开办新闻专业。到1993年，完成了文科发展的起步，我校文科不仅办起来了，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还办得比较好。
我校文科起步阶段的主要经验是：学校领导者具有改革创新的勇气、胆略和决心。当时一所工科大学办文科是一个重大突破，在办文科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从上到下的各种阻力。但以朱九思同志为首的学校领导敢于承担责任，千方百计冲破阻力，走自己的路，终于把文科办起来了，实属不易。例如，将数学系林少宫、李楚霖等高水平的数学教师调至经济学系，共同创办数量经济学科，已培养出田国强、艾春荣、谭国富等经济学家。学校领导还十分支持文科工作，从湖北日报、襄樊日报分别将汪新源、程世寿等业务骨干调至我校新闻系，管理新闻专业，使我校新闻专业一开始便十分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2.发展阶段(1994年～至今)
1994年学校以经济学院和文学院(当时的文科除管理和经济外其余都在文学院)成立为标志，步入了文科发展阶段。当时我校文科没有一个博士点，只有7个硕士点；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只有2人(张培刚、林少宫)；科研经费每年只有20多万元；文科教学和办公基本上挤在一个教学楼(东七楼)。后来，经过十多年来历任学校领导和全体文科教师的努力，特别是文科院系负责人付出了很大心血，使我校文科发展稳步前进。现在我校文科已有两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湖北省重点学科，还有26个博士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64个硕士点，28个本科专业；到2008年科研经费已达2000多万元；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有150多人；拥有文科教学、科研、办公大楼8栋。发展速度如此迅速，应该说是很不易的，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校文科发展阶段的经验，除了学校领导重视以外，主要还有以下三个方面：
(1)我校每个学科都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学科建设首先是学科方向的建设。如果我校按照北大、武大的方式去做，那么我校永远赶不上他们。因此，学校要求每个学科根据其传统优势，和自身发展状况以及兄弟院校学科发展状况，在学科交叉点选择独特的学科方向，以实现重点突破。例如：新闻学院将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开辟“网络新闻传播”方向，聘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系主任朱光喜教授为新闻学院副院长，共同策划；经济学院突出数量经济、发展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院突出数字化城市管理、电子政务；法学院突出科技法学；中文系将语言学与计算机技术交叉融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教科院重点抓院校研究，通过院校研究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使高等教育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2)着力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学科建设的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我校文科发展阶段，学校采用了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他们在我校文科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公共管理学院聘请夏书章教授为名誉院长。为此，我和徐晓林同志亲自到中山大学夏老家里，请他到我校公共管理学院担任院长。夏书章教授被称为中国MPA之父，对我校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我校法学院聘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罗玉中教授为院长。罗玉中教授在北大曾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课，在科技法学方面很有影响。他任我校法学院院长后，从北大带来了几位博士(包括现任院长易继明教授)，以我校法学院院长名义给全国人大常委讲课，很受欢迎。哲学研究所聘请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欧阳康教授担任所长。他到任后，很快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使得我校哲学的社会影响大大扩展。另外，哲学系从河南大学引进张曙光教授，后任人文学院院长(现为北师大哲学学院院长)，他不仅学术上很有成就，还引进了邹诗朋、张廷国等优秀青年教师，为我校文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新闻学院聘孙旭培教授为学术带头人。孙旭培教授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教授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到新闻学院后，深受欢迎，发挥了很好的学术带头作用。还聘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聘艺术大师周绍华先生担任艺术系系主任；聘著名作家、书法家李尔重先生担任文学院名誉院长(我校历史学科是在尔重同志一再催促下建立的)等等，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学校还采取了一些超常规措施。例如，涂又光先生由于10多年来为冯友兰先生翻译、整理著作，当时自己写的文章不多，到离休时只评了副教授。1998年，我和朱玉泉、周济同志商量后，经研究讨论，给涂又光先生定为教授，一切待遇按教授执行，可以带研究生(但仍为离休)。涂先生这十来年在教学、研究上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
(3)开展文化素质教育。1994年文学院成立后，我兼任院长。为了更好地为全校师生服务、取得全校师生的支持，我们提出举办“人文讲座”。人文讲座的举办，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受到广大师 生极大的欢迎。此后，在时任校长杨叔子院士的支持、领导下，在当时文学院领导李振文、徐晓林、何锡章等同志共同努力下，开展并在全国推动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大大推动了我校文科的发展。
二、明确文科发展的历史方位
我校文科已经历起步、发展阶段，现在开始步入提高阶段。经过起步、发展阶段，我校文科已建立起了发展平台(学科布局已完成，大多数学科有了硕士点、博士点和本科专业)，形成了发展规模(教师数量、学生数量)，学科的优势、特色(特色学科方向)开始显现，为学科水平提高打下了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校文科发展现已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一个“十字路口”。尽管具备了发展基础，但缺少大师级学者和高水平学者；学科、专业水平不高，有的学科、专业在国内排到了50名以后；重大研究成果和有影响力的论文不多，有的学科甚至很难在本学科国内最高水平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更谈不上国外高水平的刊物了；政府决策咨询时我校学者的声音不多；学校文科的社会知名度不高，高考高分学生很少报考我校文科；其社会影响力小，文科学生就业还不理想；近几年学校文科发展中，有的学科处于一种徘徊，甚至停滞状态，应引起我们重视。
但问题的关键仍然在师资上。首先，我校文科发展时间不长，基础薄弱，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太少。不像著名综合性大学，他们每个学科都有一大批高水平学者，走几个人对他们学科发展影响不大。而我校文科学科，往往只有一、两个较高水平的带头人，走一个带头人这个学科就会“伤筋动骨”，甚至会垮下来。在文科成果评奖上，我校获省级一等奖的寥寥无几，获二等奖的也不多，奖项大多数集中在文科见长的大学。其次，青年教师的成长还缺乏高水平的平台，缺少名师引领。博士毕业后，往往将博士论文出本书，再根据博士论文发几篇文章，然后就停止不前，再往前走就感到力不从心。再次，院、系之间，教师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据文科处统计，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有1/3的教师发文占总发文量的55.6％，其中发文最多的24位教师发文占总发文量的26.15％，而大多数教师年均发文量不到1篇。
三、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重大发展举措
我校文科发展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再往前走，必须要有突破，要有新的思路，要有新的重大发展举措。
1.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我校文科在起步、发展阶段，走得比较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步入提高阶段，再往前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则困难很多，需要有新的突破。学校领导应进一步提高对文科发展重要性、特殊性的认识，提高文科发展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并组织大家开展讨论，认识发展现状，明确发展方向，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措施。忧患意识求自于对问题的认识。工作做不好肯定有问题，工作做好了同样会有问题。因此，要正视问题，不要回避问题。
2.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我校文科在提高阶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时，应采取与起步、发展阶段不同的思路和措施，主要应注重以下几点：
(1)引进国内顶尖学者。在起步发展阶段，由于没有相应的平台，很难引进顶尖学者。例如，冯天瑜教授在湖北大学时，我曾多次请他来我校，但由于当时我们没有相应的博士点，最后他去了武汉大学。现在我们有了引进顶尖学者的平台和条件，对国内顶尖学者，我们要逐个分析，创造条件，争取引进。
(2)大力引进了解中国国情、在国外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在国外访学一年、两年，与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是不同的。在国外名校取得博士学位，他进入了人家的学术圈子，掌握了学科发展前沿，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今后的发展一般都会比较好。最近我请外语学院谭渊博士到教科院作讲座，他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做博士后的，他的讲座大家反映非常好。如果外语学院有五个这样的博士，局面就会大不一样。在前几年引进的博士中，还有两个例子。一是杨伯溆，他在中央电台工作几年后，在国外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应聘时文章虽不多，但进校后在新闻学院发展非常好，后因一些原因去了北京大学工作。二是赵炬明，他在高教所工作几年后，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回校后发展也非常好。最近清华大学以特聘岗位方式聘他去工作一年，帮助其做学科发展规划。对这样的学者，不要过多去看他过去取得的成果，而主要看其发展潜力。现在已不是解决教师有无的问题了，而是需要引进人才，需要聘请一批这样的学者。
(3)帮助有发展潜力的中年学者，使他们在学术上下一个新的台阶。通过十多年的实践，文科中一部分40～50岁的中年教师发展比较好，已经在本学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已经有相当的影响。这一部分教师发展的好坏，决定了我校文科今后发展的基本格局。但这部分教师的发展仍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有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向分散，涉及面太广；有的教师社会活动太多，精神负担太重，精力不能集中在教学上；有的教师缺乏一定的实践经验。因此，应创造条件，帮助这部分中青年教师在学术水平上下一个新台阶。
(4)创建机制，鼓励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对青年教师，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理解和关心他们。青年教师处于教师队伍的最底层，他们工作压力大，经济负担重，待遇相对较低。二是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我国现行的教师聘任制缺乏一种“准入制度”，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从事教师职业。要让青年教师正确认识自己，是否适合从事教师职业，如不适合应及时转换至其他职业。但认准自己今后该从事何种职业后，就要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制定规划。三是完善考核和评价制度。对青年教师的考核和评价标准既要“高”又要“宽”。“高”是指按研究型大学的要求去要求青年教师；“宽”是指每位青年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教学和教学研究”等某一方面应达到高的要求，在评价中避免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
(5)继续发挥有较大影响的老教师的作用。近二十多年来，文科中有几位老教师，他们在学术上沿着自己的学术方向，不断努力，已经产生了不少学术成果，有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从美国及我国的统计研究看，对文科教师而言，60～70岁是发表论文的又一高峰期。因此，对少数几位学术方向明确、学术造诣深、本人身体好而又自愿从事研究的老教师可以考虑让他们再多工作几年，这些老教师在学术上还可能会有所突破。
3.加强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建设
对于理工科而言，数理化是基础，对于文科而言，文史哲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在文科起步、发展阶段，已经关注文史哲学科建设，但很难投入过多的力量。在文科提高阶段，我们的发展思路应适当调整，多在文史哲上下功夫，建设一批精干、高水平的文科基础学科。这里必须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发展文史哲，如在文史哲学科要“养”一些学者，让他们在学术上“仰望天空，胡思乱想”(政治上要民主，不能自由；学术上要自由，不能民主)，研究出一些有理论深度、思想深度的成果。二是要发挥文史哲在其他学科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4.在交叉综合中产生重大成果
从各国高校学科发展历史看，学科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过程，开始只有几个学科，高度综合；随后又高度分化，形成了众多的学科；现在又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一所学校的学科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合、分、合”的过程。以我校文科为例，刚开始力量单薄，只有一两个院系，这些院系的文科在一起互相支撑，共同发展；随后，由于发展的需要，形成若干院系，推动了我校文科各学科迅速发展；现在，到了提高阶段，需要各学科交叉、综合(当然，不是说马上就要进行院系合并，而是采取其他有效方式促进学科交叉、综合)。譬如在民族精神重大课题研究中，我负责对策部分的研究，于是我组织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科技哲学、教育学、新闻学、军事学等学科的教师，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开展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学科交叉综合，需要专题研究，并要在机制、制度方面进行调整，否则是难以实行的。
学校每一届领导班子在文科建设起步、发展阶段，应该说做得都比较好，现在是文科发展提高阶段，其任务就落到了现任领导班子身上。我认为，只要明确新的历史方位，适时调整发展思路，采取重大措施并狠抓落实，我校的文科一定会向前发展，取得更大成绩。
参考文献：
[1]刘献君.华中科技大学文科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路[J].高等教育研究，2005，(5)：2.
[2]余东升.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6.
[3]别敦荣.中国院校研究案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5.
摘 要：一个学科的建设在一个生命周期内，要经历起步、发展、提高三个阶段。华中科技大学创办文科，已经历了起步、发展阶段，取得了较大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开始步入提高阶段；但存在着缺少大师级学者和高水平学者，学科、专业水平不高，重大研究成果和有影响力的论文不多，社会知名度不高，社会影响力较小等问题。因此，对文科发展要有忧惠意识，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高水平师资gaff-建设，加强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建设，致力于在交叉综合中产生重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5-0060-05
文科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中，专家们对文科今后该如何发展进行了认真地思考。我认为，文科发展要重视学校文科发展的历史经验；要明确文科发展的历史方位(现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一个“十字路口”，需要有新的突破)；并探寻新的发展思路和大手笔的发展举措。
一、重视文科发展的历史经验
我认为，一个学科、一个学校的发展，在一个生命周期内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起步阶段(10年左右)；发展阶段(10年左右)；提高阶段(10年左右)。我校文科已经走过了起步、发展阶段。
1.起步阶段(1979～1993年)
1979年，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到美国、加拿大等国考察高等教育，回国后提出了两个设想：一是学校要发展文科、理科，走综合化发展之路；二是要在校园里种草，改变学校只有树没有草的状况。于是，在1979年9月，我校率先在全国理工科大学中创建了第一个文科研究机构——中国语言研究所，从国内和校内中文专业毕业的教师中找了几位老师，开始了语言研究。此后，又从政治理论课部找了几位老师，分别开始创办社会学、经济学、科技哲学等专业，接着又从新闻界调了几位有新闻实践经验的同志开办新闻专业。到1993年，完成了文科发展的起步，我校文科不仅办起来了，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还办得比较好。
我校文科起步阶段的主要经验是：学校领导者具有改革创新的勇气、胆略和决心。当时一所工科大学办文科是一个重大突破，在办文科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从上到下的各种阻力。但以朱九思同志为首的学校领导敢于承担责任，千方百计冲破阻力，走自己的路，终于把文科办起来了，实属不易。例如，将数学系林少宫、李楚霖等高水平的数学教师调至经济学系，共同创办数量经济学科，已培养出田国强、艾春荣、谭国富等经济学家。学校领导还十分支持文科工作，从湖北日报、襄樊日报分别将汪新源、程世寿等业务骨干调至我校新闻系，管理新闻专业，使我校新闻专业一开始便十分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2.发展阶段(1994年～至今)
1994年学校以经济学院和文学院(当时的文科除管理和经济外其余都在文学院)成立为标志，步入了文科发展阶段。当时我校文科没有一个博士点，只有7个硕士点；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只有2人(张培刚、林少宫)；科研经费每年只有20多万元；文科教学和办公基本上挤在一个教学楼(东七楼)。后来，经过十多年来历任学校领导和全体文科教师的努力，特别是文科院系负责人付出了很大心血，使我校文科发展稳步前进。现在我校文科已有两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湖北省重点学科，还有26个博士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64个硕士点，28个本科专业；到2008年科研经费已达2000多万元；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有150多人；拥有文科教学、科研、办公大楼8栋。发展速度如此迅速，应该说是很不易的，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校文科发展阶段的经验，除了学校领导重视以外，主要还有以下三个方面：
(1)我校每个学科都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学科建设首先是学科方向的建设。如果我校按照北大、武大的方式去做，那么我校永远赶不上他们。因此，学校要求每个学科根据其传统优势，和自身发展状况以及兄弟院校学科发展状况，在学科交叉点选择独特的学科方向，以实现重点突破。例如：新闻学院将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开辟“网络新闻传播”方向，聘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系主任朱光喜教授为新闻学院副院长，共同策划；经济学院突出数量经济、发展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院突出数字化城市管理、电子政务；法学院突出科技法学；中文系将语言学与计算机技术交叉融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教科院重点抓院校研究，通过院校研究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使高等教育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2)着力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学科建设的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我校文科发展阶段，学校采用了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他们在我校文科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公共管理学院聘请夏书章教授为名誉院长。为此，我和徐晓林同志亲自到中山大学夏老家里，请他到我校公共管理学院担任院长。夏书章教授被称为中国MPA之父，对我校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我校法学院聘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罗玉中教授为院长。罗玉中教授在北大曾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课，在科技法学方面很有影响。他任我校法学院院长后，从北大带来了几位博士(包括现任院长易继明教授)，以我校法学院院长名义给全国人大常委讲课，很受欢迎。哲学研究所聘请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欧阳康教授担任所长。他到任后，很快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使得我校哲学的社会影响大大扩展。另外，哲学系从河南大学引进张曙光教授，后任人文学院院长(现为北师大哲学学院院长)，他不仅学术上很有成就，还引进了邹诗朋、张廷国等优秀青年教师，为我校文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新闻学院聘孙旭培教授为学术带头人。孙旭培教授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教授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到新闻学院后，深受欢迎，发挥了很好的学术带头作用。还聘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聘艺术大师周绍华先生担任艺术系系主任；聘著名作家、书法家李尔重先生担任文学院名誉院长(我校历史学科是在尔重同志一再催促下建立的)等等，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学校还采取了一些超常规措施。例如，涂又光先生由于10多年来为冯友兰先生翻译、整理著作，当时自己写的文章不多，到离休时只评了副教授。1998年，我和朱玉泉、周济同志商量后，经研究讨论，给涂又光先生定为教授，一切待遇按教授执行，可以带研究生(但仍为离休)。涂先生这十来年在教学、研究上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
(3)开展文化素质教育。1994年文学院成立后，我兼任院长。为了更好地为全校师生服务、取得全校师生的支持，我们提出举办“人文讲座”。人文讲座的举办，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受到广大师 生极大的欢迎。此后，在时任校长杨叔子院士的支持、领导下，在当时文学院领导李振文、徐晓林、何锡章等同志共同努力下，开展并在全国推动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大大推动了我校文科的发展。
二、明确文科发展的历史方位
我校文科已经历起步、发展阶段，现在开始步入提高阶段。经过起步、发展阶段，我校文科已建立起了发展平台(学科布局已完成，大多数学科有了硕士点、博士点和本科专业)，形成了发展规模(教师数量、学生数量)，学科的优势、特色(特色学科方向)开始显现，为学科水平提高打下了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校文科发展现已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一个“十字路口”。尽管具备了发展基础，但缺少大师级学者和高水平学者；学科、专业水平不高，有的学科、专业在国内排到了50名以后；重大研究成果和有影响力的论文不多，有的学科甚至很难在本学科国内最高水平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更谈不上国外高水平的刊物了；政府决策咨询时我校学者的声音不多；学校文科的社会知名度不高，高考高分学生很少报考我校文科；其社会影响力小，文科学生就业还不理想；近几年学校文科发展中，有的学科处于一种徘徊，甚至停滞状态，应引起我们重视。
但问题的关键仍然在师资上。首先，我校文科发展时间不长，基础薄弱，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太少。不像著名综合性大学，他们每个学科都有一大批高水平学者，走几个人对他们学科发展影响不大。而我校文科学科，往往只有一、两个较高水平的带头人，走一个带头人这个学科就会“伤筋动骨”，甚至会垮下来。在文科成果评奖上，我校获省级一等奖的寥寥无几，获二等奖的也不多，奖项大多数集中在文科见长的大学。其次，青年教师的成长还缺乏高水平的平台，缺少名师引领。博士毕业后，往往将博士论文出本书，再根据博士论文发几篇文章，然后就停止不前，再往前走就感到力不从心。再次，院、系之间，教师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据文科处统计，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有1/3的教师发文占总发文量的55.6％，其中发文最多的24位教师发文占总发文量的26.15％，而大多数教师年均发文量不到1篇。
三、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重大发展举措
我校文科发展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再往前走，必须要有突破，要有新的思路，要有新的重大发展举措。
1.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我校文科在起步、发展阶段，走得比较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步入提高阶段，再往前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则困难很多，需要有新的突破。学校领导应进一步提高对文科发展重要性、特殊性的认识，提高文科发展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并组织大家开展讨论，认识发展现状，明确发展方向，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措施。忧患意识求自于对问题的认识。工作做不好肯定有问题，工作做好了同样会有问题。因此，要正视问题，不要回避问题。
2.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我校文科在提高阶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时，应采取与起步、发展阶段不同的思路和措施，主要应注重以下几点：
(1)引进国内顶尖学者。在起步发展阶段，由于没有相应的平台，很难引进顶尖学者。例如，冯天瑜教授在湖北大学时，我曾多次请他来我校，但由于当时我们没有相应的博士点，最后他去了武汉大学。现在我们有了引进顶尖学者的平台和条件，对国内顶尖学者，我们要逐个分析，创造条件，争取引进。
(2)大力引进了解中国国情、在国外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在国外访学一年、两年，与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是不同的。在国外名校取得博士学位，他进入了人家的学术圈子，掌握了学科发展前沿，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今后的发展一般都会比较好。最近我请外语学院谭渊博士到教科院作讲座，他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做博士后的，他的讲座大家反映非常好。如果外语学院有五个这样的博士，局面就会大不一样。在前几年引进的博士中，还有两个例子。一是杨伯溆，他在中央电台工作几年后，在国外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应聘时文章虽不多，但进校后在新闻学院发展非常好，后因一些原因去了北京大学工作。二是赵炬明，他在高教所工作几年后，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回校后发展也非常好。最近清华大学以特聘岗位方式聘他去工作一年，帮助其做学科发展规划。对这样的学者，不要过多去看他过去取得的成果，而主要看其发展潜力。现在已不是解决教师有无的问题了，而是需要引进人才，需要聘请一批这样的学者。
(3)帮助有发展潜力的中年学者，使他们在学术上下一个新的台阶。通过十多年的实践，文科中一部分40～50岁的中年教师发展比较好，已经在本学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已经有相当的影响。这一部分教师发展的好坏，决定了我校文科今后发展的基本格局。但这部分教师的发展仍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有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向分散，涉及面太广；有的教师社会活动太多，精神负担太重，精力不能集中在教学上；有的教师缺乏一定的实践经验。因此，应创造条件，帮助这部分中青年教师在学术水平上下一个新台阶。
(4)创建机制，鼓励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对青年教师，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理解和关心他们。青年教师处于教师队伍的最底层，他们工作压力大，经济负担重，待遇相对较低。二是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我国现行的教师聘任制缺乏一种“准入制度”，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从事教师职业。要让青年教师正确认识自己，是否适合从事教师职业，如不适合应及时转换至其他职业。但认准自己今后该从事何种职业后，就要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制定规划。三是完善考核和评价制度。对青年教师的考核和评价标准既要“高”又要“宽”。“高”是指按研究型大学的要求去要求青年教师；“宽”是指每位青年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教学和教学研究”等某一方面应达到高的要求，在评价中避免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
(5)继续发挥有较大影响的老教师的作用。近二十多年来，文科中有几位老教师，他们在学术上沿着自己的学术方向，不断努力，已经产生了不少学术成果，有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从美国及我国的统计研究看，对文科教师而言，60～70岁是发表论文的又一高峰期。因此，对少数几位学术方向明确、学术造诣深、本人身体好而又自愿从事研究的老教师可以考虑让他们再多工作几年，这些老教师在学术上还可能会有所突破。
3.加强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建设
对于理工科而言，数理化是基础，对于文科而言，文史哲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在文科起步、发展阶段，已经关注文史哲学科建设，但很难投入过多的力量。在文科提高阶段，我们的发展思路应适当调整，多在文史哲上下功夫，建设一批精干、高水平的文科基础学科。这里必须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发展文史哲，如在文史哲学科要“养”一些学者，让他们在学术上“仰望天空，胡思乱想”(政治上要民主，不能自由；学术上要自由，不能民主)，研究出一些有理论深度、思想深度的成果。二是要发挥文史哲在其他学科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4.在交叉综合中产生重大成果
从各国高校学科发展历史看，学科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过程，开始只有几个学科，高度综合；随后又高度分化，形成了众多的学科；现在又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一所学校的学科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合、分、合”的过程。以我校文科为例，刚开始力量单薄，只有一两个院系，这些院系的文科在一起互相支撑，共同发展；随后，由于发展的需要，形成若干院系，推动了我校文科各学科迅速发展；现在，到了提高阶段，需要各学科交叉、综合(当然，不是说马上就要进行院系合并，而是采取其他有效方式促进学科交叉、综合)。譬如在民族精神重大课题研究中，我负责对策部分的研究，于是我组织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科技哲学、教育学、新闻学、军事学等学科的教师，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开展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学科交叉综合，需要专题研究，并要在机制、制度方面进行调整，否则是难以实行的。
学校每一届领导班子在文科建设起步、发展阶段，应该说做得都比较好，现在是文科发展提高阶段，其任务就落到了现任领导班子身上。我认为，只要明确新的历史方位，适时调整发展思路，采取重大措施并狠抓落实，我校的文科一定会向前发展，取得更大成绩。
参考文献：
[1]刘献君.华中科技大学文科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路[J].高等教育研究，2005，(5)：2.
[2]余东升.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6.
[3]别敦荣.中国院校研究案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