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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纲领。我国民族地区乡村地域广阔，且有“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六大特点。因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具有贫困突围、生态屏障、国防前沿三维重要意义：它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建设绿水青山美丽中国的关键，是筑起国家安全坚固屏障的关键。
关键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小康社会;生态环境;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2-0075-06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七大战略之一，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事关农业、农民、农村的乡村全领域的细化落实，是新农村建设重要命题和实践的革新和升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相比较，内涵与外延都有很大的提升，不仅涉及到农村产业振兴、农村经济振兴，还涵盖了农村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社会振兴等各个方面，是一个涉及农村农民农业的全方位的振兴战略，体现了新时代党对“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1]在今后一段时间，必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特别是民族地区集“六区”于一身的特点——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更加显示了其在国家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性。不难看出，民族地区有其自身发展优势，但也存在短板和劣势。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大事，没有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全面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全面小康。
一、贫困突围：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当下，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内涵丰富的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小康的主要意涵在“全面”，即包含的领域要全面、人口要全面、地域要全面。民族地区和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全国脱贫攻坚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脱贫是“硬骨头”。乡村振兴的愿景是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这是小康社会在农村的具象化表达。回顾过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全面改进，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有效遏制，但是总体上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是存在较大差距，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弱，生态制约发展明显等不利因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列举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等6个方面的23项指标，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民族地区的各项指标都不太乐观。少数民族教育属于农村基础设施，关系到社会人的再生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地位重要。但在2010年时，“全国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6年，其中汉族为8.84年，少数民族为7.84年，分别是全面小康监测指标体系中平均受教育年限门槛值10. 5 年的83.43%、84.19%和74.67%”[2]。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32.84%，分别低于汉族2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之间在这23项指标方面的量化表现极为不平衡，以受教育年限为例，有些少数民族（俄罗斯族、赫哲族和塔塔尔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2010年已超過10.5年，实现程度超过100%，有些实现程度超过90%的有：鄂伦春族、朝鲜族等7个少数民族，实现程度在75%-90%之间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满族、京族、哈萨克族等19个少数民族，实现程度在50%-75%之间的有：土族、瑶族、仡佬族等25个，实现程度最低的门巴族为49.43%。以地区来看也不平衡，例如西藏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4.75年），而同期的北京（12.11年），超过了门槛值10.5年，实现程度达到115. 33%，实现程度超过100%的还有上海、天津、陕西。其他多民族省份介于50%-100%之间;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巩固率平均只有86%。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民族8省（区）共有农村贫困人口1411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2.5%，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处于深度贫困状态，尚有113个少数民族县属于深度贫困县。与全国贫困发生率相比，民族地区仍高出4.9个百分点[3]。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要先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反之，如果民族地区群众收入增长脱贫了，教育水平提高了，社会保障健全了，就是对全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最大、最直接的贡献。
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把作为国家干预行动需要解决的目标和自我行动的能力塑造结合起来，即紧随国家释放政策动力与激发内生潜力相结合，完善体制机制和扶持政策，增强自我造血能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国家农村工作会议对乡村振兴实施细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等会议，对加快包括西藏、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的发展把脉定策，西部大开发战略、新一轮扶贫攻坚及精准扶贫战略基本涵盖了全部民族地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也涉及民族地区。因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策动力叠加时期，必须抢抓机遇，把现有政策用好、用足、用够、用活。
目前，应当借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策动力，激发自身动力，结合区域和民族优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快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加强非农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积极推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促进改造和转型传统农牧业，利用“互联网+”、物联网，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加生产，扩大农牧产品的市场占有量和竞争力，提高农牧民收入。重塑城乡关系时不仅需要拆除城乡二元分割的藩篱，实现资源要素双向流动，还需要打破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之间的藩篱，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与要素的城乡之间、民族地区与内地间的自由顺畅流动。民族地区乡村的基础设施普遍不健全，借助政策策动力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民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提高民族地区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保障基础教育的量和质的基础上，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量，提高民族地区劳动力素质，扩大其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借助于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来促进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立足特色资源，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如开展绿水青山生态游园、花香果硕农家田园、返乡创业离土居乡、休闲旅游农家乐园、宗教文化静心之旅、传统文化修性畅行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优化和配套细则结合少数民族农牧民对幸福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强大动力，产生强大的内因与外因结合，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生态屏障：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建设绿水青山美丽中国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民生福祉，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天蓝、水清、山绿、气洁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农村要美，民族乡村必须美。民族地区幅员辽阔，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事关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事关国家生态环境战略的实现，事关生产力的保护。我国生态脆弱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南方丘陵区、西南山地区、青藏高原区及东部沿海水陆交接地区，几乎都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民族地区的生态特点决定了在乡村振兴中必须把绿水青山的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宜居）与经济发展（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有机地统一起来，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必须是在考虑、基于、依托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进行。
民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是个系统工程，自然界的万物都有各自的运作和相处方式，山水土林湖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乡村生态文明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即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每个主体都需从不同角度发挥其作用，并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5]。面对目前民族地区乡村不乐观的环境，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必须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改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劳作方式，打破以往的单向攫取式的资源依靠，转变到依靠守护山水林木、矿藏等资源为主的产业路径的开发，实现可持续地育、养与取、用科学合理地结合。其次，加强民族地区农牧民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应加大宣传力度，注重科普、科教与科研进程的协调，形成一体化协作，使广大生态参与者认识到生产生活与环境协调的重要性，将认知转化成行为、内化为习惯，使绿色发展成为乡村自信的新坐标。再次，以科技为手段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从科技层面，在农牧业生产中加大对生态农业发展的相关技术培训，将认知转化为能力，不仅使其认识到环保很重要，也要使其有能力懂技术来践行环保行为，不仅知、懂，还能够行，实现环保的知行合一。最后，完善环保立法和执法。从国内外经济发展与环保关系的长期经验来看，基本存在着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预防是绿色发展的保障，通过完善农村农业生产生活的环境法律法规立法，使各类环境参与人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制度层面上成为不能。通过严格执法使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者付出代价，矫正其越轨行为。总之，要使民族地区乡村美丽，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最为关键的是将“经济增长——实现减贫——生态环保”拧在一起，整体规划、整体推进，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科学规划、积极落实。加大民族地区乡村环境参与主体认知观念的转变，依靠科技手段，完善立法执法，全方位、多层次通盘动起来，运行协调的各类体制机制才能够实现[6]。
三、国防前沿：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筑起国家安全坚固屏障的关键
根据《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包括“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7]。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社会学和国家安全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影响国家安全多方面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8]。我国民族地区乡村存在着地理环境上的边疆性、民族文化多元性、宗教多样性以及经济发展滞后性等特点，表现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经济利益交织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现状，也存在自然灾害频发的自然环境现实，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我国的民族构成、地理环境、多民族跨境而居、五大宗教中4个具有涉外性等国情决定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我国民族地区的乡村对巩固祖国边防和国家安全的意义非凡。我国与15个国家接壤的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中有1.9万多公里在民族地区。涉及西藏、云南、广西、新疆、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9个省区的136个陆地边境县市旗和新疆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其中有107个是自治县或者民族自治地方所属的县，少数民族人口占了边疆民族地区总人口2200多万的近50%，有3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①①仅就西藏来说，西藏自治区有4025公里边界线，在边境上分布着21个县、203个镇、770个村，有对外通道312条。漫长的边界线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敌对势力和分裂分子渗透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这些地理现状和国情表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既包括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也包括了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多方面。
就民族地区来说，影响上述国家安全的因素可以分为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两类。“本因变量”主要指来自社会结构层面上，诸如腐败现象、政府的效率或权威，贫富差距过大、劳资纠纷和冲突等等;“诱因变量”主要指来自社会经济常态运行当中的风险因素和来自社会系统外部的风险因素，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风险等等[9]。此外，在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变量。我们认为民族地区的本因变量中的贫富差距（个人及地区间）、贫困，诱因变量中的失业、民族关系对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较大。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并非孤立存在，时常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贫富差距過大、贫困过度会产生社会敌对情绪，影响民族关系。良好的民族关系能够促进上述国家安全各因素的协调，反过来，国家安全诸因素的顺利和谐也能够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不和谐的民族关系不仅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还能引发动乱和动荡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回顾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我们发现，大凡国家衰弱、内乱不止的时段，也就是边境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时刻。新中国建立以来到现在，我们不仅实现了站起来的目标，而且实现了强起来的愿景，国家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国际影响力日趋强大，“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已经牢固建立。但是，边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地理环境、区位特点等因素，与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整体上缓慢、不平衡，截止2016年底，主要少数民族省区依然有农村贫困人口1411万人[10]。近年来，少数民族失业问题研究显示，青年失业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11-12]，特别是年轻一代，失业容易导致影响团结稳定的事件发生。据统计，“2012年新疆发生暴恐案件190余起，其中个体暴恐活动趋多，参与者多为80后、90后，且文化程度不高。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与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就业问题高度相关。”②②有研究显示，“在2000年-2010年期间，新疆维吾尔族15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134.8万人增加到177.7万人，增幅为31.6%，且以青壮年为主。”“大量青壮年找不到工作成为无业游民，易增加犯罪风险。因此，提升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青年人就业率，对于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新疆暴恐案件参与者一般无职业且文化程度不高，同时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与人口就业相关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辜胜阻、高梅，李睿：就业是城镇化及社会稳定的基石—以新疆为视角，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82-86页。 同样，据我们观察和学者研究也显示，回顾2008年3月14日发生于拉萨及周边藏区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09、2010年连续发生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冲击政府以及藏族与回族之间民族冲突事件，以及近期发生的自焚事件，其参与者绝大多数来自于无业、失业或者是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世居少数民族人员[13]。笔者2015年暑假到甘肃省甘南州的几个大型寺院调研并访谈寺管会主任、成员、普通僧人，就是否参与分裂势力蛊惑动摇干损害团结稳定的事或者是否会参与自焚进行访谈时，受访的僧人都坚定地说：“现在生活条件如此好，寺院通水、通电、通路、有电视，看病有医保，老了有保险，不会参与那些事的。”从农牧民和僧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受蛊惑的那一小撮人基本是那些无组织归属的、流浪的、好吃懒做的社会闲散人员。 当前，影响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利益引发的摩擦、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风俗习惯不同引发的风波、宗教信仰差异产生的误会、民族分裂势力的影响、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暴力恐怖势力的影响。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上述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中的关键是经济方面（如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心理失衡、失业等）、“三股势力”的拉拢、渗透、破坏。从微观看影响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和安定团结，从全局来看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和隐患。为了筑牢国家安全的屏障，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当加大扶贫力度，构筑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防火墙。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可行能力的剥夺，贫困会导致心理失衡。贫困分为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相比较，相对贫困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更大。”①①阿马蒂亚·森提出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认为贫困本质上是个人可行能力剥夺，背后的真正成因是权利与机会的丧失，由此贫困陷阱的精准破解应是塑造和提升个人的可行能力，为人们创造权利关系以及扩展参与经济社会分享的机会。森的贫困观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释。参见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贫富差距会加剧社会运行的不安全。我国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总体上造成少数民族群众与内地发达地区的群众直接发展能力上的差别;同时，民族地区也出现城区和农牧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职工和农牧民在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差距。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不同阶层的民族群体可能会从心理上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理解和不认同，长期如此会导致特定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产生隔阂，甚至产生抵触、疏离心理。因此，当前应该充分调动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求发展致富的动力资源（人力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全面的政策策动资源来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边境地区各少数民族安居乐业、扎根边疆，构筑起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防火墙，建造维护我国边疆安全、固土戍边的铜墙铁壁。
其次，积极促进民族地区群众就业。就业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减震器”。目前，存在着“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较快且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业呈现结构性失衡”“就业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同等条件下少数民族就业存在歧视现象”等现实情况[14]。失业的潜在效用损失理论（Latent Deprivation Theory）认为，就业不仅带来工资收入，同时还帮助人们对每天的时间做出合理安排，可以扩大人际交往，帮助人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工作可以使人获得他人尊重与认可，给人们提供了有规律的活动[15]。相反，失業就意味着这些潜在效用的丧失，人们的幸福感降低，个体的生活质量下降，挫败感增加，违法犯罪率上升。如果失业人口比较多，就容易滋生社会治安问题，影响到社会稳定。如果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的边疆地缘因素、民族宗教因素与失业的不利因素叠加的话，就会给西方敌对势力和分裂分子留下可资利用的入口。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产业布局和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等过程中必须大力解决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改变其“毕业即失业”的现状，避免因心理失衡而引发社会矛盾。投资少数民族就业，就是高效利用少数民族本地人才，就是投资边疆经济社会稳定，做好少数民族的促进就业工作，使劳动者有业可就，解决的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促进边疆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
再次，加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进行民众爱国守边教育。民族地区要建成“生态宜居的乡村”，就要求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宜游宜业，同时还要求基础设施便利。现在民族地区乡村尽管在水、电、路等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大改善，但是离宜居的美丽乡村愿景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进程。在建设规划时，避免以往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在事关民生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有前瞻性、总体性战略思想，在考虑解决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必要性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国防建设的需求，为国防建设和战时提供电力、通讯、桥梁、铁路和航空运输的便利。“国家应明确责任，建立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军政沟通机制，制定相应措施和技术标准、规范，把民用与军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共用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同时，培养教育边疆少数民族乡村民众国家意识，牢固树立有国才有家的观念。实施“守边安居”工程，建立边民补贴制度，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激发边民参与边境管控积极性。培训相关知识，提高守边能力。特别是落实边疆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工程，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储备人才基础，为军民团结、维护稳定、守土卫国、抵制渗透和分裂培养后备力量。
总之，我们应该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布局，发挥中央和地方能动性，发挥地方政府、企业、农牧民等各级各类乡村振兴参与者积极性，既高效用足中央顶层政策的策动力，又充分发挥自身的造血能力，使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早日实现农民富裕，农业兴旺，农村山绿、地肥、水清、天蓝、气净、和谐的美丽景象，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乡村与城市的和谐，最终建成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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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才茂]
关键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小康社会;生态环境;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2-0075-06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七大战略之一，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事关农业、农民、农村的乡村全领域的细化落实，是新农村建设重要命题和实践的革新和升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相比较，内涵与外延都有很大的提升，不仅涉及到农村产业振兴、农村经济振兴，还涵盖了农村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社会振兴等各个方面，是一个涉及农村农民农业的全方位的振兴战略，体现了新时代党对“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1]在今后一段时间，必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特别是民族地区集“六区”于一身的特点——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更加显示了其在国家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性。不难看出，民族地区有其自身发展优势，但也存在短板和劣势。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大事，没有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全面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全面小康。
一、贫困突围：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当下，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内涵丰富的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小康的主要意涵在“全面”，即包含的领域要全面、人口要全面、地域要全面。民族地区和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全国脱贫攻坚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脱贫是“硬骨头”。乡村振兴的愿景是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这是小康社会在农村的具象化表达。回顾过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全面改进，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有效遏制，但是总体上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是存在较大差距，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弱，生态制约发展明显等不利因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列举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等6个方面的23项指标，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民族地区的各项指标都不太乐观。少数民族教育属于农村基础设施，关系到社会人的再生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地位重要。但在2010年时，“全国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6年，其中汉族为8.84年，少数民族为7.84年，分别是全面小康监测指标体系中平均受教育年限门槛值10. 5 年的83.43%、84.19%和74.67%”[2]。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32.84%，分别低于汉族2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之间在这23项指标方面的量化表现极为不平衡，以受教育年限为例，有些少数民族（俄罗斯族、赫哲族和塔塔尔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2010年已超過10.5年，实现程度超过100%，有些实现程度超过90%的有：鄂伦春族、朝鲜族等7个少数民族，实现程度在75%-90%之间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满族、京族、哈萨克族等19个少数民族，实现程度在50%-75%之间的有：土族、瑶族、仡佬族等25个，实现程度最低的门巴族为49.43%。以地区来看也不平衡，例如西藏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4.75年），而同期的北京（12.11年），超过了门槛值10.5年，实现程度达到115. 33%，实现程度超过100%的还有上海、天津、陕西。其他多民族省份介于50%-100%之间;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巩固率平均只有86%。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民族8省（区）共有农村贫困人口1411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2.5%，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处于深度贫困状态，尚有113个少数民族县属于深度贫困县。与全国贫困发生率相比，民族地区仍高出4.9个百分点[3]。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要先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反之，如果民族地区群众收入增长脱贫了，教育水平提高了，社会保障健全了，就是对全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最大、最直接的贡献。
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把作为国家干预行动需要解决的目标和自我行动的能力塑造结合起来，即紧随国家释放政策动力与激发内生潜力相结合，完善体制机制和扶持政策，增强自我造血能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国家农村工作会议对乡村振兴实施细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等会议，对加快包括西藏、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的发展把脉定策，西部大开发战略、新一轮扶贫攻坚及精准扶贫战略基本涵盖了全部民族地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也涉及民族地区。因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策动力叠加时期，必须抢抓机遇，把现有政策用好、用足、用够、用活。
目前，应当借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策动力，激发自身动力，结合区域和民族优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快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加强非农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积极推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促进改造和转型传统农牧业，利用“互联网+”、物联网，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加生产，扩大农牧产品的市场占有量和竞争力，提高农牧民收入。重塑城乡关系时不仅需要拆除城乡二元分割的藩篱，实现资源要素双向流动，还需要打破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之间的藩篱，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与要素的城乡之间、民族地区与内地间的自由顺畅流动。民族地区乡村的基础设施普遍不健全，借助政策策动力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民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提高民族地区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保障基础教育的量和质的基础上，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量，提高民族地区劳动力素质，扩大其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借助于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来促进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立足特色资源，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如开展绿水青山生态游园、花香果硕农家田园、返乡创业离土居乡、休闲旅游农家乐园、宗教文化静心之旅、传统文化修性畅行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优化和配套细则结合少数民族农牧民对幸福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强大动力，产生强大的内因与外因结合，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生态屏障：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建设绿水青山美丽中国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民生福祉，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天蓝、水清、山绿、气洁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农村要美，民族乡村必须美。民族地区幅员辽阔，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事关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事关国家生态环境战略的实现，事关生产力的保护。我国生态脆弱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南方丘陵区、西南山地区、青藏高原区及东部沿海水陆交接地区，几乎都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民族地区的生态特点决定了在乡村振兴中必须把绿水青山的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宜居）与经济发展（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有机地统一起来，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必须是在考虑、基于、依托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进行。
民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是个系统工程，自然界的万物都有各自的运作和相处方式，山水土林湖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乡村生态文明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即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每个主体都需从不同角度发挥其作用，并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5]。面对目前民族地区乡村不乐观的环境，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必须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改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劳作方式，打破以往的单向攫取式的资源依靠，转变到依靠守护山水林木、矿藏等资源为主的产业路径的开发，实现可持续地育、养与取、用科学合理地结合。其次，加强民族地区农牧民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应加大宣传力度，注重科普、科教与科研进程的协调，形成一体化协作，使广大生态参与者认识到生产生活与环境协调的重要性，将认知转化成行为、内化为习惯，使绿色发展成为乡村自信的新坐标。再次，以科技为手段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从科技层面，在农牧业生产中加大对生态农业发展的相关技术培训，将认知转化为能力，不仅使其认识到环保很重要，也要使其有能力懂技术来践行环保行为，不仅知、懂，还能够行，实现环保的知行合一。最后，完善环保立法和执法。从国内外经济发展与环保关系的长期经验来看，基本存在着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预防是绿色发展的保障，通过完善农村农业生产生活的环境法律法规立法，使各类环境参与人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制度层面上成为不能。通过严格执法使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者付出代价，矫正其越轨行为。总之，要使民族地区乡村美丽，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最为关键的是将“经济增长——实现减贫——生态环保”拧在一起，整体规划、整体推进，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科学规划、积极落实。加大民族地区乡村环境参与主体认知观念的转变，依靠科技手段，完善立法执法，全方位、多层次通盘动起来，运行协调的各类体制机制才能够实现[6]。
三、国防前沿：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筑起国家安全坚固屏障的关键
根据《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包括“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7]。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社会学和国家安全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影响国家安全多方面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8]。我国民族地区乡村存在着地理环境上的边疆性、民族文化多元性、宗教多样性以及经济发展滞后性等特点，表现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经济利益交织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现状，也存在自然灾害频发的自然环境现实，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我国的民族构成、地理环境、多民族跨境而居、五大宗教中4个具有涉外性等国情决定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我国民族地区的乡村对巩固祖国边防和国家安全的意义非凡。我国与15个国家接壤的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中有1.9万多公里在民族地区。涉及西藏、云南、广西、新疆、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9个省区的136个陆地边境县市旗和新疆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其中有107个是自治县或者民族自治地方所属的县，少数民族人口占了边疆民族地区总人口2200多万的近50%，有3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①①仅就西藏来说，西藏自治区有4025公里边界线，在边境上分布着21个县、203个镇、770个村，有对外通道312条。漫长的边界线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敌对势力和分裂分子渗透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这些地理现状和国情表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既包括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也包括了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多方面。
就民族地区来说，影响上述国家安全的因素可以分为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两类。“本因变量”主要指来自社会结构层面上，诸如腐败现象、政府的效率或权威，贫富差距过大、劳资纠纷和冲突等等;“诱因变量”主要指来自社会经济常态运行当中的风险因素和来自社会系统外部的风险因素，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风险等等[9]。此外，在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变量。我们认为民族地区的本因变量中的贫富差距（个人及地区间）、贫困，诱因变量中的失业、民族关系对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较大。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并非孤立存在，时常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贫富差距過大、贫困过度会产生社会敌对情绪，影响民族关系。良好的民族关系能够促进上述国家安全各因素的协调，反过来，国家安全诸因素的顺利和谐也能够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不和谐的民族关系不仅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还能引发动乱和动荡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回顾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我们发现，大凡国家衰弱、内乱不止的时段，也就是边境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时刻。新中国建立以来到现在，我们不仅实现了站起来的目标，而且实现了强起来的愿景，国家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国际影响力日趋强大，“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已经牢固建立。但是，边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地理环境、区位特点等因素，与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整体上缓慢、不平衡，截止2016年底，主要少数民族省区依然有农村贫困人口1411万人[10]。近年来，少数民族失业问题研究显示，青年失业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11-12]，特别是年轻一代，失业容易导致影响团结稳定的事件发生。据统计，“2012年新疆发生暴恐案件190余起，其中个体暴恐活动趋多，参与者多为80后、90后，且文化程度不高。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与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就业问题高度相关。”②②有研究显示，“在2000年-2010年期间，新疆维吾尔族15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134.8万人增加到177.7万人，增幅为31.6%，且以青壮年为主。”“大量青壮年找不到工作成为无业游民，易增加犯罪风险。因此，提升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青年人就业率，对于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新疆暴恐案件参与者一般无职业且文化程度不高，同时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与人口就业相关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辜胜阻、高梅，李睿：就业是城镇化及社会稳定的基石—以新疆为视角，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82-86页。 同样，据我们观察和学者研究也显示，回顾2008年3月14日发生于拉萨及周边藏区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09、2010年连续发生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冲击政府以及藏族与回族之间民族冲突事件，以及近期发生的自焚事件，其参与者绝大多数来自于无业、失业或者是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世居少数民族人员[13]。笔者2015年暑假到甘肃省甘南州的几个大型寺院调研并访谈寺管会主任、成员、普通僧人，就是否参与分裂势力蛊惑动摇干损害团结稳定的事或者是否会参与自焚进行访谈时，受访的僧人都坚定地说：“现在生活条件如此好，寺院通水、通电、通路、有电视，看病有医保，老了有保险，不会参与那些事的。”从农牧民和僧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受蛊惑的那一小撮人基本是那些无组织归属的、流浪的、好吃懒做的社会闲散人员。 当前，影响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利益引发的摩擦、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风俗习惯不同引发的风波、宗教信仰差异产生的误会、民族分裂势力的影响、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暴力恐怖势力的影响。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上述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中的关键是经济方面（如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心理失衡、失业等）、“三股势力”的拉拢、渗透、破坏。从微观看影响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和安定团结，从全局来看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和隐患。为了筑牢国家安全的屏障，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当加大扶贫力度，构筑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防火墙。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可行能力的剥夺，贫困会导致心理失衡。贫困分为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相比较，相对贫困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更大。”①①阿马蒂亚·森提出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认为贫困本质上是个人可行能力剥夺，背后的真正成因是权利与机会的丧失，由此贫困陷阱的精准破解应是塑造和提升个人的可行能力，为人们创造权利关系以及扩展参与经济社会分享的机会。森的贫困观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释。参见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贫富差距会加剧社会运行的不安全。我国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总体上造成少数民族群众与内地发达地区的群众直接发展能力上的差别;同时，民族地区也出现城区和农牧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职工和农牧民在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差距。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不同阶层的民族群体可能会从心理上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理解和不认同，长期如此会导致特定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产生隔阂，甚至产生抵触、疏离心理。因此，当前应该充分调动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求发展致富的动力资源（人力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全面的政策策动资源来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边境地区各少数民族安居乐业、扎根边疆，构筑起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防火墙，建造维护我国边疆安全、固土戍边的铜墙铁壁。
其次，积极促进民族地区群众就业。就业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减震器”。目前，存在着“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较快且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业呈现结构性失衡”“就业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同等条件下少数民族就业存在歧视现象”等现实情况[14]。失业的潜在效用损失理论（Latent Deprivation Theory）认为，就业不仅带来工资收入，同时还帮助人们对每天的时间做出合理安排，可以扩大人际交往，帮助人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工作可以使人获得他人尊重与认可，给人们提供了有规律的活动[15]。相反，失業就意味着这些潜在效用的丧失，人们的幸福感降低，个体的生活质量下降，挫败感增加，违法犯罪率上升。如果失业人口比较多，就容易滋生社会治安问题，影响到社会稳定。如果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的边疆地缘因素、民族宗教因素与失业的不利因素叠加的话，就会给西方敌对势力和分裂分子留下可资利用的入口。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产业布局和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等过程中必须大力解决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改变其“毕业即失业”的现状，避免因心理失衡而引发社会矛盾。投资少数民族就业，就是高效利用少数民族本地人才，就是投资边疆经济社会稳定，做好少数民族的促进就业工作，使劳动者有业可就，解决的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促进边疆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
再次，加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进行民众爱国守边教育。民族地区要建成“生态宜居的乡村”，就要求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宜游宜业，同时还要求基础设施便利。现在民族地区乡村尽管在水、电、路等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大改善，但是离宜居的美丽乡村愿景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进程。在建设规划时，避免以往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在事关民生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有前瞻性、总体性战略思想，在考虑解决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必要性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国防建设的需求，为国防建设和战时提供电力、通讯、桥梁、铁路和航空运输的便利。“国家应明确责任，建立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军政沟通机制，制定相应措施和技术标准、规范，把民用与军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共用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同时，培养教育边疆少数民族乡村民众国家意识，牢固树立有国才有家的观念。实施“守边安居”工程，建立边民补贴制度，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激发边民参与边境管控积极性。培训相关知识，提高守边能力。特别是落实边疆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工程，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储备人才基础，为军民团结、维护稳定、守土卫国、抵制渗透和分裂培养后备力量。
总之，我们应该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布局，发挥中央和地方能动性，发挥地方政府、企业、农牧民等各级各类乡村振兴参与者积极性，既高效用足中央顶层政策的策动力，又充分发挥自身的造血能力，使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早日实现农民富裕，农业兴旺，农村山绿、地肥、水清、天蓝、气净、和谐的美丽景象，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乡村与城市的和谐，最终建成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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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才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