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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肖全的作品是那张著名的易知难的照片。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幅多么令人过目不忘的作品。它对得起所有涌向它的赞美和它所引起的轰动，对得起“让很多女孩发疯”的评价，对得起展览时候围着照片不肯走的那么多女孩儿说“一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
易知难很美，但她的美还不足以成就那张相片的美。那种美不在于被拍摄者本身的美，而在于那一瞬间的神情、光影，甚至整个空间中的气流。我更相信每一个哪怕姿色平庸的女人，一生中都有过几个这么美得惊心悸魄的时刻，不过，然而，但是——只有易知难遇到了肖全。
肖全对自己捕捉人物神韵的能力不是没有自负，从他在书中引用别人称赞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还说这是“公论”就可以看出。但他小小的自负也就到此为止了。更多时候的肖全，是认真、谦卑、温和的。
许多人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见证了时代。这是很棒的一位时代见证者，但是我看到的不是那些热得烫手的名人，而是隐匿在镜头之后的肖全。
你可以有千百条理由喜欢一本影集，但是我喜欢的理由跟影像无关，我喜欢肖全的文字。一幅好的照片是会说话的，如果摄影师再开口娓娓道来些什么，那就是很棒的一出话剧了。肖全的文字远远够不上美，然而胜在朴实生动，不耍滑头，像他的为人。饶是他在文字中全说着别人的事儿，我还是在只言片语字里行间里拼凑出一个大约的肖全。
这个肖全，特别诚实，诚实到你一定会怀疑是不是从没有人交代他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说最好。他坦承自己在贾平凹家不敢喝水，因为听说作家患了肝炎。他也特别善良，拍过一个人物就有了感情，再也听不得对他（她）的闲言碎语。肖全不愿意在码头的民工中摆弄相机，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向农民摆谱的权利”。他懂得感恩，清楚地记得人家待自己的好——在孙甘露家留宿的夏天，孙甘露夫妇二人在一间小屋子里挤挨挨地蒸了一夜，让他“独享了一晚的空调”。他也有点儿较真，当王安忆让他不要找女孩子结婚否则会害了别人的时候，他一点不掩饰自己对这话的不服气，还觉得这个王安忆不是从前的王安忆了。
摄影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一件严肃的事儿了。你看看四处拿着动辄几万块单反相机的小青年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拍出让人很难欣赏的照片，经过修图软件的加工，图片发到网上就有无数人上来讨论器材。我并不是说摄影是多么高贵的一种艺术，我认可所有人都有权利用相机找乐。但是和画画、写作、演奏乐器一样，我总觉得坚持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点点天赋，或者没有天赋，至少要有一点态度才可以为之的。和模特儿握手寒暄以后就摆造型拍下来的照片，跟在与对方促膝长谈、散步买菜以后拍下的照片，是截然不同的。肖全对每一个拍摄对象都是那么认真，认真到有点怯生生的卑微的意思。这份认真给了镜头以“人味儿”。我是极其偏爱美人的人，但是我并不特别中意肖全拍的杨丽萍巩俐或者陈冲。她们真的好美，但是她们自身的美冲淡了肖全生出来的“人味儿”，反而是相貌普通一点的人在他的镜头里别具张力。
肖全的人物没有色彩，很多时候甚至不讲究构图，一张脸大喇喇地戳在画面中。但它们就是抓人，就是好像掀开了纸面就要走出来，就是比那些昂贵器材拍出的精心修饰构图精准而色彩绚丽的照片都要永驻人心。
它们是活的。
临走之前，我给顾城和谢烨在他们的房间拍了不少照片，顾城乐得手舞足蹈。他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
我们在公园里玩得开心死了。北岛像个小孩，跑几步坐在草地让我拍照，顾城、谢烨在竹林里用枯藤制成花篮戴在脖子上。
顾城看着拉大锯的师傅，目不转睛。他对我说，我特喜欢这些刚锯下来的木屑，我常把它们摊在手心上，我感受到这些都是新的生命！
在茶馆里，北岛、舒婷讲他们在国外的事。舒婷说，在西方，妇女冬天也露着小腿，进大厅有人给脱大衣，当然你得给人小费。
顾城只得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还没出过国门。
太阳西下，天色不早了。我们坐上一辆小中巴，大伙儿余兴未减，北岛、李刚带头唱起俄罗斯民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护送我的爱人上战场……
歌声笑语飞出窗外，警察和路人疑惑不解地望着我们。
顾城、北岛等人都领到一百块钱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不已，他说，成都人太好了，干脆我在这儿办讲座，卖门票，直到剩下一位听众。
顾城回北京后，给我邮来了他的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已经走远了。
给肖全。
1987年1月，北京
有一年的中秋节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等一帮人带队，在郊外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这个名字。
后来，崔健真的来成都了，他要做全国巡回演出，为第十一届全运会募捐一百万元。
这天晚上，成都人像过节一样，人们奔走相告。崔健沙哑的歌声响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三块巨大的红布高悬在万人体育馆内，一个大型舞台周围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大音箱，据说有好几吨重。
灯光暗去，音乐渐起，崔健手持一面鲜红的旗帜，从后台英勇地冲向观众。
顿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崔健”“崔健”的声浪此起彼伏。
崔健将红旗插在身后，问候一声：大家好吗？那动人的乐曲就掀开了。
这是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三月，人们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我手持相机，沉浸在这一欢乐的时刻里。美国、英国、德国生产的各式大音箱传出的巨大音波，一股股地灌进我的耳朵，厚厚的喇叭纸棚连同我的心脏被震动到最高极限。
画家张晓刚的妻子唐稽站在观众的第一排，她的前面是全副武装的保安和公安战士。不一会儿，她挥动的毛衣不见了，只剩下一件薄薄的短衫，她喊着、唱着，泪流满面。
易知难很美，但她的美还不足以成就那张相片的美。那种美不在于被拍摄者本身的美，而在于那一瞬间的神情、光影，甚至整个空间中的气流。我更相信每一个哪怕姿色平庸的女人，一生中都有过几个这么美得惊心悸魄的时刻，不过，然而，但是——只有易知难遇到了肖全。
肖全对自己捕捉人物神韵的能力不是没有自负，从他在书中引用别人称赞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还说这是“公论”就可以看出。但他小小的自负也就到此为止了。更多时候的肖全，是认真、谦卑、温和的。
许多人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见证了时代。这是很棒的一位时代见证者，但是我看到的不是那些热得烫手的名人，而是隐匿在镜头之后的肖全。
你可以有千百条理由喜欢一本影集，但是我喜欢的理由跟影像无关，我喜欢肖全的文字。一幅好的照片是会说话的，如果摄影师再开口娓娓道来些什么，那就是很棒的一出话剧了。肖全的文字远远够不上美，然而胜在朴实生动，不耍滑头，像他的为人。饶是他在文字中全说着别人的事儿，我还是在只言片语字里行间里拼凑出一个大约的肖全。
这个肖全，特别诚实，诚实到你一定会怀疑是不是从没有人交代他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说最好。他坦承自己在贾平凹家不敢喝水，因为听说作家患了肝炎。他也特别善良，拍过一个人物就有了感情，再也听不得对他（她）的闲言碎语。肖全不愿意在码头的民工中摆弄相机，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向农民摆谱的权利”。他懂得感恩，清楚地记得人家待自己的好——在孙甘露家留宿的夏天，孙甘露夫妇二人在一间小屋子里挤挨挨地蒸了一夜，让他“独享了一晚的空调”。他也有点儿较真，当王安忆让他不要找女孩子结婚否则会害了别人的时候，他一点不掩饰自己对这话的不服气，还觉得这个王安忆不是从前的王安忆了。
摄影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一件严肃的事儿了。你看看四处拿着动辄几万块单反相机的小青年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拍出让人很难欣赏的照片，经过修图软件的加工，图片发到网上就有无数人上来讨论器材。我并不是说摄影是多么高贵的一种艺术，我认可所有人都有权利用相机找乐。但是和画画、写作、演奏乐器一样，我总觉得坚持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点点天赋，或者没有天赋，至少要有一点态度才可以为之的。和模特儿握手寒暄以后就摆造型拍下来的照片，跟在与对方促膝长谈、散步买菜以后拍下的照片，是截然不同的。肖全对每一个拍摄对象都是那么认真，认真到有点怯生生的卑微的意思。这份认真给了镜头以“人味儿”。我是极其偏爱美人的人，但是我并不特别中意肖全拍的杨丽萍巩俐或者陈冲。她们真的好美，但是她们自身的美冲淡了肖全生出来的“人味儿”，反而是相貌普通一点的人在他的镜头里别具张力。
肖全的人物没有色彩，很多时候甚至不讲究构图，一张脸大喇喇地戳在画面中。但它们就是抓人，就是好像掀开了纸面就要走出来，就是比那些昂贵器材拍出的精心修饰构图精准而色彩绚丽的照片都要永驻人心。
它们是活的。
临走之前，我给顾城和谢烨在他们的房间拍了不少照片，顾城乐得手舞足蹈。他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
我们在公园里玩得开心死了。北岛像个小孩，跑几步坐在草地让我拍照，顾城、谢烨在竹林里用枯藤制成花篮戴在脖子上。
顾城看着拉大锯的师傅，目不转睛。他对我说，我特喜欢这些刚锯下来的木屑，我常把它们摊在手心上，我感受到这些都是新的生命！
在茶馆里，北岛、舒婷讲他们在国外的事。舒婷说，在西方，妇女冬天也露着小腿，进大厅有人给脱大衣，当然你得给人小费。
顾城只得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还没出过国门。
太阳西下，天色不早了。我们坐上一辆小中巴，大伙儿余兴未减，北岛、李刚带头唱起俄罗斯民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护送我的爱人上战场……
歌声笑语飞出窗外，警察和路人疑惑不解地望着我们。
顾城、北岛等人都领到一百块钱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不已，他说，成都人太好了，干脆我在这儿办讲座，卖门票，直到剩下一位听众。
顾城回北京后，给我邮来了他的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已经走远了。
给肖全。
1987年1月，北京
有一年的中秋节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等一帮人带队，在郊外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这个名字。
后来，崔健真的来成都了，他要做全国巡回演出，为第十一届全运会募捐一百万元。
这天晚上，成都人像过节一样，人们奔走相告。崔健沙哑的歌声响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三块巨大的红布高悬在万人体育馆内，一个大型舞台周围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大音箱，据说有好几吨重。
灯光暗去，音乐渐起，崔健手持一面鲜红的旗帜，从后台英勇地冲向观众。
顿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崔健”“崔健”的声浪此起彼伏。
崔健将红旗插在身后，问候一声：大家好吗？那动人的乐曲就掀开了。
这是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三月，人们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我手持相机，沉浸在这一欢乐的时刻里。美国、英国、德国生产的各式大音箱传出的巨大音波，一股股地灌进我的耳朵，厚厚的喇叭纸棚连同我的心脏被震动到最高极限。
画家张晓刚的妻子唐稽站在观众的第一排，她的前面是全副武装的保安和公安战士。不一会儿，她挥动的毛衣不见了，只剩下一件薄薄的短衫，她喊着、唱着，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