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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经济增长是有底线的
2014年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改革措施开始落地的第一年，经济的核心任务是改革和转型。市场有观点认为，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再重要，不需要强调增长。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仍是必要的，政府也会将一定的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的底线。
笔者预计，2014年中国GDP增速目标仍将定在7.5%。此增长目标意味着就业目标为：城镇新增就业达到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降至5%以下。如图1所示，1990年以来，中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1998年没有完成之外，其他年份均完成了增长目标。因此，从全年增长来看，GDP增长7.5%很可能就是我国2014年经济增长的底线，是需要完成的目标。
保持7.5%左右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这是从我国经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的最佳政策目标选择。具体原因表现在以下方面：
保持就业稳定需要合理的经济增长，这是最优先的政策考虑。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意义上来讲，保持稳定的就业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保持就业稳定的关键就是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增长。如图2所示，根据经济增长与非农就业的关系，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非农就业增长0.3个百分点，即拉动非农就业增加150万人。这就意味着，GDP增长8%，可以拉动非农就业增加1200万人，如果增长7.5%，大约可以拉动1100万左右的人口实现非农就业。新增城镇就业这个指标近年来一直上升，似乎说明保持就业不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个指标可能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就业情况，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这个指标本身存在问题，其忽略了离职率的影响，高离职率意味着更多的新增就业，而近年中国离职率上升可能是个普遍的现象；第二，中国近年来城市就业人数的增加额、非农就业人数均出现了下降，而只有城镇新增就业在上升；第三，农民工增加数量、城镇工资增速均出现下降。因此笔者认为，如果经济增长回落，就业的恶化可能比城镇新增就业的数据看起来要严重。
避免通缩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经济出现通缩应该是最差的状态，为了避免通缩，保持一定的增长是必要的。当前我国CPI连续两年在2.6%左右，但是PPI也连续两年分别为-1.7%和-1.9%，如果考虑GDP缩减指数，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2.1%和1.7%。通过计算，如果GDP增速低于7.2%，则经济将出现通缩，即反映全面物价总水平的GDP缩减指数将下降至0以下，出现类似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的情况（图3）。因此，为了保持总体物价水平略高于0，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左右是合适的。
另外，经济增长7.5%需要相关的政策配套支撑。笔者认为，政府将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4年财政赤字将有所提高，考虑到2013年实际赤字低于预算赤字，笔者预计2014年财政赤字将提高至12500亿元，比2013年略微增加500億元，赤字率接近2%，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代地方发债4000亿元（图4）。2014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目标可能拟定为13%左右，同时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和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图5）。
积极的转型与稳增长并行不悖
当前存在稳增长与促转型难以兼得的论断。市场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而在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应该干预，尤其不应该刻意保增长。上述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政府保增长，那么，经济将重复过去的发展模式，从而达不到促进转型的目的。这种观点内涵的逻辑是，政府不再干预市场，市场能够实现自我出清，从而实现转型。但是，笔者认为，降低经济增速既不是经济转型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降低经济增速能够促进经济转型的核心是，降低经济增速能够使资源从无效率的领域转向有效率的领域。显然，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经济很可能进入停滞状态，既不转型也无增长，这种状态在很多市场经济的长期萧条中出现过，如日本。由此可见，降低经济增速并不是经济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否只有把经济增速降下来才能实现转型？历史表明，在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条件下也能实现转型，只是大家往往对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转型有所忽视。例如，从1997年起，中国经济开始从原有的增长模式转型，经济增速虽然有一定的回落，但是增长水平并不低。当前，主动推动改革与转型的紧迫感并不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强军等领域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而从2013年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有一定的下滑（见图6），其最主要的问题除了经济周期的原因外，与经济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经济改革的推动力不强也有很大关系。
一方面，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才能增加转型的紧迫感。把转型看做减法以及降低分子的大小，这是消极的转型；而积极的转型更应该是做加法和加大分母。如果是消极的转型，那么政府就会直接降低增长目标，强制压缩产能，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这种转型其实是意义不大的，没有解决闲置的产能以及资源的转移和优化利用等问题，没有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障碍，最终无法实现转型。积极的转型是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下，加强负面约束，促使政府加大改革力度，实现经济转型。在强调环境约束、地方财政约束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市场约束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政府只能依靠改革等措施，这就要求政府加大体制方面等的改革，在改革方面积极做出更多探索。比如，在落实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放开垄断管制、加强竞争、保护创新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方面积极有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顺利地推进经济的转型。通过这样的改革，既可使原有的不合理的经济组成部分得到抑制，又可使新的经济得到不断发展，从而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转型。
另一方面，寓改革于调控之中是实现积极的转型与稳定增长的正确操作方式。经济转型需要改革，稳定增长需要政府调控。要有效实现稳增长和促进经济转型这两个目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做到寓改革于调控之中。例如，在稳定增长的过程中，不再追求短期政策，而是采用长短兼顾的政策，形成经济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长期政策的实施既稳定了短期的增长，又兼顾了长期的转型，比如提升民间资本投资热情的政策措施。具体而言，笔者估计政府将采用以下三类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落实激发民间投资的措施，推出以长代短的政策以及实施必要的逆周期刺激政策。 落实激发民间投资的政策
稳增长的核心是激发民间投资，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因此，激发民间投资的关键在于政府垄断管制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以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在当前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落实政府推动激发民间投资的政策细节是必要的。对于2014年而言，政府可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出相应的政策：
细化落实教育、医疗领域的民间准入条件，打破民间投资的“玻璃门”。从整体上看，教育、医疗等服务业还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加快此类行业的投资一方面有利于民生，另一方面也能起到稳增长的效果。从产业空间上看，目前中国医疗护理、文化娱乐和商务服务增加值分别为7785亿元、3114亿元和19203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0.6%和3.7%。无论是规模还是占比，相比美国都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十二五”规划和相关部委报告，未来5年这三个行业占GDP的比重均将会有明显的提升。然而民生投入依然不足，阻碍了投资的增长。以教育支出为例，2013年1～12月教育财政相关支出仅增长3%，低于整体支出7.9个百分点，也低于年初预算5.8个百分点，教育方面的欠账依然较多。因此，对于当前供给不足且有利于民生的教育医疗领域，相关细化政策有望落地，切实打破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如借鉴保障房的经验，将新建医院、学校土地列入专项供地规划，对于民间资本兴办医院与学校，实施“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等。
加快垄断管制领域开放。在传统领域存在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部分领域却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些领域包括新能源（如页岩气、核能）、铁路货运、电信等，未来，这些领域将有望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以此来缓解投资下滑的压力。
创新投融资体系，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相关投资。2013年6月以来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管网投资，对当年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企稳回升起到了相当正面的作用，并且显著改善了民生。2014年，此类投资还需进一步加强，并且可以创新投融资方式，采用BOT、PPP等方式引入民间资本参与，降低政府的当期债务负担。
结合国企改革，引入民间资本改造国有企业。政府从管国企向管国资的方向转变，例如，对于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可以考虑民营化或者推动混合所有制，将资本回收，并投入非竞争性的公共服务领域，缓解财政压力，增加政府支出的规模。
推出以长代短的刺激政策
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并不必然是短期的政策，有些长期有效的政策，在短期也有可能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笔者认为政府可能会推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
政府在减少“自身消费”的同时，增加民生支出及采购等相应服务。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减少公车采购的同时，增加公交车采购和公交系统的投入。此外，我国当前的公共服务购买以养老、社会服务以及承接政府部门部分职能为主，在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主导性公共服务领域尚不多见。未来，政府可能加大服务消费的采购力度。
取消抑制消费增长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目前还存在抑制消费的相关政策，预计政府将清理相关政策，以此来促进消费增长。进一步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强对网络购物等新消费方式的规范，促进新型购物业态的繁荣。
建设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推广建筑节能材料应用。智慧城市建设和节能环保相关投资能起到短期稳增长、长期促转型的双赢效果，因此，预计政府将加大相关投入。一方面，加大智慧城市建设力度，增加相关支出；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建筑材料标准、给予施工财税补贴优惠等方式推广节能材料的应用。
全面更新公交系统，提高新能源汽车补贴。针对目前全国性的大气污染，政府可能将传统能源的公交车更换成利用清洁能源（天然气、电力）的车型，并且通过加大补贴的方式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一方面扩大了消费，另一方面也改善了环境。
推动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建设。随着路网建设的逐步完备，物流业的发展成为商品流通贸易便利化的关键。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几个区域性的物流中心，这对于短期稳投资、控通胀、促就业都有正面的效果，并且不会造成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在稳增长的要求下，政府可能推动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建设。
实施必要的逆周期刺激政策
货币政策可能进行一定的微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僵化的政策，而是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微调。笔者认为，2014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可能继续回落，而二季度末通胀压力减弱。因此，货币政策可能微调，政策有所放松。在考虑全年货币信贷增长总额的情况下，央行可以调整货币、信贷的月度分布，起到实质意义上的货币放松。
相对灵活的汇率政策。人民币不会简单保持升值的趋势，而是将加大波动。如果经济增速回落，政府可能会考虑阶段性的汇率升值放缓，甚至是贬值。
增加财政支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同时又不增加长期的债务负担，可能在短期内加大财政支出，对已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建设进度，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
增加中西部的建设力度。对于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可能增加短期的建设投入，包括加大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住房、交通、市政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以解決民生问题。
2014年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改革措施开始落地的第一年，经济的核心任务是改革和转型。市场有观点认为，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再重要，不需要强调增长。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仍是必要的，政府也会将一定的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的底线。
笔者预计，2014年中国GDP增速目标仍将定在7.5%。此增长目标意味着就业目标为：城镇新增就业达到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降至5%以下。如图1所示，1990年以来，中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1998年没有完成之外，其他年份均完成了增长目标。因此，从全年增长来看，GDP增长7.5%很可能就是我国2014年经济增长的底线，是需要完成的目标。
保持7.5%左右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这是从我国经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的最佳政策目标选择。具体原因表现在以下方面：
保持就业稳定需要合理的经济增长，这是最优先的政策考虑。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意义上来讲，保持稳定的就业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保持就业稳定的关键就是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增长。如图2所示，根据经济增长与非农就业的关系，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非农就业增长0.3个百分点，即拉动非农就业增加150万人。这就意味着，GDP增长8%，可以拉动非农就业增加1200万人，如果增长7.5%，大约可以拉动1100万左右的人口实现非农就业。新增城镇就业这个指标近年来一直上升，似乎说明保持就业不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个指标可能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就业情况，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这个指标本身存在问题，其忽略了离职率的影响，高离职率意味着更多的新增就业，而近年中国离职率上升可能是个普遍的现象；第二，中国近年来城市就业人数的增加额、非农就业人数均出现了下降，而只有城镇新增就业在上升；第三，农民工增加数量、城镇工资增速均出现下降。因此笔者认为，如果经济增长回落，就业的恶化可能比城镇新增就业的数据看起来要严重。
避免通缩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经济出现通缩应该是最差的状态，为了避免通缩，保持一定的增长是必要的。当前我国CPI连续两年在2.6%左右，但是PPI也连续两年分别为-1.7%和-1.9%，如果考虑GDP缩减指数，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2.1%和1.7%。通过计算，如果GDP增速低于7.2%，则经济将出现通缩，即反映全面物价总水平的GDP缩减指数将下降至0以下，出现类似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的情况（图3）。因此，为了保持总体物价水平略高于0，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左右是合适的。
另外，经济增长7.5%需要相关的政策配套支撑。笔者认为，政府将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4年财政赤字将有所提高，考虑到2013年实际赤字低于预算赤字，笔者预计2014年财政赤字将提高至12500亿元，比2013年略微增加500億元，赤字率接近2%，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代地方发债4000亿元（图4）。2014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目标可能拟定为13%左右，同时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和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图5）。
积极的转型与稳增长并行不悖
当前存在稳增长与促转型难以兼得的论断。市场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而在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应该干预，尤其不应该刻意保增长。上述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政府保增长，那么，经济将重复过去的发展模式，从而达不到促进转型的目的。这种观点内涵的逻辑是，政府不再干预市场，市场能够实现自我出清，从而实现转型。但是，笔者认为，降低经济增速既不是经济转型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降低经济增速能够促进经济转型的核心是，降低经济增速能够使资源从无效率的领域转向有效率的领域。显然，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经济很可能进入停滞状态，既不转型也无增长，这种状态在很多市场经济的长期萧条中出现过，如日本。由此可见，降低经济增速并不是经济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否只有把经济增速降下来才能实现转型？历史表明，在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条件下也能实现转型，只是大家往往对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转型有所忽视。例如，从1997年起，中国经济开始从原有的增长模式转型，经济增速虽然有一定的回落，但是增长水平并不低。当前，主动推动改革与转型的紧迫感并不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强军等领域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而从2013年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有一定的下滑（见图6），其最主要的问题除了经济周期的原因外，与经济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经济改革的推动力不强也有很大关系。
一方面，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才能增加转型的紧迫感。把转型看做减法以及降低分子的大小，这是消极的转型；而积极的转型更应该是做加法和加大分母。如果是消极的转型，那么政府就会直接降低增长目标，强制压缩产能，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这种转型其实是意义不大的，没有解决闲置的产能以及资源的转移和优化利用等问题，没有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障碍，最终无法实现转型。积极的转型是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下，加强负面约束，促使政府加大改革力度，实现经济转型。在强调环境约束、地方财政约束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市场约束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政府只能依靠改革等措施，这就要求政府加大体制方面等的改革，在改革方面积极做出更多探索。比如，在落实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放开垄断管制、加强竞争、保护创新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方面积极有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顺利地推进经济的转型。通过这样的改革，既可使原有的不合理的经济组成部分得到抑制，又可使新的经济得到不断发展，从而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转型。
另一方面，寓改革于调控之中是实现积极的转型与稳定增长的正确操作方式。经济转型需要改革，稳定增长需要政府调控。要有效实现稳增长和促进经济转型这两个目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做到寓改革于调控之中。例如，在稳定增长的过程中，不再追求短期政策，而是采用长短兼顾的政策，形成经济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长期政策的实施既稳定了短期的增长，又兼顾了长期的转型，比如提升民间资本投资热情的政策措施。具体而言，笔者估计政府将采用以下三类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落实激发民间投资的措施，推出以长代短的政策以及实施必要的逆周期刺激政策。 落实激发民间投资的政策
稳增长的核心是激发民间投资，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因此，激发民间投资的关键在于政府垄断管制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以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在当前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落实政府推动激发民间投资的政策细节是必要的。对于2014年而言，政府可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出相应的政策：
细化落实教育、医疗领域的民间准入条件，打破民间投资的“玻璃门”。从整体上看，教育、医疗等服务业还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加快此类行业的投资一方面有利于民生，另一方面也能起到稳增长的效果。从产业空间上看，目前中国医疗护理、文化娱乐和商务服务增加值分别为7785亿元、3114亿元和19203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0.6%和3.7%。无论是规模还是占比，相比美国都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十二五”规划和相关部委报告，未来5年这三个行业占GDP的比重均将会有明显的提升。然而民生投入依然不足，阻碍了投资的增长。以教育支出为例，2013年1～12月教育财政相关支出仅增长3%，低于整体支出7.9个百分点，也低于年初预算5.8个百分点，教育方面的欠账依然较多。因此，对于当前供给不足且有利于民生的教育医疗领域，相关细化政策有望落地，切实打破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如借鉴保障房的经验，将新建医院、学校土地列入专项供地规划，对于民间资本兴办医院与学校，实施“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等。
加快垄断管制领域开放。在传统领域存在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部分领域却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些领域包括新能源（如页岩气、核能）、铁路货运、电信等，未来，这些领域将有望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以此来缓解投资下滑的压力。
创新投融资体系，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相关投资。2013年6月以来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管网投资，对当年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企稳回升起到了相当正面的作用，并且显著改善了民生。2014年，此类投资还需进一步加强，并且可以创新投融资方式，采用BOT、PPP等方式引入民间资本参与，降低政府的当期债务负担。
结合国企改革，引入民间资本改造国有企业。政府从管国企向管国资的方向转变，例如，对于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可以考虑民营化或者推动混合所有制，将资本回收，并投入非竞争性的公共服务领域，缓解财政压力，增加政府支出的规模。
推出以长代短的刺激政策
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并不必然是短期的政策，有些长期有效的政策，在短期也有可能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笔者认为政府可能会推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
政府在减少“自身消费”的同时，增加民生支出及采购等相应服务。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减少公车采购的同时，增加公交车采购和公交系统的投入。此外，我国当前的公共服务购买以养老、社会服务以及承接政府部门部分职能为主，在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主导性公共服务领域尚不多见。未来，政府可能加大服务消费的采购力度。
取消抑制消费增长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目前还存在抑制消费的相关政策，预计政府将清理相关政策，以此来促进消费增长。进一步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强对网络购物等新消费方式的规范，促进新型购物业态的繁荣。
建设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推广建筑节能材料应用。智慧城市建设和节能环保相关投资能起到短期稳增长、长期促转型的双赢效果，因此，预计政府将加大相关投入。一方面，加大智慧城市建设力度，增加相关支出；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建筑材料标准、给予施工财税补贴优惠等方式推广节能材料的应用。
全面更新公交系统，提高新能源汽车补贴。针对目前全国性的大气污染，政府可能将传统能源的公交车更换成利用清洁能源（天然气、电力）的车型，并且通过加大补贴的方式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一方面扩大了消费，另一方面也改善了环境。
推动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建设。随着路网建设的逐步完备，物流业的发展成为商品流通贸易便利化的关键。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几个区域性的物流中心，这对于短期稳投资、控通胀、促就业都有正面的效果，并且不会造成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在稳增长的要求下，政府可能推动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建设。
实施必要的逆周期刺激政策
货币政策可能进行一定的微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僵化的政策，而是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微调。笔者认为，2014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可能继续回落，而二季度末通胀压力减弱。因此，货币政策可能微调，政策有所放松。在考虑全年货币信贷增长总额的情况下，央行可以调整货币、信贷的月度分布，起到实质意义上的货币放松。
相对灵活的汇率政策。人民币不会简单保持升值的趋势，而是将加大波动。如果经济增速回落，政府可能会考虑阶段性的汇率升值放缓，甚至是贬值。
增加财政支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同时又不增加长期的债务负担，可能在短期内加大财政支出，对已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建设进度，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
增加中西部的建设力度。对于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可能增加短期的建设投入，包括加大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住房、交通、市政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以解決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