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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锁记》描绘了父权宗法社会背景下女性悲剧的一生，作者张爱玲用自己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展示了一个朴实爽朗的少女化身为“魔”的心酸历程，深刻剖析了主人公曹七巧由一个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施暴者所经历的痛苦、反抗，直至心理扭曲的成因。悲悯的情感贯穿于故事叙述的全过程，揭示了隐藏在其命运背后的挣扎与无奈，是作者对女性意识自我觉醒的一种呼唤，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金锁记》;曹七巧;女性形象;社会分析
《金锁记》是张爱玲民国时期重要的作品，作者用一个女性的视角展示了一个女人在男权占据绝对权力的社会背景下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与挣扎。透过她的作品，我们看见了一位鲜活而又实实在在的女性，她自私、城府、斤斤计较，她不甘男权重压下的种种不公，她抗争、不平却无能为力。作品中小商贩之女曹七巧是作品的核心人物，一个被黄金枷锁扭曲了的人物，一个病态的灵魂。曹七巧的悲惨遭遇是值得同情的，她是一个可怜的人，生活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出悲剧，而是一场劫难。男性社会男权至上的重压，让曹七巧在现实世界的残酷折磨中一次次饱受苦难，她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家庭地位，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也没有，唯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却又是一场骗局，就在现世与精神世界都面临极度苦痛的时候，黄金的枷锁成了曹七巧唯一的慰藉。與其说是黄金葬送她青春自由的时代，不如说经济权力的掌控成为了她在人性的泥淖中抓到的唯一的救命稻草，无论谁想从她手中拿走它都注定是不能的。
《金锁记》篇幅不长，它却细腻地描绘出一位被宗法制度捆绑着的女性悲惨的一生，一场那个时代女性逃不开的劫难。她是麻油店小生产者家的女儿，年轻时的曹七巧是那样的健康美好，虽然出身于麻油店人家，但她自由快乐。然而，经济的不独立和宗法礼教约束下的曹七巧却没有自主选择爱情的权利，她如同货物一般被哥嫂卖进了姜家，嫁给了一个躯体残疾，“腻滞着死去的肉体的气味的”，“没有生命意义的”姜家二少爷。与高门大户的姜家相比，这桩婚姻终究被认为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失去了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曹七巧只能顶着“正头奶奶”名却享受着 “妾”的待遇，处处被人瞧不起，就连伺候她的丫环小双都敢轻视她说：“就连那一年娶咱二奶奶，也还比这一趟强些”。她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空虚的，就连这套黄金的枷锁也是用度日如年的煎熬和依靠传统宗法制度下香火继承权换来的，这种种的桎梏和年复一年的煎熬最终断送了曹七巧一生的幸福。
作品直接展示了传统男权文化掌控下底层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丧失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等等社会权利之后的心灵变迁与悲惨境遇，揭示了深刻的社会根源。从经济权角度来说，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就基本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原则，男性在外狩猎、耕作、从事涉及各类社会生产的各项活动，女性则主要从事家庭生产及服务。在社会历史变迁演化发展的过程中，私有制产生，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产品增多，男性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开始从事社会资源的分配，逐渐掌控绝大多数社会资源，控制了社会话语权，成为社会的主宰者和支配者，而女性则逐渐丧失参与社会生产的权利，进而丧失经济权、政治参与权等一系列权利，女性也逐渐物化为男性的私有财产，成为了脱离男性无法生存的傀儡，两性不平等由此产生。
从政治权角度来说，宗法社会背景下，男性对经济权的掌控，势必要求建立于之配套的政治权利体系，以保卫其既得利益。因此，政权形式往往是以男性为中心而建设的，男性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国家秩序，国家机器，社会话语权的制定者和控制者。男性享有对经济、社会资源分配权，享有对社会文化建制的导向权，享有立法制定规则的权利。女性作为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并不享有制度性的财产分配权。女性被视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传统的手工艺技术也从来是传男不传女。可以说为维护这种既有权利和保护这些既得利益对男性的绝对占有，男性将女性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排挤出去。女性丧失了获取政治权利的基础与途径，只能主动或被动的接受男性的安排，成为与政权丝毫不相关的局外人。
从宗法制度角度来说，男性是宗法制度金字塔结构的高端占有者，男性被界定为延续家庭命脉和香火的唯一性别，并用宗法姓氏延续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绝对地位，为保持种属的持有与稳定，男性为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姬妾制度”是一种完全由男性主导的宗法制度，它泯灭了人性，是一种极度没有人性、极度残忍无情的制度。它将“阶级”带进了家庭、带给了同床共枕的人，嫡庶之别又将这种压迫带进了手足之间，强行把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宗法制度下的女性被视为生育和延续香火的工具。为达到这种目的，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女性从精神上和道德舆论上进行奴役，将女性物化，把女性被看一种可以交换和购买的“物件”，而不是独立的、有思想有意识的人。女性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女性作为自己身体的持有者和监护者却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以生育权为例，生育本来应该是女性特有的一种权利，但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下，却变成了摧残女性的一道枷锁。女性被视为是生育的工具，生或不生都由不得自己，生男生女亦由不得自己，“母凭子贵”的观念根深蒂固，能不能生儿子成为了一个女子有无地位的重要依据。
作品中的曹七巧就是这么一个女性，是一个悲哀的女性，一个穷尽一生也终究未获得解脱的灵魂。可以说曹七巧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缩影，她的世界没有爱，没有家庭地位，没有社会尊重。宗法制度的枷锁捆绑了她三十年，金锁囚禁了她鲜活的生命，岁月风干了她的青春年华，到老，她什么也没有，只剩下这金锁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是可怜的，然而这悲剧并没完。这把锁代代相传，这个故事还在延续着，只是角色变了，长安接替了母亲，成为悲剧的女主角。悲悯的情感贯穿于故事叙述的全过程，揭示了隐藏在其命运背后的挣扎与无奈，是作者对女性意识自我觉醒的一种呼唤，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 张晓云.人格分裂的悲剧——论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形象[J].浙江社会科学，2009（5）.
[2] 朱一红.对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主义解读[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6（3）.
[3] 张微微.摇曳在旧上海的一抹苍凉——《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分析[J].北方文学，2011（12）.
[4] 耿甦.“被黄金枷锁劈杀了人性“的女性——评析曹七巧的艺术形象[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5] 郭萌.永恒的人性——从张爱玲的人性观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作者简介：杨丽娜（1982-1-5），女，汉族，籍贯：辽宁营口，毕业于海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获硕士学位。
关键词：《金锁记》;曹七巧;女性形象;社会分析
《金锁记》是张爱玲民国时期重要的作品，作者用一个女性的视角展示了一个女人在男权占据绝对权力的社会背景下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与挣扎。透过她的作品，我们看见了一位鲜活而又实实在在的女性，她自私、城府、斤斤计较，她不甘男权重压下的种种不公，她抗争、不平却无能为力。作品中小商贩之女曹七巧是作品的核心人物，一个被黄金枷锁扭曲了的人物，一个病态的灵魂。曹七巧的悲惨遭遇是值得同情的，她是一个可怜的人，生活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出悲剧，而是一场劫难。男性社会男权至上的重压，让曹七巧在现实世界的残酷折磨中一次次饱受苦难，她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家庭地位，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也没有，唯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却又是一场骗局，就在现世与精神世界都面临极度苦痛的时候，黄金的枷锁成了曹七巧唯一的慰藉。與其说是黄金葬送她青春自由的时代，不如说经济权力的掌控成为了她在人性的泥淖中抓到的唯一的救命稻草，无论谁想从她手中拿走它都注定是不能的。
《金锁记》篇幅不长，它却细腻地描绘出一位被宗法制度捆绑着的女性悲惨的一生，一场那个时代女性逃不开的劫难。她是麻油店小生产者家的女儿，年轻时的曹七巧是那样的健康美好，虽然出身于麻油店人家，但她自由快乐。然而，经济的不独立和宗法礼教约束下的曹七巧却没有自主选择爱情的权利，她如同货物一般被哥嫂卖进了姜家，嫁给了一个躯体残疾，“腻滞着死去的肉体的气味的”，“没有生命意义的”姜家二少爷。与高门大户的姜家相比，这桩婚姻终究被认为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失去了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曹七巧只能顶着“正头奶奶”名却享受着 “妾”的待遇，处处被人瞧不起，就连伺候她的丫环小双都敢轻视她说：“就连那一年娶咱二奶奶，也还比这一趟强些”。她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空虚的，就连这套黄金的枷锁也是用度日如年的煎熬和依靠传统宗法制度下香火继承权换来的，这种种的桎梏和年复一年的煎熬最终断送了曹七巧一生的幸福。
作品直接展示了传统男权文化掌控下底层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丧失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等等社会权利之后的心灵变迁与悲惨境遇，揭示了深刻的社会根源。从经济权角度来说，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就基本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原则，男性在外狩猎、耕作、从事涉及各类社会生产的各项活动，女性则主要从事家庭生产及服务。在社会历史变迁演化发展的过程中，私有制产生，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产品增多，男性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开始从事社会资源的分配，逐渐掌控绝大多数社会资源，控制了社会话语权，成为社会的主宰者和支配者，而女性则逐渐丧失参与社会生产的权利，进而丧失经济权、政治参与权等一系列权利，女性也逐渐物化为男性的私有财产，成为了脱离男性无法生存的傀儡，两性不平等由此产生。
从政治权角度来说，宗法社会背景下，男性对经济权的掌控，势必要求建立于之配套的政治权利体系，以保卫其既得利益。因此，政权形式往往是以男性为中心而建设的，男性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国家秩序，国家机器，社会话语权的制定者和控制者。男性享有对经济、社会资源分配权，享有对社会文化建制的导向权，享有立法制定规则的权利。女性作为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并不享有制度性的财产分配权。女性被视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传统的手工艺技术也从来是传男不传女。可以说为维护这种既有权利和保护这些既得利益对男性的绝对占有，男性将女性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排挤出去。女性丧失了获取政治权利的基础与途径，只能主动或被动的接受男性的安排，成为与政权丝毫不相关的局外人。
从宗法制度角度来说，男性是宗法制度金字塔结构的高端占有者，男性被界定为延续家庭命脉和香火的唯一性别，并用宗法姓氏延续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绝对地位，为保持种属的持有与稳定，男性为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姬妾制度”是一种完全由男性主导的宗法制度，它泯灭了人性，是一种极度没有人性、极度残忍无情的制度。它将“阶级”带进了家庭、带给了同床共枕的人，嫡庶之别又将这种压迫带进了手足之间，强行把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宗法制度下的女性被视为生育和延续香火的工具。为达到这种目的，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女性从精神上和道德舆论上进行奴役，将女性物化，把女性被看一种可以交换和购买的“物件”，而不是独立的、有思想有意识的人。女性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女性作为自己身体的持有者和监护者却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以生育权为例，生育本来应该是女性特有的一种权利，但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下，却变成了摧残女性的一道枷锁。女性被视为是生育的工具，生或不生都由不得自己，生男生女亦由不得自己，“母凭子贵”的观念根深蒂固，能不能生儿子成为了一个女子有无地位的重要依据。
作品中的曹七巧就是这么一个女性，是一个悲哀的女性，一个穷尽一生也终究未获得解脱的灵魂。可以说曹七巧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缩影，她的世界没有爱，没有家庭地位，没有社会尊重。宗法制度的枷锁捆绑了她三十年，金锁囚禁了她鲜活的生命，岁月风干了她的青春年华，到老，她什么也没有，只剩下这金锁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是可怜的，然而这悲剧并没完。这把锁代代相传，这个故事还在延续着，只是角色变了，长安接替了母亲，成为悲剧的女主角。悲悯的情感贯穿于故事叙述的全过程，揭示了隐藏在其命运背后的挣扎与无奈，是作者对女性意识自我觉醒的一种呼唤，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 张晓云.人格分裂的悲剧——论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形象[J].浙江社会科学，2009（5）.
[2] 朱一红.对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主义解读[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6（3）.
[3] 张微微.摇曳在旧上海的一抹苍凉——《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分析[J].北方文学，2011（12）.
[4] 耿甦.“被黄金枷锁劈杀了人性“的女性——评析曹七巧的艺术形象[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5] 郭萌.永恒的人性——从张爱玲的人性观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作者简介：杨丽娜（1982-1-5），女，汉族，籍贯：辽宁营口，毕业于海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获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