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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天津市初中英语教师许青一直处于焦虑状态。这是她工作的第八年，可一级教师的职称于她似乎仍遥不可及。2013年，许青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教育系统后，直接被定为三级教师。入职第二年，顺理成章地升为二级教师。自那之后，她始终未能再前进一步。现在，这已成了她的“ 心病”。
对于教师们而言，职称直接与工资和福利挂钩，而且是荣誉的象征，“没有人会不在意”。自1986年开始建立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本意在于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在实施过程中，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以至有教师直言，职称评聘，“评一次，伤一次”。
指标有限，落谁家？
一直以来，教师职称评聘都存在“僧多粥少”的问题。从一级教师开始，到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每一级都有严格的指标限制。越往上，名额越少。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教师所有的条件都符合职称评聘要求，没有指标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许青的困境，正源于此。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一级教师需具备的标准条件包括“有比较丰富的班主任、辅导员工作经验”“对所教学科具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硕士学位，并在二级教师岗位任教2年以上”等。拥有5年班主任工作经验、在二级岗位已任教6年的许青，所有条件都满足，却偏偏因职数不足而被卡住——学校每年一级教师名额不定，少则一个，多则四个，而符合条件的教师往往多达几十人。在這种情况下，许青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这不是许青一人面临的问题。北京市朝阳区教师刘东有着相似的遭遇，作为援疆教师，他甚至比许青条件更好。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援藏援疆教师在职称评定上获得重点倾斜。《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细则》也指出：“经市教委审核并批准，承担到外省市边远贫困地区对口支援（交流除外）任务一年及以上的，且符合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要求的教师，在援助期间或结束援助任务当年，可优先使用派出单位相应专业技术岗位职数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只不过，刘东没想到，轮到自己评职称时，学校却没有指标。“难道没有指标和不够资格是同等待遇吗？想想就挺冤的。这关系到好多老师的利益，难道因为政策制度存在弊端，就让老师们寒心吗？”
职数不足深受教师诟病，且由来已久。2006年，原人事部印发《〈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其中规定：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全国总体控制目标为1：3：6。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地区的教师某一职称的职数基本是固定的。以副高职称为例，只有获得职称的教师退休或者逝去，其他想要评上副高的教师才有希望。对此，曾有人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这就好比一辆公交车最多容纳35人，只有一个人下车了，另一个想要上车的人才能挤上去。”
资源倾斜，倾向谁？
对于各级教师职称评聘，国家和地方都有明确的标准，从学历、教龄，到班主任工作、教学成绩等，均有具体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职称评聘的公平性，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一些隐性的不公问题。
来自安徽省某县城中学的吴彭，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爱思考，爱写作，很受同行敬重。从教25年，他一直走得比较顺利，却没想到，会在48岁的这一年遭遇职业生涯的瓶颈——被卡在了正高级教师的门槛上。“评聘正高级教师，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获得省级以上表彰。对于一个县城教师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
吴彭的话，揭露出教育系统的一种不公现象——资源倾斜。为了创造成绩、实现突破，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会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投放于一些重点中学和名校。在这种情况下，校与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差距无可避免地拉大。吴彭面临的困境，对于市区学校的教师，尤其是一些重点中学的教师来说，甚至都不算问题。“前段时间我受邀参加一个活动，同行的其他几位老师都是市区学校的，且都很年轻。但他们基本都获得过省级以上表彰，有人甚至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此，吴彭很受打击。
实际上，这种隐性的不公，不止存在于不同区域的不同学校之间，甚至发生在同一所学校内。
对此，山西孝义的岳群老师深有体会。作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她因为“副科”的身份受了不少委屈。“学校不重视，家长也不认可”，为此，她或多或少有些心理失衡。尤其面对学校考核时，心里更是“拔凉”。岳群所在的学校，每学期结束后，都会基于德、能、勤、绩四方面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单在教学成绩方面，艺体教师的基础分值就比“主科”教师少40%。“我们平时也都在尽心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遇到这种事，心里怎能不委屈？”而且，相对“主科”教师而言，艺体教师学习深造和获得荣誉的机会也比较少，这样一来，在“指标至上”的职称评聘上面临的困难自然就更大。不仅如此，因为“地位”较低，即便学校有职数，也是优先分给语数外等“主科”教师。
不仅“主科”“副科”教师“待遇”有差，就是同一学科的教师，“待遇”也可能不同。至于学校领导和普通教师之间，差别就更大了。查看“知乎”相关话题，就有教师反映：“能得到高级荣誉的，一般是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一线教师勤勤恳恳工作多年，也不一定能获得个小小的区级荣誉。”
标准严苛，累了谁？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做过一项关于“哪些职业最受职称评审之‘ 累’”的调查，结果显示，“ 教师”排在首位。中小学教师评聘各级别职称，有一些必须具备的“ 标准条件”，如各级别的统一要求：“ 拥护党的领导，胸怀祖国，热爱人民”“ 遵守宪法和法律，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及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在教育教学一线任教”等。
在此之外，根据评聘级别的不同，还有一些不同的要求，如论文数量、获奖级别、课题情况、学历、量化分数等各种要求。这些虽与教学无关，却是实实在在的指标。“现在老师们都在拼命搞这些指标。看到别的老师发论文、开公开课、获得奖项，而自己什么都没有，真的感觉特别焦虑。”作为入职五年的青年教师，江苏省泰州市的徐林提到自己的未来，感觉很悲观。
不仅青年教师，中年教师提到这个话题也是满腹苦水。山东省某市的语文教师倪好就有很多话要讲。前几年，她所在的学校由市区迁到了挺偏远的地方，为此，她每天凌晨五点多就得起床，回到家时通常已是晚上六点多。“特别是冬天，天不亮就得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家。再加上教学任务繁重，身体非常疲惫。”即便这样，她回家也不能休息，因为孩子刚上一年级，还需要她照顾生活、辅导作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静下心来写论文、做课题，准备职称评聘，真是难上加难，“穷于应付”。
倪好的问题，是中年教师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了满足职称的指标要求，有的教师不惜占用备课时间、牺牲课堂质量，这就可能导致一种乱象：课上得好的教师，有时反而不如上不好的教师有资格晋级。更有甚者，一些教师会请人代笔或花钱发表论文，课题研究也存在“注水”问题，学术腐败、造假等现象在职称评聘中屡见不鲜。
对于许多教师而言，职称已成为职业之痛，“不评不甘心，参评特累心，落评更灰心”。这些年来，呼吁取消职称评聘的教师大有人在。现阶段，取消教师职称是否合适暂且不论，在现有职称制度下，给教师们营造一方“风清气正”的评聘空间才是当务之急。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皆为化名）
对于教师们而言，职称直接与工资和福利挂钩，而且是荣誉的象征，“没有人会不在意”。自1986年开始建立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本意在于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在实施过程中，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以至有教师直言，职称评聘，“评一次，伤一次”。
指标有限，落谁家？
一直以来，教师职称评聘都存在“僧多粥少”的问题。从一级教师开始，到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每一级都有严格的指标限制。越往上，名额越少。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教师所有的条件都符合职称评聘要求，没有指标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许青的困境，正源于此。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一级教师需具备的标准条件包括“有比较丰富的班主任、辅导员工作经验”“对所教学科具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硕士学位，并在二级教师岗位任教2年以上”等。拥有5年班主任工作经验、在二级岗位已任教6年的许青，所有条件都满足，却偏偏因职数不足而被卡住——学校每年一级教师名额不定，少则一个，多则四个，而符合条件的教师往往多达几十人。在這种情况下，许青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这不是许青一人面临的问题。北京市朝阳区教师刘东有着相似的遭遇，作为援疆教师，他甚至比许青条件更好。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援藏援疆教师在职称评定上获得重点倾斜。《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细则》也指出：“经市教委审核并批准，承担到外省市边远贫困地区对口支援（交流除外）任务一年及以上的，且符合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要求的教师，在援助期间或结束援助任务当年，可优先使用派出单位相应专业技术岗位职数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只不过，刘东没想到，轮到自己评职称时，学校却没有指标。“难道没有指标和不够资格是同等待遇吗？想想就挺冤的。这关系到好多老师的利益，难道因为政策制度存在弊端，就让老师们寒心吗？”
职数不足深受教师诟病，且由来已久。2006年，原人事部印发《〈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其中规定：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全国总体控制目标为1：3：6。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地区的教师某一职称的职数基本是固定的。以副高职称为例，只有获得职称的教师退休或者逝去，其他想要评上副高的教师才有希望。对此，曾有人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这就好比一辆公交车最多容纳35人，只有一个人下车了，另一个想要上车的人才能挤上去。”
资源倾斜，倾向谁？
对于各级教师职称评聘，国家和地方都有明确的标准，从学历、教龄，到班主任工作、教学成绩等，均有具体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职称评聘的公平性，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一些隐性的不公问题。
来自安徽省某县城中学的吴彭，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爱思考，爱写作，很受同行敬重。从教25年，他一直走得比较顺利，却没想到，会在48岁的这一年遭遇职业生涯的瓶颈——被卡在了正高级教师的门槛上。“评聘正高级教师，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获得省级以上表彰。对于一个县城教师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
吴彭的话，揭露出教育系统的一种不公现象——资源倾斜。为了创造成绩、实现突破，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会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投放于一些重点中学和名校。在这种情况下，校与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差距无可避免地拉大。吴彭面临的困境，对于市区学校的教师，尤其是一些重点中学的教师来说，甚至都不算问题。“前段时间我受邀参加一个活动，同行的其他几位老师都是市区学校的，且都很年轻。但他们基本都获得过省级以上表彰，有人甚至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此，吴彭很受打击。
实际上，这种隐性的不公，不止存在于不同区域的不同学校之间，甚至发生在同一所学校内。
对此，山西孝义的岳群老师深有体会。作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她因为“副科”的身份受了不少委屈。“学校不重视，家长也不认可”，为此，她或多或少有些心理失衡。尤其面对学校考核时，心里更是“拔凉”。岳群所在的学校，每学期结束后，都会基于德、能、勤、绩四方面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单在教学成绩方面，艺体教师的基础分值就比“主科”教师少40%。“我们平时也都在尽心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遇到这种事，心里怎能不委屈？”而且，相对“主科”教师而言，艺体教师学习深造和获得荣誉的机会也比较少，这样一来，在“指标至上”的职称评聘上面临的困难自然就更大。不仅如此，因为“地位”较低，即便学校有职数，也是优先分给语数外等“主科”教师。
不仅“主科”“副科”教师“待遇”有差，就是同一学科的教师，“待遇”也可能不同。至于学校领导和普通教师之间，差别就更大了。查看“知乎”相关话题，就有教师反映：“能得到高级荣誉的，一般是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一线教师勤勤恳恳工作多年，也不一定能获得个小小的区级荣誉。”
标准严苛，累了谁？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做过一项关于“哪些职业最受职称评审之‘ 累’”的调查，结果显示，“ 教师”排在首位。中小学教师评聘各级别职称，有一些必须具备的“ 标准条件”，如各级别的统一要求：“ 拥护党的领导，胸怀祖国，热爱人民”“ 遵守宪法和法律，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及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在教育教学一线任教”等。
在此之外，根据评聘级别的不同，还有一些不同的要求，如论文数量、获奖级别、课题情况、学历、量化分数等各种要求。这些虽与教学无关，却是实实在在的指标。“现在老师们都在拼命搞这些指标。看到别的老师发论文、开公开课、获得奖项，而自己什么都没有，真的感觉特别焦虑。”作为入职五年的青年教师，江苏省泰州市的徐林提到自己的未来，感觉很悲观。
不仅青年教师，中年教师提到这个话题也是满腹苦水。山东省某市的语文教师倪好就有很多话要讲。前几年，她所在的学校由市区迁到了挺偏远的地方，为此，她每天凌晨五点多就得起床，回到家时通常已是晚上六点多。“特别是冬天，天不亮就得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家。再加上教学任务繁重，身体非常疲惫。”即便这样，她回家也不能休息，因为孩子刚上一年级，还需要她照顾生活、辅导作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静下心来写论文、做课题，准备职称评聘，真是难上加难，“穷于应付”。
倪好的问题，是中年教师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了满足职称的指标要求，有的教师不惜占用备课时间、牺牲课堂质量，这就可能导致一种乱象：课上得好的教师，有时反而不如上不好的教师有资格晋级。更有甚者，一些教师会请人代笔或花钱发表论文，课题研究也存在“注水”问题，学术腐败、造假等现象在职称评聘中屡见不鲜。
对于许多教师而言，职称已成为职业之痛，“不评不甘心，参评特累心，落评更灰心”。这些年来，呼吁取消职称评聘的教师大有人在。现阶段，取消教师职称是否合适暂且不论，在现有职称制度下，给教师们营造一方“风清气正”的评聘空间才是当务之急。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