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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本质上是中国古代汉语、方言口语和西方现代语言的综合产物，它具有灵活性、柔韧性，包容性。林斤澜以他一贯的深刻，现代思想洞察、反省逝去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将人性中的“荒诞”静默展示，用“审丑”的美学手法有效地填补和开拓了现代文学的美学空间。
林斤澜《十年十癔》荒诞审丑林斤澜与汪曾祺同称为“文坛双璧”，二人在把文学语言从工具论上升到本体论，提升语言作用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林斤澜的语言和汪曾祺的语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使得现代汉语的发展拥有了更广泛的视野和更多彩的风貌。不同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汪曾祺用白话文表达古文与西洋文曾有过的高雅境界，用笔清秀，举重为轻，在对美与和谐的追求中，达到自我的娱乐与升华。而林斤澜的写作，更注重在方言的调式与节奏的蔓延中，走进人性的真实，以坚毅的目光迎着苦难，以直陈死灭的勇气承受沉重。因此，虽然二者都讲人性和人道，可从艺术视觉上而言，汪曾祺呈现的是美，是牧歌式的；林斤澜揭示的是丑，是批判式的。而这种对于丑恶的剖析与揭示，更接近现代汉语写作所因呈现的现代意识。
一、“荒诞”的静默展示
“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个最主要特征。“荒诞就是不和谐，主要表现为变形，解体，把对象按主观意图打乱重组，人物言行的反常，环境背景的杂乱无章等。而荒诞意识的核心就是无意义，这是对世界本质和人生状态的真实揭示。”林斤澜的作品更多的是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社會环境中的某些弊端的讽喻，对民族劣根性的展现，也有对不正常的社会历史造成的心理扭曲的展现。也就是说，大多是对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中荒诞存在的展示。
林斤澜最具现代性的写作，莫过于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十年十癔》系列和《续十癔》系列。癔，病名也，一种神经官能症，患者发病时喜怒无常，感觉过敏，严重时手足或全身痉挛，说胡话，可出现似昏迷状态。此病多由心理上的剧烈矛盾引起。也叫“歇斯底里”。“十年”自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用“癔”字来定义这十年，在惊心动魄中体现了一种锐利的深刻，让人深味异化的人性的荒诞与悲凉。《哆嗦》讲述了一个从小就参加革命的人“哆嗦”的缘由，表面上看是为了一张有别字的大字报。多年后，下属向他掏心窝说那个别字是他涂改的。到这似乎已然揭示了哆嗦的缘由，可是作者却继续探索：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觐见领袖时，不由自主地哆嗦个不住。当然，可以将此归结为领袖的威严和封建思想的残余，可总没有楔入事实的本质。麻局长退休后，受到惊吓时的那一哆嗦一跪，却揭示了全部：个体尊严的丧失也许原本就是因为个体的尊严从没有在一个真正的意义上存在过，所以外界才那么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尊严的虚像。按作者的说法，适逢十年纪念，便想以“癔”字写它十篇。那么这里的“癔”，也有了忆的意味。这一总体设计决定了他的写法。即审视十年浩劫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烙印。不是写伤痕，那是皮面上的事，他那睿智的眼光，越过了文革，在更早的那些时期，寻找这烙印的起因。《黄瑶》明显的受了爱伦·坡《一只眼睛》的影响，以人喻动物。文中讲了一个漂亮的女人黄瑶，文革中像黄猺一样嗖的伸手抠造反派的眼睛。造反派发现黄瑶的眼神“像两泡铁砂子，沉沉的，毛糙糙的，没有亮光……”其实他不知道，黄瑶的心里也有着无数这样的“眼神”。《万岁》里也关注到了眼神：“我博士”经历过浩劫，在万岁探源的过程中“先前那种看书的安神，没有了。看人看世界时的凶神，也没有了。现在像是六神无主吧，又像是躲闪着什么。闪闪的像是狡猾？狡狯？狡诈？都不准，离不开一个狡字吧，又阴森森的。”人的异化是现代派最常见的主题，他让人们看到了荒缪的世界里人的荒诞变异，而这变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自身自相残杀造成的，也许这才是最大的荒诞。
林斤澜的笔下似乎要揉碎一个世界，甚至也撕碎自身，撕碎逻辑，用茫然的生命直觉，体味着实在。他小说中的荒诞色彩甚至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本原的生活的提炼。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斤澜都用他最风土化的笔墨表达着西洋式的荒谬主题，在语言的跳跃和节奏的蔓延中，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汉语写作范式。
二、与美共美的“恶之花”
对人性中丑恶因素的描写，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人性批判的主要方式。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首次提出了美丑并存的原则，他认为“古代庄严地散布在一切之上的普遍的美，不无单调之感；同样的印象老是重复，时间一久也会使人厌倦。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很显然，雨果是从人们的审美需要调剂的角度阐明丑恶的作用，这里丑只是作为美的陪衬而出现，并没有确立它的独立位置。从左拉开始，丑恶在文学中不再以附庸的形式出现，而具有了独立的艺术价值，古典美学中那些和谐、激情、优美、静穆等让位于平庸琐屑、丑陋污浊的生活景象。此后，波德莱尔在《<恶之花>序》中，阐述了发掘恶中之美的观点“丑恶经过艺术的表现化而为美，带有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会使精神充满一种平静的快乐，这是艺术的奇妙的特权之一。”在波德莱尔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戈尔丁等都以对都以对忧郁、阴暗、痛苦、变态的灵魂的刻画冲击着传统和谐优美的美学圣殿，这样艺术的空间因为有了现代主义的丑的发现，而被大大的拓宽了，美与丑共同演绎着万象人间欢乐与痛苦的华章。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林斤澜那用较为平静的语言格调所叙述的，往往被人察而不习的丑恶，却使人们在记忆的深渊里追索到人性的荒凉，在真实的情感共鸣中慨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貌。从接受效应来看，读者从林斤澜那里得到的感受，既不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颓废，凄惨、虚无，也不像莫言、余华、残雪等那样主要是通过感官的刺激，在强烈的生理反应下激活读者那一段麻木的感觉神经。它带给我们的是久久无语的震撼和反复回味的刺痛，在平实的语调和人文精神的关注中，完成了从形式的构筑向通俗的转化，从意义的消解到理性深度追求的变化。 同样是对孩子身上的人性恶进行剖析。莫言在《生蹼的祖先们》中，对于“青狗儿”用的是这样的笔墨“她曾把小鸡抓住，摔死后，再用两只胖胖的小手扯着两条小鸡的腿用力一劈，小鸡就裂成两半。”“她还把刚刚出世的三只羊羔活活咬死。”显然，作者要刻画的是一个非人的“小妖女”形象，虽然强烈的冲击着读者的阅读感受，但这主要是一种生理上的恐怖、反感，它会随着阅读经验的增多，而逐渐麻木，甚至消隐。而在林斤澜的笔下却呈现出了一种沉重的真实，一个因为妈妈被揪的七八岁的女孩“那才是二年级，她一进教室，只见课桌并拢在中间，那里没有她的位置。指给她后边，角落，空出一块空地。一两个孩子在水泥地上坐着。她明白了，也坐下去，脸色煞白。两手死拽住书包，还是哆嗦颤抖。那水泥地就像冰窖，把昨天的知己，同声的笑，掏心窝子的话，全都一眨眼冻结了。变作中间书桌旁的孩子，随意往这里扔纸团，扔粉笔头，竟还有啐吐沫的，都是些孩子，七八岁的孩子……”（《母亲》）。节制的笔墨，沉重的痛楚中揭示出了人类天性中所潜伏着的不可克服的邪恶意识，当文明社会的准则被打破以后，天性中固有的邪恶因为缺乏约束而不断膨胀，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同样是对群集失却理性丑恶现象的揭示，残雪的《突围表演》似真似幻般的展示了一个夸张、变形、荒诞的世界“五香街”，笔调充满着讥讽和嘲弄。而在林斤澜的笔下却饱溢着平静的真实，在严肃而真诚的叩问中，对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庸众”进行了深刻的针砭，也对人性恶进行了严峻的批判。举《十年十癔·白儿》为例：《白儿》讲述了一个原先是土改斗地主的积极分子，到大跃进的时候不谎报军情、报实情而被撤了职的社长被批斗的事情。揪斗的理由非常可笑——“搞破鞋”，在文革中这似乎成为一个最能引起大众兴趣的批斗理由，因此凡是女性被揪斗，无论什么原因，到了后来几乎都要在脖子上挂两只破鞋。每一个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有理性的人聚合在一起的時候，这种理性可能就会变的面非理性。原因是聚合在一起的群集趋向于消灭个体的个性。个性掩藏在个体之中，受虐者的无告构成施虐者的动机，受虐者凄惨绝叫构成了施虐者的最大快感，人类内心的野兽因为听到这绝叫的声音，感到这绝叫的无助而越发的激情昂扬，而这又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闹洞房”“凑热闹”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作者所要揭示与抨击的不仅是人性的恶，更是对培育、放纵这种恶的文化环境的控告。林斤澜的笔下杀戮、残暴、鲜血这些刺激人的感官的主题被隐遁，阴暗的氛围被驱散，但是人性中的那些阴暗面却被真实的追击和叩问，人性阴暗面的放纵理由被一再的探索与抨击。“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严肃认真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警觉才能够在漫长的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
现代汉语是现代性情绪表达的需要，现代文学则是处于“现代”境遇中的作家，运用现代汉语将自身的“现代”经验付诸表达。现代性是以对生命的尊重为价值旨归的。林斤澜将人类置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反观人性，通过对《十年十癔》《十年十癔》（续）和《矮凳桥风情》系列等作品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林斤澜的现代汉语写作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现代性，即对于人的价值的现代性寻思。“人的生命存在是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塔形层次结构而成，三者的和谐标志着生命的和谐健全，三者的偏废则预示着生命的残缺破损，意味着人的非人状态。”人之生存的叙述和探寻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活法。一是人之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的意义，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意境都会缺失的。
生活的长河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混合着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浑浊河流。单一的表现真善美，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文学通常要走在生活的前面，文学的“现代性”实际上就是人类的现代意识。汪曾祺清澈和明媚，自然是美的，林斤澜时刻不忘人间，放眼世界，文章多有一个沉重的主题，特别是他的小说，在溅血的天幕上撕裂丑恶，同样也是美的。
参考文献：
[1]林斤澜.氤氲——十年十癔之九·林斤澜文集（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胡小跃.波德莱尔评全集·张秋江译.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4]张学覃.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5]焦会生.抗争人生的诗意呈现——读阎连科的中篇小说《耙耧天歌》.当代文坛，2006，（05）.
林斤澜《十年十癔》荒诞审丑林斤澜与汪曾祺同称为“文坛双璧”，二人在把文学语言从工具论上升到本体论，提升语言作用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林斤澜的语言和汪曾祺的语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使得现代汉语的发展拥有了更广泛的视野和更多彩的风貌。不同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汪曾祺用白话文表达古文与西洋文曾有过的高雅境界，用笔清秀，举重为轻，在对美与和谐的追求中，达到自我的娱乐与升华。而林斤澜的写作，更注重在方言的调式与节奏的蔓延中，走进人性的真实，以坚毅的目光迎着苦难，以直陈死灭的勇气承受沉重。因此，虽然二者都讲人性和人道，可从艺术视觉上而言，汪曾祺呈现的是美，是牧歌式的；林斤澜揭示的是丑，是批判式的。而这种对于丑恶的剖析与揭示，更接近现代汉语写作所因呈现的现代意识。
一、“荒诞”的静默展示
“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个最主要特征。“荒诞就是不和谐，主要表现为变形，解体，把对象按主观意图打乱重组，人物言行的反常，环境背景的杂乱无章等。而荒诞意识的核心就是无意义，这是对世界本质和人生状态的真实揭示。”林斤澜的作品更多的是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社會环境中的某些弊端的讽喻，对民族劣根性的展现，也有对不正常的社会历史造成的心理扭曲的展现。也就是说，大多是对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中荒诞存在的展示。
林斤澜最具现代性的写作，莫过于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十年十癔》系列和《续十癔》系列。癔，病名也，一种神经官能症，患者发病时喜怒无常，感觉过敏，严重时手足或全身痉挛，说胡话，可出现似昏迷状态。此病多由心理上的剧烈矛盾引起。也叫“歇斯底里”。“十年”自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用“癔”字来定义这十年，在惊心动魄中体现了一种锐利的深刻，让人深味异化的人性的荒诞与悲凉。《哆嗦》讲述了一个从小就参加革命的人“哆嗦”的缘由，表面上看是为了一张有别字的大字报。多年后，下属向他掏心窝说那个别字是他涂改的。到这似乎已然揭示了哆嗦的缘由，可是作者却继续探索：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觐见领袖时，不由自主地哆嗦个不住。当然，可以将此归结为领袖的威严和封建思想的残余，可总没有楔入事实的本质。麻局长退休后，受到惊吓时的那一哆嗦一跪，却揭示了全部：个体尊严的丧失也许原本就是因为个体的尊严从没有在一个真正的意义上存在过，所以外界才那么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尊严的虚像。按作者的说法，适逢十年纪念，便想以“癔”字写它十篇。那么这里的“癔”，也有了忆的意味。这一总体设计决定了他的写法。即审视十年浩劫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烙印。不是写伤痕，那是皮面上的事，他那睿智的眼光，越过了文革，在更早的那些时期，寻找这烙印的起因。《黄瑶》明显的受了爱伦·坡《一只眼睛》的影响，以人喻动物。文中讲了一个漂亮的女人黄瑶，文革中像黄猺一样嗖的伸手抠造反派的眼睛。造反派发现黄瑶的眼神“像两泡铁砂子，沉沉的，毛糙糙的，没有亮光……”其实他不知道，黄瑶的心里也有着无数这样的“眼神”。《万岁》里也关注到了眼神：“我博士”经历过浩劫，在万岁探源的过程中“先前那种看书的安神，没有了。看人看世界时的凶神，也没有了。现在像是六神无主吧，又像是躲闪着什么。闪闪的像是狡猾？狡狯？狡诈？都不准，离不开一个狡字吧，又阴森森的。”人的异化是现代派最常见的主题，他让人们看到了荒缪的世界里人的荒诞变异，而这变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自身自相残杀造成的，也许这才是最大的荒诞。
林斤澜的笔下似乎要揉碎一个世界，甚至也撕碎自身，撕碎逻辑，用茫然的生命直觉，体味着实在。他小说中的荒诞色彩甚至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本原的生活的提炼。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斤澜都用他最风土化的笔墨表达着西洋式的荒谬主题，在语言的跳跃和节奏的蔓延中，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汉语写作范式。
二、与美共美的“恶之花”
对人性中丑恶因素的描写，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人性批判的主要方式。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首次提出了美丑并存的原则，他认为“古代庄严地散布在一切之上的普遍的美，不无单调之感；同样的印象老是重复，时间一久也会使人厌倦。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很显然，雨果是从人们的审美需要调剂的角度阐明丑恶的作用，这里丑只是作为美的陪衬而出现，并没有确立它的独立位置。从左拉开始，丑恶在文学中不再以附庸的形式出现，而具有了独立的艺术价值，古典美学中那些和谐、激情、优美、静穆等让位于平庸琐屑、丑陋污浊的生活景象。此后，波德莱尔在《<恶之花>序》中，阐述了发掘恶中之美的观点“丑恶经过艺术的表现化而为美，带有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会使精神充满一种平静的快乐，这是艺术的奇妙的特权之一。”在波德莱尔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戈尔丁等都以对都以对忧郁、阴暗、痛苦、变态的灵魂的刻画冲击着传统和谐优美的美学圣殿，这样艺术的空间因为有了现代主义的丑的发现，而被大大的拓宽了，美与丑共同演绎着万象人间欢乐与痛苦的华章。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林斤澜那用较为平静的语言格调所叙述的，往往被人察而不习的丑恶，却使人们在记忆的深渊里追索到人性的荒凉，在真实的情感共鸣中慨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貌。从接受效应来看，读者从林斤澜那里得到的感受，既不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颓废，凄惨、虚无，也不像莫言、余华、残雪等那样主要是通过感官的刺激，在强烈的生理反应下激活读者那一段麻木的感觉神经。它带给我们的是久久无语的震撼和反复回味的刺痛，在平实的语调和人文精神的关注中，完成了从形式的构筑向通俗的转化，从意义的消解到理性深度追求的变化。 同样是对孩子身上的人性恶进行剖析。莫言在《生蹼的祖先们》中，对于“青狗儿”用的是这样的笔墨“她曾把小鸡抓住，摔死后，再用两只胖胖的小手扯着两条小鸡的腿用力一劈，小鸡就裂成两半。”“她还把刚刚出世的三只羊羔活活咬死。”显然，作者要刻画的是一个非人的“小妖女”形象，虽然强烈的冲击着读者的阅读感受，但这主要是一种生理上的恐怖、反感，它会随着阅读经验的增多，而逐渐麻木，甚至消隐。而在林斤澜的笔下却呈现出了一种沉重的真实，一个因为妈妈被揪的七八岁的女孩“那才是二年级，她一进教室，只见课桌并拢在中间，那里没有她的位置。指给她后边，角落，空出一块空地。一两个孩子在水泥地上坐着。她明白了，也坐下去，脸色煞白。两手死拽住书包，还是哆嗦颤抖。那水泥地就像冰窖，把昨天的知己，同声的笑，掏心窝子的话，全都一眨眼冻结了。变作中间书桌旁的孩子，随意往这里扔纸团，扔粉笔头，竟还有啐吐沫的，都是些孩子，七八岁的孩子……”（《母亲》）。节制的笔墨，沉重的痛楚中揭示出了人类天性中所潜伏着的不可克服的邪恶意识，当文明社会的准则被打破以后，天性中固有的邪恶因为缺乏约束而不断膨胀，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同样是对群集失却理性丑恶现象的揭示，残雪的《突围表演》似真似幻般的展示了一个夸张、变形、荒诞的世界“五香街”，笔调充满着讥讽和嘲弄。而在林斤澜的笔下却饱溢着平静的真实，在严肃而真诚的叩问中，对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庸众”进行了深刻的针砭，也对人性恶进行了严峻的批判。举《十年十癔·白儿》为例：《白儿》讲述了一个原先是土改斗地主的积极分子，到大跃进的时候不谎报军情、报实情而被撤了职的社长被批斗的事情。揪斗的理由非常可笑——“搞破鞋”，在文革中这似乎成为一个最能引起大众兴趣的批斗理由，因此凡是女性被揪斗，无论什么原因，到了后来几乎都要在脖子上挂两只破鞋。每一个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有理性的人聚合在一起的時候，这种理性可能就会变的面非理性。原因是聚合在一起的群集趋向于消灭个体的个性。个性掩藏在个体之中，受虐者的无告构成施虐者的动机，受虐者凄惨绝叫构成了施虐者的最大快感，人类内心的野兽因为听到这绝叫的声音，感到这绝叫的无助而越发的激情昂扬，而这又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闹洞房”“凑热闹”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作者所要揭示与抨击的不仅是人性的恶，更是对培育、放纵这种恶的文化环境的控告。林斤澜的笔下杀戮、残暴、鲜血这些刺激人的感官的主题被隐遁，阴暗的氛围被驱散，但是人性中的那些阴暗面却被真实的追击和叩问，人性阴暗面的放纵理由被一再的探索与抨击。“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严肃认真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警觉才能够在漫长的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
现代汉语是现代性情绪表达的需要，现代文学则是处于“现代”境遇中的作家，运用现代汉语将自身的“现代”经验付诸表达。现代性是以对生命的尊重为价值旨归的。林斤澜将人类置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反观人性，通过对《十年十癔》《十年十癔》（续）和《矮凳桥风情》系列等作品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林斤澜的现代汉语写作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现代性，即对于人的价值的现代性寻思。“人的生命存在是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塔形层次结构而成，三者的和谐标志着生命的和谐健全，三者的偏废则预示着生命的残缺破损，意味着人的非人状态。”人之生存的叙述和探寻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活法。一是人之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的意义，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意境都会缺失的。
生活的长河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混合着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浑浊河流。单一的表现真善美，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文学通常要走在生活的前面，文学的“现代性”实际上就是人类的现代意识。汪曾祺清澈和明媚，自然是美的，林斤澜时刻不忘人间，放眼世界，文章多有一个沉重的主题，特别是他的小说，在溅血的天幕上撕裂丑恶，同样也是美的。
参考文献：
[1]林斤澜.氤氲——十年十癔之九·林斤澜文集（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胡小跃.波德莱尔评全集·张秋江译.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4]张学覃.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5]焦会生.抗争人生的诗意呈现——读阎连科的中篇小说《耙耧天歌》.当代文坛，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