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下行或上行区间的后半段，往往伴随着有关经济长期趋势是否会改变的质疑。比如，最近一轮通胀始于2010年底， 随着紧缩政策执行力度的增加，实体经济中融资成本上升，流动性趋于紧张，需求增速回落。加之房地产市场与股市的低迷表现，对中国经济短期硬着陆或长期增速大幅放缓的悲观论调近来不绝于耳。
　　今年一季度GDP数据低于市场平均预期，显示经济增长尚未明显反弹。虽然自去年底以来，支持内需的政策陆续出台，但此次调整多是微调，在政策工具选择上也更审慎，因此很难做到立竿见影。这使得更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已现拐点，长期增长潜力下降，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力衰减。
　　此时判断经济增速放缓究竟是周期性，还是趋势性拐点已临，对政策制定与投资决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长期来看，实际GDP增速很难返回两位数。原因是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外需不仅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危机结束后也屡现疲态，且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难以有效刺激需求快速复苏，并在中长期快速增长。从内需来看，东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大幅提高，房地产市场似乎很难重现过去十年间的繁荣景象。
　　过去三年多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内需取代外需成为增长原动力，而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结构调整仍在继续。在此过程中，更难判断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还是经济周期与短期政策的作用。但综合分析近期经济信号以及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性水平应超过8％。
　　去年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主动调整政策和抑制通胀的结果，但今年一季度出现了企业利润下降，局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以及生产价格指数连续下降。这些滞后型经济指标恶化的现象都表明：首先，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出现一定风险； 其次，如果目前GDP增速在8％左右，这说明我国潜在增长速度应高于该水平；所以，近期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盡快转向宽松，为需求增长的恢复提供有效支持。
　　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逐渐向内需驱动型转化，且仍可支持较高的投资增速。一些重要领域内的投资将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并为下一次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和消费的快速增长做准备。在未来的5年－10年中，我们认为中国将逐渐形成 “东部-中部-西部”梯度式发展的雁型模式，对西部地区城市化、城际与城市交通、清洁能源机制、水电煤气行业增效、环境污染治理、农业现代化等领域的投资将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是合理的选择。
　　雁型模式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上升，各大企业纷纷选择将研发与高端制造等重要部门留在日本本土，而逐渐将价值链下方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将最底端的生产装配转移到 “亚洲四小虎”。这种雁头带领雁翅，拉动雁尾的跨国生产组织形式被称为雁型模式。
　　如今，我国也面临着相似的转型机遇：发挥一级城市的人才与市场的优势，扩大沿海技术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并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和以庞大的海运物流系统为支撑的“东亚雁型结构”相比，我国内部梯度发展的竞争优势在于内需巨大，生产与研发中心相对集中，从而在国际能源价格高企、产品更新频繁的新环境中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资金、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而从目前周期来看，政府有条件在通胀下行时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稳定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由于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自去年中期以来一直较紧，需求变弱，通胀应处于下行通道中。经济政策的放松和适当调整应不会为经济体带来直接的通胀威胁，也与今年7.5％的GDP增长目标不相矛盾。
　　股市正在等待政府释放出降息、降准等明确的政策转向信号。应该承认，政府已经开始更加积极地促进需求增长，适当鼓励投资，特别是对其他行业引领作用较强的投资项目。过去三年中，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和机场方面。高铁有效提高了城际交通效率，但大中城市的城市交通设施相对落后，设计理念陈旧，抑制了当前的消费潜力和未来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
　　城市交通可吸收更多公共投资，亦能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社会回报潜力巨大。这种既有利于消除增长的短期不确定性、创造就业，也有利于雁型模式形成的投资，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