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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花甲的童增，头衔颇多：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还有最广为人知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从1990年发表《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万言书开始，童增花了25年时间孜孜于对日索赔这条道路，他也因此被众多受害者称为“恩人”和“民族英雄”。
一篇文章改变的人生
童增出生于重庆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多人参加过辛亥革命。上世纪50年代，童增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因此他初中毕业就被剥夺了求学资格，只能转入乡下读高中。
1978年，童增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4年后，已到而立之年的他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而这，也成了童增人生的转折。
1990年，童增无意间看到一篇名为《欧洲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短文，专业的敏感性让他浑身一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以往接触过的那些浩繁的历史资料在童增的脑海迅速闪过，他提笔写下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文，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童增认为，民间赔偿代表的是普通民众的意愿和情感，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战争索赔，但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发起，向战败国政府提出的民间赔偿必须进行下去。
这篇文章从国际法理论的角度，确立了中国受害者民间索赔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那时我是想，写完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中国能继续进行民间索赔是有理有据的，也就算了。”回忆20几年前的写作初衷，童增感慨不已。
那时的他作为刚毕业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关于未来，有很多种选择。可是，那篇文章却改变了童增的一生。
文章发表后，很多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曾入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说，“童增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把索赔的火种播向了全国。”
是的，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民间第一次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要求，这让那些一直默默隐忍的战争受害者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给童增写信，控诉侵略者暴行，并商讨索赔的方法，涉及领域包括细菌战、慰安妇、强征劳工、大屠杀等。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50多岁。
纷至沓来的来信与来访的人群让童增看到了此前不知道的历史，也让他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于是在此后面临工作的选择时，童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老龄委。或许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选择对日索赔这条路。
一个人的索赔“战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抗战受害者踏上了寻找童增的道路，有的人为了索赔，有的人只为了倾诉。
很长一段时间，童增的生活几乎完全被抗战受害者占据。最多时，他一天要接待5批人：早上在单位见一批，中午骑自行车到和平里医院电车站接一批，结束后又到市长的家门外见一批，下午回到单位已经有人在等着，晚上则约好在对外经贸大学门口会面……曾经有9名来自河北的老人，二战时被掳至日本充当劳工。他们来到童增工作的老龄委的院子里，席地而坐。饿了，从帆布包里拿出干粮就吃，还近乎耍赖地对工作人员说：“见不到童增我们就不走。”
还有更多的人，以信件的形式向童增诉说自己的遭遇。有的信封上只有5个字———“北京童增收”，邮局工作人员一看，就知道该往哪里送。
童增明白，每一张发黄的信纸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也承载着被战争改变的人生。他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来存放信件，并且找专人负责将信件内容扫描成电子版，永久保存。
这些联系童增的人，除了少数的退休官员，大多是衣衫褴褛、满面风霜的社会底层。对于自己经历的苦难，他们无处可诉，童增在他们心中几乎是“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只是他们未必知道，压力与困难，正如排山倒海一般向童增压去。
由于相关部门没有对民间索赔问题作明确表态，童增将视线转向了民间。为了提高影响力，他曾试图请求张学良老先生在“万言书”上签字。可是，张学良先生看完后很平静却很决断地说：“转给我的信我知道了，但不会签名。”
坏消息接踵而至。除了对日索赔困难重重，童增的工作和家庭也相继亮起红灯。他先是被迫辞去公务员工作，随后家庭也宣告破裂。他索性破釜沉舟下海经商。民间索赔需要钱，但大多数提出索赔诉讼的老人没多少钱。
在此后的很多年，他的公司多次出资援助战争受害者，还收留了多名因参加保钓等活动被单位辞退的志愿者。童增曾经真诚地说，这么多年来，我可能并没有为索赔花过多少钱，但也从没有因为索赔赚过一分钱。
不图名不图利，童增自己发动了对一个国家的索赔“战争”。
非暴力，做冷静的索赔者
童增曾说：“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其篡改历史。”他先后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近30件。虽然在日本政府的阻挠下，至今无一胜诉，但至少使日本政府在法庭上承认了对被掳劳工、慰安妇的虐待，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作为冷静的理论派，童增在对日索赔的过程中从不赞同暴力激进，也不奢望急于求成。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然而，一直处在“对日斗争”第一线的童增，却保持着清醒理性的态度。他克制而谨慎地劝说大家，不能头脑发热做出过激行为，那样只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当时有个日军侵华战争受害的老人带着孙女找到童增，说要去日本大使馆前自焚。他只得拉着老人反复劝说，最终使老人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在这点上童增看得很明白，“一旦我们跟日本暴力对抗，那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而只有跟政府配合，才能让爱国运动形成合力。”
对于那些年轻的追随者，童增认为：要有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为国家民族做事，先要解决自己眼前的现实问题。“如果只是去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实际是把他们给害了。”
最近几年，常常有人将童增比作中国的西蒙·维森塔尔———这位坚毅的老人通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将1000多名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被称为“纳粹猎手”。可是童增说，自己无法与西蒙·维森塔尔相比，他已经成功，而自己还在路上。童增始终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2015年，童增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不胫而走。他获得提名的原因简单却很厚重：“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在谈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童增表示自己所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童增还表示，从25年的经历来看，民间索赔运动并没有影响到中日友好的大局，反而促进了中日友好。
（摘自《老干部之友》2015年第9期）
一篇文章改变的人生
童增出生于重庆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多人参加过辛亥革命。上世纪50年代，童增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因此他初中毕业就被剥夺了求学资格，只能转入乡下读高中。
1978年，童增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4年后，已到而立之年的他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而这，也成了童增人生的转折。
1990年，童增无意间看到一篇名为《欧洲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短文，专业的敏感性让他浑身一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以往接触过的那些浩繁的历史资料在童增的脑海迅速闪过，他提笔写下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文，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童增认为，民间赔偿代表的是普通民众的意愿和情感，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战争索赔，但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发起，向战败国政府提出的民间赔偿必须进行下去。
这篇文章从国际法理论的角度，确立了中国受害者民间索赔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那时我是想，写完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中国能继续进行民间索赔是有理有据的，也就算了。”回忆20几年前的写作初衷，童增感慨不已。
那时的他作为刚毕业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关于未来，有很多种选择。可是，那篇文章却改变了童增的一生。
文章发表后，很多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曾入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说，“童增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把索赔的火种播向了全国。”
是的，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民间第一次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要求，这让那些一直默默隐忍的战争受害者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给童增写信，控诉侵略者暴行，并商讨索赔的方法，涉及领域包括细菌战、慰安妇、强征劳工、大屠杀等。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50多岁。
纷至沓来的来信与来访的人群让童增看到了此前不知道的历史，也让他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于是在此后面临工作的选择时，童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老龄委。或许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选择对日索赔这条路。
一个人的索赔“战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抗战受害者踏上了寻找童增的道路，有的人为了索赔，有的人只为了倾诉。
很长一段时间，童增的生活几乎完全被抗战受害者占据。最多时，他一天要接待5批人：早上在单位见一批，中午骑自行车到和平里医院电车站接一批，结束后又到市长的家门外见一批，下午回到单位已经有人在等着，晚上则约好在对外经贸大学门口会面……曾经有9名来自河北的老人，二战时被掳至日本充当劳工。他们来到童增工作的老龄委的院子里，席地而坐。饿了，从帆布包里拿出干粮就吃，还近乎耍赖地对工作人员说：“见不到童增我们就不走。”
还有更多的人，以信件的形式向童增诉说自己的遭遇。有的信封上只有5个字———“北京童增收”，邮局工作人员一看，就知道该往哪里送。
童增明白，每一张发黄的信纸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也承载着被战争改变的人生。他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来存放信件，并且找专人负责将信件内容扫描成电子版，永久保存。
这些联系童增的人，除了少数的退休官员，大多是衣衫褴褛、满面风霜的社会底层。对于自己经历的苦难，他们无处可诉，童增在他们心中几乎是“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只是他们未必知道，压力与困难，正如排山倒海一般向童增压去。
由于相关部门没有对民间索赔问题作明确表态，童增将视线转向了民间。为了提高影响力，他曾试图请求张学良老先生在“万言书”上签字。可是，张学良先生看完后很平静却很决断地说：“转给我的信我知道了，但不会签名。”
坏消息接踵而至。除了对日索赔困难重重，童增的工作和家庭也相继亮起红灯。他先是被迫辞去公务员工作，随后家庭也宣告破裂。他索性破釜沉舟下海经商。民间索赔需要钱，但大多数提出索赔诉讼的老人没多少钱。
在此后的很多年，他的公司多次出资援助战争受害者，还收留了多名因参加保钓等活动被单位辞退的志愿者。童增曾经真诚地说，这么多年来，我可能并没有为索赔花过多少钱，但也从没有因为索赔赚过一分钱。
不图名不图利，童增自己发动了对一个国家的索赔“战争”。
非暴力，做冷静的索赔者
童增曾说：“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其篡改历史。”他先后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近30件。虽然在日本政府的阻挠下，至今无一胜诉，但至少使日本政府在法庭上承认了对被掳劳工、慰安妇的虐待，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作为冷静的理论派，童增在对日索赔的过程中从不赞同暴力激进，也不奢望急于求成。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然而，一直处在“对日斗争”第一线的童增，却保持着清醒理性的态度。他克制而谨慎地劝说大家，不能头脑发热做出过激行为，那样只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当时有个日军侵华战争受害的老人带着孙女找到童增，说要去日本大使馆前自焚。他只得拉着老人反复劝说，最终使老人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在这点上童增看得很明白，“一旦我们跟日本暴力对抗，那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而只有跟政府配合，才能让爱国运动形成合力。”
对于那些年轻的追随者，童增认为：要有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为国家民族做事，先要解决自己眼前的现实问题。“如果只是去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实际是把他们给害了。”
最近几年，常常有人将童增比作中国的西蒙·维森塔尔———这位坚毅的老人通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将1000多名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被称为“纳粹猎手”。可是童增说，自己无法与西蒙·维森塔尔相比，他已经成功，而自己还在路上。童增始终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2015年，童增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不胫而走。他获得提名的原因简单却很厚重：“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在谈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童增表示自己所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童增还表示，从25年的经历来看，民间索赔运动并没有影响到中日友好的大局，反而促进了中日友好。
（摘自《老干部之友》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