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社会企业”起源于1844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英国流行起来，21世纪初，英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使之成为全球一种新的组织理念和模式，2007年， 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它正以蓬勃的姿态在中国社会里生长开来
2010年之前，吴含章已经在养老行业摸索了10年。他创办的“老小孩”公益项目，致力于通过互联网为老年人带来更优质的晚年生活。最初的10年里，只要是政府有支持的活动，他就会去做，比如，帮助上海市民政局和老龄办在全市开展扶老上网工程，帮老年人学习上网；教老人如何去自动取款机拿养老金；策划敬老节、科技周等政府活动，甚至还有老年行业的调研。“方向比较多，比较杂，没有一个很好的聚焦。”
2010年，一个朋友告诉他，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正在举办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当时他对“社会企业”并没有概念，只知道这个培训会教你怎么运营项目。接触之后，吴含章了解到，社会企业强调以企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不是不营利，而是更好地用营利发展组织，为更多人服务。
吴含章说，“现在我的心更大了。以前我觉得做公益就是和政府、基金会相关，我们申请公益项目，按照政府的需要服务好这一人群就可以了，对自身的发展没有很好的思考。”
现在，“老小孩”项目更好地按照老人的需求去设计服务，进行一些商业化运作。有了如今15万用户的基础，加上更多元的资金来源，“老小孩”的自主性更强，不是完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走。
但吴含章还是觉得进程太慢，他希望通过互联网改变整个养老产业，让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张扬，开开心心地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把社会企业家这些种子挖出来 “社会企业”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44年的合作社商店，销售质量好价格又公道的食品，并将销售所得利润分红给商店成员。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企业”成为一个被英国社会普遍接受的概念。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英国社会企业得到迅猛发展，英国也成为了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先的国家。
作为在全球推广社会企业的组织，英国文化教育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在中国作为英国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2007年，该机构首次在中国引入“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并通过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社会投资平台等方式，致力于中国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到目前为止，已为中国培训了超过1600名社会企业家，为64家社会企业提供了900万人民币的资金。
在过去7年中，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在社会领域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2007年至2008年，主要是早期社会企业概念的引入与推广。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与中央编译局合作推出了《透视社会企业》特刊，是国内最早的一本详细介绍社会企业理念的读物。随后，又与民政部、清华大学合作出版了《英国非营利组织》一书，也是国内首部系统介绍英国非营利部门的书籍，其中包括专门介绍社会企业的章节。
2009年至2012年，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在中国正式落地实施。每年，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会从五、六百个申请报名的社会企业家中，甄选出二、三百人。选择标准，一是有明确的社会目标，二是有商业模式。早期的课程主要讲社会企业的概念、愿景使命、组织定位等。后来，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发现社会企业有财务方面的需求，再后来又发现有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甚至社交媒体等需求，因此，每年的课程都在变化。
在课程设置上，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在2014年做了改动，将前3天的课程安排为战略规划讲解和案例分析，邀请英国、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的社会企业家分享案例，财务、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课程则安排在一个月后在全国四、五个城市举办的主题培训中，一是便于大家消化前期的课程；二是方便机构的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以往，都是机构领导人来听课，回去后很难向财务、市场等专业人员传达。
“我们起到的作用就是把社会企业家这些种子挖出来，给他们培土，浇水，为他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与发展部助理主任孟文静说。
此外，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还组织社会企业家赴英考察，同时开展大量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社会企业认知的活动。第一年做试点的时候，广告发出去，有做吊车租赁的人打电话来，说生意做不下去了，能不能来参加培训，“现在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了，就说明大家的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 摸索中国自己的社会投资经验 2013年，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联手增爱基金会、创奇玖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LGT公益创投基金会、育公益创投等七家投资机构，共同启动了社会投资平台，汇集了900万元的资金，成功对接了15家优秀社会企业—一批相对成熟的“种子”。
“我们实际上是搭平台，真正做决策的是投资团队。我们当时条件是七家投资方，一定要有自己的投资团队，参与所有流程，用投资人的话来讲，这个平台帮他们提高了甄选项目的效率，免得他还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在全国找项目，我们集结了这么一大笔资金，足以吸引大量的优质项目来申报。”孟文静说。
区别于其他短时间的投资面试，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投资平台在五、六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不同的形式，让投资方和社会企业不断接触，进行双向选择。
报名的社会企业在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搭建的平台上，根据不同投资机构的侧重点、资金额度申报项目，再通过商业计划书评选、电话面试、交谈，最终进入训练营。七家投资机构针对各自入选的机构进行训练，设置不同主题，比如怎么完善商业计划书，如何打动投资人，以及技能培训，并在这个过程中彼此深度了解，再选出一批进入下一个阶段。投资机构带一个导师团队，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当中，通过访问机构和深度辅导，对他们有深入了解，选出最终获得投资的机构。
LGT公益创投基金会于2007年由列支敦士登皇室家庭出资倡议成立，致力于以公益创投的方式实现社会效应的最大化，提升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的可持续生活能力。在LGT公益创投基金会中国区投资经理丁靖怡看来，在国外，市场相对成熟，社会企业运作规范，对商业计划、融资规模、资金需求都很清楚。中国的社会企业更多是NGO等一些转型机构，在商业方面有所缺陷。“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在做孵化，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如果他们不做，我们投资人来做，这说明这个市场没成熟，投资人应该是做投资，不是帮社会企业来提升能力。”丁静怡说。 孟文静觉得，社会投资平台的成功运作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2012年，刚好“社会投资”的概念在中国兴起，中国社会企业也出现了职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需求，这个时候再提出这个方案，很多对社会投资感兴趣的机构都容易接受。在洽谈合作伙伴那段时间里，孟文静基本谈一个成一个，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如果那时候有一个投资人跟我讲，你先告诉我社会企业的具体概念是什么，我就没法谈了，所以这样一批人是认同这个理念的，先放下概念不谈，通过实践来摸索中国自己的社会投资经验。”孟文静说。 “我们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 在很多投资方看来，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投资平台的设计理念是开放多元的。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是公正独立的第三方，不是基金会，不是他们投资的竞争对手，这种关系让他们觉得很安全。而且，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背后又有英国社会投资的悠久历史，包括上至英国内阁，下至社会企业联盟、社会企业家学校等机构。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英国总部有一群社会企业的专家团队，为世界各地的分支做咨询顾问。
在中国，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专注于提供教育机会和促进文化交流，“我们做社会领域相对敏感，但也知道自己的界线在哪，我们在每个地方都有地方合作伙伴，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和当地正规机构合办，比如天津妇女创业中心、北京市妇联、杭州创业园，都有当地政府的认可支持。
在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社会投资平台成功运作一年之后，2014年9月21日，在深圳残友集团、深圳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创办人郑卫宁和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倡议下，国内十六家关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基金会、研究机构、社会投资机构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企业行业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我们希望有所启示，把英国的先进经验引入，但最终希望中国的事情由中国来做，我们是开放的，希望和论坛更好地合作，帮助他们实现更大的愿景。”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发展总监于准说。
2014年7月，于准来华担任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发展总监。于准曾在英国驻重庆和广州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工作，后调任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总部担任全球治理顾问。来华前，他还担任过英国律师公会东亚区顾问和一家商务律所在伦敦金融城的管理合伙人。他与英国政府、工商界和立法司法机构有过长期的合作关系。
全球化的思维和对中英双边的深入了解是于准的优势。上任第一周，他就和相关的社会企业家和投资机构交流探讨。“虽然英国有很多好的创新，但是在移植的过程中，我不赞成很生硬地移植，一定要本土化，和中方伙伴一起来，促进本土创新。”于准说。
在他看来，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今后将主要在两方面进行调整。一个是政府决策的推动。目前，“社会企业”还没进入政府语境。如何把英国的经验和中国政府分享，互相学习，在政府的政策对话方面开展合作，为社会企业创造良性的生存环境是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未来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其次，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今后将更多关注社会企业家的精英化。
“今后的社会企业精英可能来自更高层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有士的精神，对国家社会有使命感，就像那些企业大佬，最后要退出来当慈善家，当我们把社会企业这样的理念带给他的时候，他产生转变，所释放的能量，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于准说。
2010年之前，吴含章已经在养老行业摸索了10年。他创办的“老小孩”公益项目，致力于通过互联网为老年人带来更优质的晚年生活。最初的10年里，只要是政府有支持的活动，他就会去做，比如，帮助上海市民政局和老龄办在全市开展扶老上网工程，帮老年人学习上网；教老人如何去自动取款机拿养老金；策划敬老节、科技周等政府活动，甚至还有老年行业的调研。“方向比较多，比较杂，没有一个很好的聚焦。”
2010年，一个朋友告诉他，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正在举办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当时他对“社会企业”并没有概念，只知道这个培训会教你怎么运营项目。接触之后，吴含章了解到，社会企业强调以企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不是不营利，而是更好地用营利发展组织，为更多人服务。
吴含章说，“现在我的心更大了。以前我觉得做公益就是和政府、基金会相关，我们申请公益项目，按照政府的需要服务好这一人群就可以了，对自身的发展没有很好的思考。”
现在，“老小孩”项目更好地按照老人的需求去设计服务，进行一些商业化运作。有了如今15万用户的基础，加上更多元的资金来源，“老小孩”的自主性更强，不是完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走。
但吴含章还是觉得进程太慢，他希望通过互联网改变整个养老产业，让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张扬，开开心心地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把社会企业家这些种子挖出来 “社会企业”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44年的合作社商店，销售质量好价格又公道的食品，并将销售所得利润分红给商店成员。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企业”成为一个被英国社会普遍接受的概念。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英国社会企业得到迅猛发展，英国也成为了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先的国家。
作为在全球推广社会企业的组织，英国文化教育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在中国作为英国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2007年，该机构首次在中国引入“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并通过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社会投资平台等方式，致力于中国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到目前为止，已为中国培训了超过1600名社会企业家，为64家社会企业提供了900万人民币的资金。
在过去7年中，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在社会领域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2007年至2008年，主要是早期社会企业概念的引入与推广。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与中央编译局合作推出了《透视社会企业》特刊，是国内最早的一本详细介绍社会企业理念的读物。随后，又与民政部、清华大学合作出版了《英国非营利组织》一书，也是国内首部系统介绍英国非营利部门的书籍，其中包括专门介绍社会企业的章节。
2009年至2012年，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在中国正式落地实施。每年，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会从五、六百个申请报名的社会企业家中，甄选出二、三百人。选择标准，一是有明确的社会目标，二是有商业模式。早期的课程主要讲社会企业的概念、愿景使命、组织定位等。后来，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发现社会企业有财务方面的需求，再后来又发现有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甚至社交媒体等需求，因此，每年的课程都在变化。
在课程设置上，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在2014年做了改动，将前3天的课程安排为战略规划讲解和案例分析，邀请英国、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的社会企业家分享案例，财务、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课程则安排在一个月后在全国四、五个城市举办的主题培训中，一是便于大家消化前期的课程；二是方便机构的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以往，都是机构领导人来听课，回去后很难向财务、市场等专业人员传达。
“我们起到的作用就是把社会企业家这些种子挖出来，给他们培土，浇水，为他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与发展部助理主任孟文静说。
此外，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还组织社会企业家赴英考察，同时开展大量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社会企业认知的活动。第一年做试点的时候，广告发出去，有做吊车租赁的人打电话来，说生意做不下去了，能不能来参加培训，“现在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了，就说明大家的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 摸索中国自己的社会投资经验 2013年，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联手增爱基金会、创奇玖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LGT公益创投基金会、育公益创投等七家投资机构，共同启动了社会投资平台，汇集了900万元的资金，成功对接了15家优秀社会企业—一批相对成熟的“种子”。
“我们实际上是搭平台，真正做决策的是投资团队。我们当时条件是七家投资方，一定要有自己的投资团队，参与所有流程，用投资人的话来讲，这个平台帮他们提高了甄选项目的效率，免得他还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在全国找项目，我们集结了这么一大笔资金，足以吸引大量的优质项目来申报。”孟文静说。
区别于其他短时间的投资面试，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投资平台在五、六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不同的形式，让投资方和社会企业不断接触，进行双向选择。
报名的社会企业在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搭建的平台上，根据不同投资机构的侧重点、资金额度申报项目，再通过商业计划书评选、电话面试、交谈，最终进入训练营。七家投资机构针对各自入选的机构进行训练，设置不同主题，比如怎么完善商业计划书，如何打动投资人，以及技能培训，并在这个过程中彼此深度了解，再选出一批进入下一个阶段。投资机构带一个导师团队，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当中，通过访问机构和深度辅导，对他们有深入了解，选出最终获得投资的机构。
LGT公益创投基金会于2007年由列支敦士登皇室家庭出资倡议成立，致力于以公益创投的方式实现社会效应的最大化，提升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的可持续生活能力。在LGT公益创投基金会中国区投资经理丁靖怡看来，在国外，市场相对成熟，社会企业运作规范，对商业计划、融资规模、资金需求都很清楚。中国的社会企业更多是NGO等一些转型机构，在商业方面有所缺陷。“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在做孵化，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如果他们不做，我们投资人来做，这说明这个市场没成熟，投资人应该是做投资，不是帮社会企业来提升能力。”丁静怡说。 孟文静觉得，社会投资平台的成功运作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2012年，刚好“社会投资”的概念在中国兴起，中国社会企业也出现了职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需求，这个时候再提出这个方案，很多对社会投资感兴趣的机构都容易接受。在洽谈合作伙伴那段时间里，孟文静基本谈一个成一个，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如果那时候有一个投资人跟我讲，你先告诉我社会企业的具体概念是什么，我就没法谈了，所以这样一批人是认同这个理念的，先放下概念不谈，通过实践来摸索中国自己的社会投资经验。”孟文静说。 “我们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 在很多投资方看来，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投资平台的设计理念是开放多元的。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是公正独立的第三方，不是基金会，不是他们投资的竞争对手，这种关系让他们觉得很安全。而且，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背后又有英国社会投资的悠久历史，包括上至英国内阁，下至社会企业联盟、社会企业家学校等机构。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英国总部有一群社会企业的专家团队，为世界各地的分支做咨询顾问。
在中国，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专注于提供教育机会和促进文化交流，“我们做社会领域相对敏感，但也知道自己的界线在哪，我们在每个地方都有地方合作伙伴，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和当地正规机构合办，比如天津妇女创业中心、北京市妇联、杭州创业园，都有当地政府的认可支持。
在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社会投资平台成功运作一年之后，2014年9月21日，在深圳残友集团、深圳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创办人郑卫宁和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倡议下，国内十六家关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基金会、研究机构、社会投资机构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企业行业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我们希望有所启示，把英国的先进经验引入，但最终希望中国的事情由中国来做，我们是开放的，希望和论坛更好地合作，帮助他们实现更大的愿景。”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发展总监于准说。
2014年7月，于准来华担任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发展总监。于准曾在英国驻重庆和广州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工作，后调任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总部担任全球治理顾问。来华前，他还担任过英国律师公会东亚区顾问和一家商务律所在伦敦金融城的管理合伙人。他与英国政府、工商界和立法司法机构有过长期的合作关系。
全球化的思维和对中英双边的深入了解是于准的优势。上任第一周，他就和相关的社会企业家和投资机构交流探讨。“虽然英国有很多好的创新，但是在移植的过程中，我不赞成很生硬地移植，一定要本土化，和中方伙伴一起来，促进本土创新。”于准说。
在他看来，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今后将主要在两方面进行调整。一个是政府决策的推动。目前，“社会企业”还没进入政府语境。如何把英国的经验和中国政府分享，互相学习，在政府的政策对话方面开展合作，为社会企业创造良性的生存环境是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未来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其次，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今后将更多关注社会企业家的精英化。
“今后的社会企业精英可能来自更高层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有士的精神，对国家社会有使命感，就像那些企业大佬，最后要退出来当慈善家，当我们把社会企业这样的理念带给他的时候，他产生转变，所释放的能量，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于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