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很重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系统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政治参与率高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生动活泼，健康向前。反之，如果政治参与率低则表明社会冷漠。社会冷漠不是好事情，是“听惊雷”前夕的“于无声处”。
　　我国在“政治参与”前，加上了“公民”二字，鲜明地确定了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所有的公民，从而结束了，或者说抛弃了“主体是一部人”的观点和做法。在古代先秦诸子那里，就使用过“政治”这一概念。在《左传》里把“政”与“治”分开。说“治”，就有个谁来治的问题。列宁讲：“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在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只能由人民来治。
　　《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政治参与一定要按照由人民制定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来参与，而不是随心所欲。人民的国家人民爱，则治。因此，我们又强调“有序政治参与”。有序就是有组织地参与，不是各行其是。
　　强调“有序”是针对无序来的。本来嘛！在很多活动前都应该加个“有序”，比如有序办学、有序唱戏、有序交易、有序领导、有序指挥，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都有助于更上一层楼，可是为什么在这些前面该加“有序”的地方而不加“有序”呢？道理自然很多，其中少不了有个对“无序”的看法问题，还有个对参与者的评价问题。
　　无序参与是历朝历代都有的，是今日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常有的。一句话，无序参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唯物辩证法加给我们的麻烦，是社会发展规律给我们出的难题。在物理学上，“有序—无序相变”是合作现象中比较简单的一种。无序，看起来复杂得不得了，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是能找出多种因素间的函数关系的，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并且加以预报的。社会现象中的有序、无序也一样。2010年12月刚刚出版的《大辞海》的《政治学·社会学卷》告诉我们：政治安定是政治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可这平衡是相对的，是动态的。“当政治系统处于静态平衡时，可以是稳定的，但可能潜伏着危机。”被抽打着的陀螺是直立的，不被抽打着的陀螺是要倒下去的，这就是动平衡的威力所在。
　　从历史长河看，对无序参与也要一分为二，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负功能的无序政治参与是可怕的，又是不可怕的。在懒汉、懦夫和庸人面前是可怕的，在具有处变不惊，波澜不惊，能“挽狂澜于既倒”的高人和组织面前，就是不可怕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学会化无序为有序。领导的水平和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一个“化”字上。考核干部的绩效也是要看其“化”的能耐上。骏马面前无远程。没有无序参与还要政府干什么？我们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全在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妥善地处理“无序参与”同“有序参与”的关系。
　　强政府决不是强在直接插手具体的经济活动上，强政府应当是强在决不用“有序”拒人民群众于大门之外，决不把“有序”变成墨守陈规。再小的“小政府”也要强在敢于扩大公民的选择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上，强在善于为公民拓宽、疏通、提供充分、有效和平等的参与途径和方式上。
　　摆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一命题最前面的“扩大”二字是我们各项工作的着力点。“扩大”会推动“有序”，“扩大”了才会提出一个化“无序”为“有序”的任务出来。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