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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甲，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有着“中国核司令”的美誉。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
他这一辈子，从没有停止过对科学的探索、对祖国核盾牌的铸造与核利剑的打造，即使在晚年。1999年，82岁的他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 3年，96岁的他获国家科学最高奖。
一则新闻激励程开甲返回祖国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在江苏省吴江盛泽镇出生，他自幼便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初二时，就能将圆周率轻松自如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1937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大学，受教于束星北、王淦昌等学界一流的老师。毕业后，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并独立撰写成改为多篇创新的论文，在学术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李约瑟先生的推荐下，1945年，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并于1946年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玻恩教授的学生，主要从事基本粒子和超导的研究。1948年，程开甲博士毕业，在导师的推荐下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在那个年代，外国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一天，程开甲在看电影前的新闻片时，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击伤英舰“紫石英号”的报道。从电影院出来，程开甲走在大街上，腰杆挺得直直的。正是受到这件事的激励，程开甲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国。而在他的行囊中，除了给夫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部都是专业书籍。
程开甲回国后，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两年。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南京大学，开展教学研究工作，他两次转变研究领域。1954年，他与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金属物理教研组，那是南京大学建起的第一个教研组。1958年，他们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核子教研组。1959年，程开甲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专著——《固体物理学》，成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但就在1960年，因为一张小纸条，程开甲突然放弃此前的工作和成果，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二十多年，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具体去做什么了。
原来，这张小纸条，是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交给他的。1960年夏的一天，郭校长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借调你去。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他什么也没问，第二天就赶到北京，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报到。吴际霖副所长告诉程开甲：“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
临危受命，搞原子弹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攻关期间，正值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春节前，程开甲等科学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来到人民大会堂，每桌都摆着—碗红烧肉，香喷喷的。也正是这碗红烧肉，让程开甲终身不忘，念叨了一辈子。在那样困难的时期，一大碗红烧肉，不但珍贵无比，还承载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科学家的厚爱、信任与重托！
席间，总理谈笑风生，对技术人员们十分关怀，还亲自过来敬酒。更让程开甲难忘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说的一句话：“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1962年，在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等专家的技术领导下，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倦的探索中，我国原子弹研究事业终于闯过无数道难关，见到了希望的曙光。1962年夏天，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就作出决定，兵分两路：一班人马继续进行原子弹的研制攻关;另外组织一队人马，开始准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
1962年10月，钱三强正式向国防科委推荐了程开甲。自此，程开甲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最高技术负责人。1963年夏天，在程开甲的组织指挥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理论准备、技术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不久之后，他去兰州与张爱萍会合，随后，他们一同前往罗布泊考察。考察过程一直很紧张，要完成“定爆心”“定布局”等一系列任务，最后，他们选定了离公路较近，便于铁塔运输安装的爆心点。
罗布泊，原本是一片汪洋大海，在成为中国核试验场区之前，这里几乎没有生命的踪迹。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大漠的边缘后，惊呼道：“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然而，中国核事业的开拓者们选择了这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建设中国核试验基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五六月份的罗布泊地区，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吹来的狂风，经常在十级以上，整天吹得天昏地暗。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都砸掉，风还经常把帐篷掀掉。孔雀河是场区唯一的水源。水中硫酸镁浓度太大，又涩又咸，喝了它就拉肚子，严重的，—天能拉十几次。
除此之外，还有高温，罗布泊七八月份酷暑炎热，地面温度高达60-70摄氏度，迎面吹来的风，使人像在烤箱中烘烤，即使躲进帐篷，也像蒸笼一般，人在这种状况下，没几天就要脱一层皮。但恶劣的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从没有影响到所有人的工作情绪，整个场区热火朝天，全体人员斗志昂扬。
1964年，当程开甲来到罗布泊时，发现不到一年的时间，场区的建设竟然已经按照他们考察时提出得要求，全部按质按量完成了！
1964年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它是戈壁滩上最高大、最耀眼的目标，也是最鼓舞人心的目标，它的耸立激励着所有人只争朝夕，去迎接那个伟大的历史瞬间！日期慢慢临近，10月14日，程开甲接到通知：爆炸“零时”定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而作为核试验基地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从原子弹安置到塔顶开始，他的心就好像悬在了半空。10月15日晚上，程开甲彻夜未眠。那一夜，核试验场区的帐篷内都出奇的安静，一点也听不到以往熟悉的呼噜声。
16日15时，短暂的寂静之后，传来一声惊雷般的巨响。顷刻间，铁塔像面条—样扭曲在地面，下风方向—公里范围内放置的效应物已经全部没有了。随后，当大家赶到指挥部，對于周总理在电话中问的“是不是真的核爆炸？”，程开甲又冷静地计算给出2万吨的爆炸当量：是核爆炸！中国第—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声巨响，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而且让所有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意义重大的地下核试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毛泽东两次做出重要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为此，程开甲也把重心转到了氢弹上来。经过不知多少白天黑夜的工作，1967年6月17日，住在新疆乌鲁木齐、哈密等地的人们发出生一声惊呼，他们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这天，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程开甲等科学家，再一次用爱国、奉献让全世界见证了奇迹，见证了中国的志气和中国的速度！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没有人不知道，但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还有一种方式的核试验恐怕鲜有人知。它被称之为“看不见的辉煌”，那就是地下核试验！
1964年，程开甲关于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报告获批，前期准备全面启动。他提出地下核试验安全“不冒顶、不放枪、不泄漏。”三要求。为了解决这“三不”问题，1965年12月，他们先后进行了数次化爆试验。这些试验都是在戈壁最冷的地方进行的。那里山高沟深，全天得不到日照，海拔1500米左右。白天，他们穿着皮衣，还冷得上牙打下牙;夜间，更是其寒难耐，尿水落到地上立即结成了冰。尽管环境恶劣，但一次次的化爆试验，是他们一点一点积累经验，为地下核试验做着技术准备。
1969年9月23日0时15分，一阵剧烈的震动像波浪一样传来。没有强烈的闪光，没有震撼人心的惊雷，暗淡的月光下，人们看到的只是山顶的抖动和腾起的尘埃，但程开甲能够从地下压抑、沉闷的声音中，感受到地下核爆释放的巨大能量！随后的测试数据表明：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
天天与“核”打交道，被称为“核司令”
程开甲一生中有20多年，天天与“核”打交道，被称为“核司令”。他在技术上主持实施了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首次地下平洞方式和竖井方式等30多次核试验，没有人比他更明白核辐射对人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然而，在“大我”与“小我”之间，程开甲作出的是“忘我”的选择。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早期，由于国外严密封锁，也由于核弹被装放在很深的地下，我们对核爆炸的现象和产生的效应缺乏感性认识。对此，程开甲总是感到心里没底。怎么办？他大胆建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通过解剖“麻雀”，推动地下方式核试验的技术发展。
开挖后的地下核爆现场，环境凶险，高温、辐射、容易坍塌，但程开甲全然不顾这些，他常常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实地考察，获取核爆炸后的第一手资料。
这天，程开甲和朱光亚一起从主坑道进入测试廊道，再到测试间。
这里的温度高达40℃以上，有的地方能够达到50℃到60℃，人进去，汗淋淋的，气都喘不过来。有的地方廊道已经被严重挤压，其中有10多米被挤压得直径只有80厘米。80厘米，大概只有这么大的空间，程开甲等人不仅要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中匍匐前进，进洞前，大家都劝他们在洞口看看就行了，不要冒险继续前进，可程开甲不答应，他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吧？我今天一定要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最后，大家拗不过他，陪着他和朱光亚匍匐前进，穿过挤压段。
程开甲说：“战士们为开挖付出很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多、尽可能详细地去观察现象、收集样品数据。”他还说，每深入“虎穴”一次，他对核爆炸现象与核破坏效应的认识就会提升一次，“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对于程开甲来说，核试验事业如同他的生命，这一望无际的戈壁，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在马兰基地广场的醒目位置，耸立着一块红色花岗岩，上面镶嵌着程开甲与我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玉的照片。张蕴玉曾对程开甲说：“老程啊，我是你真正的朋友。”这话不假，在共事期间，张蕴玉司令员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方方面面给予程开甲极大支持，程开甲也不负所望，他们共同交出了令祖国满意的答卷。
程开甲眼中“张司令是他坚强后盾”。张司令眼中“程开甲则是纯粹的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但是，视工作为生命、将自己完全交给了国家事业的程开甲，自来到研究所，单位和家里的办公室都有一块黑板，他说黑板有助于思考。他总爱在黑板上，边写边考虑问题、演算推导。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有统计显示，从1945年美国进行首次核试验，到1996年9月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世界共进行了2047次核试验。其中，美国进行了1056次，苏联进行了715次，法国进行了210次，中国从1964年到1996年只进行了45次，但技术同样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这45次中，程开甲在技术上决策指挥实施了30多次。1984年，程开甲被调离核试验基地，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此时的他已经66岁。
离开了工作生活20多年的戈壁滩，离开为之创新、拼搏、奉献的核试验事业，他的心中有着无限的眷恋。离开前，程开甲带着通信员，把自己在戈壁滩上生活了20多年的每一个角落都重新看了一遍。他知道自己离去，不会影响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发展，因为核试验技术研究所的队伍已经壮大起来！
三十年后，在人民大会堂，他获得了201 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他为核武器事业所做的一切。2017年7月2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为他佩挂勋章并颁发证书。此外，他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奖项。
他这一辈子，从没有停止过对科学的探索、对祖国核盾牌的铸造与核利剑的打造，即使在晚年。1999年，82岁的他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 3年，96岁的他获国家科学最高奖。
一则新闻激励程开甲返回祖国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在江苏省吴江盛泽镇出生，他自幼便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初二时，就能将圆周率轻松自如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1937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大学，受教于束星北、王淦昌等学界一流的老师。毕业后，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并独立撰写成改为多篇创新的论文，在学术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李约瑟先生的推荐下，1945年，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并于1946年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玻恩教授的学生，主要从事基本粒子和超导的研究。1948年，程开甲博士毕业，在导师的推荐下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在那个年代，外国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一天，程开甲在看电影前的新闻片时，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击伤英舰“紫石英号”的报道。从电影院出来，程开甲走在大街上，腰杆挺得直直的。正是受到这件事的激励，程开甲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国。而在他的行囊中，除了给夫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部都是专业书籍。
程开甲回国后，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两年。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南京大学，开展教学研究工作，他两次转变研究领域。1954年，他与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金属物理教研组，那是南京大学建起的第一个教研组。1958年，他们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核子教研组。1959年，程开甲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专著——《固体物理学》，成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但就在1960年，因为一张小纸条，程开甲突然放弃此前的工作和成果，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二十多年，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具体去做什么了。
原来，这张小纸条，是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交给他的。1960年夏的一天，郭校长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借调你去。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他什么也没问，第二天就赶到北京，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报到。吴际霖副所长告诉程开甲：“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
临危受命，搞原子弹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攻关期间，正值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春节前，程开甲等科学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来到人民大会堂，每桌都摆着—碗红烧肉，香喷喷的。也正是这碗红烧肉，让程开甲终身不忘，念叨了一辈子。在那样困难的时期，一大碗红烧肉，不但珍贵无比，还承载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科学家的厚爱、信任与重托！
席间，总理谈笑风生，对技术人员们十分关怀，还亲自过来敬酒。更让程开甲难忘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说的一句话：“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1962年，在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等专家的技术领导下，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倦的探索中，我国原子弹研究事业终于闯过无数道难关，见到了希望的曙光。1962年夏天，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就作出决定，兵分两路：一班人马继续进行原子弹的研制攻关;另外组织一队人马，开始准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
1962年10月，钱三强正式向国防科委推荐了程开甲。自此，程开甲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最高技术负责人。1963年夏天，在程开甲的组织指挥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理论准备、技术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不久之后，他去兰州与张爱萍会合，随后，他们一同前往罗布泊考察。考察过程一直很紧张，要完成“定爆心”“定布局”等一系列任务，最后，他们选定了离公路较近，便于铁塔运输安装的爆心点。
罗布泊，原本是一片汪洋大海，在成为中国核试验场区之前，这里几乎没有生命的踪迹。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大漠的边缘后，惊呼道：“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然而，中国核事业的开拓者们选择了这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建设中国核试验基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五六月份的罗布泊地区，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吹来的狂风，经常在十级以上，整天吹得天昏地暗。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都砸掉，风还经常把帐篷掀掉。孔雀河是场区唯一的水源。水中硫酸镁浓度太大，又涩又咸，喝了它就拉肚子，严重的，—天能拉十几次。
除此之外，还有高温，罗布泊七八月份酷暑炎热，地面温度高达60-70摄氏度，迎面吹来的风，使人像在烤箱中烘烤，即使躲进帐篷，也像蒸笼一般，人在这种状况下，没几天就要脱一层皮。但恶劣的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从没有影响到所有人的工作情绪，整个场区热火朝天，全体人员斗志昂扬。
1964年，当程开甲来到罗布泊时，发现不到一年的时间，场区的建设竟然已经按照他们考察时提出得要求，全部按质按量完成了！
1964年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它是戈壁滩上最高大、最耀眼的目标，也是最鼓舞人心的目标，它的耸立激励着所有人只争朝夕，去迎接那个伟大的历史瞬间！日期慢慢临近，10月14日，程开甲接到通知：爆炸“零时”定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而作为核试验基地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从原子弹安置到塔顶开始，他的心就好像悬在了半空。10月15日晚上，程开甲彻夜未眠。那一夜，核试验场区的帐篷内都出奇的安静，一点也听不到以往熟悉的呼噜声。
16日15时，短暂的寂静之后，传来一声惊雷般的巨响。顷刻间，铁塔像面条—样扭曲在地面，下风方向—公里范围内放置的效应物已经全部没有了。随后，当大家赶到指挥部，對于周总理在电话中问的“是不是真的核爆炸？”，程开甲又冷静地计算给出2万吨的爆炸当量：是核爆炸！中国第—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声巨响，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而且让所有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意义重大的地下核试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毛泽东两次做出重要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为此，程开甲也把重心转到了氢弹上来。经过不知多少白天黑夜的工作，1967年6月17日，住在新疆乌鲁木齐、哈密等地的人们发出生一声惊呼，他们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这天，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程开甲等科学家，再一次用爱国、奉献让全世界见证了奇迹，见证了中国的志气和中国的速度！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没有人不知道，但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还有一种方式的核试验恐怕鲜有人知。它被称之为“看不见的辉煌”，那就是地下核试验！
1964年，程开甲关于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报告获批，前期准备全面启动。他提出地下核试验安全“不冒顶、不放枪、不泄漏。”三要求。为了解决这“三不”问题，1965年12月，他们先后进行了数次化爆试验。这些试验都是在戈壁最冷的地方进行的。那里山高沟深，全天得不到日照，海拔1500米左右。白天，他们穿着皮衣，还冷得上牙打下牙;夜间，更是其寒难耐，尿水落到地上立即结成了冰。尽管环境恶劣，但一次次的化爆试验，是他们一点一点积累经验，为地下核试验做着技术准备。
1969年9月23日0时15分，一阵剧烈的震动像波浪一样传来。没有强烈的闪光，没有震撼人心的惊雷，暗淡的月光下，人们看到的只是山顶的抖动和腾起的尘埃，但程开甲能够从地下压抑、沉闷的声音中，感受到地下核爆释放的巨大能量！随后的测试数据表明：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
天天与“核”打交道，被称为“核司令”
程开甲一生中有20多年，天天与“核”打交道，被称为“核司令”。他在技术上主持实施了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首次地下平洞方式和竖井方式等30多次核试验，没有人比他更明白核辐射对人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然而，在“大我”与“小我”之间，程开甲作出的是“忘我”的选择。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早期，由于国外严密封锁，也由于核弹被装放在很深的地下，我们对核爆炸的现象和产生的效应缺乏感性认识。对此，程开甲总是感到心里没底。怎么办？他大胆建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通过解剖“麻雀”，推动地下方式核试验的技术发展。
开挖后的地下核爆现场，环境凶险，高温、辐射、容易坍塌，但程开甲全然不顾这些，他常常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实地考察，获取核爆炸后的第一手资料。
这天，程开甲和朱光亚一起从主坑道进入测试廊道，再到测试间。
这里的温度高达40℃以上，有的地方能够达到50℃到60℃，人进去，汗淋淋的，气都喘不过来。有的地方廊道已经被严重挤压，其中有10多米被挤压得直径只有80厘米。80厘米，大概只有这么大的空间，程开甲等人不仅要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中匍匐前进，进洞前，大家都劝他们在洞口看看就行了，不要冒险继续前进，可程开甲不答应，他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吧？我今天一定要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最后，大家拗不过他，陪着他和朱光亚匍匐前进，穿过挤压段。
程开甲说：“战士们为开挖付出很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多、尽可能详细地去观察现象、收集样品数据。”他还说，每深入“虎穴”一次，他对核爆炸现象与核破坏效应的认识就会提升一次，“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对于程开甲来说，核试验事业如同他的生命，这一望无际的戈壁，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在马兰基地广场的醒目位置，耸立着一块红色花岗岩，上面镶嵌着程开甲与我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玉的照片。张蕴玉曾对程开甲说：“老程啊，我是你真正的朋友。”这话不假，在共事期间，张蕴玉司令员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方方面面给予程开甲极大支持，程开甲也不负所望，他们共同交出了令祖国满意的答卷。
程开甲眼中“张司令是他坚强后盾”。张司令眼中“程开甲则是纯粹的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但是，视工作为生命、将自己完全交给了国家事业的程开甲，自来到研究所，单位和家里的办公室都有一块黑板，他说黑板有助于思考。他总爱在黑板上，边写边考虑问题、演算推导。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有统计显示，从1945年美国进行首次核试验，到1996年9月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世界共进行了2047次核试验。其中，美国进行了1056次，苏联进行了715次，法国进行了210次，中国从1964年到1996年只进行了45次，但技术同样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这45次中，程开甲在技术上决策指挥实施了30多次。1984年，程开甲被调离核试验基地，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此时的他已经66岁。
离开了工作生活20多年的戈壁滩，离开为之创新、拼搏、奉献的核试验事业，他的心中有着无限的眷恋。离开前，程开甲带着通信员，把自己在戈壁滩上生活了20多年的每一个角落都重新看了一遍。他知道自己离去，不会影响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发展，因为核试验技术研究所的队伍已经壮大起来！
三十年后，在人民大会堂，他获得了201 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他为核武器事业所做的一切。2017年7月2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为他佩挂勋章并颁发证书。此外，他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