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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一书,汇集了田纪云从1981年到2008年的文章和讲话59篇,有指导工作的报告,有改革开放的总结文章,还有传诵一时的党校讲话,内容丰富,议论直率。
从1983年起,田纪云任副总理10年,随即任人大副委员长10年。1985年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核心领导集团的一员,在第一线推动改革开放。他的言论,本身就有为改革拓展疆土的意义,许多主张至今仍属超前,值得再次强调。这些观点,其实也体现了领导集团中改革者的共识。
收放定律
1986年9月15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说:“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
放,就是放权,扩大自由。收,就是收权,缩小自由。这里主要指政府与民众权利边界的调整,最初是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调整,后来又包括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权力调整。这些调整至今仍在进行。
收放的尺度和次序如何决定?由权力核心的利害计算决定。如果放的收益大于成本,包括调整过程的风险和成本,民众权利的边界就扩张。反之则缩小。收益等于成本时边界静止。收放次序,依照净收益的大小排列,并据此区分轻重缓急。这就是收放定律。
应该强调的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者,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后,大体是一个核心和十来个人组成的领导集体。在地方和部门的授权范围内,各位一把手也是部分收放尺度的掌握者,他们往往成为收放最初试验者和全面改革的提议者,因为他们最先面对难题。
观念之争
收放定律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那时政策的主流是收而不是放。
田纪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就在于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新的真理评判标准和价值观确立之后,收放计算就简单了,GDP和财税数据都是简明的硬指标。从这个角度读起来,从大包干到对外开放,从改革流通体制到十大改革措施,田纪云文集中充满了利弊权衡和得失计算。
田纪云说,改革开放大体是成功的,但他笔下也有两次失败。一次是洋浦开发区下马,一次是价格闯关。
1987年,海南省委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公司达成口头协议,承包开发洋浦,把一片30平方公里的半岛建成自由工业贸易区。1988年1月,田纪云率领各部委负责人做可行性考察。
田纪云写道:“不料在我率组去海南考察的同时,全国政协也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去海南进行考察,我们前边走,他们后边到。我们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也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并向中央、国务院正式写了报告。由于意见完全相反,我随后向国务院写的报告如石沉大海。就这样洋浦开发被搁置起来,而咒骂丧权辱国之声不绝于耳。
“1989年4月28日,小平同志在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不久风波(89)发生,洋浦開发也就搁置起来。直至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春风的推动下,海南省终于与熊谷组达成了承包开发协议,条件还是那些,一点没变。但时间耽搁了4年,黄金时代的投资机遇已经过去。”
这次失败是由于价值观冲突,同一件事,一方认为有大利,一方认为有大害。这种情形贯穿改革开放的始终。
面对激烈的观念之争,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尽管如此,观念之争还是难以平息。30年来,重建意识形态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
计算者的眼界和格局
田纪云笔下的另一次失败是价格闯关。
1987年,政府试图全面放开物价,引发抢购风潮。如果及时推出银行保值储蓄,民众可以用存款而不是囤积物资的方式,应对货币贬值。可惜决策失机,抢购风潮愈演愈烈,政府宣布价格改革中止。
这是改革过程中真实的利益冲突。在新旧体制转化过程中,某些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可能暂时受损,引发动荡。肯不肯承担这种风险,在长远利益与短期风险之间如何抉择,邓小平的一番话让人印象深刻。
1985年7月11日,田纪云去邓小平家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在笔记本上记下了邓小平的这番话。
邓小平说:“改革不只是看3年5年,而是要看20年,要看下世纪的前50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
田纪云写道:“后来他多次强调,搞价格改革是要冒点风险的,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他也同意,价格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走一步看一步。”
在1985年7月,邓小平算到了2050年。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65年的利益,一方面是三五年内的乱子,甚至是大风波。这种眼界和承担,让人想到于右任书赠蒋经国的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计算的格局不同,人的历史地位大不一样。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田纪云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本阶段改革的态势和出路。
1995年,田纪云到深圳去调查,听取深圳人大常委会汇报后,他说:
“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仅仅把经济搞上去还不够,还要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促政治,政治反过来影响经济,相辅相成。本来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像选举法里规定多少个代表可以联名提候选人,地方的差额选举,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人大常委的差额选举等等,都是改革的成果。
“这次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有人提出要去掉代表联名提候选人。我认为,如果把这么一点民主都去掉,这是我们政治进程上的一个大倒退。有人对差额选举不赞成,不习惯,认为这是打乱了党委的部署。我跟你们说,差额选举就是给人民一点选择的余地,……候选人可以向代表发表一篇讲话,讲讲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路、施政方略,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那个水平,不然,连你是条汉子还是一个窝囊废都不知道,怎么能选得好?”
在收回民主权利的主张背后,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利益。
2002年,田纪云作为人大副委员长来到厦门,谈到了地方人大监督政府工作问题。他说:“你们希望的监督法现在一下子出不来,要出来也肯定不是你们希望的。既然这样,不如不出来。按现在的宪法办事,会更灵活一点。如果出来一个不可操作、没有实际内容,连你现在已经进行的工作也不能肯定的监督法,这对你们不是一个支持,而是一个限制。”
监督法出台的困难,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抵制监督的强大力量。
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艰难,因为改革将损害决策集团的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不过,田纪云认为:“由人治向法治过渡,是人民的追求,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我们说的法治不应该是‘治民’,而应该是‘民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治理国家。”
倘若决策主体变为选民,收放定律也将升级为公共选择理论。
(摘自09年10月8日《南方周末》)B⑤
从1983年起,田纪云任副总理10年,随即任人大副委员长10年。1985年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核心领导集团的一员,在第一线推动改革开放。他的言论,本身就有为改革拓展疆土的意义,许多主张至今仍属超前,值得再次强调。这些观点,其实也体现了领导集团中改革者的共识。
收放定律
1986年9月15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说:“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
放,就是放权,扩大自由。收,就是收权,缩小自由。这里主要指政府与民众权利边界的调整,最初是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调整,后来又包括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权力调整。这些调整至今仍在进行。
收放的尺度和次序如何决定?由权力核心的利害计算决定。如果放的收益大于成本,包括调整过程的风险和成本,民众权利的边界就扩张。反之则缩小。收益等于成本时边界静止。收放次序,依照净收益的大小排列,并据此区分轻重缓急。这就是收放定律。
应该强调的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者,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后,大体是一个核心和十来个人组成的领导集体。在地方和部门的授权范围内,各位一把手也是部分收放尺度的掌握者,他们往往成为收放最初试验者和全面改革的提议者,因为他们最先面对难题。
观念之争
收放定律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那时政策的主流是收而不是放。
田纪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就在于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新的真理评判标准和价值观确立之后,收放计算就简单了,GDP和财税数据都是简明的硬指标。从这个角度读起来,从大包干到对外开放,从改革流通体制到十大改革措施,田纪云文集中充满了利弊权衡和得失计算。
田纪云说,改革开放大体是成功的,但他笔下也有两次失败。一次是洋浦开发区下马,一次是价格闯关。
1987年,海南省委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公司达成口头协议,承包开发洋浦,把一片30平方公里的半岛建成自由工业贸易区。1988年1月,田纪云率领各部委负责人做可行性考察。
田纪云写道:“不料在我率组去海南考察的同时,全国政协也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去海南进行考察,我们前边走,他们后边到。我们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也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并向中央、国务院正式写了报告。由于意见完全相反,我随后向国务院写的报告如石沉大海。就这样洋浦开发被搁置起来,而咒骂丧权辱国之声不绝于耳。
“1989年4月28日,小平同志在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不久风波(89)发生,洋浦開发也就搁置起来。直至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春风的推动下,海南省终于与熊谷组达成了承包开发协议,条件还是那些,一点没变。但时间耽搁了4年,黄金时代的投资机遇已经过去。”
这次失败是由于价值观冲突,同一件事,一方认为有大利,一方认为有大害。这种情形贯穿改革开放的始终。
面对激烈的观念之争,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尽管如此,观念之争还是难以平息。30年来,重建意识形态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
计算者的眼界和格局
田纪云笔下的另一次失败是价格闯关。
1987年,政府试图全面放开物价,引发抢购风潮。如果及时推出银行保值储蓄,民众可以用存款而不是囤积物资的方式,应对货币贬值。可惜决策失机,抢购风潮愈演愈烈,政府宣布价格改革中止。
这是改革过程中真实的利益冲突。在新旧体制转化过程中,某些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可能暂时受损,引发动荡。肯不肯承担这种风险,在长远利益与短期风险之间如何抉择,邓小平的一番话让人印象深刻。
1985年7月11日,田纪云去邓小平家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在笔记本上记下了邓小平的这番话。
邓小平说:“改革不只是看3年5年,而是要看20年,要看下世纪的前50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
田纪云写道:“后来他多次强调,搞价格改革是要冒点风险的,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他也同意,价格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走一步看一步。”
在1985年7月,邓小平算到了2050年。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65年的利益,一方面是三五年内的乱子,甚至是大风波。这种眼界和承担,让人想到于右任书赠蒋经国的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计算的格局不同,人的历史地位大不一样。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田纪云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本阶段改革的态势和出路。
1995年,田纪云到深圳去调查,听取深圳人大常委会汇报后,他说:
“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仅仅把经济搞上去还不够,还要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促政治,政治反过来影响经济,相辅相成。本来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像选举法里规定多少个代表可以联名提候选人,地方的差额选举,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人大常委的差额选举等等,都是改革的成果。
“这次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有人提出要去掉代表联名提候选人。我认为,如果把这么一点民主都去掉,这是我们政治进程上的一个大倒退。有人对差额选举不赞成,不习惯,认为这是打乱了党委的部署。我跟你们说,差额选举就是给人民一点选择的余地,……候选人可以向代表发表一篇讲话,讲讲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路、施政方略,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那个水平,不然,连你是条汉子还是一个窝囊废都不知道,怎么能选得好?”
在收回民主权利的主张背后,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利益。
2002年,田纪云作为人大副委员长来到厦门,谈到了地方人大监督政府工作问题。他说:“你们希望的监督法现在一下子出不来,要出来也肯定不是你们希望的。既然这样,不如不出来。按现在的宪法办事,会更灵活一点。如果出来一个不可操作、没有实际内容,连你现在已经进行的工作也不能肯定的监督法,这对你们不是一个支持,而是一个限制。”
监督法出台的困难,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抵制监督的强大力量。
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艰难,因为改革将损害决策集团的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不过,田纪云认为:“由人治向法治过渡,是人民的追求,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我们说的法治不应该是‘治民’,而应该是‘民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治理国家。”
倘若决策主体变为选民,收放定律也将升级为公共选择理论。
(摘自09年10月8日《南方周末》)B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