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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庙镇，位于东港市西北部的大洋河畔，西接岫岩、北邻凤城、南面黄海，冷兵器时代的战略要地，也是锡伯人聚居地之一。镇辖8个村，其中，锡伯族村6个，全镇锡伯族人口4755人，占丹东市锡伯族人口的百分之五十。
锡伯族人在这里过日子，已有三百多年了。
锡伯族人是中国古代鲜卑的遗民，属北方东胡族的一支，英勇善战。最初生活在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北段，北魏时移到中段，以锡伯为称号，主要活动在伯都讷（今松原市）。明末清初，隶属蒙古科尔沁部，主要活动在海拉尔东南地区。
据《清圣祖实录》卷155和沈阳太平寺碑文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蒙古科尔沁王将所属锡伯部进献给满洲。为加强黑龙江和吉林防务，清廷将锡伯族人编入满洲八旗为74牛录（八旗军组织，一牛录300兵勇），派驻至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三城。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为补充八旗军战斗减员、解决军纪松弛等需要，调拨八旗之锡伯族官兵迁至京师、盛京等地，其中分驻岫岩82人、凤城205人；年代不明的分驻岫岩89人、凤城179人，共555人，合家属3300余人。锡伯族官兵及家眷移民的任务是保护皇家龙兴之地、戍边守土。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廷从盛京派八旗锡伯强兵去新疆伊犁驻守，其中从凤凰城选调46名锡伯官兵（防御1人、兵丁45人）及眷属，西迁戍边。历史上龙王庙镇属凤城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划归安东县。但当年派驻在龙王庙镇的锡伯族官兵的确切人数，以及龙王庙锡伯族官兵被选中多少人西迁新疆，已经无从查实。
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四千余名锡伯族官兵及眷属奉朝廷之命由盛京（今沈阳）出发，西迁新疆伊犁地区抗击外敌入侵、屯垦戍边的壮举，遂使锡伯族人扬名四海。之后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锡伯族都要隆重纪念祖先英雄业绩，久之，成为传统的节日。
因为编入八旗，多次奉命调动到不同地区驻守，锡伯族与满族、汉族和蒙古族杂居共处，生产、生活以至习俗等互为影响，逐渐趋同，锡伯族人在民俗上与满族更相似，如他们称父母分别为阿玛、阿讷，与满族人对父母的称呼相同。锡伯族的印记渐淡渐少，锡伯族语言、文字基本失传。甚至有许多锡伯人以为自己是旗人（满族人）。
在五龙村锡伯族居民那崇信家里聊天，老那告诉我，年纪大的锡伯族老人，还能记得祖先嘱咐过的话：我们是锡伯族人。仔细听老那学老辈人的话音，其音或如“锡白人”或如“西北人”。
就在五龙村，我意外地见到了“喜利妈妈”。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锡伯部落人出动围猎，留下老年人和十八个孩子。族人把小孩装在皮口袋里，挂在树杈上，由一个名叫喜利的姑娘照看着。围猎族人一直未归，喜利姑娘战胜各种困难，把孩子们抚养成人，都组成了家庭，保护了锡伯部落人丁的兴旺。玉帝认她为女儿并封为“喜利妈妈”，成为锡伯族人家世代供奉的女祖宗。在锡伯语中，“喜利”的意思就是“延续”。喜利妈妈在东北锡伯族中汉译为“子孙妈妈”，意思是有了女祖宗，子子孙孙才能不断地繁衍生息，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也包含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之意。
“喜利妈妈”是锡伯族保佑子孙繁衍和家宅平安的女神。
三十多岁的何永喜，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一个样子像邮箱的黑色木匣，那便是祖宗楼。据何永喜说，祖宗楼里装的什么，他们家人从来没有打开过。和祖宗楼一起从匣子里取出的，还有一个黄褐色的纸包。打开纸包，出现了一条两丈多长的麻绳（也称索绳），上面拴着多样小物件：用细细的木枝条弯成的小弓箭、铜钱、布条、猪羊的拐骨（嘎拉哈）、木锹、木叉等物。这便是“喜利妈妈”了。小何说，嘎拉哈表示辈数，即添一辈人，加一个嘎拉哈。添一男孩，两个嘎拉哈之间就添一张小弓箭表示，这辈有几个男孩，就有几张小弓箭；添女孩就系一彩色绸布条，这辈有几个女孩，就有几块布条。摇篮、小靴鞋等象征人丁兴旺；铜钱显示家庭富有；木锹、木叉等小农具象征农业丰收。
那条麻绳已经磨的很光滑，那些小物件被岁月染的黑黢黢的，但仍然十分精致、形象。你无须加以辨识就可以清清楚楚认出来，让人感叹锡伯先人的好手艺。
与何永喜不同，村民沈学范家的祖宗楼与“喜利妈妈”，平时没有放在匣子里，而是供奉在屋里，祖宗楼供奉在西墙上，“喜利妈妈”则供奉在西屋的西北墙角上。沈学范说，在龙王庙镇的锡伯族人中，还流传着另一种带有神话的故事传说：“喜利妈妈”是先祖、开国皇帝的救命恩人，她死后被皇帝封为福神。祖宗是家神，“喜利妈妈”是锡伯族的女神。
从资料上了解，这一习俗也带有结绳记事的遗意，是家族繁衍的标记，是锡伯族没有文字时代的家谱。
在锡伯人家，每年除夕都要将“喜利妈妈”纸包打开，将丝绳拉开，从屋内西北角扯到东南角，把绳的两端挂在房椽上，给“喜利妈妈”贴“福”字。摆上供品，烧香磕头，行供奉祭祀之礼。直到农历二月初二，再将“喜利妈妈”用纸包好收起放回原处。
清初，全国局勢未稳，战事不断。锡伯族官兵骁勇善战，自然不会例外于征伐。康熙三十一年，锡伯族官兵被清廷调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三城，加强吉林、黑龙江防务，战事时有发生。七年后，清廷又调锡伯族官兵到京师和盛京两处驻防维稳，五十年后，驻守盛京的锡伯族官兵又奉命西迁，屯垦戍边。其间战事、调动、迁徙频繁，三百多年的颠簸流离。其艰难，可想而知。如今保留下来的“喜利妈妈”，已是凤毛麟角了。龙王庙镇文化站长周桓武说，龙王庙镇几百户的锡伯族人中，也只有何永喜和沈学范两户传承下来“喜利妈妈”，是很珍贵的文物。上世纪八十年代，省民委的专家专程来查勘了五龙村锡伯族居民家里供奉的祖宗楼和“喜利妈妈”，正是凭着他们崇信的“喜利妈妈”，确认他们是锡伯族人。
曾经看到历史传说：南北朝时期，平定北方有功的平陵侯范明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小家奴拓跋毛脚下生有五颗红痣，认为他必定是真龙天子，决定杀死拓跋毛以绝后患。却不料被家奴“喜利妈妈”将消息透露给拓跋毛，拓跋毛逃进大鲜卑山的深山老林中。后来，拓跋毛率兵来救“喜利妈妈”，才知“喜利妈妈”早已被害去世。拓跋毛做了部族领袖后封“喜利妈妈”为女神，命族人将其与祖宗一起供奉。
显然，这一传说与北魏官治史有关。在古代，统治者都要说其权神授，已成惯例。
历史长河流淌至今。“喜利妈妈”已经与祖宗一起成为锡伯族人祭祀的对象。
据周站长说，沈阳市的“喜利妈妈”信俗，已经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省“非遗”部门的专家经常来龙王庙考察“喜利妈妈”，并且着手申报列入省“非遗”名录。
离开五龙村时，身后的山坡上，一群城里来的女人们的欢声笑语飘过来，她们在那崇信家的果园里采摘黑色的大李子、苹果和梨子。老那与老伴在忙着过秤检斤。我与同行的周站长远远地与老那挥手再见。老那和老伴也停下手里的活，也一起举起双手向我们挥动。
我爬到村外的山坡上，向四处张望，遥想着三百年前锡伯族人奉清廷之命从吉林的伯都讷迁至辽东的艰辛。我看到龙王庙镇政府前街的锡伯族文化广场、门楼、大舞台等处的彩旗，随风飘舞。
我看到，黛色的远山蜿蜒远去，天苍苍、野茫茫。大洋河畔沧桑的天空，地老天荒。
〔特约责任编辑 张 涛〕
锡伯族人在这里过日子，已有三百多年了。
锡伯族人是中国古代鲜卑的遗民，属北方东胡族的一支，英勇善战。最初生活在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北段，北魏时移到中段，以锡伯为称号，主要活动在伯都讷（今松原市）。明末清初，隶属蒙古科尔沁部，主要活动在海拉尔东南地区。
据《清圣祖实录》卷155和沈阳太平寺碑文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蒙古科尔沁王将所属锡伯部进献给满洲。为加强黑龙江和吉林防务，清廷将锡伯族人编入满洲八旗为74牛录（八旗军组织，一牛录300兵勇），派驻至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三城。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为补充八旗军战斗减员、解决军纪松弛等需要，调拨八旗之锡伯族官兵迁至京师、盛京等地，其中分驻岫岩82人、凤城205人；年代不明的分驻岫岩89人、凤城179人，共555人，合家属3300余人。锡伯族官兵及家眷移民的任务是保护皇家龙兴之地、戍边守土。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廷从盛京派八旗锡伯强兵去新疆伊犁驻守，其中从凤凰城选调46名锡伯官兵（防御1人、兵丁45人）及眷属，西迁戍边。历史上龙王庙镇属凤城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划归安东县。但当年派驻在龙王庙镇的锡伯族官兵的确切人数，以及龙王庙锡伯族官兵被选中多少人西迁新疆，已经无从查实。
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四千余名锡伯族官兵及眷属奉朝廷之命由盛京（今沈阳）出发，西迁新疆伊犁地区抗击外敌入侵、屯垦戍边的壮举，遂使锡伯族人扬名四海。之后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锡伯族都要隆重纪念祖先英雄业绩，久之，成为传统的节日。
因为编入八旗，多次奉命调动到不同地区驻守，锡伯族与满族、汉族和蒙古族杂居共处，生产、生活以至习俗等互为影响，逐渐趋同，锡伯族人在民俗上与满族更相似，如他们称父母分别为阿玛、阿讷，与满族人对父母的称呼相同。锡伯族的印记渐淡渐少，锡伯族语言、文字基本失传。甚至有许多锡伯人以为自己是旗人（满族人）。
在五龙村锡伯族居民那崇信家里聊天，老那告诉我，年纪大的锡伯族老人，还能记得祖先嘱咐过的话：我们是锡伯族人。仔细听老那学老辈人的话音，其音或如“锡白人”或如“西北人”。
就在五龙村，我意外地见到了“喜利妈妈”。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锡伯部落人出动围猎，留下老年人和十八个孩子。族人把小孩装在皮口袋里，挂在树杈上，由一个名叫喜利的姑娘照看着。围猎族人一直未归，喜利姑娘战胜各种困难，把孩子们抚养成人，都组成了家庭，保护了锡伯部落人丁的兴旺。玉帝认她为女儿并封为“喜利妈妈”，成为锡伯族人家世代供奉的女祖宗。在锡伯语中，“喜利”的意思就是“延续”。喜利妈妈在东北锡伯族中汉译为“子孙妈妈”，意思是有了女祖宗，子子孙孙才能不断地繁衍生息，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也包含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之意。
“喜利妈妈”是锡伯族保佑子孙繁衍和家宅平安的女神。
三十多岁的何永喜，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一个样子像邮箱的黑色木匣，那便是祖宗楼。据何永喜说，祖宗楼里装的什么，他们家人从来没有打开过。和祖宗楼一起从匣子里取出的，还有一个黄褐色的纸包。打开纸包，出现了一条两丈多长的麻绳（也称索绳），上面拴着多样小物件：用细细的木枝条弯成的小弓箭、铜钱、布条、猪羊的拐骨（嘎拉哈）、木锹、木叉等物。这便是“喜利妈妈”了。小何说，嘎拉哈表示辈数，即添一辈人，加一个嘎拉哈。添一男孩，两个嘎拉哈之间就添一张小弓箭表示，这辈有几个男孩，就有几张小弓箭；添女孩就系一彩色绸布条，这辈有几个女孩，就有几块布条。摇篮、小靴鞋等象征人丁兴旺；铜钱显示家庭富有；木锹、木叉等小农具象征农业丰收。
那条麻绳已经磨的很光滑，那些小物件被岁月染的黑黢黢的，但仍然十分精致、形象。你无须加以辨识就可以清清楚楚认出来，让人感叹锡伯先人的好手艺。
与何永喜不同，村民沈学范家的祖宗楼与“喜利妈妈”，平时没有放在匣子里，而是供奉在屋里，祖宗楼供奉在西墙上，“喜利妈妈”则供奉在西屋的西北墙角上。沈学范说，在龙王庙镇的锡伯族人中，还流传着另一种带有神话的故事传说：“喜利妈妈”是先祖、开国皇帝的救命恩人，她死后被皇帝封为福神。祖宗是家神，“喜利妈妈”是锡伯族的女神。
从资料上了解，这一习俗也带有结绳记事的遗意，是家族繁衍的标记，是锡伯族没有文字时代的家谱。
在锡伯人家，每年除夕都要将“喜利妈妈”纸包打开，将丝绳拉开，从屋内西北角扯到东南角，把绳的两端挂在房椽上，给“喜利妈妈”贴“福”字。摆上供品，烧香磕头，行供奉祭祀之礼。直到农历二月初二，再将“喜利妈妈”用纸包好收起放回原处。
清初，全国局勢未稳，战事不断。锡伯族官兵骁勇善战，自然不会例外于征伐。康熙三十一年，锡伯族官兵被清廷调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三城，加强吉林、黑龙江防务，战事时有发生。七年后，清廷又调锡伯族官兵到京师和盛京两处驻防维稳，五十年后，驻守盛京的锡伯族官兵又奉命西迁，屯垦戍边。其间战事、调动、迁徙频繁，三百多年的颠簸流离。其艰难，可想而知。如今保留下来的“喜利妈妈”，已是凤毛麟角了。龙王庙镇文化站长周桓武说，龙王庙镇几百户的锡伯族人中，也只有何永喜和沈学范两户传承下来“喜利妈妈”，是很珍贵的文物。上世纪八十年代，省民委的专家专程来查勘了五龙村锡伯族居民家里供奉的祖宗楼和“喜利妈妈”，正是凭着他们崇信的“喜利妈妈”，确认他们是锡伯族人。
曾经看到历史传说：南北朝时期，平定北方有功的平陵侯范明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小家奴拓跋毛脚下生有五颗红痣，认为他必定是真龙天子，决定杀死拓跋毛以绝后患。却不料被家奴“喜利妈妈”将消息透露给拓跋毛，拓跋毛逃进大鲜卑山的深山老林中。后来，拓跋毛率兵来救“喜利妈妈”，才知“喜利妈妈”早已被害去世。拓跋毛做了部族领袖后封“喜利妈妈”为女神，命族人将其与祖宗一起供奉。
显然，这一传说与北魏官治史有关。在古代，统治者都要说其权神授，已成惯例。
历史长河流淌至今。“喜利妈妈”已经与祖宗一起成为锡伯族人祭祀的对象。
据周站长说，沈阳市的“喜利妈妈”信俗，已经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省“非遗”部门的专家经常来龙王庙考察“喜利妈妈”，并且着手申报列入省“非遗”名录。
离开五龙村时，身后的山坡上，一群城里来的女人们的欢声笑语飘过来，她们在那崇信家的果园里采摘黑色的大李子、苹果和梨子。老那与老伴在忙着过秤检斤。我与同行的周站长远远地与老那挥手再见。老那和老伴也停下手里的活，也一起举起双手向我们挥动。
我爬到村外的山坡上，向四处张望，遥想着三百年前锡伯族人奉清廷之命从吉林的伯都讷迁至辽东的艰辛。我看到龙王庙镇政府前街的锡伯族文化广场、门楼、大舞台等处的彩旗，随风飘舞。
我看到，黛色的远山蜿蜒远去，天苍苍、野茫茫。大洋河畔沧桑的天空，地老天荒。
〔特约责任编辑 张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