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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中，位于西南部的成渝城市群是典型的有两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双黄蛋”。从成都到重庆，乘坐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2019年，当重庆以2.36万亿元的GDP超越成都时，成都又以超过10万元的人均GDP“扳回一局”。这两座城市，都市圈的辐射范围几乎可以融为一体，在数十年如一日的“竞争”中却始终难分伯仲。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路“相爱相杀”走过，成都与重庆终于迎来深度融合的新发展阶段。
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成都做了哪些准备？面临即将上演的“双城记”，成都又有哪些薄弱环节亟待强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国力参与了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编制的相关工作。他表示，建设公园城市是成都融入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式。
将公园城市建设拓展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建设公园城市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考察成都时提出的重要要求。目前，成都正在围绕公园城市建设，在理论、政策、路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由我牵头承担了一个相关的课题。”高国力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强调，“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纲要》时也提出：坚持不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与同样具有较强生态价值的花园城市、田园城市或森林城市建设有何不同？对此，高国力表示，成都远远不只是把公园城市建设局限在以绿色、生态、秀美为代表的传统经验中，而是以此为依托，拓展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这是对城市传统发展思想的深化和完善”。
2019年4月，《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编制完成。根据《规划》，成都将塑造以绿色为底色、以山水为景观、以绿道为脉络、以人文为特质、以街区为基础的“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新型城市形态。“新型城镇化应以人为本，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纵观国内外，大都市都是一个包容性很强、弹性很强的生产生活空间，可以适应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并存。”高国力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提出，成都要“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这意味着，成都不能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发展，而是要紧紧依托新发展理念，提升城市的新型竞争力。‘新型’体现在，既要有‘硬件’的新型基础设施，也要有‘软件’的新型业态、新型消费模式等。这是成都建设公园城市应当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高国力表示。
将公园城市建设拓展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成都并非首个“试水者”。高国力介绍道：新加坡、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都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和新压力，提出了非常雄伟的战略规划和愿景目标。“建设公园城市既要借鉴国内外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要尽可能避免或降低已经发生的‘教训’可能带来的成本和代价。”高国力说。
在高国力看来，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是对工业文明城市的反思和超越。“从最初的农业文明到后来的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生态文明，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城市的功能也在不断演变，所以在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递进。”
高国力建议，在这一阶段，成都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应当尽可能地把智能化、数字化应用到宏观、微观等方面的更多领域。“这是我们新兴发展中国家有别于当年的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后发优势。”高国力强调。
以先行先试为其他城市提供发展借鉴
在高国力看来，以成都为代表的很多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普遍存在“强规模红利弱边际效应、强中心集聚弱外围辐射、强产业基础弱创新转化、强外部植入弱内生动力、强区位枢纽弱组织配置、强历史文化弱传统弘扬、强生态本底弱环境整治”等问题。
“与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成都劳动力的边际效率、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率和产业发展的效果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我国，越是欠发达的地区省会城市的首位度越高，成都、银川、兰州都是如此，其优势在于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强，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外围腹地支撑不足的劣势会反过来制约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成都的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它的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中用于研发的收入、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都低于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成都吸引了国内外的很多龙头企业入驻，但是这些企业没有真正建立与本地产业体系的关联、实现对本地生产网络的带动。成都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程度很高、作为区位枢纽的支撑作用很强，但是尚未形成具有较好内在持续性的交通和产业组织配置能力。”高国力认为，这些不足无形中增加了成都公园城市的建设成本。
“包括成都在内的很多西部城市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历史文化景点景观资源很丰富，但是没有形成对文化产业——特别是创意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没能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生态环境禀赋很好、绿化率很高，但是一些细节处的环境品质没能得到较高的提升。”高国力说。
高国力建议，成都围绕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继续探索有效的发展模式。“在创新维度上，成都一方面要巧借外力，集聚、链接全球的创新资源;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着力提升重点领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协调维度上，成都目前正在建设新城新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但是不能单纯地扩大空间，而是要加强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产业配套和资源整合。在绿色维度上，成都和重庆都处于长江中上游，是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区，但是成都要率先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范区。在开放维度上，成都是我国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要建设国家内陆地区的门户枢纽和对外交往中心。在共享维度上，公园城市的建设最终要体现为城市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都要依托秀美的生态环境和日益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均衡普惠、品质提升。”
“城市功能定位的优化和提升对我国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尤为重要。成都在全国先行先试以后，会引发很多城市借鉴公园城市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高国力说。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路“相爱相杀”走过，成都与重庆终于迎来深度融合的新发展阶段。
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成都做了哪些准备？面临即将上演的“双城记”，成都又有哪些薄弱环节亟待强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国力参与了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编制的相关工作。他表示，建设公园城市是成都融入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式。
将公园城市建设拓展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建设公园城市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考察成都时提出的重要要求。目前，成都正在围绕公园城市建设，在理论、政策、路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由我牵头承担了一个相关的课题。”高国力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强调，“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纲要》时也提出：坚持不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与同样具有较强生态价值的花园城市、田园城市或森林城市建设有何不同？对此，高国力表示，成都远远不只是把公园城市建设局限在以绿色、生态、秀美为代表的传统经验中，而是以此为依托，拓展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这是对城市传统发展思想的深化和完善”。
2019年4月，《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编制完成。根据《规划》，成都将塑造以绿色为底色、以山水为景观、以绿道为脉络、以人文为特质、以街区为基础的“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新型城市形态。“新型城镇化应以人为本，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纵观国内外，大都市都是一个包容性很强、弹性很强的生产生活空间，可以适应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并存。”高国力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提出，成都要“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这意味着，成都不能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发展，而是要紧紧依托新发展理念，提升城市的新型竞争力。‘新型’体现在，既要有‘硬件’的新型基础设施，也要有‘软件’的新型业态、新型消费模式等。这是成都建设公园城市应当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高国力表示。
将公园城市建设拓展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成都并非首个“试水者”。高国力介绍道：新加坡、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都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和新压力，提出了非常雄伟的战略规划和愿景目标。“建设公园城市既要借鉴国内外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要尽可能避免或降低已经发生的‘教训’可能带来的成本和代价。”高国力说。
在高国力看来，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是对工业文明城市的反思和超越。“从最初的农业文明到后来的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生态文明，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城市的功能也在不断演变，所以在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递进。”
高国力建议，在这一阶段，成都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应当尽可能地把智能化、数字化应用到宏观、微观等方面的更多领域。“这是我们新兴发展中国家有别于当年的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后发优势。”高国力强调。
以先行先试为其他城市提供发展借鉴
在高国力看来，以成都为代表的很多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普遍存在“强规模红利弱边际效应、强中心集聚弱外围辐射、强产业基础弱创新转化、强外部植入弱内生动力、强区位枢纽弱组织配置、强历史文化弱传统弘扬、强生态本底弱环境整治”等问题。
“与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成都劳动力的边际效率、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率和产业发展的效果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我国，越是欠发达的地区省会城市的首位度越高，成都、银川、兰州都是如此，其优势在于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强，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外围腹地支撑不足的劣势会反过来制约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成都的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它的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中用于研发的收入、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都低于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成都吸引了国内外的很多龙头企业入驻，但是这些企业没有真正建立与本地产业体系的关联、实现对本地生产网络的带动。成都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程度很高、作为区位枢纽的支撑作用很强，但是尚未形成具有较好内在持续性的交通和产业组织配置能力。”高国力认为，这些不足无形中增加了成都公园城市的建设成本。
“包括成都在内的很多西部城市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历史文化景点景观资源很丰富，但是没有形成对文化产业——特别是创意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没能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生态环境禀赋很好、绿化率很高，但是一些细节处的环境品质没能得到较高的提升。”高国力说。
高国力建议，成都围绕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继续探索有效的发展模式。“在创新维度上，成都一方面要巧借外力，集聚、链接全球的创新资源;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着力提升重点领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协调维度上，成都目前正在建设新城新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但是不能单纯地扩大空间，而是要加强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产业配套和资源整合。在绿色维度上，成都和重庆都处于长江中上游，是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区，但是成都要率先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范区。在开放维度上，成都是我国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要建设国家内陆地区的门户枢纽和对外交往中心。在共享维度上，公园城市的建设最终要体现为城市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都要依托秀美的生态环境和日益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均衡普惠、品质提升。”
“城市功能定位的优化和提升对我国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尤为重要。成都在全国先行先试以后，会引发很多城市借鉴公园城市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高国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