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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腊英是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寺庄镇伯方村人，她的父亲毕生才生前一直在捐资助教。父亲车祸遇难后，毕腊英在家人的支持下，设立了“毕生才教育奖励基金”。30年来，毕腊英累计捐资30多万元钱，获得奖励的优秀教师有680名，受助的贫困学生和获得奖励的“三好学生”共有800余名。
2016年12月13日中午，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的毕腊英从北京回到高平，她说：“我没有贵重的首饰、服装，也没有高档的家电，我只有一大箱子荣誉证书、奖章和奖杯，但我觉得很值。”
设立“教育奖励基金”
提起自己所做的事情，毕腊英说，她忘不了去世24年的父亲毕生才。
1986年，高平伯方村出了件新鲜事。村里靠养猪富裕起来的“万元户”毕生才，将原本打算买彩电的2000元钱送给了晋城市郊区（现泽州县）鲁村一名贫困家庭的大学生。
原来，这名女生考上了江苏师范大学，家里正为凑不够学费而发愁。得知此事的毕生才，将钱送到了这名大学生手中，并承诺要资助她念完大学。
“当时看到父亲送钱后那高兴的样子，我以为他给我买了新衣服呢！”毕腊英是家中的独生女，平时与父亲一起磨粉养猪，她说：“父亲从小就没文化，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何要资助他人。”
资助这名女生读完大学后，毕生才又用养猪赚的钱，资助了另外5名贫困大学生。毕生才的善举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他不仅当上了山西省劳模，还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没想到的是，祸从天降。1992年2月，毕生才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了。
“父亲生前靠养猪为生，辛勤养猪数年后，成了当时的‘万元户’。富裕后，父亲不是拆土墙建新房，配置时尚电器、豪华家具，而是倾其所有，成了高平捐资助教第一人。”毕腊英说，1986～1992年，父亲无偿资助了25名贫困大学生，父亲的善德善举深深烙在了她的心里。
1992年5月，毕腊英前往太原，用父亲9000元钱的积蓄和自己卖猪的收入共11250元钱，在当时的山西经济管理学院设立了“毕生才教育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随后，她又将父亲遇难的补偿费1万元钱捐给了村里的学校；1992年9月，“毕腊英教育奖励基金”在高平设立；1997年春节刚过，在晋城市妇联扶贫助学的活动中，她与8名失学儿童结成对子，资助他们完成学业；2003年，在市妇联“护苗成才”的活动中，她资助了10名失学儿童；2007年，她为“毕腊英教育奖励基金”注资1.6万元钱；2009年，她在寺庄中学设立“助学基金”，每年资助8名学生；2013年、2014年，她两次为“毕腊英教育奖励基金”注资1.3万元钱。
30年来，毕腊英一家累计为教育事业捐资了30余万元，受奖励的“三好学生”和资助过的贫困学生共有800余人，受奖励的优秀教师有680人。
“我们家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我与丈夫赵义贵结婚后，生有两个女儿。”毕腊英说，一大家子人从来没有分过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毕生才离世后不久，毕腊英的叔叔、婶婶相继身患胃癌、乳腺癌。堂弟还小，在叔叔嬸婶住院期间，毕腊英日夜守候在病床前，喂汤、喂药、端屎、倒尿，同病房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叔叔、婶婶去世后，照顾堂弟的责任就落在了毕腊英的肩上。1997年，她为堂弟操办了婚事，也算是对逝去的叔叔婶婶有所交代。
全家人在背后默默支持付出
毕腊英坚持走父亲捐资助教的路，而她年近八旬的母亲也一直在帮着操持家务。“助学这么多年了，与其说是我一个人在做，倒不如说是我们全家人在做。”毕腊英说。
与动辄捐资数十万元、上百万元的大老板相比，毕腊英捐助的钱并不算多。但是，这些钱都是她辛苦喂猪挣来的。
毕腊英家现养猪五六十头。有人给算了笔账：按每年饲养50头猪算，每顿至少吃饲料30担，一天90担，每担饲料40勺，从磨房一勺一勺舀进猪槽，她每天至少舀7200多勺。“好在养猪不出工人工资。”毕腊英笑称，养猪场唯一的工人就是她的丈夫赵义贵。
自从结婚后，赵义贵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在猪场也总是抢着干脏活、累活，任劳任怨。毕腊英出名后，经常外出开会或作报告，家里的活儿就全压到赵义贵的身上。
2012年，有一天，因第2天要去作报告，毕腊英外出理发了。“妈妈，你快回来吧，爸爸的手让机器给挤了。”突然接到女儿电话的毕腊英不顾理了半截的头发，赶紧跑回家。看到赵义贵的手被挤得血淋淋的，她赶快叫了辆车，把丈夫送往医院。就在上车的那一刻，赵义贵却说：“我一个人去吧，咱俩都走了，谁喂猪啊？”毕腊英气得直流泪：“人都顾不上了，哪还有功夫管猪？”
手术结束后，丈夫清醒了：“腊英，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明天还要作报告呢。”毕腊英说：“我走了谁照顾你呀！”“我伤的是手，腿脚又不碍事，自己照顾自己就行了！”丈夫一席话让毕腊英心中顿生酸楚：“结婚这么多年，我没给他买过一件好衣服，也没为他做过一顿好饭菜，一年365天，他没有休息过一天。就连大年初一，他都是扎着围裙，穿着水靴在猪圈里喂猪。”在她眼里，结婚30多年来，赵义贵一向如此。
毕腊英的两个女儿也很懂事。读书时，大女儿合不得买新衣服，在学校—直穿校服。前些年，为节省开支，毕腊英推着平车去公路上清扫运煤车抛洒下的煤渣，用做家中以及猪舍的取暖。当时，小女儿才十几岁，就和母亲在路上扫煤渣，帮母亲推平车，村里男孩们都不干这活儿，可她家的女孩就当男孩使。
如今，两个女儿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仍在帮助母亲捐资助学。
毕腊英事迹被搬上舞台
2014年10月12日晚，高平市人民剧团创作演出的上党梆子现代戏《深山腊梅》在省城星光剧场上演。这台以毕腊英捐资助学的生动事迹为原型的演出，感动了众多在场的观众。
多年的付出得到了认可，毕腊英先后获得全国扶贫贡献奖和“双学双比”女能手和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山西省劳动模范、“十大女杰”、“十大公益功臣”、献爱心大使等荣誉称号。1993年，毕腊英当选为省八届人大代表；2011年6月，被省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同年3月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农村科技致富女能手”荣誉称号；2012年5月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2013年3月，被省妇联“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组推选为“三晋最美家庭”；2015年2月，被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毕腊英还是晋城市唯一一名来自基层农村的十八大代表。“我能力不强，得加倍努力，养好我的猪，把捐资助学这个事做得更好。”她说。
毕腊英的收入并不高。让她欣慰的是，往年的收入只有两三万元钱，今年的收入有五六万元钱。她住的农家小院还是十几年前翻修的。略显空荡的客厅里，一套褪色的组合柜上，仍摆着那台早就过时了的老式电视机。
2016年12月13日，在北京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后，毕腊英回到家中已是晚上9点多钟。“这次到北京开会，我终生难忘，没想到习总书记在百忙之中，亲切接见了大家，还和我们一起照了相，握了手，”毕腊英激动地说，“全国有300户文明家庭受表彰，与最优秀的家庭代表相比，我总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我要更加努力，继续向社会传播美德和正能量。”
（摘自《山西晚报》2016年12月27日）
2016年12月13日中午，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的毕腊英从北京回到高平，她说：“我没有贵重的首饰、服装，也没有高档的家电，我只有一大箱子荣誉证书、奖章和奖杯，但我觉得很值。”
设立“教育奖励基金”
提起自己所做的事情，毕腊英说，她忘不了去世24年的父亲毕生才。
1986年，高平伯方村出了件新鲜事。村里靠养猪富裕起来的“万元户”毕生才，将原本打算买彩电的2000元钱送给了晋城市郊区（现泽州县）鲁村一名贫困家庭的大学生。
原来，这名女生考上了江苏师范大学，家里正为凑不够学费而发愁。得知此事的毕生才，将钱送到了这名大学生手中，并承诺要资助她念完大学。
“当时看到父亲送钱后那高兴的样子，我以为他给我买了新衣服呢！”毕腊英是家中的独生女，平时与父亲一起磨粉养猪，她说：“父亲从小就没文化，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何要资助他人。”
资助这名女生读完大学后，毕生才又用养猪赚的钱，资助了另外5名贫困大学生。毕生才的善举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他不仅当上了山西省劳模，还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没想到的是，祸从天降。1992年2月，毕生才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了。
“父亲生前靠养猪为生，辛勤养猪数年后，成了当时的‘万元户’。富裕后，父亲不是拆土墙建新房，配置时尚电器、豪华家具，而是倾其所有，成了高平捐资助教第一人。”毕腊英说，1986～1992年，父亲无偿资助了25名贫困大学生，父亲的善德善举深深烙在了她的心里。
1992年5月，毕腊英前往太原，用父亲9000元钱的积蓄和自己卖猪的收入共11250元钱，在当时的山西经济管理学院设立了“毕生才教育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随后，她又将父亲遇难的补偿费1万元钱捐给了村里的学校；1992年9月，“毕腊英教育奖励基金”在高平设立；1997年春节刚过，在晋城市妇联扶贫助学的活动中，她与8名失学儿童结成对子，资助他们完成学业；2003年，在市妇联“护苗成才”的活动中，她资助了10名失学儿童；2007年，她为“毕腊英教育奖励基金”注资1.6万元钱；2009年，她在寺庄中学设立“助学基金”，每年资助8名学生；2013年、2014年，她两次为“毕腊英教育奖励基金”注资1.3万元钱。
30年来，毕腊英一家累计为教育事业捐资了30余万元，受奖励的“三好学生”和资助过的贫困学生共有800余人，受奖励的优秀教师有680人。
“我们家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我与丈夫赵义贵结婚后，生有两个女儿。”毕腊英说，一大家子人从来没有分过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毕生才离世后不久，毕腊英的叔叔、婶婶相继身患胃癌、乳腺癌。堂弟还小，在叔叔嬸婶住院期间，毕腊英日夜守候在病床前，喂汤、喂药、端屎、倒尿，同病房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叔叔、婶婶去世后，照顾堂弟的责任就落在了毕腊英的肩上。1997年，她为堂弟操办了婚事，也算是对逝去的叔叔婶婶有所交代。
全家人在背后默默支持付出
毕腊英坚持走父亲捐资助教的路，而她年近八旬的母亲也一直在帮着操持家务。“助学这么多年了，与其说是我一个人在做，倒不如说是我们全家人在做。”毕腊英说。
与动辄捐资数十万元、上百万元的大老板相比，毕腊英捐助的钱并不算多。但是，这些钱都是她辛苦喂猪挣来的。
毕腊英家现养猪五六十头。有人给算了笔账：按每年饲养50头猪算，每顿至少吃饲料30担，一天90担，每担饲料40勺，从磨房一勺一勺舀进猪槽，她每天至少舀7200多勺。“好在养猪不出工人工资。”毕腊英笑称，养猪场唯一的工人就是她的丈夫赵义贵。
自从结婚后，赵义贵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在猪场也总是抢着干脏活、累活，任劳任怨。毕腊英出名后，经常外出开会或作报告，家里的活儿就全压到赵义贵的身上。
2012年，有一天，因第2天要去作报告，毕腊英外出理发了。“妈妈，你快回来吧，爸爸的手让机器给挤了。”突然接到女儿电话的毕腊英不顾理了半截的头发，赶紧跑回家。看到赵义贵的手被挤得血淋淋的，她赶快叫了辆车，把丈夫送往医院。就在上车的那一刻，赵义贵却说：“我一个人去吧，咱俩都走了，谁喂猪啊？”毕腊英气得直流泪：“人都顾不上了，哪还有功夫管猪？”
手术结束后，丈夫清醒了：“腊英，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明天还要作报告呢。”毕腊英说：“我走了谁照顾你呀！”“我伤的是手，腿脚又不碍事，自己照顾自己就行了！”丈夫一席话让毕腊英心中顿生酸楚：“结婚这么多年，我没给他买过一件好衣服，也没为他做过一顿好饭菜，一年365天，他没有休息过一天。就连大年初一，他都是扎着围裙，穿着水靴在猪圈里喂猪。”在她眼里，结婚30多年来，赵义贵一向如此。
毕腊英的两个女儿也很懂事。读书时，大女儿合不得买新衣服，在学校—直穿校服。前些年，为节省开支，毕腊英推着平车去公路上清扫运煤车抛洒下的煤渣，用做家中以及猪舍的取暖。当时，小女儿才十几岁，就和母亲在路上扫煤渣，帮母亲推平车，村里男孩们都不干这活儿，可她家的女孩就当男孩使。
如今，两个女儿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仍在帮助母亲捐资助学。
毕腊英事迹被搬上舞台
2014年10月12日晚，高平市人民剧团创作演出的上党梆子现代戏《深山腊梅》在省城星光剧场上演。这台以毕腊英捐资助学的生动事迹为原型的演出，感动了众多在场的观众。
多年的付出得到了认可，毕腊英先后获得全国扶贫贡献奖和“双学双比”女能手和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山西省劳动模范、“十大女杰”、“十大公益功臣”、献爱心大使等荣誉称号。1993年，毕腊英当选为省八届人大代表；2011年6月，被省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同年3月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农村科技致富女能手”荣誉称号；2012年5月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2013年3月，被省妇联“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组推选为“三晋最美家庭”；2015年2月，被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毕腊英还是晋城市唯一一名来自基层农村的十八大代表。“我能力不强，得加倍努力，养好我的猪，把捐资助学这个事做得更好。”她说。
毕腊英的收入并不高。让她欣慰的是，往年的收入只有两三万元钱，今年的收入有五六万元钱。她住的农家小院还是十几年前翻修的。略显空荡的客厅里，一套褪色的组合柜上，仍摆着那台早就过时了的老式电视机。
2016年12月13日，在北京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后，毕腊英回到家中已是晚上9点多钟。“这次到北京开会，我终生难忘，没想到习总书记在百忙之中，亲切接见了大家，还和我们一起照了相，握了手，”毕腊英激动地说，“全国有300户文明家庭受表彰，与最优秀的家庭代表相比，我总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我要更加努力，继续向社会传播美德和正能量。”
（摘自《山西晚报》201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