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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区域发展呈现出多边不平衡的情况，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沿海与内地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南北之间、省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区域发展间的差距不仅未能得到缓解，相反，国家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日趋明显，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一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众区域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其展开研究，在全方位把握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发展实际，不断调整优化发展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关键词：区域发展不平衡 区域史 经济学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拉大，致使出现了贫富差距两极化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战略角度来看，不平衡发展只是特定时期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的。因此，众学者在对产生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试图探寻改变当前不均衡现状的方法。
▲▲一、区域史视角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施坚雅市场理论
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史，有一位美国学者不得不提，他就是著名教授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作为中国经济史领域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施坚雅的贡献在于创造性地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根据施坚雅市场理论，区域系统中的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关于中国当代各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在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可以窥见历史根源：“明清时期形成的各大区体系至今存在，其持续性非常突出”。根据施坚雅教授的观点，每个区域系统内所形成的不平衡结构难以发生改变，现代化进程对其也不发生作用。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一理论显然存在一定缺陷，在上百年的发展建设中，施坚雅教授书中所提到的区域系统内部的“核心—边缘”结构不仅发生了变化，在某些地方，这种变化的幅度还较大。以建国以来江苏省的发展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开始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其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整个区域、城乡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亦是如此。可见施氏关于中国各大区域内部结构始终不变的说法存在商榷之处。另外，为了探寻有效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方法，需要一定理论上的启发，而施氏理论对此并未展开研究，因此，本研究所要做的理论探索也就不能单纯停留于施坚雅市场理论上。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
1.循环累积与“核心—边缘”结构
在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瑞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缪尔达尔和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对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形成的原因作出了分析。缪尔达尔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个因子归纳为六大要素，分别是产出与收入、生产和生活水平以及制度和政策，根据缪尔达尔的观点，积极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下，产生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因而在缪尔达尔的理论中，区域系统结构会随着自身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借助政府政策干预，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发展，以“填补累积性因果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差距”。在这一领域，赫希曼与缪尔达尔的观点基本一致。由其著作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在国际间或区域间的不平衡性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前提条件，经济进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强有力的因素必然使经济增长集中于起始点附近地域”，这里所提到的“强有力的因素”指初始增长点所具有的“集聚效应”，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能够将其最初的优势锁定，以吸引各种要素向该地区集聚，进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的帮助下，最终形成发达的核心区和不发达的边缘区。由此可见，与缪尔达尔相似，赫希曼也主张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来改变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2. 克鲁格曼理论
较之施坚雅、缪尔达尔与赫希曼，克鲁格曼的观点则有较大不同。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生于1953年，是美国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在其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理和贸易》一书中，重点对地理空间中人类经济活动的不平衡性进行了研究，与施坚雅的“核心—边缘”结构理论表述不同，他在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描述中提出了“中心和外围”这一概念，研究分析其论述，发现他所关注的地理空间“外围”更为广阔，“中心”也更加突出。施氏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时主要着眼于地理自然原因，克格鲁曼则更加关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位因素的变化，他认为初始条件由历史偶然性决定，而后期“中心”与“外围”的转化和变化则由各种区位因素来决定。显然，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讲，克鲁格曼的解释更为抽象和远离现实。而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观点更具现实可操作性。
3.布罗代尔的区域整体史
在认识区域发展中“中心—边缘”结构的关系上，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将“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对现当代经济发展的宏观把握具有显著的启发意义。根据他的观点，从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来分析区域的整体发展与变迁，并结合历史、文化、地理、民族、气候等多种要素从全局上来把握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力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探寻改变当前不均衡现状方法的过程中，布罗代尔的区域整体史观更具独特的借鉴价值，从整体和系统入手，着眼于各种因素，在对各个区域长时间观察、分析以及把握的基础上，找出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关键原因，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更为科学的、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和谐发展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施坚雅，叶光庭.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6
[2]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韩梅）
关键词：区域发展不平衡 区域史 经济学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拉大，致使出现了贫富差距两极化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战略角度来看，不平衡发展只是特定时期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的。因此，众学者在对产生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试图探寻改变当前不均衡现状的方法。
▲▲一、区域史视角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施坚雅市场理论
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史，有一位美国学者不得不提，他就是著名教授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作为中国经济史领域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施坚雅的贡献在于创造性地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根据施坚雅市场理论，区域系统中的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关于中国当代各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在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可以窥见历史根源：“明清时期形成的各大区体系至今存在，其持续性非常突出”。根据施坚雅教授的观点，每个区域系统内所形成的不平衡结构难以发生改变，现代化进程对其也不发生作用。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一理论显然存在一定缺陷，在上百年的发展建设中，施坚雅教授书中所提到的区域系统内部的“核心—边缘”结构不仅发生了变化，在某些地方，这种变化的幅度还较大。以建国以来江苏省的发展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开始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其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整个区域、城乡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亦是如此。可见施氏关于中国各大区域内部结构始终不变的说法存在商榷之处。另外，为了探寻有效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方法，需要一定理论上的启发，而施氏理论对此并未展开研究，因此，本研究所要做的理论探索也就不能单纯停留于施坚雅市场理论上。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
1.循环累积与“核心—边缘”结构
在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瑞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缪尔达尔和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对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形成的原因作出了分析。缪尔达尔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个因子归纳为六大要素，分别是产出与收入、生产和生活水平以及制度和政策，根据缪尔达尔的观点，积极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下，产生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因而在缪尔达尔的理论中，区域系统结构会随着自身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借助政府政策干预，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发展，以“填补累积性因果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差距”。在这一领域，赫希曼与缪尔达尔的观点基本一致。由其著作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在国际间或区域间的不平衡性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前提条件，经济进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强有力的因素必然使经济增长集中于起始点附近地域”，这里所提到的“强有力的因素”指初始增长点所具有的“集聚效应”，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能够将其最初的优势锁定，以吸引各种要素向该地区集聚，进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的帮助下，最终形成发达的核心区和不发达的边缘区。由此可见，与缪尔达尔相似，赫希曼也主张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来改变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2. 克鲁格曼理论
较之施坚雅、缪尔达尔与赫希曼，克鲁格曼的观点则有较大不同。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生于1953年，是美国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在其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理和贸易》一书中，重点对地理空间中人类经济活动的不平衡性进行了研究，与施坚雅的“核心—边缘”结构理论表述不同，他在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描述中提出了“中心和外围”这一概念，研究分析其论述，发现他所关注的地理空间“外围”更为广阔，“中心”也更加突出。施氏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时主要着眼于地理自然原因，克格鲁曼则更加关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位因素的变化，他认为初始条件由历史偶然性决定，而后期“中心”与“外围”的转化和变化则由各种区位因素来决定。显然，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讲，克鲁格曼的解释更为抽象和远离现实。而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观点更具现实可操作性。
3.布罗代尔的区域整体史
在认识区域发展中“中心—边缘”结构的关系上，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将“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对现当代经济发展的宏观把握具有显著的启发意义。根据他的观点，从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来分析区域的整体发展与变迁，并结合历史、文化、地理、民族、气候等多种要素从全局上来把握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力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探寻改变当前不均衡现状方法的过程中，布罗代尔的区域整体史观更具独特的借鉴价值，从整体和系统入手，着眼于各种因素，在对各个区域长时间观察、分析以及把握的基础上，找出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关键原因，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更为科学的、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和谐发展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施坚雅，叶光庭.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6
[2]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