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听妈妈说，爸爸刘伯承希望我长大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奋发上进的典故，给我这个次子取名“阿蒙”。
　　1972年年初，我所在的学校决定将我们系迁往四川。临行前，我和爸爸天南海北地谈了很多。
　　爸爸见我流露出不想学工想改学文的情绪，便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告诉他，在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看小说往往只注意情节，当爸爸让我具体分析这部作品时，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爸爸帮我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以及作品的不足，还特别结合“薇拉的梦”，给我讲作者如何通过细节表现自己的主题思想。
　　爸爸很喜欢俄国文学。在他眼睛好的时候，常以阅读俄文小说和剧本作为休息，许多名著中的章节还能背下来。爸爸讲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阿蒙，你要去四川学习了，我有些放心不下。怕你读书不求甚解，不去分析。你爱好太广，却又不专心于自己的学业，这是不对的。对待事物，要有一般的留心和特别的留心，分清主次，分别使用心力。而你不愿多想，读书连一般的留心都没有，这就更不对了。”
　　我听了批评，低头不语。
　　爸爸问我：“你在学校里学英文，知道英国人有这样一句话吗？‘Jack of all trades，but special of none’。你能不能把它翻译翻译？”我想了想，回答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各种商业的杰克，而没有特别的’。”
　　爸爸对我这种文理不通的翻译很不满意，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一无所长的万能先生’。”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学习外语，光记单词是不行的，要掌握人家的语言规律。”并比喻说，单词就像一个个铜钱，语言规律就是一根钱串子，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就拿不起那些散落的铜钱。
　　尔后，爸爸又给我讲了他学习外文的一些体会。他年轻时，在国内一直学习英文，35岁那年，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当时他连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硬是靠用功和细心地研究语法规律，把俄文学通了。
　　爸爸又问我在学校专业学习的成绩。我得意地告诉爸爸：“只有一门四分，其余全是五分。”
　　出乎我的意料，爸爸生气地说：“你总是不能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你要记住：‘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爸爸见我不说话，问：“是不是今天批评多啦？”
　　“不。”我轻轻地回答。
　　“嗯——”爸爸说，“那你给我查一个词吧：‘高标’。”
　　我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辞海》，查找“高标”二字。
　　爸爸说：“高标就是山上最高的峰，我记得《辞海》里引了李白的一句诗‘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1927年四川泸州起义失败之后，我们翻越秦岭出川找黨，道路很难走，正像李白写的‘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山中虎豹和豺狼很多，真是蜀道难。你现在去四川，路好走多了，但是，你还是应该看看秦岭高耸的山势。”
　　夜已深了，妈妈进来催爸爸去休息。
　　爸爸站起来要去卧室，又转过头对我说：“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去四川后，要常给我们写信，谈谈你的生活，学习。我老了，以后你独立生活的日子还很长。我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成长为一个能够克服困难的人。”
　　妈妈扶着爸爸要走出门的时候，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四川下雨多，我让你给孩子买的雨鞋，买了吗……”